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云南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2世纪—1世纪（西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东汉初期）

云南是使用铁器比较早的地区之一，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云南制作和使用铁器的历史可上溯到战国晚期，可能还会更早。云南出土的从战国晚期到东汉初期的铁器主要分布于滇池地区，以及滇西、滇西北、滇东北、滇东南等地区，其中滇池地区出土的铁器数量较多，种类较为集中。通过对云南各地区出土铁器的种类、数量、质地以及制铁工艺和冶铁技术的分析研究，可以弄清铁器在云南的出现、传播以及发展的过程。参考目前云南出土铁器的相关研究以及与青铜时代的对比分析可知，东汉初期以后，云南各地区铁器的使用开始普及，种类丰富，可以确定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属云南铁器时代早期，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

一、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

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和最新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确定以下出土铁器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属铁器时代早期。

（一）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的Ⅲ和Ⅳ类墓、第四次发掘的全部墓葬、第五次发掘的M71等

考古工作者先后于1955年、1956—1957年、1958年、1960年、1996年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了86座战国末期至西汉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器等共计4500余件。第二次发掘在第一次甲区范围内，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清理20座墓葬，其中M6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滇王之印”。在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的第二次发掘中，发掘的20座墓葬均为土坑墓，根据随葬品组合特征，发掘者将此20座墓葬分为四类，铁器在第Ⅱ类墓中出现，但数量稀少，而在第Ⅲ、Ⅳ类墓葬中形制和数量增多。第四次发掘清理的16座墓葬，出土器物228件。第五次发掘的36座墓葬，葬式丰富，有小墓34座、大墓2座。发掘者将这批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出土的34件铁器为5件环首铁刀和29件铜铁合制器，其中生产工具仅有2件铜銎铁凿，而兵器有27件，其中铜銎铁矛8件、铜柄铁剑18件、铜銎铁啄1件、铁镞2件等。这些为数不多的铁器以兵器为主，且全部出土于属晚期的M71大型墓。根据对该墓丰富的随葬品、墓葬形制的分析，发掘者推测墓主人身份尊贵，可能是某位滇王，时代约在西汉中期偏晚。 在石寨山古墓分期的第二至五期都有大量的铁器（包括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出土 ，总共有115件，其中铜铁合制69件、纯铁器64件 。

（二）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发掘第二、三类墓和第二次发掘第二、三期

1972年1—5月，云南省博物馆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器物1300余件，有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玛瑙器、竹木器等，其中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48件。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玉溪地区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对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大量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玛瑙器、竹木器等2248件（套）。

（三）昆明羊甫头墓地滇文化第四期和汉式墓葬早期

羊甫头墓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的大羊甫村，地处东经102°77′、北纬24°66′，海拔1926米，北距昆明城区4千米，西临滇池4千米。这里是昆明坝区边上的第一级缓丘台地，羊甫头墓地是分布在滇池东岸众多墓地中较北的一处。

羊甫头墓地于1998—1999年、2000年、2001年历经了三次大规模发掘。1998—1999年的发掘地点主要为昆明武警边防学校训练场占地范围；2000年的发掘地点为原油库、教勤中队驻地的改建范围；2001年的发掘地点为原一栋四层楼的拆出改建范围。三次发掘田野工作历时300余天，发掘面积约15000平方米。羊甫头墓地总分布面积约40000余平方米，多集中在缓丘的西南、西北和北面以及缓丘东部高处，即面向滇池的部分，缓丘东部背滇池的部分墓葬分布较少。三次发掘共发掘各时期墓葬846座，其中以滇文化墓葬和汉式墓葬为主，共839座。文化内涵以滇式器物为主、年代下限在西汉末东汉初的滇文化墓葬共有810座。汉式墓葬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时代在两汉之交。因此，羊甫头墓地属于铁器时代早期。羊甫头墓地分为大、中、小型。大型墓墓口面积在18平方米以上，共6座。中型墓墓口面积6～18平方米，共27座。小型墓777座，根据墓坑结构可分为：平底墓，共443座；有腰坑墓，共275座；有二层台墓，共32座；既有腰坑又有二层台墓，共27座。文化内涵以汉式器物为主，年代上限在西汉末。

