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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者。泰勒1856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日耳曼敦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出生于新英格兰古老的宗教家庭，是一位坚定的废奴活动宣传家与女权运动倡导者。泰勒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让泰勒继承家业，成为一名律师，父母将泰勒送入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ips Exeter Academy）学习，为进入哈佛大学深造法律专业做准备。在以优异成绩入学哈佛大学之后不久，泰勒决定退学，在费城的恩特普里斯水压工厂当起了模具工和机工学徒，泰勒作为工程师、发明家和“科学管理之父”的辉煌人生之路就此开启。尽管出身于上流社会家庭，但1878年泰勒还是以一名最基层的普通工人身份进入位于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工作。在米德维尔钢铁公司，泰勒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历经书记员、机工、班组长、机械车间工长、负责整个工厂维修和保养的总机械师等职务，最终成为工厂的总工程师。泰勒在米德维尔钢铁一共工作了12年（1878—1890），其间有两年半（1881—1883）的时间，他报名参加了新泽西州霍波肯市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一个在职自修课程，获得机械工程学位，以此弥补自身科学教育经历不足的缺憾。这一段工作经历，为泰勒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他日后系统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泰勒毕生致力科学管理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在 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 Principles ofScientific Management ）一书中得到呈现。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使关于管理的认知、观点与看法从“思想”的阶段进入了“理论”的阶段，管理学迎来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
在泰勒之前有许多的企业主、工程师和学者都对工厂管理问题进行过改革实践与经验总结，但为什么是泰勒而不是巴贝奇也不是麦卡伦被后世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呢？透过对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内容的了解，我们可以找寻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为目标，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管理的基础在于雇主与工人的互利关系
与当时对于劳资关系的一般看法不同，泰勒坚持认为：“科学管理的基础正是在于坚信雇主和雇员两者的真正利益是相同也是一致的；没有雇员的财富最大化，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就不具有持续性，反之亦然；在工人得到他最想要的——高工资的同时，雇主得到他最想要的——工厂劳动成本的降低，这是非常可能的。”
因此，泰勒认为在实际管理中，一方面，雇主不应该一味贪图降低成本，购买廉价的劳动力或是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应该向工作熟练、效率最高的“一流工人”（first-class workers）支付较高的报酬，引导他们在标准、高效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工人也应该努力改变自己的认识，放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多拿工资少干活的错误观念，积极投入工作，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经过劳资双方共同的认知与行为转变，以此来提高生产力，使雇主的单位劳动成本降低，工人收入得到提高，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泰勒认为，这就是“意志努力将以某种方式改变管理制度，让工人和管理层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
。
2.以工时研究为基础，确定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与绩效标准
