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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曹禺先生的老乡，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
前天，我的师兄，也是我们的会长（整理者注：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胡志毅先生又是打电话，又是发短信，说是今天有这样一个仪式，希望我做一下《我是潜江人》这篇文献的赏析和解读。我说只要时间来得及，我领受师兄布置的任务，尽力做好。昨天来到这里又有一些新的感受。今天，不敢说是什么赏析，只能说我把自己的解读跟与会者分享。其实，在拿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如果不知道曹禺先生的生前身后的那么多的事儿，那么这篇文章543个字，去掉61个标点符号以后，只有482个字，这样短短的篇幅，要解读它，赏析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难题。一般说，这么点文字篇幅承载的信息，也就是对家乡的情感，款款地倾诉，诗意地表达，如此而已。似乎，很难再说些什么内容。但是，通过解读，我觉得里边有五层意思可以提出来，在这里与大家共同分享，它们是故乡形象的诗意、故乡背后的深意、故乡面前的憾意、故乡氤氲的暖意和故乡潜在的新意。
首先一层意思，是想说曹禺先生《我是潜江人》这篇散文里边饱含着的诗意。
我们读这篇散文或者说文献的时候，发现里边已经不是曹禺先生写作剧本文学的时候，那种充满了奇思妙想的，充满了双关性的，充满了人物的心理冲突的，充满了戏剧悬念的，充满了诗意想象的和奔涌着热情的语言，而是一种平实的、亲切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刚才这位朗诵艺术家在朗诵《我是潜江人》这篇文献的时候，我们也都听到了（这种情感的表达）。曹禺先生这篇文献的写作，所走的，是亲切、平实的路，与他写自己的文学作品，塑造自己的戏剧人物和设置戏剧冲突时的那种方式完全不一样。昨天晚上，手上拿着刚刚出版的《曹禺研究》第15辑，我一直看到今天凌晨，里边就有一些考据性的文章，考证曹禺究竟来没来过潜江。有人认为，如果他都没来过潜江，他凭什么说自己是潜江人。这个不行，就要找出些蛛丝马迹来。我觉得有一些学者，有一些文人，去考证是不是曹禺先生的记忆有误，是不是他其实来过了而忘了，各种联系、各种推断就出来了，但就是不能确考。我想说，这些考证和研究可能有意思，但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另外，也有文章探讨他的家世族谱，从他的祖辈、曾祖辈甚至太祖辈一直捋下来，其实说白了，还是不能确切证明曹禺是不是出生在潜江。这种考据可能是有点意思的，做点考证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打造“戏剧之都”和曹禺祖籍潜江的“文化品牌”并不具有绝对的或者重大的意义。以我研究曹禺先生的经验判断，要是他有潜江生活的经历，那种记述的具体细致，那种场面细节的生动鲜活，他早就铺排开了，而不会从故乡来的食品和长辈们的家乡话去虚写，去用南来北往的飞鸟形象作比喻、作起兴，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多年没有故乡的人。我以为曹禺先生的这篇文献里边“故乡”的意象表达得很明白，他所强调的，是中国人对故乡的一种文化想象，是一种浪漫诗情，而不在于他实实在在地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在这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记得余秋雨先生的人文散文塑造过一个形象：那些背井离乡流落海外的人，怀揣热土，远赴他乡；及至多年后还乡，看看沧桑巨变的家乡，最终还是选择了再度离开。老华侨临走的时候抓一把故乡的热土，怀揣在兜里，仍旧离开故土走了……走了千里万里，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一直想着自己的故乡在中国某个地方，每一次看到景物依稀、山河改容而热泪长流，每一次要来看自己的母亲，可最后看到的是一？黄土。来了以后，哭了，拜了，然后老华侨又白发飘飘地回到海外去了，最后是认了他乡作故乡。真的故乡，乡关何处，不甚了然。这里边故乡实指哪里？是虚指，是一种精神依恋、一种文化想象、一种诗意表述、一种远方的怅惘……在这个意义上，曹禺出生和生活在潜江与否，似乎就显得不是特别的重要了。关键是曹禺自己的精神归依和自己的文化归属。我以为曹禺先生在这篇文献里边表达的是中国人对自己故乡的那份文化想象和诗意浪漫，而不在于现实中那种实实在在的特质。“月是故乡明”，我看到有的美籍华人在研究曹禺的时候，常引用“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诗句，他们都会提到“故乡”这个词。但是，这个时候的“故乡”已经放大为中华故土。好，这是我首先想讲的曹禺先生这篇文献里边的诗意。
其次，我想解读的是曹禺对“故乡”表白的心迹和热爱背后的深意。
