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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门户，别具开放气象；洋场胃口，偏能吞吐东西。处在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里和微妙文化位置上，天津实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镇，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文化盛事，就于天津发轫。以话剧文化的诞生来说，它与天津关系极大。但是，有意无意地，研究者的目光总是流连于别处风光，总是疏淡这种意义重大的史实，实在不该。无须去摆谈历史，眼光只需要掠过一种文化现象，就能直觉地把握到某种本质性的内容。
被看作是中国早期话剧草创时期重要人物的李叔同，就是天津人。春柳社1906年底成立于日本东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话剧的一个重要节点，为人所共知。
被看作中国话剧成熟标志、以其杰出的话剧创作流芳海内外、作品久演不衰、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曹禺，是天津人。
被看作是给话剧这种舶来品艺术注入了中国魂魄的“北京人艺表导演学派”的领军人物焦菊隐，是天津人。
作为戏剧观拓展的“始作俑者”黄佐临，也在天津戏剧家的阵容里。他活跃在中国现代话剧，尤其是当代话剧的理论建构、观念拓展与舞台实践里。没有他的存在，中国戏剧理论与舞台实践将会失去很重要的风景。
被看作中国当代“大导”、以其充满活力的演出创造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舞台观念的导演艺术家林兆华，是天津人。
话剧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现代急于学习借鉴西方强国之道的内在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天津的地理位置和商埠文化，提供了这种便利。这是天津在中国近代、现代社会发展、文化变迁中角色的“本相”。
这“本相”中，愈来愈被研究者重视的，是中国戏剧新文化创造的二次浪潮中天津的校园演剧呈现的重要意义。中国第一次戏剧新文化创造的浪潮是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产生了改良戏剧，终结于“文明戏”；第二次戏剧新文化创造的浪潮，是直接向西方学习话剧的尝试和努力，摹本是世界小剧场运动。南开新剧团的校园演剧，就包括在这种戏剧新文化创造的浪潮中。
得风气之先，1910年赴美国留学的张彭春浸染在美国波澜壮阔的小剧场运动文化中。广泛的社会性戏剧活动中，以学校演剧为盛，张彭春醉心于校园戏剧活动并把这种热情和兴致带回了中国。南开大学领导了中国北方最早、后来也最持久的学校演剧团体。
他们编演的是西式话剧，学习的也是西方话剧。
曹禺、周恩来、孙浩然、石挥……一大批戏剧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周恩来是革命家、政治家，但是众所周知，他早年在南开大学培养起来的戏剧观念与审美取向，影响了他终身的戏剧见解，并影响到了中国话剧发展的很多关键时刻……
这些是应该在中国话剧史的书写当中补充进去的。这是中国话剧的“本相”，应该还原。
还应该迅速补充进去的，就是中国话剧研究大家田本相。因为有他的加入，中国话剧研究的格局有了变化，因为他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者，他从作家作品着眼、从社会思潮史着眼、从文化比较着眼、从院团生存与发展的特点着眼、从理论建设与观念论辩入手、从中国话剧文化的展开空间入手、从话剧的剧场艺术入手……纵向梳理、横向比较，点上深入、面上展开，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史研究的“本相”，也是中国话剧史学研究走出了“文学史”“运动史”单一思考与局限之后呈现出的“本相”。
于是，我们拜读到与他相关的《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中国话剧百年史述》《中国戏剧论辩》《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中国新时期戏剧述论》《小剧场戏剧论集》……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一大群硕士、博士的论著。正是这些，让中国话剧历史、理论、作家作品活色生香，气象生动。
曹禺是一位影响巨大的剧作家。但是，在研究者的评价定位里，他并非最重要的剧作家。实际上，在舞台检验与岁月淘洗中，许许多多红极一时的剧目尘封土掩，许许多多盛极一时的事件烟消云散，但是，曹禺先生的剧作愈来愈被研究界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出发信号，是田本相先生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曹禺剧作论》。紧跟着，《曹禺传》《曹禺评传》《曹禺年谱》《苦闷的灵魂——曹禺采访录》……田先生的曹禺研究、资料的查找迅速推进，亲历的采访全面深入。于是，资料的完备，采访的深入，向读者还原了剧作家、诗人、文化官员的曹禺的“本相”。
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关于曹禺先生的研究，被引用最广泛的，就是田先生的书籍。翻开曹禺的研究文章和相关出版著述，几乎很难发现不引用田先生研究成果的，田先生的研究成为曹禺研究的重要基础与判断参照，因为他的研究逼近了曹禺先生的“生命本相”，他的研究，既客观细腻地抚摸了曹禺的创作辉煌，又体察入微地触碰着曹禺的人生苦闷。难怪人们说田本相先生是“曹禺研究专家”，原因是田先生是曹禺研究中真正全面还原“本相”的一块丰碑。在今天，专家犬儒化、喜剧化、恶俗化，但是，真正的专家名头，田先生担得起。
院团研究是田本相先生开创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田本相先生调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执掌话剧研究所，就让话剧研究所从一个鲜活的戏剧文化“幕后”的学术研究机构走到了戏剧生存与发展的“前台”，这体现在田本相先生独具慧眼的“院团研究”的策划组织当中。