工时研究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泰勒指出，由于之前在各个行业中普遍使用的经验法则缺乏科学的检验，工人在这些经验法指导下工作时浪费了大量的体力，效率低下，导致“磨洋工”。因此，需要以工时研究为基础，科学地确定最为高效的工作方法以及工人的最佳工作量标准，并使工人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通过这一环节，工人就能确切地知道管理者对他们最高产量的预期是多少，也能明确地知道如何工作以达到管理者所期望的产量，同时也使得管理者所确定的计件工资率更为准确，所采取的激励与惩罚措施也更为精准。在泰勒的方案中，他以工时研究所确定的标准为基础，制订一个不再是以猜测或者经验为根据而是基于理性研究之后得到的标准为依据的工资率，以此为根据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具体就是，对达到或超额达到生产绩效标准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率计件支付酬金。反之，对没有达到生产绩效标准的工人，则以较低的工资率计件支付酬金。这种以工人劳动成果（绩效）本身而不是以工作等级为基础的报酬支付方式，能更好体现工作的个别化差异，有效调动工人工作的积极性。
3.强化对工人的培训，尽可能让工人都成为“一等工人”
所谓的“一等工人”就是工作最娴熟，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人，也就是“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按照这样的节奏工作，而不伤害身体健康。在这样的节奏下工作能使人心情愉快，积极进取”
。在泰勒看来，除去那些体力上或智力上不适合从事工作的人之外，任何有工作能力且具工作意愿的人都能成为“一等工人”。他强调，“每种类型的工人都能在某种工作中做到一流，除非那些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却不愿意那样做”
。要使工人成为“一等工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对工人进行教育与培训，使他们知晓、习惯并能遵从科学工作的方法进行生产。“工人和管理者最重要的目标都应该是工厂中每一个个体的培训和能力的开发，这样他才能（以他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效率）胜任与他的本身能力相匹配的最高水平的工作。”
在泰勒看来，对工人开展教育与培训，是管理者重要的职责，“那些在管理中承担研发这门科学任务的人同时也应该指导和帮助在这个体系下工作的工人，对于结果，他们也应该承担比通常情况下更大的责任”
。
4.实施职能分工，以提高管理和生产的效率
泰勒继承了之前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分工有利于效率提高的观点。在自己的方案中，泰勒首先通过设置体现工作专门化的“职能工长”来分担管理者的工作，以此来节约用于寻找与培养全面且合格管理者的时间与经济投入，并且使管理更加专业化。通过这样的分工，管理者就仅仅是个监督员、是记录员、是巡检员，从事着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门性工作，“这就造就出了一个致力于监督、测量和观察的全新管理新品种。他们在企业层次结构中自成体系，也就是后来的中间管理层”
。为了进一步明确职能工长和高层管理者（总经理）之间的职责划分，明确相应责任归属，泰勒提出了“例外原则”（exception principle）的工作依据，也就是，工厂一般例行性事务由职能工长（中层及基层管理者）处理，高层管理者只负责处理事关全局的非例行性事务。除此之外，泰勒还明确了管理者和产生者之间的分工，他认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划分为工作任务计划和工作任务执行两种职能，科学管理之前的管理方式则是将这两项职能不加分别的统统让工人来承担，然而，工人无法认识与理解每一个工艺与操作动作背后所蕴藏的深奥原理，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的规则或者规律来确保获得最大的日产量。“这是因为在过去的管理哲学中，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工人，而新的科学管理的哲学则要求管理层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所以在科学管理之下，管理者需要承担工作任务的计划职能，也就是提前对与实施科学管理有关的所有事项做好调查、计算、组织与方案制订等基础性准备工作，而工人则需要承担起按方案如实执行的职责。
英国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 F.Urwick，1891—1983）指出：“历史学家在仔细分析各种资料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旨在增加工商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民主生活方式的贡献的工商管理科学在20世纪的出现，泰勒的成就高于任何一个人。”
泰勒对管理学发展的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管理活动的目标
泰勒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管理的“主题”或者说管理活动所应达到的目标。在泰勒之前，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工程师乃至于学者都对“管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持有模糊的认识，他们始终不恰当地将管理当作某种在工人激励、培训与约束或者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技术”来加以认识，只有到了泰勒才第一次明白准确地赋予了管理新目的——提高生产率，即使每个人都能够从事与他自然能力相匹配的最高等级的工作。“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的工作效率，而最高的效率是雇主和雇员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
