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鼎盛阶段：云南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

从战国中期开始，云南进入了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至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云南青铜时代结束，云南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云南青铜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青铜器，是一批“滇味”十足的器物，以石寨山型铜鼓、青铜贮贝器和各种饰牌为代表。最著名的牛虎铜案，因为仅仅出土一件，贵为国宝，但不具有代表性。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器还有葫芦笙、铜枕、铜杖头饰、青铜纺织工具，等等。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云南正式进入汉朝版图。此时滇国虽仍存在，汉武帝亦颁赐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给滇王，令其“复长其民”，但业已式微，并逐渐走向衰亡！从考古出土文物可见，西汉五铢钱币、青铜弩机、铜镜、铜带钩等汉式器物已随先进的中原汉文化进入云南。云南青铜时代由鼎盛时期逐渐走向消亡，随着新兴的铁质生产工具的使用，云南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云南青铜时代从产生、发展、繁荣到鼎盛，其路线和轨迹基本上为滇西北—滇中—滇池区域和星云湖、抚仙湖区域。因此云南青铜时代晚期代表性墓地是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墓地和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墓地。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昆明市废品收购站陆续出现一些古代青铜器，经云南省博物馆数年的调查，确定这些青铜器出自滇池附近的晋宁县上蒜乡石寨村旁的一座小山——石寨山上。

石寨山原来是滇池中的一座小岛，因滇池萎缩而成为湖岸的一座小山。从滇池远眺，石寨山似一条横卧的大鲸鱼，故又名鲸鱼山。

从1955年至1996年的40余年间，考古工作者对晋宁石寨山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前四次的发掘单位是云南省博物馆，第五次的发掘单位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和晋宁县文物管理所。

1955年3月对晋宁石寨山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共发掘两座墓葬（M1和M2）。

1956年11月至1957年元月对晋宁石寨山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0座（M3—M22）。 此次发掘最为重要，在第6号墓（M6）内发现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这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吻合。确证此墓之墓主乃一代滇王，也确定了晋宁石寨山墓地是滇国王族墓地。

1958年11月，对晋宁石寨山进行的第三次发掘，共发掘墓葬12座（M23—M34）。

1960年4月对晋宁石寨山进行的第四次发掘，共发掘墓葬16座（M35—M50）。

1996年5月至6月对晋宁石寨山进行的第五次清理发掘，共发掘墓葬36座。

这5次发掘，总共发掘86座墓葬，年代主要在西汉时期，共获各类文物4500多件。

盘点一下鼎盛时期的发现可知，最重要者非“滇王之印”莫属。（图1-35）

另外，2020年2月13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晋宁石寨山附近的河泊所遗址时，发现一批封泥，其中有一枚封泥上“滇国相印”4个字赫然在目。河泊所遗址北距石寨山墓地只有700米距离。这枚封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图1-36）

云南青铜时代进入繁荣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器物，是在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17面铸造精美、纹饰繁缛的黑格尔Ⅰ型铜鼓。 这批从墓葬发掘出土的罕见的黑格尔Ⅰ型铜鼓在1988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分类法中，被命名为石寨山型铜鼓。 该类型铜鼓的标准器，就是在晋宁石寨山墓地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中所获的17面铜鼓，它们因全部都是有共生器物、有年代可考的科学发掘品而备受国内外考古界所关注！遗憾的是，在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中，竟无一面铜鼓出土。

云南青铜时代的诸多“重器”，均出土于晋宁石寨山这86座墓葬中，如青铜贮贝器。这种前所未见的器物，因出土时常常盛放海贝，被云南当代考古学者命名为贮贝器。另有持伞铜俑、铜枕、狼牙棒等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也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型，直到在后来江川李家山墓地的发掘中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云南青铜时代鼎盛时期另一处重要墓地是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墓葬群。（图1-37）

1966年，江川县龙街公社早街生产队的农民在李家山上修梯田时发现墓葬群，此后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四次发掘和整理。现在，李家山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玉溪市江川区龙街镇温泉办事处珠街村。李家山是江川辖区内多依山脉的一座分支小山，绝对高度仅100米左右。墓葬群位于这座小山的山顶，东南边是星云湖，与石寨山的直线距离为40余公里。（图1-38）

1972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进行第一次发掘，共发掘27座墓葬（M1—M27），出土文物1300多件，时代为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 第二次发掘于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进行，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和江川县文化局联合开展，共发掘墓葬58座（M28—M84），共出土文物2066件，时代仍为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此次发掘被评为1992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第三次发掘于1994年4至5月进行，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主持，系抢救性清理发掘，配合日本NHK电视台与云南省文化厅合作拍摄电视科教片《古代稻作王国——云南古滇王族墓的发掘》。此次清理发掘了一座墓葬（M85），出土文物116件。

第四次发掘于1997年3月27日进行，属抢救性清理发掘，原因是当年3月26日墓葬被盗未遂，次日由玉溪市和江川县两级文物管理所进行抢救性清理被盗墓葬（M86），出土文物140余件。该墓为东汉初期墓葬。

江川李家山4次发掘所获数千件文物中，青铜器总体风格仍然是“滇味”十足，与晋宁山寨山相似，出土青铜器的规格仍然十分高，高等级随葬品，如石寨山型铜鼓、青铜贮贝器、铜枕、铜葫芦笙、持伞铜俑、铜狼牙棒等，与晋宁石寨山相同，说明江川李家山墓地至少是滇国大贵族墓地，有的墓葬随葬品之规格接近滇王（M6）墓。

云南青铜时代鼎盛时期标志性青铜器之首非石寨山型铜鼓莫属。此类铜鼓属黑格尔Ⅰ型铜鼓 ，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的分类中，被命名为石寨山型铜鼓 。其标准器就是晋宁石寨山科学发掘出土的铜鼓，共计17面。除标准器外，在云南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墓地共发现34面石寨山型铜鼓，这些铜鼓均出土于墓葬之中，而且，都是由考古学家科学发掘所获，而非采集品或传世品。

这批标志性的铜鼓的特征是：铸造精良，鼓身明显分胸、腰、足三段，腰部剖面为梯形，鼓面和鼓身整体遍布写实性具象花纹，鼓面通常铸一个主晕圈，内有数量不等的翔鹭纹，鼓胸往往用各种用途不同的船纹来加以装饰，鼓腰上则常常装饰羽人、瘤牛等纹饰。翔鹭纹、船纹、羽人纹、瘤牛纹等纹饰是石寨山型铜鼓标志性的具象花纹，而遍布鼓面和鼓身的三角锯齿纹则是石寨山型铜鼓标志性的几何纹饰。（图1-39～图1-42）

石寨山型铜鼓系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关于古代铜鼓以出土地点命名而得名 ，在国际分类上则属黑格尔Ⅰ型铜鼓。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的铜鼓分类八分法中，石寨山型铜鼓的标准器是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墓地M1:32A、M1:58、M3:3、M6:2、M6:120、M11:1、M12:205、M13:2、M13:3、M14:1、M14:18、M15:7、M16:1、M16:3、M17:4铜鼓。这些铜鼓都是科学发掘品，出土墓葬明确，有一批共生随葬器物，年代准确。

