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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格迪斯在 1949—1951年研究比达尤农村的说法，比达尤一词的意思只是“内陆人”，而比达尤人自己也会用这个词来形容沙捞越内陆的非马来人、非沿海土著人（格迪斯，1954：6）。在布鲁克和殖民统治时期，他们通常被称为“陆地达雅克”。然而，如今，他们的民族协会使用的官方术语是达雅克·比达尤或比达尤，简称为“比达尤”
。他们占沙捞越州人口的 8％，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不到 1％。大多数人居住在古晋、西莲、巴乌和隆都地区，这些地区与州府古晋很近。古晋自布鲁克统治（1841—1946）以来一直是沙捞越州的政治和行政中心。1991年，古晋的人口为 369 200人，其中约 42％是华人，约 34％是马来人，14％是比达尤人，7％是伊班人，1％是梅拉诺人，0.5％是其他土著群体，如卡扬人、凯尼亚人、凯拉比特人、伦·巴旺人
，还有 2％属于包括印度人和欧亚人群体在内的“其他”族群。
据说，比达尤人长期居住在婆罗洲岛，并在 1000多年前从加里曼丹岛移居到沙捞越（米诺斯，1994：6）。比达尤人没有书面语言，但根据他们来自的地区，他们总共讲四种不同的方言。在每一种方言中都有亚方言和方言的变体。
古晋地区的比达尤人说比阿塔方言，色里安地区的比达尤人说布尔卡—塞东方言，巴乌区的比达尤人说雅格伊方言，隆都区的比达尤人说萨拉卡—拉腊语方言。因此，大多数比达尤人强烈认同其原籍村庄的地理位置。
尽管古晋附近有大量的比达尤人，但在布鲁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明显地不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到 1947年，古晋只有 227名比达尤人，只占该市人口的 0.6％（洛卡德，1987：186）。19世纪末，他们主要是作为奴隶与马来贵族家庭联系在一起。他们要么是因为债务而被抵押，要么是因为在前布鲁克时代在马来人与比达尤人的冲突中被俘虏，这些比达尤奴隶可以买卖，他们的后代继承了这一地位。妇女充当家仆，而男子则在农场、船上和其主人的家庭中工作。许多人成了穆斯林，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直到 1886年，查尔斯·布鲁克才废除了奴隶制。
在世纪之交，许多比达尤人成了到古晋的季节性移民，在坡地稻耕作的农闲时期去当劳工赚取工资。古晋没有大量的比达尤人，这是因为布鲁克政府积极阻止他们迁移到古晋。布鲁克政府认为，比达尤人会被城市生活所腐化，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生活会过得更好。1902年当地报纸《公报》（The Gazette）上的一段话就透露了这种情绪：
那些住在首都和古晋附近，被带入半文明状态的达雅克人……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失去自己和祖先曾经拥有的骄傲，衣衫褴褛，通常都是脏兮兮的，举止粗鲁的。
（1902年公报，洛克德，1987：142）
1909年，当查尔斯·布鲁克发现一些达雅克
女孩被送到古晋的教会学校时，他立即命令把她们送回去（伦西曼，1960）。因此，比达尤人是最后一个利用古晋第一所教会学校的。到目前为止，沙捞越的华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而内地的土著居民是文盲最多的。布鲁克的统治随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占领而结束。战后，沙捞越被割让给英国，并于 1946年至 1963年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到 1963年，该州只有 11所中学，而且主要设在城市中心。农村小学师资缺乏，资源匮乏。农村和城市学校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后果影响至今，大多数的比达尤工人都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等级制度的较低阶层。这可以从我的大多数受访者将公共考试成绩不佳和贫困列为辍学原因的事实中得到证实。
还必须指出的是，比达尤妇女与其他移民群体，特别是在上游贸易中
最终取代马来人的华人商人，有着悠久的通婚历史。除了主要来自西婆罗洲的客家女性外，华人女性移民普遍短缺，因此许多华人男性娶了比达尤的妻子。如第一章所述，在本研究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1％）与非比达尤男性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