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家做田野调查

在许多经典人类学研究中，选择田野考察地点是出于对研究特定的知识感兴趣。然而就我而言，这个田野点决定了我的研究课题。而且我没有离家去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进行实地考察。相反，当我离开古晋去澳大利亚读书写作时，我发生了错位。我回到“家”做田野调查，可以成为韦斯顿所说的“虚拟人类学家”（韦斯顿，1997：164），这是一个人类学家和非人类学家的混合体。韦斯顿用这个词来指代“因研究同类而被指责为不客观的本土人类学家”。然而，真正的“人类学家”与本土的“人类学家”，“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争论，可以被视为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在殖民时代，“他者”通过制度化的权力不平等得到了本质上的认可。在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和人口与信息的跨国流动日益加剧，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阿帕杜莱，1991；纳拉扬，1997）。不仅我错位了，我的研究参与者也如此。这些到古晋的农民工分散在城市各处，除了一些人工作地点相同之外，她们彼此没有联系。土著居民不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不再受时间的限制，不再受影响，不再同质化。事实上，我访问的一些女性都有姑姨和姐妹嫁给了来自西方国家的白人男性。同样，人类学家无论他们的口味（本土的、真实的、混合的）是什么，在文化上或种族上都不是“真实”的。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可以同时认同几个群体，我们为自己选择的身份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就是罗纳尔多所说的多重主体性（罗纳尔多，1989：168～195）。当我与女工的雇主交谈并寻求他们的合作以访问工人时，我是当地大学的一名从事研究的讲师。在与女工们交谈以便安排访谈时，我是一名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她们生活情况的澳大利亚学生。根据我自己的研究经验，“自我”和“他者”这两个类别被彻底地去除了（参见斯泰茜，1987；马尼，1990；阿布－卢格霍德，1990 0b）。我同意纳拉扬的观点，她指出：

由于身份的多元性，必然会有自我的某些方面将我们与我们研究的人联系起来，其他方面则强调我们的不同。无论我们是被当前的权力关系削弱了还是被赋予了权力，我们都必须为我们的个人地位如何不仅影响我们的田野调查中的互动，而且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承担责任。在这个体系中，知识不是先验的，而是定位的、协商的，是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贯穿了个人、专业和文化领域。

（纳拉扬，1997：34～37）

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面对我所研究的女性，我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作为同一城市的共同居民，我们对在古晋生活所涉及的个人服务和所有方面的工作都有共同的理解。此外，作为妻子和母亲，我也有一些女性的担忧。然而，我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我不仅是一名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西部马来西亚华人，而且在她们工作的地方，我经常是她们的顾客。这在安排访谈时尤其尴尬。甚至在研究开始之前，我就经常去女性工作的地方，因此很多人对我的访谈要求都充满了兴趣和好奇。在那之前，她们一直把我当作顾客，在我们这个生活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顾客一般对为他们服务的人不感兴趣。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家餐馆里准备确定与一名女服务员访谈时，她的一位穿着华丽的熟人走过来问我在做什么。不管我说了什么，穿了什么，我马上被认为是属于“分水岭”的另一方。当她离开后那位女服务员感到很不舒服，很快就拒绝了我。幸运的是在访谈中，当我用我个人生活中的故事作为回应时，这种距离经常会缩小。 N520uwCIPL1Q/p1lqrczt1B27T68ZO54jkhpz0JfJqTDwAGaOm9yDGmAeHZuAb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