1985年以降，沈阳话剧团锐意探索戏剧召回观众、演出生存发展之路，在演出上先声夺人地崛起。1988年，《搭错车》《走出死谷》《喧闹的夏天》三个剧目同时在北京上演，引起了戏剧界的惊呼，叫作“《搭错车》现象”。到1989年前，陆续还有《海上那一片烛光》《山野里的游戏》《大潮中的漩涡》《榆树下的恋情》《长椅》的演出，这一系列剧目也因演出的不同样式、异样风格引起观众热烈回应和社会强烈反响。田本相先生领导的话剧研究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戏剧文化动向，发起组织了“沈阳话剧团探索之路学术研讨会”。田先生说，有三个剧团（院）曾经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话剧团，三是沈阳话剧团……研究剧团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的研究整体的判断：“在新时期的戏剧理论视野中，倾注精力最多的是对一些热门专题的讨论，如社会问题剧的讨论、戏剧危机问题、戏剧观的争论以及探索剧等等，此外就是经常性的剧目评论以及对个别剧作家、导表演艺术家的评介。这些评论探讨自然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我们觉得对院团的评论和研究是有所忽略的，可以说是话剧评论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研究一个力图挽回观众并且也的确很有成效、风生水起的院团，解剖典型去思考中国话剧的生存发展道路，是多么的独具慧眼！
接下来，又有了1992年召开于北京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探索的足迹》（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红火的山庄戏剧——承德话剧团的艺术道路》（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版）。
北京人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延展成果《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对于院团生存与发展现状的研究，实际上解剖的是中国艺术生产的“本相”，是对戏剧生存与发展状况最切实的关注。这实际上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学术眼光，是一种接草根地气的研究角度。
田本相先生的另一个创举（也是壮举），就是积极促成并勉力开创了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华文戏剧节”的文化盛事。1996年，笔者写下《华人戏剧风景的初次拼接》，记录了对那一次“四地弦歌”的见证。今天，许多人可能已经淡忘了，或者根本不知情。但是，对民族有责任感，对文化有亲和力的人都应该记得，是田先生“跑断腿，磨破嘴”去找企业拉赞助，获得经济支撑才办了第一次“华文戏剧节”。接下来，每一届他都亲力亲为，参与策划，共襄盛举。一晃，光阴过去了18年，尽管田先生作为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的会长已经将接力棒交给了学生一辈，他开创的戏剧文化盛事依然健康运行，犹如花信，在春天如约绽放。于是，我国的戏剧研究者、戏剧理论家、戏剧艺术家的交流，带来了戏剧文化的迅速认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近现代中华戏剧史，写入台湾部分、香港部分和澳门部分已经水到渠成。因为交流中产生了文化上的认同、研究群体上的互证、艺术上的汇流，这就让中华戏剧圈酿成了气候，云蒸霞蔚地成了磅礴的气象。
事实上，这种版图拼接，起源于研究主体内部力量的整合。田本相先生和老一辈话剧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络大学的学者专家，成立了“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将遍布全国的、在大学任教的戏剧教师，话剧理论与历史领域的研究者联络起来，成为一支生力军，呼应了整个中国新时期戏剧研究的蓬勃发展，归属了自己的研究群体。这种通过学会的组织促进形成的教学研究力量，在大学的戏剧课程与研究成果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环境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成为中国戏剧研究队伍里源源不断的补充。这对于中国戏剧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意义是深远的。整合研究力量，实际上是在组织内地研究主体的力量，在对话剧研究队伍状况、研究对象、研究疆域、研究成果进行整体性思考。
顺理成章地整合了研究主体内部的研究力量，就发现无论研究疆域还是研究队伍，都还有空间局限，力量不足。于是，眼光就开始向整个中华戏剧文化的版图延伸了，这需要一种文化战略的眼光和学术胆识。于是，学术研究与成果交流的联盟，从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拓展到了我国的华文戏剧节，从一个学术组织的学术年会、研究会理事会拓展到了全国各地戏剧组织之间的学术研讨、剧目推荐和交流展演。于是，研究队伍、研究空间的结构性变化，就带来了研究成果从内容到水准、从文化意义到社会意义的结构性变化。
如果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近20年间，我国在一个名目下有什么热情持续、学术活跃的戏剧文化盛事的话，那么就是田先生作为重要推手的华文戏剧节了。田先生作为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长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筹办、推动了这件文化盛事，在颐养天年的岁月，仍旧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田本相先生对中国话剧历史、理论、作家作品、院团研究和交流组织的贡献是巨大的。最基础的院团观察，最深入的作家研究，最准确的参照定位，最宏观的框架确立，最智慧的版图组接，勾画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化发展的“本相”，还原了最重要的中国话剧作家曹禺的“本相”，托举了中国当下的话剧舞台的生存“本相”。
从中，我们也看出了田先生学术贡献的“本相”。
本文发表于《新世纪剧坛》2014年第6期第1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