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立场性和政治代表性

这种女权主义中的差异危机和政治代表性,在芝加哥作家莫拉加和安扎尔杜阿(1983)编辑的文集《这座桥名为我的背》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得到了反映。这本书包括来自“有色人种妇女”(即土著、非洲、拉丁美洲和亚裔美国人)的对话、诗歌、散文、信件、演讲和评论文章。作者的政治性问题是由这本书的参写者提出的。

撰稿人在写作时完全意识到自己曾经是殖民地居民、本土报告人、民族志关注的对象,并且他们思考了谁有权为谁写文化的问题。

(比哈尔,1995:7)

许多作家都很好地论述了政治代表性问题(拉泽雷格,1988;马尼,1990;斯皮瓦克和古内,1990;莫汉迪,1991 1b)。“我不打算在同一问题上再添油加醋了”,阿尔考夫说:

演讲仪式涉及演讲者和听众的位置,会影响到一项主张是否被视为一个真实、合理、令人信服的论点,还是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因此,如何被听到取决于谁说它,谁说它将影响它的陈述风格和语言,这反过来又影响它的感知意义(对特定的听者而言)。一些散漫风格的欧洲后结构主义者宣称所有的写作都是政治性的,在某种(强大的)环境下是重要的,而且很可能是正确的;而非裔美国作家发表了同样风格的主张,表示了他们的言论在同一环境的人眼中是不可忽视的。

(阿尔考夫,1991:13)

至于立场的困境,我觉得阿布-卢格霍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特别有启发性。她指出“……真理不仅是局部的,而且是有确定位置的”(阿布-卢格霍德,1991:142)。对于阿布-卢格霍德来说,这位研究其他女性的女性实地工作人员已开始具体说明真理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了。土著人类学家或“混杂者”(halfie) ,即她所称的跨越东西方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人,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处于更加令人不安的境地,因为人类学一直被建构为对另一种文化的研究。她补充道:

有鉴于此,在我看来,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民族志都是可以改变人类学范式的实践,它向我们表明,我们始终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始终与之有着明确的关系。女性主义民族志可以为女权主义者提供一种方法,以一种我们具有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理性感觉取代他们对女性经历的假设。

(阿布-卢格霍德,1990 b:27)

这种相互联系在她看来是女权主义民族志的关键所在。

罗纳尔多谈到在边疆做研究的时候也探索过这个种族记录者的局外人/局内人的定位。他解释说:

民族志家更关注的不是同质群体,而是同质群体内部和之间的区域。这样的文化边界地带的界限一直在移动,没有被冻结以供检查……迅速增加的全球相互联系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其界限和同质程度都不像过去看起来那样整齐。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 20世纪末的世界里,借此显示跨越渗透着不平等、权力和支配的民族和文化边界。

(罗纳尔多,1989:217)

根据阿布-卢格霍德对这个词的定义,我是一个混杂者(halfie)。因为我是在西方接受的高等教育而我的社会定位在东方。然而,在沙捞越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的研究所在地古晋),尽管我在沙捞越已生活和工作了近 20年,可我仍被视为一个局外人。这是因为我来自西马来西亚,因为州和联邦政治原因,西马来西亚人不仅被视为局外人,而且被该州的移民政策同样看待。另一个使我与我所研究的女性不同的方面是种族与阶级的交集。虽然马来西亚西部的华人在人口或权力上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族群,但在沙捞越,华人是仅次于伊班人的第二大族群。正如第一章前面所提到的,比达尤人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与华人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因为在古晋邻近,他们之间有某些共生关系(例如,将比达尤和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城乡贸易关系),另一些人则指出其关系之间的剥削性质。因此,沙捞越土著群体普遍认为,所有华人都是富有的“老板”(towkay) 。虽然我在商界没有家族关系,但我在大学教书的事实,只是强化了我的中产阶级身份,因此也强化了我的局外人地位。正如阿布-卢格霍德所指出的,“我们所谓的外部,甚至部分外部,始终是一个更大的政治历史综合体中的一个部位”(阿布-卢格霍德,1993:40)。

另一方面,斯泰西并不赞同阿布-卢格霍德的热情。她提出了为什么她认为女性主义民族志很难实现的两个原因。首先,她认为,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剥削性质,因为报告人的生活被投入民族志制造工坊 。其次,无论如何被报告人所修改和影响,研究结果也终究是研究者的产物。因此,她同意斯特拉斯恩对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之间“尴尬关系”的描述(斯特拉斯恩,1987)。女性主义研究者与她们所研究的女性结成联盟和认同的建议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女权主义者与自己文化中的男性的实际分离是虚幻的,因此女权主义学者天真地认为,她们可以通过所研究的女性的表现来实现与研究对象的平等。格鲁克斯曼同样持怀疑态度,认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核心矛盾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知识不平等。她认为,