石寨山型铜鼓的流行年代是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个别铜鼓的上限可早到战国中期，如昆明羊甫头M19:151鼓。 1993年，日本东京大学今村启尔教授发表论文指出：“黑格尔Ⅰ型铜鼓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国石寨山系，另一个是越南东山系。” 易言之，就是黑格尔Ⅰ型铜鼓有两个类型：石寨山亚型和东山亚型。这一观点被越南和中国学术界认可。1997年，越南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阮文好教授将两亚型称为东山式铜鼓和石寨山式铜鼓。 1999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会长蒋廷瑜接纳了这一观点。 2008年，李昆声、黄德荣著作中同意这个观点，指出“中国石寨山型铜鼓与越南东山铜鼓（A型和B型）是黑格尔Ⅰ型铜鼓的两个亚型，两者基本上是平行发展关系”，并对此做出详细论述。 2016年，李昆声、黄德荣在《考古学报》第二期发表《论黑格尔Ⅰ型铜鼓》，提出黑格尔Ⅰ型铜鼓有石寨山型、文山型和东山型三个亚型，或称三个式亦可。

为什么要将文山亚型从石寨山亚型中分离出来，作为黑格尔Ⅰ型铜鼓一个新的亚型？首先，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东接广西，南邻越南，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共发现古代铜鼓140面（不含少数民族当今仍在使用的铜鼓，这种铜鼓多为麻江型）。 世界铜鼓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在云南中部偏西地区，这里集中出土万家坝型铜鼓，是世界铜鼓起源地，这一区域的东部是滇池区域，出土大量石寨山型铜鼓；第二个区域是广西，出土铜鼓数量最多；第三个区域在越南北部，出土大量东山型铜鼓。如果将中国云南滇中和滇池地区、广西、越南北部用直线连成三角形，云南文山州处于此三角形地带之中心、腹地，是连接铜鼓三大分布区的枢纽，是万家坝型铜鼓南传、石寨山型铜鼓南传和东进的通道。

当然，以上论述只是文山铜鼓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大的背景。文山铜鼓成为黑格尔Ⅰ型铜鼓一个新的亚型，主要依据的是考古类型学的研究结论。首先看黑格尔Ⅰ型铜鼓石寨山亚型的器形，胸、腰、足三段分明，鼓面和鼓身遍体装饰几何形花纹和写实的具象花纹。这是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共性。石寨山亚型器形上的个性特征是鼓腰剖面呈倒梯形，而东山型的鼓腰呈圆桶形，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而文山亚型的鼓腰剖面呈倒梯形，器形与石寨山型相同。再看纹饰上的不同，石寨山亚型和文山亚型的鼓面之主晕纹是1圈，而东山亚型鼓面主晕圈是2圈或者3圈。主晕圈内的花纹，石寨山亚型是翔鹭纹，东山亚型有翔鹭纹、人物、器物等花纹，文山亚型之鼓面除翔鹭纹外，还出现瘤牛纹饰，这是使其成为一个新的亚型的主要依据。（图1-44～图1-46）

黑格尔Ⅰ型铜鼓三个亚型比较见表1-10。

关于黑格尔Ⅰ型铜鼓，黑格尔本人认为是世界最早的铜鼓 ，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中国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出土的一批春秋时期的万家坝型铜鼓，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论断，铜鼓的“老祖宗”不是黑格尔Ⅰ型铜鼓，而是早于它的万家坝型铜鼓，即美国、日本考古学家所说的“先黑格尔Ⅰ型铜鼓”。

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关于此，有4个考古学上的证据。

第一是器形，万家坝型铜鼓开创了“遍体皆铜，其制正圆，胸、腰、足三段分明，中空无底”这样的器形。

第二是花纹方面的证据。一些万家坝型铜鼓内壁上有鼍纹，这是笔者考证出的结果 ，考古界多数学者业已赞同。考古发掘报告将其称为“四足爬虫纹”“菱形网状纹” 是不正确的。鼍纹是万家坝型铜鼓上的标志性花纹，可以说是此类型铜鼓的文化“DNA”，这种花纹“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上，实例是1919年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阿章寨发现的著名广南铜鼓。此鼓胸部铸有4条祭祀船纹，有的研究者发现船上有鼍纹：“（广南）鼓甲船表标上悬菱形网状纹，网四角带并头卷云纹。这种纹饰在云南早期铜鼓上屡见不鲜。据李昆声先生考证，此纹饰应为鼍纹，亦即鳄鱼纹，笔者从之。”

但是，万家坝型铜鼓上的鼍纹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上，位置是不同的。万家坝型铜鼓上的鼍纹，多数是铸造在铜鼓之内壁上的。铜鼓或其他任何器物上的花纹，作为装饰纹样，是要让人能看到的。装饰在铜鼓内壁上的花纹，只有倒置时才有装饰作用。因为万家坝型铜鼓是由铜釜演变而来，它还有一个“又当鼓来又当锅”的作用，铜鼓用于炊爨的阶段，才出现花纹装饰在内壁的现象。这种现象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上时，船纹铸造在了广南鼓的胸部上，曲靖八塔台鼓的鼓面上和鼓腰上。

第三是年代学方面的证据。万家坝型铜鼓流行年代是春秋早中期至战国晚期，石寨山型铜鼓流行年代是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个别铜鼓与万家坝铜鼓年代有交叉。如昆明羊甫头M19:151鼓的年代属战国中期，这面石寨山型铜鼓的年代与万家坝型铜鼓时代较晚者有交叉、重合，表明在万家坝型铜鼓流行年代的晚期，石寨山型铜鼓便诞生了。

第四个证据来自铅同位素研究。吴小红教授和崔剑峰博士铅同位素比值的研究表明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是继承关系。

石寨山型铜鼓有一支发展演变成冷水冲型铜鼓，另一支则退化消亡。发展成冷水冲型铜鼓的实物证据是晋宁石寨山M10:3鼓（图1-47）和越南老街Ⅰ号和Ⅴ号鼓（图1-48、图1-49）。晋宁石寨山M10:3鼓和越南老街Ⅰ、Ⅴ号鼓在分类上均属黑格尔Ⅰ型铜鼓的石寨山亚型。这3面铜鼓的鼓面、胸、腰均遍布此型铜鼓的标志性花纹——三角锯齿纹，其中有的鼓面为写实性花纹翔鹭纹，鼓胸有船纹，鼓腰有牛纹，鼓腰器形是石寨山亚型的剖面倒梯形鼓腰。但是，这3面铜鼓中的两面，鼓面边沿部位有两面出现四只蹲蛙，这个立雕特点是冷水冲型铜鼓的装饰特征。另外，越南老街两面鼓鼓面上的翔鹭纹业已从写实花纹向图案化演变。所以，这3面铜鼓是石寨山型铜鼓发展成冷水冲型铜鼓的实物证据，在铜鼓分类上既可划归石寨山型，亦可划归冷水冲型铜鼓。石寨山亚型铜鼓还有一支退化成制作粗糙、没有纹饰的铜鼓，最终消亡。实物证据是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M50:89、M69:192鼓（图1-50）。 这两面铜鼓仅仅在器形上还保留着石寨山亚型铜鼓的基本特征，胸、腰、足三段分明，鼓胴径大于面径，鼓腰剖面呈梯形，但整面铜鼓通体光素无纹，完全是退化的形态，年代亦晚至东汉初期，以致最终消亡。