滇文化随葬器物计约6000件，以铜器为主，陶器次之，漆木器、玉石器、玛瑙器有一定数量，还有少量铁器出土。铜器、铜铁合制器可按用途分为兵器、仪仗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用品、车马器六大类。陶器的大量出土是过去发掘的滇文化墓葬中所少见的，总计2109件，其中可辨器形者1130件（包括462件纺轮、668件修复器），按用途可分为容器、工具、装饰品、模型器四大类，以釜类、罐类最多，还有少量盒、尊、瓮、钵、鼎、豆及器盖等。漆木器多数为兵器的木 柲 ，有少量漆木用具及木雕漆器。除个别的农具及工具如锸、锄、斧、凿等的木 柲 及木雕附件未髹漆外，约85%的髹漆木器都有彩绘纹饰。颜色有红色、棕红色、咖啡色、黑色，部分漆器残片上还镶嵌有锡片。铁器较少，共计279件，铁爪镰最多，另有铁剑、矛、削、环首刀等。玉石器包括玛瑙器、玉器、绿松石器、砂石器，玛瑙器是玉石器类的大宗，极为常见，数量也较多，常制成珠、管、扣等物，色彩有半透明的玻璃色、乳白色、鲜红色和浅红色等。玉多呈灰白色、米黄色、黄褐色、灰绿色，不透明，有的表面光滑，质地坚硬，有的却极疏脆，主要用于制作镯、耳玦、钏、牙形耳坠和管，属于透闪石矿物，是软玉中的一种。绿松石大多磨成小圆片，是镶嵌的主要材料，装饰在铜腰扣、铜镯等器物上，亦有珠、管类器型，中穿孔，可缀连，用以装饰。砂石器有石坠、砺石、纺轮三种。石坠数量最多且较常见，是小型男性墓最基本的随葬品之一。石纺轮不多，是小型女性墓最基本的随葬品之一。

2016年7月至9月中旬，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羊甫头墓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975平方米，共清理墓葬53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大部分墓葬都有随葬品出土。根据出土的随葬品，墓葬可分为青铜时代和明清时期，其中青铜时代墓葬45座，出土有铜柄铁剑。此次发掘的墓葬年代大致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期之间 ，属云南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

（四）晋宁金砂山墓地第一次发掘

金砂山墓地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东面，地处东经102°59′、北纬24°18′，海拔1976米。其地势东坡较平缓，西坡、南坡陡峭，西北与石寨山古墓地相对。2000年1月至3月，昆明市博物馆组织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出较为完整的墓葬12座，均为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未发现有打破叠压关系。此次发掘共出土文物398件，以青铜器为主，其中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共71件。铜铁合制器有57件，为铜柄铁剑21件、铜 骹 铁矛24件、铜銎铁啄1件、铜銎铁斧5件、铜銎铁凿2件、铜柄铁削3件以及车马饰1件；纯铁器有14件，为环首铁刀7件、矛3件，镞、镦、戟各1件以及斧1件。其铜 骹 铁矛、铜柄铁削常见于晋宁石寨山M3、M4、M7、M12、M13，江川李家山M47、M51、M82，呈贡天子庙M33、M41和安宁太极山M12中。但由于大部分器物是追缴文物，根据与石寨山墓地的对比可知不是同一时代器物，其中的无胡铜戈、无格铜剑、铜斧年代应早，而铜壶、铜洗、环首铁刀、铁矛、铁斧等器物的年代要晚一些，发掘者推测其时代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中期 ，属早期铁器时代。

（五）澄江金莲山墓地M74、M166

金莲山位于澄江市东南约3千米的右所镇旧城村东部边缘，东依牧马山，西北与学山相望，南距抚仙湖北岸约3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2°56′、北纬24°39′，海拔1806米，均为山坡台地，相对高度不足百米。墓地可分为三个片区，即已发掘的山顶东、西两片区和勘探的北坡—东坡片区，其中普遍为中小型墓葬。2006年，发掘者认为144座墓葬是东汉时期滇文化的遗存。2008—2009年发掘的26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部分有二层台和腰坑。该墓地葬式复杂多样，包括单人葬、合葬和叠层葬，单人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是滇文化的典型葬式。金莲山墓地是滇文化各墓葬中最为复杂和丰富的墓地。与其他滇文化墓葬不同的是金莲山墓地没有发现木质葬具，但叠层葬中发现了大量保存较好的人骨。其中M74和M166都有铁器出土，总共12件，多为兵器和生产工具。随葬器物与石寨山墓地、李家山墓地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器物有相似之处，如M166和M74中出土的铁斧、铜茎铁剑、铜 骹 铁矛、铜锄、铜带钩、陶釜等，其中M166还出土了反映汉文化的印章。通过对出土器物与李家山等其他墓地的相同或相似器物的比较和分析可推定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属早期铁器时代。发掘者推测，金莲山墓地的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

