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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汉魏南北朝至隋朝百戏形成概说

早在周代,据《周礼》中的记载,就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说,其中的“礼”就有“乐”。所谓“乐”,《说文解字》认为其是“五声八音总名”,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在《周礼》中“鼓人”和“舞师”之名称,前者“掌管六鼓、四金之声音,以节声乐……”后者教习舞蹈祭祀天地、社稷,以及习舞者。 虽然这是“官方”的活动,但是“乐”“舞”两者必须结合,这种“乐舞”应该就是通过“人”在“活动”的形式,表达一种“形态”,其间不就含有“剧”的因素了吗?

周秦以来的乐舞,尤其是汉民族的民间舞蹈、杂技发展到汉代,已经具备了“表演艺术”的身份,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汉之俳优,亦用以乐人,而非以乐神。” 说明在那个时代,表演和乐舞已经融合了;故汉代的俳优、杂技、乐舞都有“表演艺术”的因素。称之为“百戏”,也可解释。《汉书》“武帝纪”记载,在元封三年春设盛大宴会,在地方上“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即公元前 108 年,杂技等艺人的演出,轰动了老百姓,很多地方的观众都前来观看。 《汉书》“礼乐志”记载,皇帝外出巡查出时“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 说明当时跟随皇帝的就有关中籍的歌唱、跳舞,以及伴奏乐器的乐人和善于诙谐说笑等的艺人。上述记载以及“百戏”演出的盛况,说明当时乐舞、杂技表演已普及城乡各地。这种乐舞、杂技的综合性艺术表演统称“百戏”。

建于汉高祖时代的洛阳的平乐观,后又经武帝扩修,《汉书》“武帝纪”记载作“角抵戏”即此地。东汉永平五年(公元 62 年),观下建平乐馆,馆为驿舍,用以宴乐,并是京城洛阳民间艺人技艺表演的地方。李尤在《平乐观赋》“艺文类聚”“六十三”中,描述了多种的技艺,在广场上有乐器的设置摆设,有大力士举重、爬杆、爬绳、跳绳等杂技表演,以及吞刀吐火、驯象和仿珍异动物制作的模型表演等。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鼗鼓。戏车高撞,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注,战国时秦国大力士,能举千钧之重)扛鼎,千钧若羽。呑刃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踰肩相爱。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驳,白象朱首,鱼龙曼延,畏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

张衡在《西京赋》中记录了当年西京(今西安)的表演活动:

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撞。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盖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磷囷。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昷昷。舍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杏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伥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撞末之技,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

文中的“仙倡”,即假扮神仙;洪涯,传说中远古的女歌舞艺人;女娥,传说中尧帝的两个女儿。这些都是在表演中装扮表演的人物,通过假发(戏豹舞罴)等各种服饰的装扮,且都是男扮女装的艺人在“华岳峨峨,冈峦参差……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盖象乎天威……”的“布景设置”和声响效果的环境中作各种表演。如“角抵”,即杂技表演的举鼎、爬竿、吞刀、吐火、旸球、走绳和摔跤等;也有大型歌舞表演的“总仙会唱”:在一个风景幽美的仙境里,苍龙、白虎在吹打奏乐,洪涯披着纤丽的羽毛做的衣裳,站立着指挥,仙女们用婉转动听的声音坐着歌唱,天上的云霞和地上的流水都为之欢快。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总仙会唱”中已有了人物的化妆、角色的分工,并有布景及舞台效果,已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水平了;尤其是“东海黄公”,这是一个有表演内容的角斗故事:一个叫黄公的人,手中持刀,口念符咒去降服白虎,和老虎搏斗,由于体力不足,被虎咬死。“黄公”在“搏斗”中,已经有“打”的戏剧表演因素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道,汉元帝初五年(公元前 44 年)“始罢角抵,然其支流之流传于后世者尚多。”“角抵”一共盛行了 64 年。为什么汉武帝对“角抵”很欣赏呢?首先它和原始的角斗不一样,艺术上有可取之处,皇帝看腻歌舞,又用“角觝戏”来调调胃口;其次,汉武帝善以武力相斗,提倡角斗增强士气。汉元帝对流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角觝戏”已乏味,大概是禁演的原因,然而民间却已很流行了。王国维先生引证《魏略》、《魏志》“明帝纪”、《魏志》“齐王纪”和《魏书》中三国时代魏国在 45 年间,魏明帝时“复修平乐观”、齐王“于平乐观”,以及魏的权臣司马师在《废帝奏》中记载“于广望观下”和《太后废帝令》中反映魏国的这些皇帝都善于享乐,如“水转百戏”(通过水的动力推动雕刻的木偶唱歌跳舞形象转动,在转动中配以音乐,名“水转百戏图”)和杂技等演出活动都盛行。“水转百戏”就是木偶随水流转动,显示不同的状态,与后世的木偶戏有着渊源关系。王国维评道:“则此时倡优亦以歌舞戏谑为事;其作辽东妖妇,或演故事,盖犹汉世角抵之余风也。” 另《三国志》卷二十一载,魏文帝宠臣吴质宴会上,优人表演与会官员的胖瘦状态,文载:

