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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梅州足球运动十分发达，它在中国足球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称“北有大连，南有梅州”。从19世纪末足球运动传入梅州开始的100多年来，梅州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民国时期，梅州地区的各县（市）的民间足球运动十分发达，各县（市）都建有足球运动场所，足球成为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1956年，梅县获得国家体委授予“足球之乡”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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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梅县共有344支各类足球队，建有各类足球场馆45座。从1956年开始，梅县通过开办业余体育学校足球班，进行系统的训练，培养了足球人才。1960年，梅县成立专业足球队。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梅县的足球运动水平。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点名指出梅县是足球之乡，要邀请外国友人去梅县参观考察。随后，许多关于梅县是足球之乡的报道不断在各报刊上发表，如当时的《体育报》《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一时间“足球之乡”梅县的美誉享誉全国，扬名海外
。1963年，梅县跻身全国十大足球重点县，足球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梅县的足球运动受到强烈冲击，处于停滞发展状态。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梅县足球运动开始得到恢复。从1949年10月起至1987年，梅州地区组建的足球队参加全国各类足球比赛共113场次，获得冠军16次、亚军30次、季军9次，为国家以及各省（区、市）输送了大量的足球人才，涌现了杨菲荪、曾雪麟、池明华、黄德保等一大批著名的足球运动员。1979年3月梅州市成立足球协会，并组建梅县女子足球队。此后，足球运动成为梅州最为普及的体育运动项目，梅州足球运动重焕生机并得到长足的进步。1987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地区共有各类足球队1630队，运动员24万多人，占当时全地区总人口的20%。从1988年至2000年的十多年间，梅州组队参加各类足球比赛一百余次，共获得冠军56次、亚军22次、季军15次，梅州足球运动进入鼎盛时期，享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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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是瑞士、英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西方基督教会为在中国输入基督教文化而设立的。梅州位于广东东北部，枕山面海，近代以来与海外交流频繁，颇受“欧风美雨”之熏染。清代以来，大量传教士来到梅州，办学校、设医院，极大地推动了梅州地区的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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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中国已有130多年，根据文献记载和口述材料，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是梅州市五华县西南部的长布镇源坑村。源坑村位于五华县长布镇，是一个偏僻的客家小山村。据当地乡绅曾国儒回忆，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当地传教的巴色教会（巴色今译巴塞尔，总部设在瑞士巴色城）在源坑村开办中书馆，即今萃文中学的前身，后来在学校增设初中部。当时学校推行与当时中国私塾完全不同的西方教育模式，开设了体育课程，实行分科教学，有足球、篮球、体操等科目。而据《梅州市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西方传教士毕安延得志就曾在该校教授学生踢足球。根据作者的实地考察，现在萃文中学还留存了100年前修建的学校原址的照片，照片显示了当时的设计者为推广现代足球运动及其他体育项目的布局理念：校舍错落有致、式样各异，为了解决学生上体育课及锻炼所需，设计者在山坡上分区规划，建造不同的运动场地。篮球场、排球场建在山坡上的平地上，四周用竹篾编织成2米高的篱笆，以防止学生打球时把球弄了滚到山下；足球场则建造在山脚下的低洼山坳里。针对山坡陡峭的地形特点，从校园左侧起修建一条3米宽的标准环山跑道。据《乐育中学校刊》记载，1898年毕安延得志又在梅州市城区创办乐育小学及乐育中学，并大力推广现代足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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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直至民国初期，西方教会在梅州传教布道，开办了一批教会学校。传播西方文化教育代表性的学校有：五华县长布镇源坑村中书馆（后改为萃文初级中学），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始巴色会开设；务本中西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墨村、吴登等乡绅与巴色会传教士在梅城合办；梅县乐育中西学堂（1912年改名乐育中学至今），光绪三十年（1904年）德国传教士凌高超创办；梅县广益女子小学（1922年扩建为广益女子中学），1913年，由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女西色会、中国华南客属浸礼会及太原会等创办；1913年美国传教士甘棠荫，1924年乡绅黄墨村、廖道传等与美国传教士汲平如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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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等教学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积极开展各类现代体育运动，其中足球运动最为普及盛行。毋庸置疑，现代足球运动在梅州地区的起源与西方传教士在梅州开办西方教育模式的教会学校有着紧密的关系。
清末新政以来，由于清政府的学制改革，加上众多华侨、留学生的倡导和参与，梅州的新学教育得到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足球等现代体育运动在梅州各类学校中的普及推广。