（六）嵩明凤凰窝墓地

嵩明凤凰窝古墓地位于嵩明县城所在地嵩阳镇北约1000米处的黄龙山南侧。墓地西距昆明市区54千米，东北距曲靖市87千米，处于北高南低的山麓南坡，山坡坡度较平缓。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组织人员对嵩明凤凰窝古墓葬进行发掘，共发掘清理了墓葬161座。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玉石器等大量文物。在该墓群晚期有少量铁器出土，共计13件，包括生产工具和兵器，其中铜铁合制器5件、纯铁器8件，其年代约是西汉早中期。嵩明凤凰窝墓地A、B类型墓中的随葬品没有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的A1、B1、C1型，而D类型墓共96座，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且出现了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的A2、B2、C2型墓仅有10座，数量很少。在出现纯铁器和铜铁合制器的墓葬中，出土的均为小件的削和铜铁合制的矛、削等，尚未出现大件的铁质器物，说明当时铁器在该地区才刚刚开始出现和使用。在以上的墓葬中也未发现中原地区流行的汉式器物和钱币，而云南地区墓葬中普遍出现铁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因此，凤凰窝晚期墓葬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

（七）昆明市呈贡龙街石碑村墓地第一次发掘第三期、第二次发掘第二期

石碑村古墓群位于昆明市呈贡区龙城街道南约2千米处，北距天子庙古墓群约5千米，南距晋宁石寨山43千米。墓地在村子的东北方一个高出村子约10米的台地上。云南省博物馆于1974年初和1979年11月两次进行发掘清理，第一次发掘清理117座墓葬，第二次发掘清理65座墓葬，有大批随葬品出土，主要有青铜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总共出土铁器60件）、陶器、玉石器等。发掘者将此次发掘的墓葬分为三期，第一、二期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三期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在第二、三期均有铁器出土，第一次发掘出土铁器34件，其中铜柄铁剑10件、铜 骹 铁矛8件、铁矛3件、铜銎铁斧1件、环首铁刀9件以及铁钎、铁锥、铁环各1件。铁器均出自第三期，其中铜柄铁剑、铜 骹 铁矛与江川李家山第二期同类器物形制相近，时代应在西汉中晚期。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有26件，有环首铁刀4件、铜柄铁剑2件、铜 骹 铁矛3件、爪镰13件、臂甲1件以及卷刃器1件。另外，还采集到环首铁刀1件、铜 骹 铁矛残部1件、铁爪镰3件。发掘者根据出土的西汉武帝至平帝时期五铢钱等器物，将第二次发掘东区墓葬分为两期：第一期为战国中期；出土铁器的为第二期，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出土器物以兵器为主，有少量的生产工具。

（八）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

2007—2008年，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下，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县文物管理所对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1.石洞村墓地第二期

石洞村墓地发掘面积为950平方米，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火葬墓两个区域，竖穴土坑墓有93座，出土器物有青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漆木器和陶器。

2.大逸圃墓地第二、三期

大逸圃墓地发掘面积为900平方米，发现墓葬190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均位于墓底，根据随葬品组合的不同，该地墓葬可分为组合各异的20类：随葬铜质装饰品的41座；随葬非金属装饰品的4座；随葬铜质和非金属装饰品的16座；随葬铜质和非金属装饰品、陶器的1座；随葬兵器的10座；随葬兵器、铜质装饰品的4座；随葬铁器的1座；随葬陶器的2座；随葬生活用具的3座；随葬兵器、装饰品的4座；随葬兵器、装饰品、陶器的1座；随葬兵器、生活用具、装饰品、铁器的1座；随葬兵器、铁器、金属装饰品的2座；随葬兵器、装饰品、铁器的1座；随葬兵器、生活用具、金属装饰品的2座；随葬兵器、生活用具的2座；随葬兵器、铁器的1座；随葬兵器、生活用具、铁器的1座；随葬生活用具、装饰品的1座；无随葬品的82座。

出土随葬器物分类方式和石洞村墓地基本相同，只是该处出土了不少铜铁合制器。铜器及铜铁合制器分为：兵器，如剑、戈、铜 骹 铁矛、镖、臂甲、箭镞、箭 箙 等；生活用具，如铜削、铜柄铁削、锥、平头凿、铜銎铁凿等；装饰品，包括镯、钏、腰扣、扣、夹、铃、泡、耳环、钩状饰、片状饰、螺旋状饰、头饰等，此类器物在该墓地出土数量最大。铁器以铁削为主，另有铁凿1件。非金属装饰品大体可分为玛瑙、孔雀石、玉石、琉璃、骨等几大类，器形主要有扣、串珠、管、坠、玦、镯几种。陶器数量较少，有罐、夹粗砂灰褐陶、夹细砂黄褐陶、夹细砂灰褐陶，均为侈口，以及夹粗砂灰褐质陶釜、夹细砂黄褐陶质圆形陶纺轮。