文山亚型与石寨山亚型铜鼓源流相同，此不赘述。

关于东山亚型铜鼓的起源，即“源”在何处，国际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的考古学界分歧巨大。越南考古学者们认为东山亚型铜鼓是所有铜鼓的祖先，它本身就是“源”。 ^[1] 日本东京大学今村启尔教授认为，东山亚型铜鼓来源于石寨山亚型铜鼓，“对于成立经过大致可推测的石寨山系来说，可认为东山系是由石寨山系或石寨山系相近的铜鼓派生出来的” 。

笔者认为东山亚型铜鼓是在万家坝型（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影响下产生的。

先看型制，古代铜鼓的基本形态：遍体皆铜，鼓面正圆，中空无底。这个后来所有类型铜鼓都遵循的基本式样，是万家坝型铜鼓开创的。

再从花纹上看，无论何种类型的铜鼓，鼓面中央均有太阳纹，各类型只在光芒的数量和形态上有区别，这也是万家坝型铜鼓首开先河。

最后，从东山亚型铜鼓的年代看其渊源。越南学者先研究东山铜鼓A型Ⅰ式的4面铜鼓，也就是越南学者所说“最早期”的玉缕Ⅰ号鼓、黄下鼓、古螺Ⅰ号鼓和沱江鼓，它们中有一面鼓——古螺Ⅰ号鼓是科学发掘品，因而研究价值最高。

古螺Ⅰ号鼓高53厘米，面径73.8厘米，鼓面中央铸14芒太阳纹，芒外14晕，第1、5、9、14晕饰点纹，第2、4、11、12晕饰勾连圆圈纹，第6、8晕为主晕。第6晕为两组对称花纹，分别铸造在主晕圈的两边，每组花纹内容完全相同。一组有3种图案，第一种是4面铜鼓和4名敲鼓人；第二种是屋角朝两侧翘起的似船形的干栏式房屋一座，屋内对坐两人，屋顶站一个长尾巨型怪兽，此屋旁边另有干栏式房屋一座，屋内站立一人，两房屋之间有两人相对而立舂米；第三种是6名羽人，或徒手，或吹葫芦笙，或手中持物。另一主晕第8晕铸16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类。鼓胸上部花纹为栉纹，下部铸有6个船纹，每条船上坐持矛羽人，各船之间有鸟，船行方向与鼓面鸟的飞行方向一致。鼓腰呈直筒形，上部被斜线和切线圆圈分成8格，格间有持矛羽人，鼓足内侧铸汉字“西于四十八鼓重量千百八十一斤”。

1982年，越南考古研究院发掘了位于河内东北部的东英县古螺城遗址。他们在古螺城外城墙和内城之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了古螺工号，出土时鼓面向上，内装247件青铜器，有青铜生产工具、兵器、乐器、生活用具，其中有一枚秦朝“半两”铜钱。主持发掘者赖文到博士认为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铜鼓。 易言之，古螺Ⅰ号鼓是西汉早中期的铜鼓。中国学者彭长林认为古螺Ⅰ号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即公元前1世纪。 （图1-51）

古螺Ⅰ号鼓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又有大量共生器物，可以作为东山铜鼓A型的标准器。赖文到博士也指出：“Ⅰ号古螺鼓和玉缕、黄下、沱江等诸鼓是相同的，属于东山铜鼓的早期铜鼓。”

在这4面铜鼓中，关于玉缕铜鼓的年代，各国学者均在一些论文中发表了看法。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认为玉缕铜鼓的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戈鹭波认为应在1世纪。 越南学者阮文煊、黄荣认为，东山铜鼓A型上限是公元前7世纪，下限是2世纪，他们的观点和范明玄相同，玉缕鼓是A型鼓中最早的，也就是说玉缕鼓是公元前7世纪的铜鼓。

中国学者王振镛曾著《越南玉缕鼓考略》，对玉缕Ⅰ号鼓（图1-52）做过全方位的研究。从形制上说，玉缕鼓兼有石寨山型和冷水冲型的特征，是中间形态的鼓，因而不是最早的鼓。在装饰纹样方面，玉缕鼓上面铸造出15面铜鼓图像，证明玉缕1号鼓出现在同一类型铜鼓已经相当普及的时期，所以它绝不是最早的铜鼓。此外，玉缕Ⅰ号鼓上所铸造的船纹，与同属黑格尔Ⅰ型的中国云南江川李家山鼓、广南鼓、广西贵县罗泊湾鼓、西林鼓上的船纹相比较，显得比较刻板和程式化，虽然还未发展到冷水冲铜鼓的图案化船纹，但也是较晚的船纹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判断，玉缕铜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铜鼓繁盛时期的作品，也就是1世纪左右。

综合以上各家观点，笔者认为古螺Ⅰ号鼓、玉缕Ⅰ号鼓、黄下鼓、沱江鼓的年代应属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即公元前1世纪至1世纪。

东山铜鼓A型中，还有一件可列为标准器，那就是越溪鼓。（图1-53）越溪鼓在范氏分类法中属东山铜鼓A型Ⅳ式。该鼓鼓面直径23厘米，鼓面中央饰8芒太阳纹，芒间装饰复线三角纹，芒外三晕，第1晕和第3晕为点纹，第2晕为主晕，饰4只逆时针飞翔的长喙鸟，似为翔鹭。鼓面和鼓胸饰切线圆圈纹、线纹。鼓腰直筒状，装饰仰喙朝天的犀鸟。 ^[2]

越溪鼓1961年出土于海防市水原县福宁乡越溪村2号墓中。越溪村墓地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着5座船棺墓，其中3座墓内无随葬品，一座墓内仅随葬一铜斧。2号墓船棺长4.76米，四周钉有8根木桩，船棺内随葬93件青铜器，除越溪鼓外，还有提桶、钟、铃、盖盅、鼎、壶、勺、耳环、剑、矛、斧、钺、凿、刮刀、锉、卷刃器等，种类十分丰富。 越南考古学家黄春征教授将越溪鼓的年代考订为秦汉之交，也就是3世纪末。 中国学者也同意越南学者的这个观点，原因是：“越溪墓的测年数据虽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但从出土的楚式剑、越式剑、越式鼎、环首刀、刮刀、铜壶、铜 鋗 、铜钟等大量器物来看，它们与岭南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文化特征相似，卷刃器与滇文化相似。”