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日益暴露出它的腐朽无能，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一些开明人士认为科举制度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他们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认为废除旧学、设立新学，是强国富民的重要路径，教育救国论日渐盛行。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这一思想日渐得到朝野各界的认同。于是，各类新式学校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清末，清政府为改革弊政，推行新政，史称“清末新政”。1901年清政府颁诏废除科举，改书院为新学堂，并改革旧学制，于1902、1903年推行新学制，即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05年清政府颁布诏令，在全国范围广设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并在教育行政机构上进行改革，每个县成立劝学所，县下分片设立学区，每一学区由一名劝学员负责学区内新式学堂的建设等行政事务，全力推行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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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梅州兴起。1905、1906两年梅州办有新式学堂42所，到1911年迅猛增至625所。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后，梅州的初等小学堂设立的体育课程主要是体操课，每周三节，教学内容主要是队列训练等。1912年，梅县中小学校体操课仍然是每周三节。从民国三年开始，内容上从原来的队列训练，增加了单双杠，并增设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棒球等大量球类项目和田径项目，极大地丰富了体育教学内容。1923年6月，中央教育部颁布新学制，高中四年改为初高中各为三年，中小学体操课改为体育课，每周两节，小学低年级的体育课改为“唱游课”，且规定为必修课，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
光绪年间，五华知县王景沂委派魏锦新、江爱其、魏灵圣等到日本和上海、广州学习新文化，委任吉逢孙为师范传习所（监督）校长，并开办体育练习班，为开展体育活动培训师资随着兴办新学的浪潮高涨，五华的华城、锡坑、横阪、安流等地办起了模范、端本、崇文、三江等高级小学，继而还开办了五华一中、二中、三中等中学堂，开设体育课，多以足球为体育的主要项目，足球活动逐渐兴起于1917年。梅县乐育中学校长万保全（瑞士人）组织了梅县附城四所中学进行足球比赛。此后，梅县、兴宁、五华等县每年都组织正规的足球比赛。可以说新学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梅州足球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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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民体育会的前身是强民足球队。1927年12月，由当时梅城一批喜爱足球运动的印刷图章的工人及店员张作晋、侯景超、林立起、杨运磷、郑希贤、古百泉、林钦荣、林杰起、古康三、杨友森、刘环伟等十余人成立了强民足球队。当时参加球队的都是梅城的社会各界人士，强民足球队无疑是一个民间体育组织。强民足球队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梅县足球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此后，随着足球队规模的不断壮大，到1934年秋，在足球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强民体育会，会员人数大增，有100多人，成员来源更为广泛，从原来的工商阶层，扩大为工、商、农、学、归国华侨等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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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民体育会下设球类（足球、篮球、排球）、文娱和秘书等组，首任会长温集祥。抗日战争初期，强民体育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多次举行义演、义赛、义卖。同时，在体育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以街道为单位的多支球队，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各类比赛活动，推动了足球运动在梅州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由强民体育会组成的球队在各项赛事中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先后于1935年、1937年蝉联广东省第13届、14届运动会足球冠军，并于1951年冬代表广东省获得中南六省两市足球选拔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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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强民体育会决定筹集经费，设立基金，发展社会体育事业，于1946年派会长温集祥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访问，同时温集祥写了一篇报道文章《战后的梅县概况》，该文先后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的报刊上发表，向侨胞介绍家乡的情况，向各侨领和热心人士提出倡议，为梅县侨乡的社会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成立基金筹募委员会。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刘宜应、刘家琪、李恩绅、徐育梅、李友三、刘羡华、刘桃元等华侨的大力支持，他们当即慷慨捐资一万元港币为强民会基金，使梅州的群众体育运动从民国时期开始就得到很好的发展。
1958年，由于成立梅县足球协会，协助体育管理部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强民体育会的许多骨干进入县体育部门或其他部门工作，强民体育会名存实无，未能组织开展实质性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叶剑英元帅的关心、推动以及上级各部门的支持下，筹备复办强民体育会。1980年2月召开的第4届会员大会，修改了章程，选举产生新的理事会。从1981年开始，每年一度的“强民杯”足球赛，成为粤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可以说强民体育会成立至今，为梅州足球运动从学校体育走向群众体育、社会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梅州近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和普及，赢得了“足球之乡”的美誉，得益于广大海外梅州籍华侨的大力支持。华侨从人、财、物等方面全方位的支持，在家乡推广足球运动，为梅州足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仅捐钱捐物支持兴办新式学校和足球运动的开展，还亲力亲为、言传身教，参与包括足球运动在内的各类体育运动。