任何程度的敏感性或互动性,例如在访谈情况下,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研究者的任务是产生知识,而被研究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兴趣且与他们的处境有关。没有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过程或在研究过程中改变各种形式的性别从属关系。同样,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必然如此:我们不会也不能在研究进程中克服妇女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

(格鲁克斯曼,1994:150~151)

然而,尽管女权主义和民族志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关系,斯泰西认为至少部分女性主义民族志是可以实现的。

有,也应该有女性主义的研究,那是严格的自我意识并因此击败种族观念的偏袒和它代表自我与他者的能力。此外,即使在我失去了对民族志的纯真形象之后,我仍然相信“部分”女性主义民族志的潜在效益似乎值得包含严肃的道德损失。

(斯泰西,1988:26)

贝尔在回顾女人类学家的工作和人类学家的“未经训练”的妻子们的著作时指出,在人类学中,女性长期讨论田野工作的性别性质。

民族志书写有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在其中,民族志作家思考她的处境,她的存在对与她一起工作的人的影响,以及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的问题本质,都是可以听到的。简而言之,有一种自反性的传统,其中女性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

(贝尔等,1993:4)

因此,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写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关于女性人类学家或未经训练的妻子的著作如何被忽略和轻视的问题也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和讨论(贝尔等人,1993;贝尔和戈登,1995;阿布-卢格霍德,1991)。一些创新的写作技巧,例如,故事、对话、访谈、小组对话,都被运用于研究课题。

除了说明我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于女性主义民族志外,我不会对这个讨论做更多的补充。我不仅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我同意斯泰西的观点,认为这是有潜在益处的。在我自己的作品中,女性对自己经历的描述是我分析的核心,她们的第一人称描述将出现在正文中。我说要尊重女性自己的话,并不是说读者直接听到了女性的声音,也不是说我是一个口技表演者。她们的叙述当然是通过我为媒介表现出来的。我使用引文逐字翻译录音磁带,但这些访谈已经过编辑、选择和插入适当的段落中。我还收录了一些马来语的逐字引语,马来语是访谈中使用的主要语言。然而,一些妇女混合使用马来语和英语。我在书里保留它们的意图是提醒读者注意发言者们的地理位置,并赋予民族志地方特色。

考虑到所有的故事都有其情境,很明显,我提出的问题涉及我自己的但不一定反映出那些被调查者的关注和兴趣。在写这本书时,我试图通过明确自己的立场来改善定位问题。除了写作风格的问题,我的研究也是民族志的,因为我不想从女性的经历中产生出一般泛化。正如阿布-卢格霍德(1993:7)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泛化”现象使研究人员产生了一种可能不存在的内部一致性。它消除了矛盾和歧义,创造了一个固定的和本质化的有界限的实体。另一个问题是社会距离问题。奥尔森和肖普斯(1991:198)认为,当我们把我们对象的故事置于一个高度理论化的话语中时,我们保持了一种社会距离,并使他们的生活具体化,在后结构主义的术语中,概括、构建并本质化对方。这种为了专业声望和特权而将研究产品商品化的做法是学术界的通病。

必须强调的是,这一过程植根于学术界的结构中;它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评估、任期和晋升制度演变的一部分。考虑到学术事业的竞争力,专业声誉往往需要我们放弃社会承诺,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理论上复杂的论点中,以招来大学的赞赏。这里的危险之一是我们都知道的:由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创造的专业身份,学者们自己与他们研究的世界疏远了。

(奥尔森和肖普斯,1991:199)

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问责制。跨文化者不仅要面对偏袒性的指责,还要对东西方的众多观众负责。他们研究的社区中受过教育的听众迫使跨文化者面对政治代表性和问责制(制度)。民族志家和研究对象在阶级、种族和族裔上的差异是另一个问题。阿布-卢格霍德简洁地说,“由于他们的自我分裂,女权主义者和跨文化人类学家在说‘支持’和‘反对’之间不安地游走”(阿布-卢格霍德,1991)。

对众多观众负责也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马来西亚境外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发表的研究论文与我作为沙捞越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所写的一篇论文大相径庭。在沙捞越的同事中有比达尤人,他们对我的工作持怀疑和矛盾的态度。“她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而且,“她会有什么偏见,作为一个西马来西亚华人来研究我们比达尤人?”我是一个没有安全网的走钢丝者。我唯一的理由是真诚地做女性主义研究。在这里,我对女性主义的定义不是从解放妇女这一宏大的政治事业出发,而是从理解妇女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生活这一温和的目标出发的。如果我们不完全放弃书写的努力,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中立的地方可以自由和明确地站立,在那里一个人的话不会对他人的经验产生确定的影响或调整,也没有办法截然地划分一个人的位置和所有其他人之间的界限”(阿尔考夫,1991:20)。正如阿尔考夫所补充的那样,即使是沉默也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因为它允许主流话语继续下去。 zxodsNSU1eRd3G9nlnWM9NXmSirFZXpGAA551A6W2LjU6xGfcDmGMlpPpwkWjhgD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