笔者从越南学者分类的东山铜鼓A型中挑选了有代表性的A型Ⅰ式鼓之古螺Ⅰ号为标准器，判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1世纪，即西汉末东汉初期。A型Ⅳ式的越溪鼓为标准器，该鼓是A型鼓中年代最早的，在公元前3世纪末，即秦汉之交，因有与战国晚期四川器物相似的船棺，或者可以早到战国晚期。

越南考古学家关于东山铜鼓的分类原则：一是按器型排列，面径大者排前；二是以花纹繁缛程度排列，花繁缛者排前，花纹简单者排后；三是按年代早晚排序，年代早排前，年代晚排后；四是按鼓面有无蛙饰排列，无蛙鼓排前，有蛙鼓排后。笔者认为，这是不科学的。

首先，按时代早晚排序，越溪鼓是目前已知，越南和中国考古学界认可的越南东山铜鼓年代最早的一件，本应排在A型的Ⅰ式，实际上却排在A型的Ⅳ式。再看玉缕Ⅰ号鼓，的确是铸造精良、纹饰瑰丽，非常精美的一面铜鼓，“最美丽、最完善的东山铜鼓是最早的，它们是在越南发现的一组四面铜鼓：玉缕Ⅰ号……” ^[3] 因而，玉缕Ⅰ号鼓在分类中为A型Ⅰ式第一面。然而，最美丽、花纹最繁缛的铜鼓是发展成熟的鼓，从年代看也晚越溪鼓200多年，应该排在A型分式靠后。顺便提一下，A型分为5式未免过于琐碎，如A型Ⅴ式仅有一面广昌鼓，应归入A型Ⅳ式最后一面，将A型Ⅳ式第11面鼓，即越溪鼓，也就是最后一面提前到A型Ⅰ式第一面才对，这样A型Ⅴ式也就没有必要存在。

在越南东山铜鼓范氏分类法中，最不合理的是东山铜鼓D型，对应的是中国万家坝型铜鼓，日本学者称之为“先黑格尔Ⅰ型”。越南科学院院士范辉通教授是这样评价万家坝型铜鼓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云南发现了制造粗糙的万家坝型铜鼓而声称中国是东山铜鼓的摇篮。越南学者驳斥了这一说法，因为20世纪30年代在越南发现了同类型的铜鼓（淞林鼓），早已被断定是粗糙的，却是晚期的鼓。尽管它们的铸工粗糙，但它们的装饰风格是晚期的。” ^[4]

万家坝型铜鼓是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八分法中最早的第一类型铜鼓，标准器是1975年在云南省楚雄县（今楚雄市）万家坝发现的5面铜鼓，20世纪80年代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发掘报告不代表“发现”于那时。 万家坝古墓群经云南考古学者科学发掘，共发掘79座古墓，其中M1出土1面铜鼓，M23出土4面铜鼓，这5面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标准器，有众多共生器物和碳14测年结果可证明其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鼓。万家坝M1:12铜鼓碳14测年有3个数据：公元前425±80年，公元前360±80年，公元前400±85年。万家坝23号墓的测年为公元前455±80年、公元前390±80年、公元前690±80年。 根据测年数据，万家坝型铜鼓年代最早者早到春秋早中期，即公元前7世纪，最晚者在战国，即公元前5世纪。所以，万家坝型铜鼓应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鼓。

再从器型花纹演变来看，东山铜鼓C型的花纹遍布全鼓，鼓面太阳纹多为12芒，芒间饰翎眼纹，主晕纹为变形羽人纹，鼓面出现立体青蛙；而东山铜鼓E型也是全鼓遍布花纹，鼓面太阳纹，多为10芒，芒间饰翎眼纹，主晕纹为变形羽人、变形翔鹭纹，鼓面立体青蛙变成4只蛙爪印痕。由此可见，东山铜鼓从C型向E型演变过渡轨迹清晰可见，而范氏分类法的C型是向D型演变的，D型铸工粗糙，鼓面仅有太阳纹，无主晕纹，鼓胸素面无纹，腰足仅有简单几何纹。C型是不会演变成D型的，而越南考古学者又说D型是退化的铜鼓，那么，D型又是如何“退化”为E型的呢？所以，范氏分类法在东山铜鼓C型和E型之间硬塞进一个D型，是违反考古类型学的。

最后，关于东山铜鼓的来源，越南考古学家较早时期的观点是，A型就是最早的铜鼓。近年来，有一些新的观点出现。一种观点是：“东山铜鼓原始形态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一个与此密切相关，但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着某个X型铜鼓。这是一个原始的、早于所有这些鼓的，然而是到目前为止最完善的东山铜鼓”。 另一种观点是，铜鼓起源是多元的，越南北部和中国云南是两个起源中心，并认为D型铜鼓的年代可早到公元前4世纪。 那当然就不是退化的鼓了。

日本学者今村启尔认为，东山系是由石寨山系相近的铜鼓派生出来的，东山系中拥有锯齿纹的铜鼓是古老的，由锯齿纹变化为栉纹的铜鼓是后来出现的。 从年代学上看，东山铜鼓由石寨山型铜鼓演变而来是不可能的。二者流行年代相同，石寨山型铜鼓略早一些，从战国中期到东汉初期 ，东山型越溪鼓的年代可早到战国晚期，流行时间更长一些，可到东汉中晚期。

其实，越南学者所要寻找的“原始的”“早于东山铜鼓”的铜鼓早已存在，那就是万家坝型铜鼓。从器型上看，有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全世界所有铜鼓不论属何种类型，都是鼓面正圆，中空无底的形状，这是万家坝型铜鼓首创的形状，是从炊器铜釜演变而来的。再从花纹上看，无论何种类型的铜鼓，鼓面中央均有太阳纹，各类型的区别只是光芒的数量和形状，这也是万家坝型铜鼓所开先河。在少数万家坝型铜鼓的鼓面上，鼓面太阳纹甚至仅有光体而无光芒，更加体现其原始性、开创性。万家坝型铜鼓的流行年代从春秋早中期到战国晚期，与东山铜鼓的流行年代战国晚期至东汉中晚期完全衔接。由于地域相近，万家坝型铜鼓发展成石寨山型铜鼓时，器型无变化，面径相差不大，鼓腰均为平面呈梯形。而万家坝型铜鼓发展到东山型时，由于地域相隔较远，东山铜鼓呈现出三个地方特征：一是体量较大，A型鼓面径最大者在70厘米以上，玉缕鼓的面径甚至达到79厘米；二是鼓腰呈圆筒状；三是鼓面出现两三圈写实花纹主晕圈。正因为有这些特征，我们才将东山铜鼓、石寨山铜鼓和文山铜鼓列为黑格尔Ⅰ型铜鼓的三个亚型。 这三个亚型仅有或器型或花纹差异，没有本质区别，均属黑格尔Ⅰ型，均起源于万家坝型铜鼓，均发展成冷水冲型，源流关系十分清晰。