解读这篇文献，只是读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对故乡文化的这种根属性，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我还读出了曹禺先生这篇文献里所表达的深意。深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弦外之音，是故乡背后的没有说出来的那些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曹禺先生其实是一个特别爱自己的祖国、爱中国文化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文人。可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氛围对曹禺先生的态度，对曹禺先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肯定，其实很长时间是有问题、有偏颇的。我们知道，曹禺先生从一开始就以他的《雷雨》震动了中国文坛。那时候，他就是以一种彻底的反封建反腐朽社会，揭露罪恶的家庭对青年人的戕害，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这种进步文化的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他其实一开始就踩在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节点上，踩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的潮汐节奏。但是，我们知道，在长期以来的人们的认识和定位里，曹禺只是我们的同路人，只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只是共产党可以团结的一个对象，只是进步的文化人这么一个形象，而没有被当作我们革命阵营里边当然的一员来对待。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作品演出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不如在民国时期被搬演时的那种状态。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被解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曹禺先生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走进了我们文化话语的中心，他成了中国文联主席，成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成为一个很有话语权的人。这个时候，文学研究界、戏剧研究界就开始很关注他。其实我们的老师田本相先生是最早系统研究曹禺的学者，他最早写出了《曹禺剧作论》，后来有《曹禺传》《曹禺评传》《曹禺年谱》等著作问世，就这么一直研究下来。但是，这个时候研究界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状况，眼睛总往外看，看别人怎么说。然后，就跟着聒噪学舌。我翻阅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一些东西，于是明白了一些学舌者，看到了夏志清、刘绍铭这些人的研究，他们觉得我们的文化低人一等，什么都是学来模仿来甚至抄袭来的，他们好像觉得发现了新大陆，说曹禺先生无非是模仿，甚至说得更甚，就是抄袭西方。他们满世界给曹禺先生找“主”，找他“模仿”的对象，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莎士比亚，从俄国的契诃夫，然后再到美国的奥尼尔，好像满世界他都学了。其实我在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曹禺研究，一个残缺的世界》，我表达了对当时的比较研究中的曹禺研究“新成果”的看法：研究得越多，比较得越多，就越是说曹禺跟这个像，跟那个像，结果是，在这种比较研究中，曹禺先生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从曹禺研究出发，终于找不到曹禺。既然他谁都像，他还有自己吗？在我看来，如果他谁都像，其实那就说明他谁都不像。我们有没有在更高的层级来思考人类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人类的情感，人类的心理，还有人类的衣食住行，这些事情有极大的相似处，你只要一像，就一定是学人家的，这种文化的自卑和价值的自弃，一定会出现跪在西方文化面前的状况。我们自己的研究者在研究的时候说，曹禺无非就是西方的一个学习者。用刘绍铭的话或用夏志清的研究结论来说，曹禺先生无非是一个谦逊的小学生，还在学习的这么一个小学生，去西方演他的话剧，无非是向人家报告，你看我学得有多好，你看我学得像不像。