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

所谓“辽东妖妇”是指魏齐王在广望观下,让宫廷的优人男扮女装,作戏谑调笑的表演方式,由于“戏谑过度,道路行人掩目”,表演故事没有记载,但是从“表演”来说已经具备了戏剧的因素了。据宋《太平御览》记载东晋十六国时:

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万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辈中。”以为笑。

彼时无参军之官,则《赵书》之说殆是。文中的“参军”,是当时相当于参谋之类的官职。这个故事记载赵国皇帝石勒时,因一个参军贪污,石勒令优人穿官服扮作参军,让另一个优人以讥讽的表演来嘲笑这个贪污的官员。石勒以滑稽调笑来惩罚贪污官员的故事,后世即以两个角色出场演出如此滑稽的表演,被嘲笑戏弄的对象为参军,戏弄的扮演者称为苍鹘,命名为“参军戏”。故王国维认为:“此事虽非演故事而演时事,又专以调谑为主,然唐宋以后,脚色中有名之参军,实出于此。”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时掌管礼乐的官员周捨著诗《上云乐》: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游六合,傲诞三皇。西观濛汜,东戏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无通之乡。昔与若士为友,共弄彭祖扶床;往年暂到昆仑,复值瑶池举觞。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赠以玉浆。故乃寿如南山,志若金刚。青眼眢眢,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管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凰是老胡家鸡,狮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拨乱反正,再朗三光。泽与雨施,化与风翔。觇云候吕,志游大梁。重驷修路,始届帝乡。伏拜金阙,仰瞻玉堂。从者小子,罗列成行。悉知廉节,皆识义方。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震钧天,声若鵷皇。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老胡寄筐中,复有奇乐章。赍持数万里,愿以奉圣皇。乃欲次第说,老耄多所忘。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欢乐渠未央。

诗中记述了南北朝梁朝时期的“寺子伎”的舞台表演。迟乃鹏在文《“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明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臆解》中解释,所谓“寺子导”,“寺子”即狮子,“导”即引导:

即然孔雀、凤凰、文鹿乃被引导者,则引导者只剩下狮子这唯一之物,故“寺子”即狮子,导孔雀、凤凰、文鹿者应该就是狮子。此伎演出开始,当由狮子率先出场,先是引导出孔雀、凤凰和文鹿……然后文康老胡及其从者方才登场。同时,从舞台表演效果来看,一开始即以凶猛的狮子出场,就能立即抓住观众之心,提起观众的兴趣,故“导”字正说明此伎是由狮子先出场。也就是说“寺子伎”乃一“歌舞伎”,就是说此伎应有舞又有歌。

艺人“老胡”作了化妆,始终作为主角在表演,而凤凰、狮子等则是“象人”装扮作歌舞穿插舞台,配合“老胡”表演,组成了一台演出活动,“所谓‘寺子伎’实际上是一出以一人为主角之俳谐同歌舞融为一体的歌舞伎。”

周捨诗《上云乐》描述的典型乐舞表演,“老胡”为主演的调度已经含有“戏剧化”的因素了,也是南北朝具有代表性的舞台表演。

源于南北朝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踏摇娘》《拨头》在戏剧史的发展中,必须融入“戏剧研究”的视野。

所谓“代面”(也称“大面”)即源于《兰陵王入阵曲》这个故事。据《北齐书》记载,公元 564 年:

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邙山之战,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

《兰陵王入阵曲》是将士们歌颂兰陵王英勇善战的表演型的舞曲。在《旧唐书·音乐志》也有记载:

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唐代崔令钦记述唐代中国歌舞百戏的论著《教坊记》中记载:

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

上述记载的戏剧价值:一是《兰陵王入阵曲》的创作不仅是刚武悲壮的舞蹈表现,而且还伴以古朴悲壮的吟唱——舞蹈和伴唱的表现形式,舞者也组成了有感情的表现队列的变化,这样的表演就含有戏剧表演的因素;二是,兰陵王“常著假面以对敌”,这“假面”是“刻”,对后世戏曲的人物化妆也产生了影响,故传入民间,历史悠久。《兰陵王入阵曲》至隋朝列入宫廷曲目,随之初唐据此编为群舞《秦王破阵曲》,南宋入乐府曲牌;公元 749 年,唐玄宗时代传入日本,并在宫廷演出。

《踏摇娘》传说为北齐时的民间故事。《教坊记》记载:

《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鼻 (按,《旧唐书》“音乐志”为“䶌鼻”即鼻 上生疮之意 。)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摇”;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

这段记载是讲述黄河以北地区河朔,有姓苏的自称官府管理事务的官吏郎中,貌丑好酒,醉归家必粗暴地殴妻,其妻悲伤地哭诉邻里。于是就有好事者以此作表演,装扮女子,一面缓步入场,一面把编成之歌吟唱;在重复的歌唱中,观者则也助唱:“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这也是今日戏曲的“帮腔”之源。所谓“踏摇”就是一步一步的“扭动”作走,如此来表现此“女子”的悲苦。以此简单的且步且歌的表演表现对该女子的同情。日本雅乐《胡饮酒》即受此表演的影响。这样简单的表演当然也就是“戏剧因素”了。《旧唐书》“音乐志”、《乐府杂录》都有关于《踏摇娘》记载,且表述都是且歌且舞。