除铜鼓外，云南青铜时代晚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就是青铜贮贝器了。

查阅《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都见不到青铜贮贝器的身影。青铜贮贝器最早于1955年3月被发现于云南省博物馆第一次发掘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时发掘的M1和M2两座墓葬内 ，被称为“鼓形飞鸟四耳器”和“虎耳四足器”。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第二次发掘，并在1959年出版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中，正式将此类圆桶形、铜鼓形、叠鼓形和锥顶形的容器命名为贮贝器。

此后，在昆明市呈贡天子庙墓地发掘 、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墓地第五次发掘 、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 、昆明市羊甫头墓地发掘 中，相继出土一批青铜贮贝器。

最早对青铜贮贝器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学者是日本名古屋博物馆的 梶 山胜先生。 梶 山胜根据晋宁石寨山的4次考古发掘资料将贮贝器分成三种类型：A型——桶形贮贝器，共24件；B型——铜鼓形贮贝器，共9件；C型——特殊形贮贝器，共2件，出自石寨山墓地。 2013年， 梶 山胜又在日本京都发表两篇研究贮贝器的长篇文，后面再详述。

云南省博物馆李伟卿针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出土的贮贝器收集资料进行分析，将贮贝器分为五种类型：青铜提桶形贮贝器（2件，呈贡天子庙出土）；细腰筒形铜贮贝器（11件，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虎耳细腰桶形贮贝器（14件，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铜鼓形贮贝器（9件，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异形贮贝器（2件）。

张增祺也将贮贝器分为五种类型：提桶形贮贝器（3件，呈贡天子庙M41出土）、束腰筒状贮贝器（33件）、铜鼓形贮贝器（10件）、铜鼓贮贝器（14件）、异形贮贝器（2件）。 后张增祺修正了分类，去掉提桶形贮贝器，将贮贝器分为四种类型，即束腰圆桶形贮贝器、铜鼓形贮贝器、铜鼓贮贝器和异形贮贝器。

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佟伟华在《云南石寨山文化贮贝器研究》一文中将贮贝器分为A、B、C、D、E五种类型，其中A、B、C型又分两式，并考订A型和B型Ⅰ式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A型和B型Ⅱ式时代为西汉中晚期，C型Ⅰ式、Ⅱ式和D型、E型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之后，佟伟华又著文对叠鼓形贮贝器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的探讨。

蒋志龙在《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一书中也对贮贝器进行了分类。他提出最早铜提桶形贮贝器之年代为战国中期或更早。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明华在《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一文中，将青铜贮贝器分为铜鼓、鼓形、叠鼓形、桶形和洗形五种类型，其中桶形贮贝器又分为Ⅰ式束腰桶形、Ⅱ式特殊形状的贮贝器、Ⅲ式直壁圆桶形的铜提桶。 肖明华认为青铜贮贝器出现在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消失于西汉晚期。

李金莲在《云南古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综述》一文中指出，贮贝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贮贝器是指贮藏贝壳的容器，并将贮贝器分为铜提桶形、细腰圆筒形、虎耳细腰圆筒形、异形、铜鼓形五种类型。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将贮贝器分为铜鼓形和桶形两种类型。

李昆声、黄德荣合著的《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一书，将贮贝器依形状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提桶形贮贝器，形状似桶，细长，以呈贡天子庙M41出土的3件桶形和江川李家山M51:263驯马场面贮贝器为代表（图1-54、图1-55）；第二种类型为束腰桶形贮贝器，腰部呈束腰状，细长，实例有晋宁石寨山M12:26诅盟场面贮贝器、江川李家山M69:139纺织场面贮贝器（图1-56）；第三种类型为铜鼓形贮贝器，直接用铜鼓盛放海贝或将铜鼓改装后当贮贝器使用，实例有晋宁石寨山M1:4杀人祭柱贮贝器、江川李家山M69:157播种祭祀场面贮贝器（图1-57）；第四种类型为异形贮贝器，数量很少，形状特殊，不具有普通意义，实例有晋宁石寨山M13:356洗形贮贝器和M18:2锥顶形贮贝器。

《中国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一书将铜鼓形贮贝器分为A、B、C、D、E五种类型。 其中，A型铜鼓形贮贝器共2件，于滇王墓（晋宁石寨山M6）出土。编号为M6:120的铜鼓形贮贝器之器面中央素面，无铜鼓鼓面之太阳纹，既无光体又无光芒；有4晕，饰石寨山型铜鼓鼓面标志性的花纹——三角锯齿纹和同心圆圈纹。器面之边缘开有一个圆孔，内插小圆筒。此器胸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饰切线圆圈纹，下部饰6个船纹，船上乘坐羽人，这也是石寨山型船纹铜鼓胸部常见的纹饰。腰部花纹亦分上、下两部分，腰上部花纹用羽纹带纵分为8格，其中有4格为舞人花纹，一格为牛纹，腰下部用三角锯齿纹、同心圆圈纹装饰。这件贮贝器是用石寨山型铜鼓略加改造而成的，改造的地方仅有两处：一处是在铜鼓鼓面上开孔装圆筒，方便投放海贝；另一处是为“中空无底”的铜鼓加了一个“底”，目的是贮存海贝。这样一加工改造，此器的功能完全改变，器物也就从基本功能为乐器的铜鼓变成基本功能为储物的贮贝器了。此器是铜鼓形贮贝器中最简单、最接近铜鼓的。另一件编号为M6:2的，出土时仅仅残存器面，在M6内与这两件贮贝器共生。同时出土的有一面石寨山型铜鼓，编号为M6:33。值得注意的是，M6为滇王之墓，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汉武帝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的王印——“滇王之印”在晋宁石寨山6号墓内出土，证明墓主人就是一代滇王。在滇王墓里铜鼓和用铜鼓改造而成的铜贮贝器同时出土，表明贮贝器和铜鼓的地位不分伯仲。铜鼓是一种多功能的器物，在滇国是神器、重器，那么，贮贝器也应该是滇国之重器，而并非一般的器具。

B型铜鼓形贮贝器共2件，为江川李家山M47:22和江川李家山M68:287号铜鼓形贮贝器。

江川李家山M47:22器形是石寨山型铜鼓器形，胸、腰、足三段分明，鼓腰呈梯形，但纹饰全部省略，此器整体光素无纹，仅在鼓面尚存太阳纹之光体，而无光芒。在器形改造方面，主要是在铜鼓之底部加装一个圆形盖子，使之变成贮贝器之上盖，在边缘部位开一个长方形的孔，并附孔盖，从此长方孔装入海贝或取出海贝。此器出土时的状况是似倒置之铜鼓，鼓面朝下，鼓足朝上，鼓足上加盖子，器内盛放着海贝。这是一件将铜鼓进行局部改造而成的铜鼓形贮贝器。（图1-58）