在现代文化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曹禺先生和对中国文化瑰宝的一种贬低，是自暴自弃的（做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卑的产物。我们中国研究界中有部分研究者这样说，好发表啊，发现了“新大陆”，颠覆性结论、震撼性结果是吸引眼球的内容，编辑、读者都“乐此不疲”，至于文章发出来以后所造成的恶果，我们很多都不太在意了。外国人的西方文化傲慢与偏见是这样，我们中国自己的研究者也是这样的，这就使得我们不太重视自己的瑰宝，不太重视自己的文化。曹禺先生早年就抗议：毕竟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写的！我是我自己！但是，这种抗议声无人理会。昨天，我在与人交谈当中听说了潜江的文化项目，就觉得咱们潜江是特别有文化情怀的，看得深刻，建了曹禺纪念馆，然后办了刊物。这些事情我觉得领先一步，看得深一步，然后先做一步，在中国是一种壮举。按说曹禺是在天津长大，在天津长成，他的戏剧生涯是在南开新剧团开始的，然后他才去清华，他最重要的阶段在天津。但是，天津没有更早做这方面的事情，据说天津的曹禺故居纪念馆，是在潜江之后建的，我没考证。但是，在昨天与人交谈当中我听说是这样，我要为咱们潜江跷大拇指。像天津或者是像北京这样的地方，也没有好好地建他的纪念馆，他曾经是北京人艺的院长，那么长时间，是吧？咱们潜江建了，还是故乡人亲，有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情义，知音在潜江。在当时，外国不认，中国不认，而潜江认。因此，我认为他的《我是潜江人》后面大有深意，深意就在这里。曹禺先生说话从来不会让人下不了台，他用戏剧的方法，用诗意的方法，又引而不发，用这些方式让你自己去琢磨，去猜想，他的这种深意藏在文献背后，藏在对故乡思念的背后。
第三层想说的是从曹禺先生这篇文献里边透出的辗转病榻的憾意。
我看出他曲折表达的缺憾，就是憾意或者悔意。憾意即缺憾、遗憾的意思，这种憾意或者悔意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大家听到朗诵家在朗诵曹禺这篇文献的时候，把后边的那一段附记文字也朗诵出来了。我们看到的网上流行的内容只有前边主体部分，后边那一段文字说明“我病在床上很多时候了，不能出门……”在网上好像没有呈现出来，但是这些附记内容很重要。其中表达了一层很重要的意思，一层什么意思呢？曹禺先生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剧作家，其实没做多少贡献，也不值得家乡人这么对待，他觉得自己的成就还不够大。我觉得他说的这番意思，一方面是谦辞，以此来表达感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实情实话。这话两头说，一方面，他是不是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文化界，我们研究界，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认为他贡献太大了，他被称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话剧文学这种舶来品的成熟是以曹禺剧本的诞生来定位的，曹禺的剧本是标志性的作品。而中国的第一个能够坚持特别长久的旅行剧团，就是职业演出剧团，也是以曹禺先生的作品作为赚钱的、叫座的、开门红的作品来演出的。因此，对中国戏剧文化、中国话剧历史，他的贡献太大了，他是戏剧文学的定音鼓、定海神针。尤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我们在庆祝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110周年的时候，还在想，还在讲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我们的话剧诞生这么多年了，剩下来的还在舞台上有生命力、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家究竟有多少？数来数去首屈一指的还就只有曹禺。我们说中国话剧、中国戏剧里面的新品种，可以拿出去跟人家交换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的或者说是中国品牌的作品有什么？还是曹禺的。所以，他贡献太大了，有“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完的‘曹剧’”流行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贡献很大的，所以他说的“我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这种话是谦辞。但是，从他对自己的要求来说，我觉得他又是充满了悔意，充满了遗憾地说出了他的心声，说的是实情。