梅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近代以来男子多赴海外谋生，特别是东南亚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成为梅州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域。而当时这些地区都是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在这些地区的大商埠和重要港口都有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的军队驻扎
。因此，欧洲的足球运动也就由欧洲军队带到了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谋生的华侨回国后便将足球运动带回梅州，从而推动梅州足球运动的发展。
许多接受西方教育理念的留学知识分子在新学中充当教员，成为推动新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当时梅县丙村三堡学堂就聚集了一大批开明人士，谢鲁倩、林修明、江柏坚、李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爱国华侨以国家命运、民族兴衰为己任，以开展体育运动为名，在家乡传播先进革命思想，图谋救国救家。
林修明，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一个经营锡矿的华侨家庭，祖籍蕉岭县新铺镇南山村。幼时林修明在家乡蕉岭生活，后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林修明目睹国家受辱，国人被讥，便立志救国图强。20岁赴日本体育学校留学留学期间，林修明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从1906年开始，林修明先后在家乡蕉岭镇平中学堂、梅县松口中学、梅县丙村三堡学堂、松口体育传习所等校担任体育教员，并结识了丘逢甲、谢良牧、谢逸桥、姚雨平等一大批爱国华侨，推广现代体育，传播革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创办于1907年的松口体育传习所，松口体育传习所是当时侨居马来西亚的松口籍爱国侨领、南洋巨富谢逸桥、谢良牧兄弟等设立的一所培养军事、体育人才的体育学校，时为广东省最早开办的体育学校。创办传习所的初衷是通过开办体育课程，让国人强身健体，培养革命人才，推翻帝制、振兴中华。传习所的课程除却学科、术科之外，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体育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田径、器械体操、球类三大类。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包括足球在内的现代体育运动在梅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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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华侨对梅县中学足球运动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当时足球运动在学校的推广，传教士的引入是基础，华侨的助推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民国二年（1913年）梅县东山中学成立后不久，就训练了一支相当有实力的足球队，能和当时实力雄厚的乐育中学足球队相抗衡。其主要原因就是该校英文教员、南洋归侨卢柏廷积极提倡、训练和亲身参加的结果。又如梅州中学足球队在民国六年（1917年）以前，并不出众，后来黎贯接任校长，极力提倡体育，尤其重视足球，先后聘请南洋归侨邓少梅、余克辉为教练，集中精力训练足球，不久，该校足球队便称雄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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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梅州足球运动的普及和开展，与亚洲球王李惠堂的个人影响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李惠堂，祖籍梅州五华锡坑镇老楼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于香港大坑村，李惠堂从小酷爱足球运动，17岁入选香港南华足球队，曾经参加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市的华侨足球队，并在该市举办的足球锦标赛中多次问鼎。1926年李惠堂受聘担任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兼足球教练，并参加上海乐华足球队，他带领球队在此后的一系列国际比赛中获得冠军。
李惠堂杰出的球技使得20世纪30年代“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成为大江南北到处流传的佳话。1941年香港沦陷，李惠堂拒绝为汪伪政府服务，便回到老家五华献技传艺，并组建五华足球队，带领球队参加当时粤东地区的各类足球比赛，屡获佳绩，他对于足球运动在梅州的推广、普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梅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成为“足球之乡”，与20世纪40年代李惠堂在梅州大力普及足球运动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李惠堂不仅是世界足坛上杰出的足球运动员，还是推动足球运动的优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一生先后担任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香港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主席，并获得英国足球总会颁发的教练文凭，还曾经担任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副会长以及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要职。更为重要的是，李惠堂还是著名的足球理论家，他一生著述颇多，对足球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如他在《足球技术》一书中的前言所说：“良好的纪律，坚强的意志与密切的合作，为任何足球队不可缺少的三项要素。否则，即使足球技术再好，也无法充分发挥，球队的成绩也不会理想。”李惠堂的这些关于足球运动的理论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梅州“足球之乡”的形成，是清末民初以来西方教会力量的客观影响，加之地处粤东山区的梅州，所处的“枕山面海”的地理位置而得“新学”风气之驱动，以及梅州海外华侨的主动作为共同合力所致。当然，其间亚洲球王李惠堂的足球思想与实践之魅力也至为关键。在21世纪大力推动中国足球运动发展之际，探讨反思梅州“足球之乡”形成的历史过程，对于提高中国足球运动水平、普及足球运动的开展，具有非凡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