石洞村墓地的竖穴土坑墓不见铜铁合制器，出土的铁器以生产工具为主，有铁凿、环首铁削、环首铁刀、铁锸、铁斧、铁镰刀等。竖穴土坑墓可分为两期，第二期出土斧、锸、镰、削等铁器和琉璃珠，时代大致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大逸圃墓地铜铁合制器有“山”字格铜柄铁剑、铜銎铁矛，铁器有铁削、铁凿。发掘者将该墓地分为三期，第二期大致在西汉中晚期。

（九）曲靖八塔台墓地第四期与横大路墓地第四期

1977—1982年，考古队先后对曲靖八塔台墓地一号堆和二号堆进行了7次发掘。其中，一号堆发掘清理出墓葬5座，二号堆发掘6次，共清理出青铜时代墓葬348座。横大路墓葬位于曲靖市麒麟区南面约20千米处一个人工堆成的大型土墩上，1997年发掘清理出墓葬188座。

曲靖八塔台墓地除了出土3件铜 骹 铁矛外，还出土了铜铁合制器，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杂器。兵器为折叠锻打钢制品，铁鍪等生活用具则为铸铁器，素面。有剑2件、矛5件、大环首刀11件、镞1件、斧9件、凿7件、小环首刀20件、铁鍪3件、马衔镳2件以及带钩1件。发掘报告将八塔台墓地分为四期，这些铜铁合制器和铜铁器均出自第四期，根据对五铢钱的断代，其时代应在西汉后期。横大路墓地亦分为四期，但地层中没有出土铁器和铜铁合制器，仅采集到铜心铁削2件、铜 骹 铁矛1件和环首铁刀1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第二期的M108碳素年代为距今2625±65年，推测横大路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至西汉晚期，根据与八塔台墓地的对比分析，推测采集的铁器应与八塔台相近，第四期年代在西汉中晚期 。

（十）曲靖潇湘平坡墓地第四期

2001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曲靖潇湘平坡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出竖穴土坑墓198座，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陶器、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玉石器、漆器等。

发掘报告中将潇湘平坡墓地青铜时代分为四期，第四期随葬品与前三期明显不同，青铜器和铁器占主导地位，铁器和铜铁合制器均出自第四期。M9、M10、M11、M12、M40等20余座第四期墓葬出土的铜铁合制器有铜 骹 铁矛2件、铜柄铁剑1件，铁器有戈1件、矛1件、斧2件、凿1件、环首刀8件、釜1件和支架1件等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同时，中原地区常见的铜釜、铜鍪、钱币、铜带钩、漆耳杯以及铁戈、铁矛、环首铁刀、铁斧和铁凿等器物也可见普遍使用，陶器种类数量减少。根据该期出土的五铢钱均为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平帝时期，可判断第四期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十一）个旧黑玛井古墓群

个旧黑玛井古墓群先后于1988—1989年、1994年、1995年进行了三次清理、发掘。

个旧黑玛井古墓群发掘出的仅有13座竖穴土坑墓葬，出土的百余件文物中有铜柄铁剑2件、环首铁刀2件、铁镊子1件、铁钉1件、铁条1件，为兵器和生活用具。根据之前清理采集的器物，以及几何印纹硬陶罐、三足盘、三羊铜盒、铜筒、铜博具、五铢钱和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 货币等器物的文化特征分析，个旧黑玛井的古墓群时代应在西汉武帝前后至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西汉中晚期，部分晚至王莽时期 。

（十二）昌宁大甸山墓地晚期

大甸山墓地位于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龙泉村委会漆树坡小组东南侧的大甸山上。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完成昌宁大甸山墓地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共清理出各类墓葬198座，出土随葬品268件（套）。随葬品按质地可分为石器、陶器、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琥珀、海贝、麻织品、竹藤物（炭化严重，难以取出）等，以青铜器为大宗。铜铁合制器有铜柄铁矛和铜柄铁削等，铁器有铁矛、铁削、铁剑、铁镯等，琥珀均为琥珀串珠饰，海贝为贝币，竹藤物为藤篾腿套等。 晚期墓出土了铁器和铜铁合制器，应属云南铁器时代早期。