1998年的某天，我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图书馆里无意中看到了一篇回忆文章，是他的女儿万方写的一篇回忆他住院父亲的散文，散文很长，真挚感人。文章中提到，住在北京医院的曹禺先生，晚年会经常做梦，被噩梦惊醒，之后长久发呆。他经常跟万方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行，我不能这样下去，我不服，我是一个大家伙，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大作品，我才死而瞑目。”是的，在其他人的很多回忆文章里边都谈到过一些事情，如鬼才画家黄永玉去拜访他以后，还给他写过信说：“你是我极尊重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我觉得黄永玉的犀利振聋发聩，让曹禺有一种痛苦的快感。的确，那个率性真挚地表达情感和追求的青年才俊消失了，那个以《日出》般喷薄的热情在生机蛮勇的《原野》上铺排惊世骇俗的《雷雨》的愤懑诗人隐退了，那个以《北京人》表达出对国民性、民族精神状态的焦灼不安的天才艺术家嗫嚅不语了，那个从《家》的梦魇里抽取了时代精神文化以更新人的觉醒的思想深度与历史内容的社会观察者转而注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忐忑不安而失语失能了……
他的老朋友巴金也因此焦虑不安，说你是一个好艺术家，我却不是。你比我有才华，你要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催促他“把心中的宝贝交出来”。
他心中还有宝贝吗？不知道。他的女儿万方从1998年以来，尤其近年来，陆续写了不少回忆她父亲的文章。她多次表述过她父亲心中的不平之气：不服啊！但就是说不出委屈来。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大家伙，得写出个大东西，不然死不瞑目。问题是，灵肉分离的他，何尝还有行动力。
他是王佐断臂，谦说陆文龙，说明白了，人也废了。他比喻自己是王佐。
他曾呼唤：“小方子，快来，快来，你再来晚一步，我就从窗子上跳下去了。”万方那篇文章中说，看着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大口喘气的极度虚弱的父亲，万方知道父亲曹禺根本不可能在窗台上，但是她相信刚才他的灵魂就在那里……窗棂前窗台上的灵魂，是跳不下去的。
诗人周良沛曾经有文章记述灵肉分离的曹禺，因为居所缘故，常常去丁玲家的周良沛常有抵近观察曹禺的机会，乘电梯、路遇、同一场合，诸如此类。周良沛以诗人的敏锐，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曹禺的那种神不守舍、心不在焉、神情恍惚的生活状态与游离神情。
不在场，使他苟活了下来。
这样，当他听得潜江的文化盛事却无法动身前往的时候，辗转病榻，无可奈何的他，提笔再次表达了显然的遗憾和难以启齿的苦闷。因此，遥想潜江，是向往一次精神的回归，流露一种世俗中的倦意，表达一次摆脱俗务缠绕，奔向质朴无华却珍贵无比的亲情的畅想。思绪是愉快的，然而只是神游，他再也走不动了，肉身沉重，精神倦怠。勃发的生机、蛮勇的荒野、喷薄的日出、炸响的雷雨，存在于他的灵魂深处。怎么说，都只能是一次充满憾意的表达。
当然，萎缩成小溪不是曹禺心甘情愿的。他一定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家伙，但是他只有跟女儿在医院里边的场合时说出来，他在任何公开场合是不会说的。他的女儿万方回忆，文章中喘着粗气、瞪大眼睛而软软地躺在病床上的形象就是曹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曹禺已经处于沉重的肉身与活泛的灵魂之间分离的那种状态，他没有办法再写作了。很早以前，他的老朋友巴金在他还可以活动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天才剧作家危机隐伏的现实状况，劝他：“你要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你要把心中的宝贝献出来……”问题是可能吗？一方面明白，一方面身不由己，在冗务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是啊，他心中有宝贝，可是他还能写出来吗？其实这是曹禺晚年在医院病床上反复斟酌、反复思考的人生问题，也是他自己不能放过自己的一个致命的责问。这是灵与肉的搏斗，他在肉身的拘囿里边已经挣扎不出来了。所以，田本相先生在写完了曹禺先生的研究著作以后，写过一部很薄的我认为是很精粹的著作，就是《苦闷的灵魂》，写曹禺先生晚年苦闷的灵魂。因此，曹禺在宣称“我是潜江人”的时候，他那种灵魂的痛苦，正像巴金先生和黄永玉先生说的那样，被“衔头”所困，被“势位”所误，位高权重，在正部级领导的位置上开各种各样的会，说各种各样的话，写各种各样的应景文章，在这种活动惯性中把自己的才华消耗殆尽。这对一个文化人，对曹禺来说，都是可以省思审度的。他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合官场的人，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但是他走向了官场，被推到了热闹的中心舞台。有一张照片很有趣，拍的是他的《王昭君》上演后的戏剧舞台。台上充满了各种热情的笑容与祝贺，编剧曹禺略显尴尬地站在那里，一切似乎与他无关，不知哪位记者捕捉到了这个镜头。对于曹禺的命运和处境，它具有说明性、概括力，意味深长。所以，我从他的《我是潜江人》里边看出了悔意或者是憾意，读来心酸。