另外一件B型铜鼓形贮贝器是江川李家山M68:287铜鼓形贮贝器。此器之器形是石寨山型铜鼓，胸、腰、足三段分明。鼓面中心饰太阳纹，仅有光体，没有光芒，有3道晕圈，第一晕圈为主晕圈，内有6个翔鹭纹，已趋向图案化，第二、三晕饰三角锯齿纹。鼓胸部2晕，为三角锯齿纹。腰部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以几何花纹装饰。腰部之剖面为倒梯形。此器之改造与上器大同小异，也是在铜鼓之足部加圆形器盖，倒置后成为贮贝器之器顶盖。加装的圆形器盖上开3个等分孔，与盖互为子母口，可以扣合。圆形器盖之口沿部分也等距离铸3个长方片，片内有孔，与足孔对应，从器足孔插入、取出销钉，即可开闭器盖。此器出土时也是鼓面向下，鼓足朝上（已加上器盖），内盛海贝。（图1-59）

C型铜鼓形贮贝器共有2件。其中一件是M12:1铜鼓形贮贝器。此器出土时已残。比较奇特的是它有2个器盖，上盖为圆锥形，中央略微突起，器盖边上铸一只环钮。发掘报告和一些研究文章将其误判为“铜锣”。此器盖中央饰太阳纹，8芒，其外有8晕，第五晕为主晕纹，饰羽人舞蹈纹，共23人。领头一人为领舞者，佩长剑，着长衣，类似现代景颇族跳目瑙纵歌舞蹈时的领舞者瑙双；其后22名舞者头饰羽毛冠，身着前短后长之裙裾，双手伸展，一手执羽毛，另一手张开，似模拟翔鹭而舞。此场景有众多的舞人，呈现多个舞蹈。此器盖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图1-60）

石寨山M12:1铜鼓形贮贝器两层盖子之下盖为扁圆形，子母扣，能与器口扣合，器盖中央开一个圆孔，应为放海贝而设置。此盖之纹饰亦为写实花纹，为牧放图，花纹分内外两晕，内晕圈铸3名滇人携3只牧羊犬牧放6只山羊场景；外圈铸4名滇人，每两人一组，挥鞭牧放11只绵羊、8只猪场景。此为滇人经济生活之真实写照。此器之器身为典型的石寨山型铜鼓之鼓身，其腰部铸一幅上仓图，内容表现滇人将箩筐中的粮食运往粮仓。此图内容可分为左、右两部分。右图之右端有一座井干式粮仓，仓前置短梯，左边置3个囷箩，在粮仓和囷箩之间行走着运送粮食的滇人，分为上、下两行，下行10名滇人正从囷箩中取粮或运粮，头上顶着装粮食的袋子，上行9人则头顶空箩筐，表明已将粮食放入粮仓，且与下行10人行走在相反的方向上，去囷筐中取粮。左图则有运粮滇人11人，上、下两行行走方向一致，装粮食的囷箩有2座。粮仓旁边还有一只母鸡带领几只雏鸡，正在低头啄食掉在地上的粮食，画面极其生动。（图1-61）

另外一件C型铜鼓形贮贝器也出自晋宁石寨山第12号墓，编号是M12:2。此器之器身为典型的石寨山型铜鼓之器形，有一个盖子。中央开一个直径4.8厘米的圆孔，其外铸两圈滇国妇女乐舞图。外圈有15名滇女作舞蹈状，10人左右手臂平伸，手掌张开，另外5人一手臂伸开，另一手臂内收，每名舞者脚下空地上还置放铜觚，似乎表示舞蹈结束后还要饮酒。内圈铸9名滇女。其中两名正在用夸张的动作击打铜鼓，铜鼓平置，花纹与器形显示其为石寨山型铜鼓，敲击铜鼓的方法为平置敲击法。另有一名滇女手抱一器，击打器面，图像未显示整器，推测为敲打 錞 于。还有两名滇女形成一组图像，左边站立者左手抱一铜釜状大容器，右手已从铜釜中舀出一勺液体，倒往一只装饰有“S”形花纹的带流高足器中。图像显示出液体流往器皿中的动态。此高足器由右边一名滇女双手捧器承接。另有三名滇女，每人双手高举同样的高足器，列队正准备去承接铜釜中的液体。这一幅欢快的《滇女乐舞图》在云南艺术史和中国舞蹈史上颇为著名。（图1-62）

此贮贝器之胸部为一幅放牧图。图分上、下两排，上排为滇人男子执棍牧12头牛，下排为滇人男子执棍牧17匹马。腰部是著名的《播种图》，图中有4组肩舆，每乘肩舆内坐滇人贵妇一名，由两名滇人男子肩扛，前后有滇女随行，一些人执点种棒，一些人头顶盛放种子的箩筐，并有巨犬随行，有鹭鸟和燕子在天上飞翔。此图表现的是滇国贵族妇女率众前往播种地途中行进的状态。这幅图也反映了汉代滇国是有母权制的影子存在的。（图1-63）

属于C型铜鼓形贮贝器的这两件贮贝器的盖上均无立体雕塑，但有精美的线刻图像，在器盖中央开孔，供存海贝之用。M12:1贮贝器尤为珍贵，配有两层器盖，下盖中央开圆孔供存取海贝用，再配一个上盖遮挡，显得更加安全、贵重。

D型铜鼓形贮贝器的实例是4件盖子上铸有立体雕像的贮贝器，分别为晋宁石寨山M1:3纺织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1:4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20:1杀人祭场面贮贝器和江川李家山M69:157播种祭祀场面铜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M1:3纺织场面贮贝器出自晋宁石寨山首次发掘的一号墓内。 此器之器形为石寨山型铜鼓之器形，但器盖则非铜鼓之鼓面，而是铸有18个立雕人物之器盖。盖中央铸一名滇国女贵族，端坐于一个圆形的台子上，正监督织女从事纺织劳动，17名滇国纺织女，或执伞，或托盘，盘内盛放鱼肉，正在侍奉女贵族。纺织女铸造在器盖之边缘，或捻线，或织布，或执杼，正在从事纺织劳作。18名立雕人物均为青铜铸造，唯有端坐中央的女贵族遍体鎏金，而且女贵族之体型身材比其余17人高大甚多，突出其贵族身份地位，真人未必如此。这件贮贝器的腰部铸孔雀、犀鸟纹饰。出土时，器内盛放海贝，可确定其为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M1:4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也是出土于石寨山第一次发掘的一号墓内。 此器之器盖上铸造青铜立雕人和动物52个，出土时已脱落遗失11个，留存41个。器盖之中央立一根铜图腾柱，柱顶铸一头虎，柱身缠2条蛇。此图腾柱前有3个人被捆绑，应为祭祀铜柱的牺牲品。主持祭祀者仍是一名滇国女贵族，她高高在上地端坐在4人肩舆上，参与祭祀的人们面向图腾柱分排而坐。

