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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中，我已经讨论了定位和真实性的问题。但是，在文字上和分析上也存在阐释的问题。尽管马来语这一官方语言是受访者和我本人的第二语言，为了让故事更有地方特色，我留下了一些马来语的逐字引语。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意识到解释是一个充满社会价值观和选择性的社会过程，当决定在相互竞争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时，霍兰德和拉马扎诺格鲁在声明中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困境，他们说：
在任何解释过程中，都有许多因素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价值观，研究者的立场和主观性，访谈的社会事件，被访者在该场合的叙述方式，以及他们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因此，我们只能给予根据主体自己表述所做出的中介的描述。
（霍兰德和拉马扎诺格鲁，1994：145）
换句话说，不可能有真实的女性经历，其通过翻译已被描述得毫无瑕疵。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的过程必须具有透明度。另一个问题是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权力地位不平等。马尔尚指出：
由于访谈过程本身所涉及的动态性以及他的成果权，民族志作者仍将占据权威地位。例如，人类学家“选择主题”并通过提问引导访谈。这些问题是基于民族志作者认为重要的东西。民族志作者的最终权威在于他的作品影响力。
（马尚尔和帕帕特，1995：66）
然而，我认为，说研究人员都很强大就是否认研究参与者的任何介入。研究对象有权决定是否分享她的故事。她也有权力以一种她觉得舒服或根本不回答的方式回答研究者的问题。有个女人羞于告诉我她是单身母亲。另一个女人说不能和我说话，因为她没有事先征得她丈夫的同意。另一名参与者问道：“你为什么对穷人的故事感兴趣？”听了我的解释，她很高兴有机会被倾听到。换句话说，那些同意接受访问的人并不认为分享她们的生活特别有威胁。事实上，恰恰相反。许多女性愿意参与，是因为她们觉得，作为比达尤和个体服务人员，她们经常被人瞧不起，她们很高兴有机会提供自己这方面的说法，并且澄清事实。她们还有一个半信半疑的想法，那就是作为一名学者和中产阶级的一员，我将能够把她们的经历和世界观传播给更多的听众，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
夏尔玛曾经说过：做社会科学研究就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用火把照亮一样。当一个物体被照亮时，阴影会投射到其他物体上（夏尔玛，1986：45）。在这项研究中，将光线聚焦在女性身上时，她们生活中的男性却是无光的。我本想访问尽可能多女工的丈夫，但最终只有 5名参与者的丈夫同意接受访问。男性的合作比例非常低，因为男性比女性更能感受到性别、阶级和教育差距。许多男人一想到要接受访谈就感到不舒服。然而，每当他们出现在我与其妻子在一起的场合时，他们都忍不住要在访谈中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询问这些女性是否可以访问她们的丈夫，揭示了她们关系的某些方面，这在以前是不为人知的。当我问一位女士时，她显然很震惊，她咽了一口唾沫，直截了当地说：“不。”后来，她的两名同事告诉我，她被丈夫殴打过，他曾到工作场所威胁过她。因为我接触女性的丈夫们的机会有限，我无法核实女性对家庭中夫妻间权力动态的解释。其结果是，我无法确定丈夫对妻子工作与否的决定是否有很大影响力。此外，关于她们丈夫／父亲的收入、储蓄和支出的可靠数据很难获得，一些妇女不知道，只是猜测，而一些知道情况的妇女则不愿意透露这些资料。每月的家庭支出、每月的储蓄和给父母的汇款变动很大，这取决于妇女现有的财务保证，因为任何意外开支都会使她们谨慎的预算陷入混乱。大多数单身女性不需要考虑家庭开支，因此不知道细节。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实际数字只是近似值。
由于我没有在妇女出生的农村家庭进行任何实地工作，我无法确定妇女汇款对这些家庭的影响。对单身职业妇女的出生家庭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她们在人生历程的这个阶段汇款最高。因此，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种反向的依赖，即父母开始依赖工作女儿的汇款，而这种汇款是否给予后者更高的地位。
遇到的其他问题则更为平常。首先，在没有熟人介绍的情况下直接从妇女的雇主那里获得访问许可是很困难的。即使带着相关的证件说我是一名真正的研究人员，也没能为访问提供便利。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雇主急于留住他们的员工，并且不确定访问的结果。此外，他们对员工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经历说些什么感到不舒服。因此在开始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城市里转悠，与超市、加油站和当地酒店的老板／经理交谈，但都无济于事。通常会有一个初步的准许，但在会见潜在参与者的当天，雇主／经理就会改变主意。有一个案例，当地主管在经理不在吉隆坡的情况下表示同意访问，但当经理回来时，该主管却收回了这一说法。因此，大多数受访妇女在小型家庭式企业工作，这些企业构成古晋私人服务业的大部分。
此外，与一些参与者保持联系是困难的，因为她们的情况极不稳定，生活本身无法预测。一位单身女性在访谈后几个月就失业了，因为她一周都没有来上班，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她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她和一个已婚男人有关系，他们的关系遇到了困难。另一个换了工作，还有一个在她的第五个孩子出生后离开了劳务市场。一位在职母亲在被诊断出宫颈癌后不久去世了。
二级数据的收集也有问题。劳动力市场数据严重缺乏。没有关于妇女从事兼职工作比例的统计数据，大部分数据是在“销售和相关人员”及“服务人员”标题下汇总的，在这些标题下没有更好地划分不同类型的职业。此外，（马来西亚的）统计数据往往没有根据各州不同的族裔群体进行收集，它们通常被归类在“马来西亚土著”（Bumiputra）
的总目下，其中包括无数的土著人。此外，关于比尤达妇女
或城市里的她们的出版物都明显缺乏。我无论发现什么支离破碎的资料，都必须加以收集并煞费苦心地拼凑起来。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我还是在这个领域遇到了大量的善意与合作。访问这些女性让我非常感兴趣，但我的研究兴趣是开放的，这意味着我有时会对摆在我面前的大量数据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妇女在个人服务部门的就业没有显示出任何模式，妇女的观点往往是支离破碎和矛盾的。通过我自己在处理田野调查数据时的焦虑，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混乱的，充满冲突和困境，是矛盾和复杂的。我所面临的挑战是把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线索编织成对她们生活有意义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