（十三）澄江木官山墓地晚期墓葬

澄江木官山墓地位于玉溪市澄江市西南角、抚仙湖西北岸、龙街街道双树社区西北部一座平面近圆形的独立小山包上。2016年4月至7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2019年撤县设市）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土葬墓、灰坑等滇文化时期遗存共出土遗物830件，按质地分为铜、铁、铜铁合制、陶、石、玛瑙、绿松石、玉、骨、水晶、漆、料器十二类。其中，铜铁合制器40件，器形有铜茎铁剑、铜 骹 铁矛、铜柄铁削、铜銎铁斧、铜銎铁卷刃器五类。

晚期墓葬以出土的铜铁合制器和铁器为主，典型器物组合为兵器和生产工具，器形有铜茎铁剑、铜 骹 铁矛、铜銎铁卷刃器、铁矛、铁镞和铁削，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十四）陆良薛官堡墓地

薛官堡墓地位于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西南角，地处陆良盆地南部边缘，与村子基本相连，东距324国道约600米，北距县城中枢镇约11千米，西北距南盘江约10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24°55′26″、东经103°41′01″，海拔为1859米。

2012年6—8月和2013年7—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薛官堡墓地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分为周家坟和唐家坟两个地点，彼此直线距离40余米，中间被现代坟墓和村舍相隔。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60余座，其中大部分墓葬为汉代或稍早的土著部族墓葬。近一半的墓葬有随葬品出土，各墓所出数量多寡不一，多者10余件，少的仅一两件，共计200余件，主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骨器、玻璃器等。铁器主要有铁矛1件、铁斧2件、铁凿2件、铁削12件等，还有铜柄铁剑等铜铁合制器，计铜柄铁剑2件、铜銎铁矛1件、铜柄铁削1件。

=

从出土器物来看，薛官堡墓地与周围的滇文化墓地、曲靖八塔台墓地，以及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均有一定的联系。同时部分墓地也出土了年代较为清楚的一定数量的汉式器物，结合碳14测年相关数据，大体可确定薛官堡墓地的年代为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下限约为东汉初期。

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年代

云南铁器时代的早期文化遗址和墓葬主要是由考古学文化特征来确定的。从出土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分布在滇池地区，周边地区有零星出土。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的20座墓葬均为土坑墓，根据随葬品组合特征，发掘者将此20座墓葬分为四类，铁器在第Ⅱ类墓中出现，但数量很少，而在第Ⅲ、Ⅳ类墓葬中，铁器的形制和数量增多。根据共出的陶豆、熏炉、耳杯、带钩、玉璧、铜镜以及五铢钱等器物的文化特征，发掘者认为第Ⅲ类墓属于西汉中晚期，即汉武帝至王莽以前，而第Ⅳ类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第四次发掘的16座墓葬均为中小型墓，发现未见于前三次的俯身葬，而铁镰、锤状器和陶杯也是前所未见的。第五次发掘的36座墓葬，葬式丰富，有小墓34座、大墓2座，发掘者将这批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出土的34件铁器为5件环首铁刀和29件铜铁合制器，其中生产工具仅有铜銎铁凿2件，而兵器有27件，即铜銎铁矛8件、铜柄铁剑18件以及铜銎铁啄1件。这些为数不多的铁器以兵器为主，且全部出土属于晚期的M71大型墓。根据对该墓丰富的随葬品、墓葬形制的分析，发掘者推测墓主人身份很尊贵，可能是某位滇王，时代约在西汉中期偏晚。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共48件，其中纯铁器仅有7件。具体包括剑21件、矛8件、凿4件、环首刀3件、斧3件、锥2件，锤、戟、镰、马衔各1件，以及铜銎铁器2件和残铁器1件。发掘者将27座墓葬分为三类墓，在一类墓中仅出土铜柄铁剑和铜銎铁凿各1件，其余出于二、三类墓的铁器形制和数量增多。根据对器物文化特征的分析，发掘者推测一类墓的年代在汉武帝以前，二、三类墓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中期，下限晚至东汉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出土的344件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主要是生产工具和兵器两类，多为有刃器，数量较铜质的同类器物要多，大多为铜铁合制的铜柄铁刃器。其中，生产工具有109件，铜铁合制器有铜銎铁斧14件、铜銎铁凿18件、铜銎铁卷刃14件、铜柄铁忍削6件，铁器有铁锸2件、铁锯1件、铁削54件等。兵器数量更多，有224件，以铁剑居多，有110件，多为铜铁合制。而全铁剑有33件，铁矛有63件，全铁矛仅有4件，其余为铜 骹 铁矛，其他器形还有铜 骹 铁戟2件、铁鞭6件、铁镞43件，此外还有铁泡3件、铁衔6件、铁簪1件和错金铁器1件。发掘者把第二次发掘的60座墓葬分为四期，第二期大型墓随葬品有凿、斧、刀、削、矛、剑等铜铁合制器和铁器，中型墓出现少量铜铁合制器。第三期总的铜铁合制器数量和器形增多，但大型墓的随葬品数量减少，而中小型墓则普遍有随葬品，新出现铁锸。第四期大型墓中的铁器减少，其中尤以第二期中的大型墓M47、M51、M57、M68和中型墓M71，第三期中的大型墓M50、M69，中型墓M53、M82，小型墓M45，以及第四期中的M86为代表，再加上一些小型墓也有零星出土。60座墓葬中近20座墓葬有铁器出土。根据对随葬品的分析，以及汉式器物从第二期大量出现，发掘者推测第二期年代在汉武帝置益州郡后的西汉中晚期，第三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第四期在东汉前期。此外，发掘者推测其制作方法应是先锻制出铁刀，把铁刀放置在铜柄铸范的相应位置再铸铜柄而成。少数铜茎铁蜡剑在铜茎外再包铸金、银茎。因为铜铁合制器的主要功能和使用部位为铁，故归入铁器，但铁质刃部大多氧化锈蚀残损。

