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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教育，萌发于 19世纪末，经过 20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奠基，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奠基性的发展。大学的建置，系科的设立，教会大学、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几者相互补充、彼此竞争、各自发展的局面形成。如果不是战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和对中国人生活、生命的践踏，粗暴、野蛮地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健康、正常的发展，那么可以想见，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会毫无悬念地发展得更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受民国遗产，发展人民事业，让高等教育更加切合在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下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求。于是，出现了 20世纪 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和新组建的大学，体现出特殊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从“综合性常规办学”转向“专科化急需突破”，以现实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发展学科专业的特点。再往后，到 20世纪 70年代末的恢复，一度打散、撤销、归并的建制，展开学科、专业重建，进入一个高等教育疾速重启、以配合“百废待举，百事待兴”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展到 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追求“综合实力”和“规模效应”的合并风潮，直到 90年代末基本具备国民高等教育办学体系和规模时，“学科质量”的意识才真正进入少数办学者的头脑。这个时期的办学发展建设，一方面继续普及高等教育，稳步发展规模，走向大众化办学的常规常态；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学科，注重内部建构与质量提升，有了“重点学科”的意识。到 21世纪最初 5年，全面开始本科教育水平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标志着高等教育全面建设时代的到来，建设内容是基础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实际上，1995年出现的“211建设计划”（21世纪 100所“与世界接轨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和 1998年 5月提出的“985计划”（“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建设计划）的遴选评定，更是选菁拔萃、突出重点的“优势发展”建设，提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口号。再后来是“2011计划”“协同创新模式”“国家急需和特殊专业”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建设设想，一直到近年的“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实际上，一路行来，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无论着眼于规模与效益的平衡感，还是“办学水平”“特色优势”的质量观，或是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探讨，抑或是积极主动加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倡与号召，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贯指向，都是以学科建设、专业发展高度吻合国家发展大计、强力支撑民族复兴梦想、突出人才培养对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的啮合度为努力方向与质量衡量指标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基本发展格局确定后，为了发展艺术教育，尤其是为了发展少数民族艺术教育、稳定和繁荣祖国边疆的国家需要，云南艺术学院应运而生。学院于 1958年获批准成立，紧张筹备后于 1959年挂牌招生。20世纪 90年代，云南艺术学院开始加速发展，时任党委书记的纳世华同志提出“打基础，长才干，出特色，上水平”的建设发展思路，朴实而精准，使学院的办学发展和人才培养，都有了基准点。1998年，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后来变为戏剧与影视学）、音乐学，2001年美术学陆续获得了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点的设点审批并相继建成通过验收。2003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首先在戏剧影视学、音乐学、美术学，然后在设计艺术学、舞蹈艺术学、艺术学理论、民族学陆续铺开、深入发展，艺术学科和专业的学术硕士点和专业硕士点，全面繁荣起来。
云南艺术学院的戏剧与影视学在 1960年以来的本科办学当中，不断教学积累，不断经验总结，在 20世纪 90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 2004年全国本科教育水平评估以降，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在全国艺术院校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中享有广泛的声誉。在教育部 2016年第四轮官方的学科评估中，云南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毫无愧色也毫无悬念地站在了强手林立的全国B级梯队里，在前 30％的梯队中。2019年，云南艺术学院的戏剧与影视专业获得“全国一流专业”建设点，为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注入了更大的动力。