《拨头》,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

《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

另,所谓“拨头”在《乐府杂录》“鼓架部”中又载:

《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 (按,“钵头”,《通典》一百四十六作“拨头”,云: “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与此小异。)

故,“钵头”为外语之译音。

隋朝只有 37 年的历史,是一个南北统一的局面。隋文帝杨坚创业,人民休养生息,积累财富,经济繁荣,至隋炀帝杨广继位,发展对外贸易,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建设洛阳等,可见当时财力之广富。反映在文化艺术方面更是有所追求——如此在音乐、舞蹈,乃至百戏等方面的发展都呈现了空前的繁荣。

从陈寅恪史学代表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研究隋唐制度的变迁对“音乐”的阐述中,就可以了解隋代的乐舞百戏阵容的可观发展:

《隋书》一五《音乐志》略云: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伎,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羣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勑,而竟不能救焉。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帝悦之无已,因语明达云:“齐氏偏隅,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贵汝,宜自修谨!”

寅恪案:隋代上自宫廷,下至民众,实际上最流行之音乐,即此龟兹乐是也。考龟兹乐多传自北齐,如曹妙达者,固是齐人也。《隋书》一三《音乐志》略云:

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獶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

观此,则知隋世之音乐实齐乐也。又其所谓“倡优獶杂”者即《隋书》一五《音乐志》之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

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部。”由于“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戏阵容,类别繁荣,且“伎人”演出以华丽女装,多以男扮女,五彩缤纷的戏场,“从昏达旦”,演出者“殆三万人”。如此的演出场面,反映隋朝的百戏之盛。

自汉魏以来至晋、南北朝和隋朝阶段的八百多年间,由于汉代乐舞的发展,其间有杂技、以人扮演动物表演等戏剧化的因素,南北朝的北齐,以歌舞间表演故事,至隋朝的乐舞百戏的繁荣,则是戏剧发展的萌动阶段。日本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认为: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之时期与西域的往来,北周时期受西域的文化艺术影响是“音乐上亦已输入七声之西域乐而开唐代音乐兴隆先声之史实”,故《兰陵王入阵曲》《踏摇娘》《拨头》正是与西域交往的时期,“因而推测此种歌舞之剧的一进步或受西域文化之影响”,故在唐代列入歌舞剧系列。

汉代以来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交流,表现顽强的就是乐舞百戏的发展,尤其是汉文化和汉接触的少数民族,以及西域外国家文化的相互交融发展,上文引用的《史记》“大宛传”中,就记载了中外乐舞百戏的交融,促进汉代百戏的发展,且在“戏剧化”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步。

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认为:

百戏的名目,在汉武帝时已经出现,其门类虽然包括甚广,在当时,并无此项专门记载。我们但知汉代对于这个“戏”字的使用,把意义扩大得极为宽泛,几乎凡系足以娱悦耳目的东西,都可以用“戏”来作代称。实际上已当做“弄”字来看,并不为“戏谑”一文所限。而中国之有表演故事的所谓“戏”却当以此为嚆矢。

此论甚当。这正是随朝三十余年间歌舞百戏融于戏场的繁荣,俳优于乐舞间表演的发展的缘由。

注释:

①《周礼·地官司徒》,见齐豫生、夏于全主编《四库全书》(经部),延边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4 页。

②王国维著:《文艺丛刻甲集·宋元戏曲史》“第一章 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5 页。

③《汉书》“礼乐志”,见“古诗文网”。

④ 《汉书》“卷六 武帝纪”,见“诗词名句网”。

⑤⑥ (汉)张衡:《西京赋》,见“古诗词网”。

⑦ ⑩王国维著:《文艺丛刻甲集·宋元戏曲史》“第一章 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5~7、8 页。

⑧《三国志》“卷二十一 魏书王粲传”,见“古典文学网”。

⑨《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一 乐部赵书七”“卷五百六十九 乐部赵书七”,见“古诗文网”。

⑪(南北朝)周捨:《上云乐》,见“古诗文网”。

⑫迟乃鹏:《“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明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臆解》,载《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8 年第 1 期。

⑬《北齐书》“卷十一 列传三”,见“古诗文网”。

⑯⑰ 《旧唐书·音乐志》,见“文学 360”。

⑭ ⑮ (唐)崔令钦:《教坊记》,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7~18 页。

⑱(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鼓架部”,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4 页。

⑲ ⑳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1 年版,第 132~134 页。

㉑(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第一篇 南戏北剧之由来 第一章 宋以前戏剧发达之概略(三) 六朝及唐代”,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4~5 页。

㉒周贻白著:《中国戏剧史长编》“第一章 中国戏剧的胚胎 第二节 汉魏六朝的散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 页。 kFEgJY+KmFav+z3xD7MBoP9C/itx+yPd7frsIPJC4DCxcEP5vTWawLZVqfvv5c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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