晋宁金砂山墓地出土器物78件，采集320件。其中，铜铁合制器有58件，有铜柄铁剑21件、铜 骹 铁矛24件、铜銎铁啄1件、铜銎铁斧5件、铜銎铁凿3件、铜柄铁削3件以及车马饰1件；铁器有14件，为环首铁刀7件，铁矛3件，铁镞、铁镦、铁戟、铁斧各1件。铜 骹 铁矛、铜柄铁削常见于晋宁石寨山M3、M4、M7、M12、M13，江川李家山M47、M51、M82，呈贡天子庙M33、M41，以及安宁太极山M12墓葬中，发掘者推测其时代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早中期。

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一次发掘出土铁器为铜柄铁剑10件、铜 骹 铁矛8件、铁矛3件、铜銎铁斧1件、环首铁刀9件以及铁钎、铁锥、铁环各1件。发掘者将此次发掘墓葬分为三期，铁器均出自第三期，其中铜柄铁剑、铜 骹 铁矛与江川李家山第二期同类器物形制相近，时代应在西汉中晚期。第二次发掘出土铁器包括铜铁合制器24件，有环首铁刀4件、铜柄铁剑2件、铜 骹 铁矛3件、爪镰13件、臂甲1件以及卷刃器1件。另外还采集到环首铁刀1件、铜 骹 铁矛残部1件、铁爪镰3件。发掘者根据出土的西汉武帝至平帝时期五铢钱等器物分析，将第二次发掘东区墓葬分为两期，出土铁器的墓葬为第Ⅱ期，推测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羊甫头第四期开始大量出现铜铁合制器，剑多为铜铁合制，长格C型合制剑及D型Ⅱ式鞘常成套出现，环首铁刀、铜 骹 铁矛和铁矛也有出现。根据对棺木的碳14测年，可推测该期M297的年代为距今2162±70年、M70距今2067±70年，与汉武帝在云南置益州郡时间相当，故第四期约为汉武帝中后期至西汉末。

石洞村墓地随葬品均显示出云南地区两汉器物的特征，无疑当属两汉时期。但具体来看，墓地出土有铜铁合制器，并有一定数量的铁器，有相当一部分是典型的汉式器物，它们应是随汉王朝势力进入而传入的。竖穴土坑墓之间打破关系的不多，出土器物的形制流变不明显，可见该墓地的延续时间不太长。所以，该墓地的大致年代从西汉中晚期延续到东汉初，年代大致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墓葬时代大致在西汉中期至晚期，第二期墓葬大致在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初。

根据墓葬打破关系和出土器物来看，大逸圃墓地可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出土有铜器，年代大致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第二期出土有铜铁合制器或只有铜器，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期；第三期出铁器或琉璃珠，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石洞村与大逸圃墓地在某一时期存在并存关系，只是大逸圃墓地时代更早。

其他墓地出土铁器较少，种类也与以上墓地出土铁器相近，年代大约为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为云南铁器时代早期。

三、云南铁器的产生、使用和普及

通过对云南出土铁器墓葬的分析发现，同一个遗址的不同时间段出土铁器的数量有很大差别，早期墓中出土铁器数量很少，晚期墓中数量不断增加。如江川李家山一类墓仅出土铁器2件（铜柄铁剑和铜銎铁凿各1件），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而二、三类墓中就有大量铁器出土，有420件左右，其年代是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 再如呈贡石碑村第二期出土了少量的兵器（铜柄铁剑、铜銎铁矛、环首铁刀等）、极少的生产生活用具（铁凿和铁爪镰）；第三期中铁器数量开始增多，种类也增多；到第四期，铁器占绝大多数，且铜铁合制器在铁器中的数量只占少数，纯铁器占多数。 首先，该遗址出土铁剑的剑刃也不断加长，说明此时滇池地区已有能力制作耗铁量大的长铁剑；其次，在出土铁器中铜铁合制器的数量不断少，纯铁器不断增多，而且早期出土的铁器以兵器为主，生产工具量少或没有，晚期有大量的铁质生产生活用具出现，同时在石碑村平民墓中也有铁器出土，说明铁器的使用开始普及到平民阶层。

