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追赃，是一个常用法律用语。几乎所有刑事案件都离不开追赃，但同时我们至今仍未弄清追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司法实践中的追赃理论，宛如空中楼阁，虚无缥缈，难经推敲。在法学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界至今仍停留在对追赃概念喋喋不休讨论的阶段，尚无制度构建和技术性秉承，奢望凭借系统理论指导追赃实践也就无法实现。然而，财产权作为人权的重要权能之一，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主宰世界的根本前提，任何忽视财产权保护、意图不劳而获、滥用财产权的行为，皆是社会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基于犯罪之上的财产权保护与剥夺，便成为追赃理论首当其冲的研究课题。追赃就是对犯罪后有关财产权关系的剥夺与恢复的物权变动过程，这一过程亟待追赃法律及理论予以支撑。

传统理论认为，“赃”就是违法所得，这一理念深入人心，近乎无懈可击。但问题是，“赃”不是“脏”，机械地将其等同于“不净之物”，进而想当然地认为赃应限定于违法所得，其结果是人们不得不先放下物之“罪过”，来解决犯罪的后果（被侵害的财产关系）问题。犯罪的过程中，物和人一样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组成犯罪。对人而言，国家设定了“对人之诉”来认定其犯罪与刑罚，进而实现报应与特殊预防之目的；对犯罪之物而言，理应也可设立“对物之诉”来实现类似目的。盖因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仅对犯罪之物进行报应与特殊预防是不够的，还应对犯罪的后果进行否定，由此，犯罪之物与犯罪后果应一道被刑事法律评价，一并予以处置。这种对犯罪原因（犯罪之物）与犯罪后果（违法所得）的完全否定评价的需要，促使“对物之诉”衍生出了“对人之诉”所不具备的“涤除犯罪”的功能。进言之，“对物之诉”既包括对犯罪之物的报应与特殊预防，又包括“无人应从犯罪中获益”的实现与财产关系修复的复杂诉讼过程。这一过程，完整切合了《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也深刻说明了赃较之违法所得应具备更为广阔的外延。本书正是从“对物之诉”的基本目的与性质出发，另辟蹊径，诠释赃的本质，并由此展开了本书的讨论与释理。大体上来说，本书的撰写思路是从什么是赃、追赃的基本原理与体系、追赃的具体措施、赃的处置几个层次逐渐展开的，其中穿插了“对物之诉”“涤除犯罪论”“无人应从犯罪中获益”等原理的解析，分析了赃与涉案财物、赃与证据、追赃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辩证关系，引入了阶层犯罪论来认定追赃的条件，还提出了少许修法建议。

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即便倾尽所能，但因作者学识谫陋，本书定然存错谬舛误，不足颇多：在文章句式结构上，行文略显烦琐，部分论证还不够充分，案例的解析还欠详细，引用尤其是间接引用显得偏多；在实务问题上，如何区分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出于报应还是特殊预防的需要尚未予以说明，跨境追赃内容不够详尽，追赃的时效问题、双重获益应如何协调等也未在本书第一版中一并涵摄。但无论如何，本书创作已倾尽全力，虽力所不及，虑有不逮，但终归是心血所成，倾尽诚意。

“追赃学”一说最早是在本人攻读硕士期间由恩师吴丹教授提出，在深入基层一线办案三年后，基于实践，我产生了迫切的系统著书之想法，遂在返回机关工作后，于2018年9月着手撰写。然知易行难，自身文学素养积淀不足，加之俗事缠身，著书立说对我而言难如登天。《追赃学》之所以能问世，纯属信仰之作，坚毅之果。创作该书，甚是感慨，举鼎绝膑，付出太多，失去太多，也学到了很多，有兴奋有失落，有绝望也有期冀，失眠和懊丧曾一度令我精疲力竭、几欲放弃，庆幸的是，两载有余的笔耕不辍笃定坚守，终归喜极而泣付梓成书。

本书出版的价值在于其启发性和实践指引性，书中的修法建议和观点评论，无意冒犯和挑战当今律令、判例和学说本身，纯属舐皮论骨、短见陋观，但待贤达衡定。饮水思源，需致谢忱。本书的创作必须要感谢我的恩师吴丹教授，承蒙老师不弃，悉心指导和培养，才有追赃学的撰写灵感与挥笔成稿。感谢福建警察学院侯士田老师对本书的架构提出宝贵意见。感谢我的工作单位福州市公安局给予我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理论启发。感谢关心和支持我的亲友、领导、同事给予我知难而行的动力。感谢广大法学专家和学者，你们学养深厚、著述精湛的学术作品是本书汲取不尽的源泉。感谢云南大学出版社及其工作人员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给予我以“学”著书的机会。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妻子张晓薇女士和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包容，没有他们的付出与坚守，该书就不可能出版。

人到中年，几许艰辛，几多欢乐，虽无所成，心中无悔。本书纯属兴趣所致，性情所指，随心所作，是对本人法律研习所成的些许慰藉，亦是对已故母亲大人的诚挚缅怀，作为长子，未尽孝心，终身抱憾。

法律是一种信仰，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

卡多佐曾言：“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诚哉斯言，人生道路很长，研法之路漫漫，要坚信光明在前，不忘初心，笃定前行，无远弗届。

是为序。

吴云
2020年12月19日于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