第四层意思我想说的是我在《我是潜江人》里边体会到了乡梓乡情的暖意。刚才说了，外国那些有文化偏见的人，有文化沙文主义的人，不认曹禺的文化贡献，中国那些有文化自卑和价值自弃心态的研究者也看不清认不准曹禺的民族文化创造价值。实际上，面对自己的传统，我们面对5000年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个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究竟认认真真地认清认准过多少？保存过多少？留下来多少？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里边，家乡人认（曹禺的成就），我觉得就很好。这些年中国富起来以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到处都在修祠堂、修家谱、修宗庙，它是民间悄然兴起的一种文化走向，它留住了过去的一些文化根脉，复苏了尊重传统、尊重文化、尊重前贤先烈之风，这种情形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中国那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一个是乡绅乡贤制度，另外一个是宗族制度，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其实我们的社会学者、我们的社会研究者应该关注这件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碎宗庙、拆毁宗庙、丢掉家谱之后，人们突然觉得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了，不知道根源了。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修家谱，然后建祠堂的这种情形，我觉得这是在恢复我们社会发展研究里边被阻断了的一个文化脉络，这太精彩了！世界上的一些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我们有。在这些国家进行田野考察能考察谁？但是，中国如果有宗祠，还有族谱等基础的社会根系，有修编完善，代代清晰的文化乡贤制度，这些东西一代一代地修编下去，它就有非常坚实的社会发展和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动不动说费孝通先生如何，他的社会学调查如何，他的调研所得就在于那些社会基础的内容根系的原生状态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再次深入农村，到那里一看，那个时候他之前的乡村研究所得到的一些东西得不到了，但是，现在的恢复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亡羊补牢。而潜江这个地方建了曹禺纪念馆，我们很多文人研究他的宗族宗谱。其实我觉得从曹禺这个点上来研究一下，作为潜江这个地方的乡贤、社会贤达，他对潜江这个地方的文化发展，对将来潜江文化实力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究竟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乡贤乡绅制度。乡贤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徐徐吹来的春风，我觉得有那种暖意，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复苏的一个良好现象。
第五层意思我想说文创视野中的新意。
对于潜江，我刚才特别表达了我的敬意，建立曹禺纪念馆、打造曹禺文化品牌、举办曹禺文化周活动，我觉得这些都做得非常精彩，非常好。别的地方不做，我们做。曹禺他来都没来过潜江，但是他自己说了他是潜江人，我们就把这块品牌擦亮，把它做好，做成我们这里的一个发展的优势，变成一个动力。那么究竟怎么做？我其实一直是咱们《曹禺研究》这份刊物的忠实读者，陈老师（整理者注：指曹禺研究会原会长陈焕新）他们不断给我寄。我也惭愧，我好几次都说要来提交论文，临时一开会就来不了。原来当校长的时候，因为吃喝拉撒睡都得校长管，有风吹草动，校长们就得注意了，守住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校长是责任重大的。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些事情给拘囿了，所以出不来。去年，论文寄来了，临时又动不了身，是因为要参加省政协的常委会，我请假也不合适，我说要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人家就会说你的第一身份是什么？但是这一次终于在师兄发了“英雄帖”以后，我答应一定要来看看，于是来到了我魂牵梦萦的潜江。