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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是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国外不可能有同样的研究，但国外关于价值观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路易斯·拉思斯就在《价值与教学》（ Values and Teaching ）中提出了“价值澄清理论”，强调在价值多元冲突的环境之中，传统价值观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是因为价值观教育者的任务仅仅是为个体价值观的选择和确认提供一种情境或机会，而没有用分析和评价等价值澄清的方式帮助少年儿童自己选择适合自身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理论后来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20世纪80年代，柯申鲍姆提出了价值观实现、人格品质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等价值观教育的四种方法。21世纪初期，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Kohlberg）主要研究了文化与德育的关系，他非常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和团体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提出了道德教育的“认知—发展”模式，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文化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例如，爱德华·泰勒（2005）从民族学意义上对文化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2009）把文化认同比喻为“一种固若金汤的人工制品”
，并认为文化对社会认同有重要的作用。法国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2013）研究了文化对人的道德教育、品格形成的影响，认为伦理缺失的文化不仅会削弱人的自由和思想能力，阻碍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会使现代人过着浮躁、不完整的人生。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的成长与人的心智进化关系，认为文化影响人的基本特征和心智的进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2010）从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文化价值观对人类进步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人的存在的“物化”或“异化”问题，西方学者开始重视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对人的影响的研究。例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沿袭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审视了人的文化命运，现实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存在的文化环境，阐述了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作用，他们认为文化工业严重阻滞了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性的发扬，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统治、造成人的异化的力量，希望通过文化救赎改变社会普遍异化的现象，拯救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现世的不幸，分别为后人奉献了《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审美理论》《单向度的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著作。还有，伯明翰学派的霍格特、威廉姆斯、约翰·费斯克，以及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丹尼尔·贝尔等人，也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出发，把关注的视角切到人的普遍文化危机之中，深刻反思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表达了对人的生存状况和文化境遇的焦虑，留下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文化的用途》《文化与社会》《娱乐至死》《理解大众文化》《电视与日常生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
国外的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是直接关于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的研究，其理论意义也不能直接呈现于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环境研究之中，但它们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环境及其优化研究提供了批判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源。
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教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都对教育与文化问题进行过认真思考和研究。但是，直接研究低俗文化对青少年思想和价值观教育影响的成果并不多，通过对与本研究相关文献的大致梳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探究经典作家关于文化育人功能的思想和论述。学者们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研究的脉络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形成、发展与完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探究，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内在理论精神和精髓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探究文化在教育人民群众、促进人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胡海波（2010）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杨海波（2014）的《列宁文化理论研究》、徐建龙（2020）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当代意蕴》等。二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如陈秉公（2006）提出，文化对人格素质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培育什么样的人格和人格素质。沈壮海（2005）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离开一定的文化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将失去最主要的载体和支撑。陈义平（2008）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都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和内容，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汇于文化建设之中，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韦东雪、闵雪（2021）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既完善内在道德素质，又不断规范外在道德行为，实现其“以文育人”功能。张宏伟（2015）提出“蕴含感染、凝聚、制约、导向等特质的文化力”，能够“以无形的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以及文化环境中运行”
，苏振芳（2012）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自觉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价值，体现为一种文化信念、文化境界、精神支柱和内在力量。三是以具体的文化载体为研究对象，探究文化的育人功能。该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方面的专题，如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网络文化、革命文化、大众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等，通过探究具体文化内在的价值理念和人的思想文化现状，提出强化以具体文化育人和改进教育的策略，如田丰（2020）、石书臣（2019）、杨建义（2016）、何虎生（2016）、邓伯军（2012）、何静（2015）等。四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的本质、价值与功能问题，如李鹏程（2010）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自我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其价值是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确定。文化决定人的追求、信念和理想，从而它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五是关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文化认同、文化整合等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如方章东和侯惠勤（2009）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指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价值观，文化的传播就是价值观的传递，并认为实现文化整合对于培育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