晋宁石寨山M20:1杀人祭场面贮贝器上铸造的立雕人物多达32人，立雕了3匹马，以及牛和狗各一。此器形为石寨山型铜鼓，胸、腰、足三段分明，胸和腰部铸简单的几何花纹。器盖中央累放3面大小不等的铜鼓，使其成为下粗上细的柱状，器盖边缘铸对称的双耳，以此为界，立雕青铜人物分为左、右两个单元。左侧这一单元共16人，祭司为一名滇国贵妇，乘坐在2人肩扛的肩舆上，一人站立肩舆左前方，向女祭司行礼，前方雕一名骑马人物，后面随扛锄者及狗。肩舆后面一骑士随行，后面随行一行妇女，手中执物或顶筐。右侧仰卧一祭祀的牺牲品，此人无首级，可能已被割下当祭品去了。肩舆器盖左侧之边沿部分另有扛物人物、拱手人物、跪坐人物各一名。右侧亦雕16人：铜鼓前站立长发长衣者一人；右侧跪一人，站一人，一手执物，肩扛织物；其后坐一人，一手提篮，一手提器皿；其左方一人坐地，双手捧条状物品，前面立一木牌，木牌上捆绑一人，也是祭祀铜鼓的牺牲品，此牺牲前面站一人，作掩面哭泣状，似为牺牲者的亲人。器盖之提耳旁有一头牛，左前方一位骑士，作下马状，马后站立一人。

D型铜鼓形贮贝器还有一件实例出自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的第69号墓中，编号为M69:157。此器乃石寨山型铜鼓器型，但无鼓面，器盖非鼓面改造而成，而是单独铸造的。 此器铸造得相当精致，器胸部铸4晕，第1、3晕为三角锯齿纹，第2晕为同心圆圈纹，第4晕为主晕纹，铸4个船纹，其上乘坐羽人，纹饰之写实性已降低，开始走向图案化。腰部的纹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纵羽纹带划分为6格，每格内饰羽人，作舞蹈状，人物变形向图案化发展。下部分有3晕，均为几何花纹带，第1、第3晕为三角锯齿纹，第2晕为同心圆圈纹，另铸有4只扁耳。器盖上共雕铸立体人物35人、马2匹。器盖中央有一圆孔，内立一圆柱，柱顶盘状，柱身动物纹装饰，柱底部为铜鼓形，与晋宁石寨山M1:4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上的铜柱功能相同，皆为图腾柱。 此器盖上主持播种祭祀者为一贵族妇女，乘坐在一乘4人肩舆之上，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在肩舆后紧随一名随从，手持长杆伞为其避雨蔽日。此伞亦非同寻常，伞盖顶鎏金，肩舆前有二骑士乘马前导，骑士双手控缰绳，脚拇指夹住绳制的马镫。肩舆前后左右簇拥着一群人众，有持点种棒者，背种子袋者，手持圆盒者，肩扛球状物者，面向鎏金贵妇跪和站立的侍从还有佩剑者、抱罐者、顶柴薪者、挽挎竹篮者、提竹篮者、持葫芦者、持布者，这些人都是携祭品随贵族去祭祀播种的。另有身材高大的佩剑者前往迎候。此场景类似中原帝王每年要举行一次的“亲耕”活动，先祭祀后播种，一年一度的春耕在祭祀后就开始了。（图1-64）

E型铜鼓形贮贝器为叠鼓型铜贮贝器，共有4件，分别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历次发掘和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中，有M6:1战斗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13:2纳贡场面贮贝器、晋宁石寨山M71:142狩猎场面贮贝器，以及江川李家山M69:163、M69:164蛙崇拜场面贮贝器。

晋宁石寨山M6:1战斗场面贮贝器出自滇王墓中，器盖上战斗场面表现滇人在一次战斗中战胜辫发的昆明人的场景。此器不计成本，用两面铜鼓重叠制，两鼓之间铸牢，器之底部有底，出土时器内盛满海贝。两面铜鼓的器型均为石寨山型，两鼓胸、腰部分之纹饰完全相同，唯体量不同，下鼓大而上鼓小。胸部有2晕，第1晕是同心圆圈纹，第2晕为主晕纹——船纹，共6条船，上坐羽人。腰部纹饰有上、下两个部分：上部被纵向斜线纹分为8格，格间饰羽人舞蹈纹和牛纹；下部自上而下3晕，第1、2晕为同心圆圈纹，第3晕为三角锯齿纹。此贮贝器之器盖系专门铸造，不是改造原器而成的。盖上共铸22个立雕人像和5匹马，表现了滇池地区的古代民族滇人与洱海地区的古代民族昆明人的一次战斗场景。器盖中央铸一位高大勇猛的滇人首领，他骑在马上，奔向敌方，马匹之右前方一个昆明人战士已被此滇人首领用长矛刺中，倒在地上挣扎。此人之右后方有腰佩剑、肩负盾、双手执矛而立之人。右侧一名着盔甲的滇人骑士正策马冲向前方，马之前腿处一昆明人骑士从马上坠落倒地挣扎，他的战马作逃逸奔跑状。此马前方也有双方战士在厮杀，一战士佩剑负盾，持矛下刺，对方战士已倒下，一腿跪地。器盖中央骑马的滇人首领后面有一人前行，侧面跪一战士，双手撑地，他身后一名滇人战士举弓弩正欲射杀。滇人首领之战马右后侧并排站立两名昆明人战俘，双手已被捆绑，被一名滇人佩剑战士押解。两名昆明人战俘后侧有一名滇人武士策马前行，马右前方已击倒一人，马左侧则平躺一名被割去首级的昆明人无头裸尸。很显然，这是为纪念某次滇人战胜昆明人而制作的贮贝器。鉴于此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6号墓，即滇王墓中，贮贝器盖中央所铸高大的骑马者作为此次战斗的战场指挥官，有可能是滇王本人，或滇国上层贵族。就此器之场景而言，发掘报告命名为“战争场面盖贮贝器”（编号M6:1） 似有不妥，但诸多研究者沿用此名。笔者认为，此器命名为“战斗场面盖贮贝器”似乎更为精准。

晋宁石寨山M13:2“纳贡”场面贮贝器也是一件重器。此器同样由两面铜鼓重叠而成，上鼓出土时已残，仅余腰、足，胸部无存，下鼓完整，但纹饰已模糊，有三角锯齿纹、圆圈纹等几何花纹和蟠龙纹，并有4头立牛。此器出土时，器有底并盛满海贝。此器与其他E型铜鼓形贮贝器的不同之处是，其下鼓鼓面之边缘部分留有一圈窄边，铸出17个人物和4头牛马。其场面表现的是滇国统治下的7个部落前来缴纳贡赋的场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个部落有4名前来纳贡者，领头一名男性着短衣长裤，腰间佩剑，后面跟随一名长须、拄杖、佩剑男子，再后面尾随两位牵牛、背箩的男子，牛和箩内物件应为将要缴纳的实物贡赋。第二个部落前往纳贡者三人，领头的一名男子肩披拖曳于地的披巾似服饰，腰部佩剑。后面两名男子抬将缴纳的物品，惜出土时已失落，不知所贡何物。第三个部落前往纳贡者两人，领头者着齐膝长衣，肩披巾，腰佩剑。尾随者背箩筐，箩内装一只猪腿，是此次缴纳的贡赋。第四个部落纳贡者两人，领头者辫发佩剑，尾随者发式相同，所牵一头牛是欲缴纳的贡赋。第五个部落纳贡者两人，领头者辫发佩剑，尾随者持盾，不知盾牌是否为准备缴纳的贡赋。第六个部落纳贡者两人，领头者着披风、佩剑，尾随之人双手抬着贡物，出土时物品已失落，不知贡赋为何物。第七个部落纳贡者两人，领头者缠头巾、佩剑，随从者牵一牛、一马为贡赋。