更大的动力，更高的要求，意味着建设者应该对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有更大的付出。这就要求我们对办学政策、办学环境、办学追求与学科发展、专业建设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更有力的掌控。从理论上描述它们，从关系上厘清它们，是办学者的理性立足点，也是建设者的智慧所在，我想，作为云南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文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负责人，这就是自己下功夫、花心血将自己近 30年在云南艺术学院始终作为一个教学者、管理者、组织者、建设推动者的思考、研究、实践检验所得化为学术著作出版的初衷。这样的总结，既能指导自己的“国家一流专业”建设任务，又可以向业界同行分享自己学校建设的经验，为国家教育发展贡献些许经验、点滴智慧、有用的观点。出版本书，能于此有些许作用，我就大喜过望了。
中国当下的“一流大学”建设，一般称为“双一流大学”建设，36＋6，一共42所，这分为A、B类的 42所高校，既有一流大学，也有一流学科。2022年春节刚过，新公布的 147所高校榜上有名的“国家一流学科”中，其中，基础学科 59个，工程类学科 180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92个。较之首批公布名单里的 140所大学，新增 7所大学的 8个“国家一流学科”，在第一轮公布的入选的 15所大学的16个“国家一流学科”，有 14个被警示，有 2个被撤销。我在这里不是想去说明教育部“严守质量关”的霹雳手段，而是想强调：这种新情况所说明的政策含义是，在重点建设的“一流高校”之外，教育部又突出了学科建设的关注点，鼓励“42所一流大学”外的办学单位“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优势发展”，而不去鼓励那种“一窝蜂地”贪大求全，不去鼓励历史上形成的那种“三六九等”的“学校身份”下的理所当然。这样，早些年“摊煎饼”，“扩规模”，“拼学科综合实力”的躁动就会得到有效遏制，就能避免办学的同质化倾向。利好之处在于：给高等教育的办学提供了办学单位“各显其能”“各显其优”“各显神通”的特色发展的生存空间与“出头”的可能。在同样的思路下，2019年，国家计划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建设 1万个国家级一流专业、1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的计划（“双万计划”）实施，直接催生了 2019年第一轮“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单位的公布：在全国 1095所高校申报的 9483个本科专业里（9所 985高校未参加申报），遴选了 4054个一流专业“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2021年第二批，2022年第三批即将完成“双万计划”的遴选、评审。其中，集中的是“国家一流大学”承建单位、“国家一流学科”承建单位和“国家一流专业”承建单位构成的三种层级的大学单位。“国家一流大学”一般能够具有三种层级的建设任务，“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的大学一般能够具有“国家级一流学科”和“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任务；而既非“国家级一流大学”也无“国家级一流学科”的高校，就只能在“国家级一流专业”和“省级一流专业”的空间里发展了。在“国家级一流”学科和专业的申报、评审中，分出了“中央赛道”和“地方赛道”。表面看起来“体恤地方”，实际上，地方院校，无“985大学”“211大学”建设发展前史的高校，其实存在着成长的“天花板”。教育部的态度是，在这些建设单位的申报、遴选和评审中，淡化身份历史，鼓励特色优势，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出于“马太效应”，还是由于“地缘级差”，地方院校，非综合大学如艺术院校，在一轮一轮的竞争中，比拼中，遴选中，其实都并未因为特色、特点、优势而“出头”，并未因对国家和省区的倾力贡献而得到客观评价获得“胜出”。反而，无可奈何地尚未入场就“出局”了，“入场券”都没有。在“36＋6”的 42所“国家级一流大学”名单公示之时，没有一所专门艺术院校榜上有名。尽管中国的好几所专门艺术院校办学国际化程度很高，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在评估中却远不如那些在真正专业领域里实际上人才培养岌岌无名，贡献力、影响力都乏善可陈的综合大学的相关学科。这样的评估，如果具有建设的现实推动力与发展的实践指导性，就显得有点儿事与愿违了。
所以当时我就发表看法，认为艺术院校在学科发展、专业建设上，似乎有着成长的“天花板”。现象是：首先，它们成不了“一流大学”；其次，它们很难有“一流学科”，尽管它们实际上已经在世界一流艺术院校中出类拔萃，但是在国内大学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中，它们只能铩羽而归；再次，它们只好顾影自怜，踽踽独行，在一般赛道上，“综合实力”不如人，只能于“特色优势”的“另册”中孤芳自赏一番。尽管，事情正在其变化，我注意到，第二轮国家级一流学科评估中有了点变化，教育部一再强调，不论身份，不讲层级，不划分三六九等，但实际情况是：大格局、大盘子已经确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趋势将基本不变，一如既往。
除非，真正地分类指导，分领域评估，与世界同类办学高校相比，才能真正令人信服地找准“世界一流”的“对标”与“对本”的比较性尺度。否则，建设发展的努力中，口号上热闹，骨子里依旧，其实最终还是一种思维定式、固有成见、评价体系旧轨道上的惯性滑行。