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确保雇主的财富最大化，与此同时也要确保每一个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当每个工人和每台机器都达到最大产出的时候，才能达到财富的最大化……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力最大化的结果。”
泰勒把提高生产率视为管理的目的，为管理学确立了所谓的学科范式信念，使后来的学者能聚焦这一信念——以高效方式更大量地生产——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持续拓展学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如果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观点——一个有关某类知识的信念的确立，就意味着一个与这类知识有关的学科的产生——来看，虽然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分支众多，乃至孔茨将后期管理学多学派共同发展，相互影响的现象形容为“管理理论丛林”，但管理学的焦点从未离开过对效率的关注。“效率”成为凝聚管理不同学派的“学术共识”，而泰勒是明确这一共识的第一人。
2.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管理
泰勒第一次全面将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如何解决生产率提升这一问题中来，使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的对策更符合实际、更有成效。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使用特定的工具，经由观察、分析、综合、测定、对比等实验程序以获得关于某种事物的因果律或概率，以此对事物进行描述、解释与预测的过程。虽然在泰勒之前，巴贝奇就开展过用手表对工人生产大头针的操作动作和所用时间进行测量的实验。但是，巴贝奇所开展的试验，同泰勒后来所开展的生铁搬运实验、铲装作业实验和金属切削实验等三个著名的“工时研究”实验相比较而言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因为在泰勒自己看来，他开展的实验，“是细致地研究一定时间内应该完成的工作……（而不是）完成某项工作实际花费的时间。”
也就是说，泰勒试验的原创性在于，他进行实验的目的并不是去描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经由实验所得的数据对未来应该发生的事情做出分析，他的研究是分析性的，而巴贝奇的试验则属于描述性研究。泰勒分析性的研究由分析和建设两个相连续的环节构成。在分析环节，泰勒将每项工作尽量多地分解为简单的基本动作，通过对技术最娴熟的工人工作的观察，甄别出完成每个基本动作用时最少的方法，然后记录下工作的过程和时间（时间的记录要按一定比例适当增加，以抵消工人工作中由于适应与熟悉工作以及休息等不可避免的耽误与中断所消耗的时间）。在建设环节，根据分析环节所获得的数据，建立一个关于基本动作与用时要求的规范，作为标准提供给其他工人参照。除此之外，在建设环节，研究者还需要对如何改进工具、机器、材料、方法以及使所有与工作相关的因素最终实现标准化的问题进行思考。总之，泰勒在使用科学方法开展管理问题研究方面超越前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仅只是对工作各环节的用时进行记录汇总，而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对动作的选择与重新组合，为最有效率的工作制订出了可行的方案：“从管理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管理’这门科学。泰勒把分析的力量带到了职场。泰勒之前，没有人科学地分析过工作的本质。”
3.明确了管理者的职责
泰勒第一次明确了管理者的职责与功能，赋予了管理者全新的职业意义。泰勒认为，工人中普遍存在的怠工或“磨洋工”，即“在工作中蓄意放慢工作速度以避免完成全体的工作”
的行为是造成当时工厂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工人怠工行为发生的原因很多，泰勒根据怠工行为产生的原因将怠工分为“自然性怠工”和“体制性怠工”。他认为，要消除工人的怠工行为，确保每个工人都能实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以获得企业主和自身收益最大化，就需要对旧有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用科学管理方法逐步取代当时通行的“激励主动性”和依靠经验法则的管理方法。泰勒认为，科学管理方法的核心就是工人与管理者关系的重构，在新的关系结构中，管理者需要承担比过去更多的新任务以及新责任，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科学管理方法是工人的主动性和由管理者承担的新型工作的结合，这就使科学管理方法比之前的管理方法更加有效……这种工人和管理者之间亲近、密切的彼此合作是现代科学管理或任务管理的精髓和实质”
。就此，泰勒将科学管理中管理者的职责与任务明确规定为：
（1）针对工人中的每一个工序，都研发出一门科学。这种科学代替了之前的经验法则——为开展科学的工时研究以为每项工作制订体现最高生产效率的绩效标准。