来了以后，我拿到咱们《曹禺研究》这份刊物，一边看一边在想，现在的刊物一方面是栏目丰富，只要跟曹禺有关的，都希望把它呈现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效果，人家觉得曹禺研究是不是没得可做、没得可说的了。你如果是什么都往里放，没有特别的斟酌，没有特别的考量，只要是说到有关曹禺的事就放进去了，他会觉得你刊物的质量可能就会下降。所以，我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我觉得我们研究曹禺，曹禺说“我是潜江人”，我们是曹禺的“粉丝”，我们也跟家乡人说真话，说实话，说有用的话。现在在文创视野里边的曹禺文化怎么做，我倒是有些想法，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曹禺文化不要只限于研究，一群学者、一群文人，索隐也好，钩沉也好，大学的教授们、研究生们、博士们的研究都是好的，这些是一些非常基础的理论总结性的研究，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但是不能止步于此。品牌要做大，曹禺先生的戏剧作品或者说是戏剧文化要广泛地流传开、持久地传扬下去，在于演出，戏剧的生命在于舞台。戏剧不是文学单一的环节，戏剧是一种艺术活动，戏剧是一个参与面很广的文化活动，可以在这文化活动里边纳入更多的其他附带产品、文化产品，把这个事情做好。
比如说，首先我们能不能在文化周或者是每年的纪念活动期间办曹禺戏剧节。对于曹禺戏剧节，可以分不同的角度来设立每年的主题，比如说曹禺剧目的剧种演出戏剧节，刚才说了有花鼓戏，有梅花奖获奖者沈铁梅主演的川剧《金子》，还有苏州评弹的《雷雨》，还有歌剧《雷雨》，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剧种来做这种演出，全部都演曹禺的戏剧，就“曹禺”这么一个主题。我提出这个想法，灵感来自哪里？咱们潜江这个平台可以学习莎士比亚的故乡的作为。2016年，英国有一个创意，我说这个创意是可以值几百亿、上千亿的大创意。一个点子，就使得莎士比亚在今天的能量极大地释放出来，全世界的人都在演莎士比亚。人家选莎士比亚37个半剧本，把半个也补充成1个，也就是38个剧本。38个国家、38种语言、38种文化背景的剧团排莎士比亚剧目，在英国演出，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挑选，大家都争着学，大家同演莎士比亚戏剧。如果是不同的剧种来潜江演出曹禺剧目，这就厉害了。
其次，咱们的中学生、大学生演曹禺的也很多，那么有没有可能现在就在校园里面做做曹禺剧目演出的校园戏剧节呢？曹禺的经典作品容易训练人，训练演员，规范演员对戏剧的认识。比如说，举办演出曹禺戏剧的校园戏剧节，把参演单位全部召集来潜江演。还要在全国大学、中学里边海选，海选的过程就是宣传造势。然后选出的演员就来演出了。天哪，来的人也多，持续的时间也长，这个文化效应就大了。这个是曹禺剧目的校园演出。
再次，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曹禺戏剧的名角邀请展演戏剧节，演出过曹禺戏剧的名角太多了，是吧？你要是能够把七八十岁的老演员版本的主演的人请来，或许还有那么几个人，然后，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人，这些人你可以邀请嘛！再加上这些年轻一代的演出，这又是一个戏剧节的主题，对吧？我觉得一代一代的演曹禺戏剧的这些名角来了，真是群星灿烂，大家都会接纳，大家都会看的。这又是一种做法。
最后，曹禺戏剧的各种版本的演出，北京人艺演的，天津演的，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的，还有其他任何地方演的，还有不同时代演出的不同版本，把它们复原，来看在时间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曹禺舞台文本、舞台版本是怎样变化的。然后，调动所有的研究者去研究曹禺戏剧的版本。这是版本的演出，多好啊，可以做。
另外，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做完了之后，你可以看见有哪些是最好的，还可以做邀请展戏剧节。不仅是国内的，甚至还可以邀请国外的剧团，日本不是演出过咱们曹禺的《日出》吗？我们胡会长这里，可以跟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剧团广泛联络。我们研究会联络，再来一个邀请展，就从国内放大到国外去了，世界性的。天哪！如果潜江的财力能够支撑的话，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在演出当中传播，在演出当中去让人领略曹禺戏剧的精彩和美丽。
这样的文化活动，就从《我是潜江人》出发，走到我是中国人，最后走到我是世界人。曹禺先生在他的这篇短短的文献里边强调，“我是潜江人”“我是中国人”，这是两个层级。让世界进一步了解曹禺先生，在我们这里能不能做到呢？曹禺先生一直就在世界戏剧大师的行列里边，他是可以比肩的，毫无愧色，他就是世界人。
寄希望于我们潜江的各位同仁。谢谢！
本文发表于《曹禺研究》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