综合分析云南地区铁器的出土情况可以发现，云南地区的铁器多集中出土于滇池地区，大多出现在武帝设郡的西汉中期以后，而在此之前，云南地区极少有铁器出现。根据云南出土铁器的变化趋势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以把云南出土铁器的早期分为三个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云南青铜时代晚期，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的云南铁器时代早期，东汉初期以后云南进入繁荣的铁器时代。这三个时期反映了滇池区域铁器发展和传播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高峰普及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是：铁器零星传入；铁器数量和质量的发展，铁器取代青铜器，成为云南地区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在云南铁器基本普及，民间广泛应用。

（一）云南青铜时代晚期铁器的产生和使用

铁器的出现和使用是云南青铜时代晚期的一大特征。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云南地区开始出现和使用铁器。

迄今为止，云南出土战国时期铁器的墓葬有5座。 其中滇西有2座，祥云检村大石墓出土2件铁镯，宁蒗大兴镇古墓采集到1件铜柄铁剑。滇池地区有3座。一是呈贡天子庙M41，出土的仅有的1件铁削，也是滇池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铁器，其余的都是大量的青铜器。蔡葵先生在其《论滇文化出土铁器》一文中指出，该铁削是中原形制的直刃铁削，是辗转流入滇池地区的。

他通过分析同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发现，该铁削没有任何本土特征，故赞同其来自中原之说。二是李家山M21，出土1件铜柄铁剑，M13出土2件铜銎铁凿，铁刃已残。铜柄铁剑的柄部装饰螺旋纹，并有山字格，滇文化中均出土过类似的青铜剑，而2件铜銎铁凿的形制也与当地铜凿相似，故蔡葵先生认为它们均产自当地。 此外，剑川鳌凤山墓地也出土1件铁器。

西汉早期滇池地区开始出现土铁器。一是羊甫头古墓地第三期也开始出现铜铁合制器，在第三期较晚的时候偶见铜茎铁剑，如M839。 羊甫头古墓地第三期还出土1件铜戈，援部为铁质，目前发现的仅此1件。 二是凤凰窝古墓葬有少量铁器出土，铜銎铁矛2件、铜銎铁刃镰1件、环首铁削8件，还采集到1件铁镞。

以上是云南出现和使用铁器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铁器的特征为：布局比较分散，数量极少；多为铜铁合制器，以兵器为主；铁器出土于规模较大的墓葬，中小型墓葬中没有发现；这些铁器都是外地传入或是来料加工的。虽然这与出土的数千件青铜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却能说明这一时期云南也开始出现和使用铁器。这些出土的铁器，虽然影响不大，但是其意义重大，标志着较青铜器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开始出现，这为后来铁器的发展期奠定了基础。

（二）云南早期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和推广

云南早期铁器时代出土铁器的数量、质量和种类都有了快速发展，出土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其年代是从西汉中期武帝设立益州郡以后至东汉初期。此时出土铁器遗址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铁器数量也大大增加。这一时期出土铁器的墓葬有石寨山第三期前段、李家山第三期前段、羊甫头第四期、石碑村第二期、八塔台第四期前段和东川普车河、个旧黑玛井、曲靖潇湘平坡墓地第四期等。石寨山第三期的典型墓葬有M3、M4、M12、M13、M71等，铁器在第Ⅲ、Ⅳ类墓葬中形制和数量增多。李家山第三期的典型墓葬有M19、M29、M30、M31、M47、M51、M56、M68、M71等。第三期出土的铜铁合制器数量和器形增多，但大型墓的随葬量减少，而中小型墓则普遍出现随葬品，新出现铁锸；第四期大型墓中的铁器减少。其中，尤以第二期中的大型墓M47、M51、M57、M68，中型墓M71，第三期中的大型墓M50、M69，中型墓M53、M82，小型墓M45以及第四期中的M86为代表，再加上一些小型墓也有零星出土，60座墓葬中有近20座出土铁器。羊甫头第四期开始大量出现铜铁合制器，剑多为铜铁合制，长格C型合制剑及D型Ⅱ式鞘常成套出现，环首铁刀、铜 骹 铁矛和铁矛出现。汉式墓葬有早、晚两期，早期墓葬带有斜坡式墓道，汉式陶灶、水田、仓、房屋、俑等模型在一些墓葬中出现，大型铜生活用具仍居多，多为“朱提堂狼造”，年代在西汉末到东汉初。出土的279件铁器的年代多为滇文化第四期和汉式墓葬早期。 石碑村第二期开始有少量的铁器出土，有铜柄铁剑、铜銎铁矛、环首铁刀、铁凿、铁爪镰等 。八塔台墓地第四期前段铁器才开始出现，多为武器类，数量很少，仅有少量铜柄铁剑、环首铁刀、铁矛和铁片等，这些器物也始见于石寨山第三期。此外，还出土少量的武帝后期至昭、宣帝时期的五铢钱，说明其年代与石寨山第三期相当。 东川普车河墓葬遗址出土的铁器数量很少，仅有3件，为环首铁刀1件、铁矛1件和铁镰1件，其年代是西汉中期后段。 以上出土铁器属滇池地区铁器的发展期，也是云南铁器时代的开始。