王雪亚和薛晓阳（2018）认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一场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运动的产物，无论在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上，核心价值观教育都需要“文化魅力”的支撑，以“文化方式”解决当下面临的诸多困惑和问题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论课题。赵传珍（2014）认为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是与一定文化认同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脱离文化的关照，单一就教育而论，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丁恒星（2017）认为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时空上具有延续性，而且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方面也高度统一，红色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滋养。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关于低俗文化的定义、特征、危害及治理等的研究。例如，肖鹰（2013）认为，低俗文化的共同特征是四个“缺少”，即缺少人文的健康价值，缺少艺术的优美品质，缺少精神的坚毅和节操，缺少创造的生气。陈占彪（2015）把“低俗”看成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与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相抵触、相悖离的思想和行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具体体现在风化、物质、美感三个层面。对低俗的内容以非批判性的立场加以表现，不具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文化称为“低俗文化”。凌小萍、周艺（2015）认为，低俗文化主要是指淫秽视频、色情交易、金钱至上、血腥暴力、恶搞、炫富等趣味低级且庸俗，使人萎靡、颓废的内容。孙秋英、涂可国（2020）强调，低俗文化扭曲主导价值观、侵蚀合理的道德观、冲击主流文化、腐蚀人的精神、毒化社会风气和恶化媒体环境，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并从防止人的感性本能欲望过度膨胀，重建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权威，强化价值体系整合，树立崇高理想信念等方面提出了治理的措施。张九海（2015）提出，抵制低俗文化，除了运用政治、法律、经济、媒体、技术方式引导和规制，还需要大众树立核心价值理念以提高国民素质，具有健康合理的文化需求，养成科学的休闲方式，提高网络素养，养成良好的心态。张建民（2013）把低俗文化对我国主流文化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看成是导致社会是非观念弱化和道德水平下滑的原因，他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以抵御和控制。
（2）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网络文化、娱乐文化、传媒文化、大众文化等文化载体出现低俗化的现象、原因以及对策等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张泽一（2018）认为，网络环境滋生大量的低俗文化，它们消解与侵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必须警惕网络低俗文化的“奶头乐”陷阱，并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措施。徐俊和许燕（2016）从伦理学视角分析了网络低俗文化现象的成因、表现、特征以及改进策略。林建华等（2016）针对影视文化产品低俗化的问题，把提升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影视文化市场管理和创新影视文化产品看成是抵制低俗文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张筱荣和朱平（2015）认为，网络文化低俗化现象是当前中国网络文化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并从健全网络文化管理法律法规、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引导、提高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倡导网络行业协会自律、培育网络文化人才队伍以及建立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的网络文化综合评价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治理的措施。
（3）关于低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影响研究。如仰义方等（2020）提出，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粗鄙低俗的泛娱乐化信息，消解着人们的理性思维、辨识能力和精神状态，给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一定挑战，并从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抵制网络泛娱乐化现象的措施。朱大鹏和梁巧（2019）认为网络低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危害表现在诱发价值观危机、滋生虚无主义、扭曲劳动观、消解意志品质、污染育人环境等方面，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通过合作各司其职，共同应对网络低俗文化。董海霞（2016）认为低俗文化使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加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从引导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为青少年创建充满正能量的文化渠道，培养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建构能力等几方面入手。王国新（2015）认为在低俗文化的影响下，一系列不健康、不文明的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他们的浮躁风气更加盛行，将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难得到落实。刘敏岚和高玉娜（2012）针对娱乐文化低俗化的表现及其对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影响，从提高青少年的娱乐素养、平衡育人与娱人的关系、树立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意识及建立综合的娱乐文化监管平台等方面提出了去低俗化的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低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关问题都非常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资料参考。但低俗文化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这方面的论著目前还没有。可见，如何抵制低俗文化，通过文化引领增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学术研究仍然需要加强。已有成果的不足也是显然的，如关于低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原因分析，且还停留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缺乏深入的理性分析，而针对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出的措施也大多是宏观阐述，缺乏具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方法，即便是专门探讨低俗文化影响下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也不够系统和深入，大部分研究仅仅是针对低俗文化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解的主张，对其基本内涵、现实路径却缺乏相应的论证与探讨。应该说，在当前强调文化软实力和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我们的研究要想不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现象的一般描述和对低俗文化进行批判，不仅仅是为解决价值观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而做出的应对性策略上，而是希望通过对低俗文化这一问题的深入解析，把握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发展，挖掘文化的本质内涵和价值追求以及文化育人的意义，从而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