（2）管理者科学地选择与训练工人，并为工人成长创造条件。这在过去是需要工人自行完成的事——工人自己选择自己的工作，并尽其所能把自己培训得更好——为工人找到适合的工作，并帮助他们成为劳动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作者。在这里，泰勒在此为现代人事管理奠定下了基本的原则：工人能力与工作要求相匹配。
（3）管理者衷心地与工人合作，以确保所有的工作都符合其研制的科学原理——对工作的工作进行现场的组织、指导与监督，确保工作高效执行；
（4）管理者和工人在工作以及责任分担方面要有一个大致的公平。现在，管理者负责所有他比工人更适合承担的工作。而在过去，几乎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给了工人——管理者要承担起制订工作任务计划的职责，而工人则是管理者所制订的计划的执行者。管理者制订的任务计划需要使胜任工作的工人可以“长时间保持这个工作速度工作，使他们得到好的发展，生活幸福，更加富有，而不是劳累过度”
。
在为解决工厂生产率低下问题寻找对策的过程中，泰勒明确了管理者的作用和职责，完成了对其管理者职能化理论的阐述，赋予了管理者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全新的地位与职责。
4.进行了管理理论构建的尝试
泰勒第一次展现了构建一门具有普适性管理学科的学术自觉，拓宽了管理学发展的学术空间。泰勒与他之前那些亦商亦学的管理研究者们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研究视野并非只限定在对工厂、铁路等组织的观察与研究中，也并非仅仅将管理视为某种技术、工艺或方法，他有着将把管理的研究打造成一门真正的且具有普适性理论的学术自觉。“科学管理本质上包括一些大的普遍原理，一种可以广泛运用于很多方面的基本哲学”。
泰勒在阐述撰写《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目的时明确指出：“证明最优的管理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依靠清晰界定的法则、规则和原理作为基础，并进一步表明，从我们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大公司的运作（后者更需要精细的合作），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人类活动……相同的原则可以应有于所有的社会行为中，而且都会有一样的效力，包括：对我们家庭的管理，对农场的管理，对商人经商行为的管理（不管规模大还是小），对教会的管理，对慈善机构的管理，对大学的管理，以及对政府机构的管理……笔者坚信，这些原则迟早会在文明世界普遍应用，它们越早得到应用，人们得到的好处就越多。”
正是秉持着这份坚定的学术自觉，泰勒借助科学试验的力量，在超越了前人的更为广阔的视野上为实现更有效率的管理活动奠定了普适性的哲学基础，提供了一般性的原理与方法，开辟了管理科学独立发展的广阔空间。正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开始，管理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科学的殿堂，在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中，持续为提升社会组织化活动的效率提供指导与帮助。“泰勒的哲学影响波及世界各地。亨利·法约尔的思想没有能找到大规模的受众，但科学管理却成为了第一套国际化的管理理论。”
泰勒是公认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者，但我们还应该记住以下与泰勒并肩共事，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与传播做出积极贡献的学者们的名字，他们是：“甘特图”的发明者，亨利·甘特（Henry L.Gantt，1861—1919）；“动作研究之父”弗兰克·吉尔布雷斯（Frank Gilbreth，1868—1924）和“管理学第一夫人”莉莲·吉尔布雷斯（Lillian Gilbreth，1878—1972）伉俪；“效率教父”，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1853—1931）；“科学管理”的命名者：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泰勒最正统的门徒：卡尔·巴思（Carl Barth，1860—1939），一个凭借数学天赋，协助泰勒完成著名金属切割实验并毕生致力于维护与宣传泰勒思想正统地位的忠诚学生；科学管理的拓荒者：莫里斯·库克（Morris Cook，1872—1960），他和甘特、巴思一起被视为泰勒的嫡传门生。当甘特和巴思两位同门还和师傅一起研究工厂内的科学管理问题时，库克已把效率真理和科学管理原理传播到了大学管理与市政管理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应用范围。正是这样一批与泰勒秉持同样理念的同事和朋友，在泰勒研究的基础上，不断继续和深化着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探索，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科学管理理论影响逐步波及世界。正如美国管理学家W·H.纽曼（Newman，W.H.）所认为的，科学管理学派的贡献不仅是他们创造和发展了众多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更重要的是，科学管理学派改变了人们对管理的看法：“我们不再依靠传统和个人的直观感觉，而是认为任何管理问题都应经受泰罗在他的车间内所采用的、类似的严格分析，创造性实验和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