事实上，教育部出台的文件，形成了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专业建设的政策环境，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对于高等教育办学中的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的外部条件来说，就相当重要。因此，在本书当中，首当其冲需要讲清楚看明白的，就是这个问题的内容。尤其重要的是，在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普遍调研和一般性指导时，很少照顾到特殊性、地方性、办学个性、发展个别性的情况下，办学者的自我意识、办学定力就十分重要。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坚持不了这一点，“跟头把式”地跟随着政策调整变来变去，很可能到头来导致自我意识全部丧失，在跟风顺势当中完全丧失的是主体意识的主动选择和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理论上，我们强调被历史事实、生活逻辑和实践经验证明了验证过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理性，在办学实践中，办学者却常常陷入迷惘和盲从、盲动，这恐怕是值得省思的首要问题。
坚持办学个性与特色优势的追求，自信心从哪里来？不是凭空产生的盲目自信，而是从对学科、专业的了解，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谙熟，对社会生活发展需要的把握，对学科专业发展的未来去向与可能空间的预测等实际内容中来，这样才会立于不败，才会在风向多变、航标如簇的境况下选择契合学科规律和专业特点，有利于专门人才培养、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本书第二章重点在于厘清学科、专业存在的内部结构、发展的内在要求。第三章探讨的是学科发展、专业建设的动态趋势，预测其未来。第四章聚焦戏剧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历史进步与尚未解决的理论偏差、实践痼疾。第五章环视国际环境、国际视野。对于艺术办学的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来说，国际视野可能是业界建设和发展更大范围、更多色彩、无限可能的参照。实际上，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发展，对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具有很大的后设性影响。历史上存留下来的那些基本特征和基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影响未来的发展。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许多问题，在理论上的认知和实践上的把握，都还远未彻底解决。第六章对地缘文化与戏剧影视学科、专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做了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总起来说，认识学科和专业，是牢牢把握学科专业的自身特点、自身规律，在建设、发展时，顺应这些特点，吻合这些规律，我们的一切努力，才能避免南辕北辙、种豆得瓜的尴尬；认知科学、专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一种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度。既不守旧，也不冒进；既不“黄历”万能，食古不化；也不拾人牙慧，食“洋”不化。在学科发展、专业建设过程中保持中正持平、冷静客观的态度，在浮躁中有定力，在进取中有活力；在办学当中引入地缘文化资源，实际上是尊重人才培养规律、学科发展、专业建设规律的“共性规定动作”之外的“个性内容”，是有出息的高校突出办学个性的“自选动作”。在我看来，大学教育给予教师、学生的文化影响当中，这一办学内容所起的作用是最具特色、最有亮点的部分。每一所学校赖以发展历史禀赋、社会资源、地域色彩都会成为其办学个性的实际内容，成为教师队伍、学生群体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印记，这是纯粹的学科、专业教育所不能给予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它会成为这个群体走向社会时持续的发展力和鲜明的竞争力。所以，地缘文化在高校办学的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中，是体现特色优势最应该下力去精耕细作的部分。在云南艺术学院办学发展中，我一贯强调课程结构体现出来的办学思路，“基点”课程囊括学科、专业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热点”课程承载学科、专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新交叉出现的新知识新技能的前沿内容，往往是关注的焦点，热议的学术话题；“特点”，就是历史禀赋、地缘文化和办学个性中形成的特色课程和特色教育模式了，把这种特色做细、做深、做精、做透、做优，就成为学校的、当然首先是学科和专业的优势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只能在这些领域里出现。
除此而外，本书的大框架构思，还涉及一些重要问题，如高等艺术教育界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与突出的暧昧感的一些问题，如“艺术与学术”的问题，“艺与道”的问题，艺术教育中“感性的技能技巧与理性的概念观念”之间何为者第一性、相互关系怎样的问题，等等，这些都突出地投射在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上，戏剧影视学学科、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自然也毫无例外地会面对这些理论、实践问题。戏剧与影视学的一流学科的发展、一流专业的建设如果流于讲座、作品欣赏一类的中文系教学或者大学审美教育课程，是否可以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合格的专门艺术人才？新文科背景下强调“交叉”“综合”，是否可以“代换”或者“冲抵”培养专门人才中为使能力“固定”“成型”所必须经历的如戏曲人才“手眼身法步”的魔鬼训练？表演、绘画、设计、音乐、舞蹈、影视各自的技能技巧规范等是否可以淡化和冷处理？基于艺术人才培养为主要目的的艺术学科、艺术专业发展，实际上此理相同。那么，新文科背景下“理论综合素养”很高的艺术人才，眼高了，“手”就水涨船高地“高”上去了吗？这手眼之间如何协调？学科发展、专业建设最终落实到师资队伍、课程结构、课程建设、课源组织、实践环节、质量监控上的时候，可能这些具体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和解决，正是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冷静思考、毫不含糊地面对的学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