通过对以上墓葬遗址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滇池地区铁器的发展期有以下特征：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器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铁器大量出现在西汉中期武帝设郡以后，出土有大量带明显汉文化特征的铁器，可见冶铁技术随汉文化一起传入；铁器的数量和种类较萌芽期有了大量的增加；铁器以兵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铜铁合制器为主，纯铁器逐步增加；在平民墓中也有大量铁器出土，说明铁器已经开始普及到下层社会。

所以，云南早期铁器时代的起点应在公元前109年，这一年，汉武帝招降滇王，设益州郡。

东汉初期以后，云南铁器数量、质量和种类都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滇池地区出土铁器的墓葬有天子庙第三、四期，石碑村第三、四期，八塔台第四期中段、后段，太极山晚期，石寨山第五期，李家山第五期以及晋宁金砂山等墓葬。天子庙第三期中的M16和M17出土铜柄铁剑和铜 骹 铁矛以及五铢钱；第四期中的M18为砖石墓，有大量汉式器物，如环首铁刀、陶碗、陶灶等，但还有少量青铜时代常见器物，这说明当地受大量汉文化的冲击，所以仅有少量青铜末期文化的残存。石碑村第三期铁器数量增多，铜器减少，至第四期纯铁器占多数，铜铁合制器在铁器中的数量仅占少数，铜柄铁器的器身较长，很多平民墓中也有铁器出土，说明铁器使用较为普遍。八塔台第四期中段铁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并出现大量“宣平五铢”，后段出土大量武帝到宣平的五铢，还有不少王莽钱币，如“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但未见东汉五铢。武器和工具基本为铁器，还有铁容器釜等。太极山晚期、石寨山第五期、李家山第五期以及晋宁金砂山等墓葬都有大量铁器出土。这表明此时汉文化已占主导地位，铁器的汉文化特征更为明显，铁器已基本普及。

至东汉中期，铁器已广泛使用，全国34个铁官中云南设有2个 ，说明云南地区有了自己的冶铁业，出土的这一时期铁器的数量大大增加。东汉中期以后，铁器在云南地区已基本普及，应用广泛，数量很多，可以说云南已进入了铁器时代的繁荣阶段。

总之，云南地区在战国中晚期开始出现和使用铁器，然而发展缓慢，出土铁器的这一时期墓葬和出土的铁器数量都很少；直到西汉中期，武帝设郡以后，随葬铁器的墓葬迅速增多，分布更加广泛；至西汉中后期，冶铁技术随大量汉文化传入，随葬铁器的情况也增多；到东汉初期以后，云南已进入铁器的繁荣阶段，铁器取代青铜器的地位而被普遍使用，青铜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明显下降。虽然铁器较易锈蚀，不易保存，但是东汉中期以后，云南地区随葬铁器的情况增多，出土的这一时期铁器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从战国至东汉中期，云南铁器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种类从仅有单一的兵器到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具共同繁荣，铁器的使用从上层社会独有到平民阶层普遍使用的发展过程。从出土情况看，此时滇池地区铁器的随葬情况是：随葬铁器的墓葬从大型墓演变为平民墓，随葬数量也由少到多的演变过程。而西汉中期，是云南出土青铜器和铁器的分水岭，也是云南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界线。所以，从西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东汉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即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为云南早期铁器时代。 WJe4cp+rHeDWrzOOmuBfaSD4E3jeBussF67NGJgNIluOklLK8Qe2DTKO/g26D9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