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时，在71号墓内出土的编号为晋宁石寨山M71:142的狩猎场面贮贝器也是一件属E型铜鼓形贮贝器的叠鼓形贮贝器。此器两鼓重叠，上、下两鼓之器形皆为石寨山型铜鼓，鼓身通体阴线刻出写实的具象花纹。上鼓之鼓胸刻11只犀鸟，腰部为4组狩猎图，足部为4组动物搏斗图。下鼓胸部阴刻7只飞鸟，腰部4组动物搏斗图，足部刻11只鸡。上、下鼓还阴刻针叶和阔叶植物，在铜鼓或贮贝器纹饰中鲜见。器盖非改造而成，系独立铸造，铸一幅立体狩猎场面。猎人有3名，2人骑马飞奔。其中一名猎人身份尊贵，遍体鎏金，他左手控缰绳，右手持兵器正在追杀2头有角的雄鹿，另一名猎人徒步站立器盖正中，双手紧握兵器正制杀一鹿；此猎人前后各有2只猎犬扑向2只鹿。

E型铜鼓形贮贝器的第四件实例是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出土的M69:164蛙崇拜场面贮贝器。此器器形为石寨山型铜鼓，由上、下两鼓套合组成贮贝器，上鼓鼓面朝上，下鼓鼓面朝下。2鼓2足相套，上鼓足部直径稍大，套在下鼓足部之外，下鼓之足部安3只扁足。此器发掘时两鼓脱落在墓内不同位置，在室内整理阶段，误以为系两器，是两面铜鼓，因此出现了一器两号的情况。此器发表时编号为江川李家山M69:163和M69:164 。这在考古发掘报告中鲜见，一般是一器一号，此处一器两号说明原先判定此为两件器物。后来在室内整理过程中，主持发掘者张新宁先生发现两器可重叠套合，遂确认为一器——蛙崇拜场面贮贝器。此器上鼓之鼓面，正中饰太阳纹，8芒，芒间饰重叠三角纹，太阳纹上另铸一只昂首朝天鸣叫的青蛙。此蛙显然是人们的崇拜物，才会占据鼓面中央位置。太阳纹外，自内向外，共有5个晕圈，第1和第4晕为同心圆圈纹，第2晕为主晕圈，内有4个翔鹭纹，第3和第5圈饰有三角锯齿纹。上鼓和下鼓鼓胸花纹均为4晕，上鼓主晕圈内为船纹，下鼓主晕圈内为立鸟纹，上、下鼓其余3晕均装饰三角锯齿纹和同心圆圈纹。上、下两鼓鼓腰的花纹大同小异，具象纹饰均为羽人舞蹈纹，几何花纹均为三角锯齿纹和同心圆圈纹。此器上鼓鼓面朝上，花纹正向，和铜鼓花纹装饰相同；但下鼓之鼓面朝下，而花纹未朝下，而是正向。若将下鼓拆开，鼓面朝上，则胸腰之花纹为颠倒状态。由此可以推测，江川李家山M69:163、M69:164蛙崇拜贮贝器不是由铜鼓改造而来的，而是专门铸造的，只不过上、下鼓之器型和花纹都模仿石寨山型铜鼓。（图1-65）

《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将贮贝器分为四种类型：提桶形，时代最早者上限在战国中期，流行至西汉早期；束腰桶形，时代在西汉初中期至晚期；铜鼓形贮贝器，时代在西汉中期，流行于整个西汉时期；异形贮贝器，洗形或锥顶形，数量较少。 因为该书主要是研究铜鼓而非研究贮贝器的，所以仅将铜鼓形贮贝器分为5种类型。A型和B型是铜鼓形贮贝器的祖型，A型是简单改造铜鼓而成的，加装器底以便贮贝，并在盖子上铸一个投海贝的圆筒。B型在改造铜鼓后，倒置使用，在足部加盖。C型正置使用，器盖中央设投贝孔。D型也是正置使用，但盖子上铸出立体雕像。E型最为复杂，为两鼓相叠，盖上铸出复杂的立体雕像，往往表现滇国之国家大事。因此，铜鼓形贮贝器显然是滇国之重器了。铜鼓形贮贝器M6:120出自滇王墓中，即是佐证。

2011年，笔者的研究生华春 湧 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贮贝器研究》一文中将贮贝器分为铜提桶形贮贝器、铜鼓形贮贝器、筒形贮贝器、叠鼓形贮贝器4种类型，并将铜鼓型贮贝器细分为2式，将筒形贮贝器分为两个亚型和4式，将叠鼓型贮贝器分为2式。该文亦认为，贮贝器的流行年代为战国中期至两汉之交。但该论文认为，贮贝器内储藏的海贝既非货币，亦非装饰品，而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这显然是少数学者的看法。主流学者均认为，贮贝器内贮存的海贝是货币。

日本名古屋博物馆 梶 山胜先生1982年在京都《古代文化》季刊第34卷第8号上发表《贮贝器考》（上），在第10号上发表《贮贝器考》（下）。这两篇日文论文于1983年由云南大学蔡葵教授译成中文，在云南省博物馆主办的《云南文物》第13期上发表。

2013年， 梶 山胜先生又在日本《古代文化》季刊第65卷第2号上发表《从汉代滇国贮贝器的型式变化见其普遍性与独特性》。这篇日文论文由笔者的研究生刘西诺博士和中央民族大学的魏煜民硕士共同翻译成中文，在殷群主编的《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八）》上发表，由民族出版社于2020年4月出版。 梶 山胜先生作为贮贝器研究的开先河者，在这篇论文中首先回顾了30多年来青铜贮贝器的研究史，在此基础上，对桶形贮贝器和铜鼓形贮贝器进行考古类型学研究，详细列表对60余年来中外各家的贮贝器分型分式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见表1-11）。

梶 山胜的《贮贝器考》一文从贮贝器型式、纹饰等变化着手，指出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贮贝器的共性。然而出自不同的墓区又有不同的地域特色，即为独特性。例如，江川李家山在新铸造的铜鼓形贮贝器之Ⅱe式（ 梶 山分类法）上引入青蛙之立雕和安装三只足，这就是地域特色，独创的既非铜鼓亦非贮贝器的祭器，也是江川李家山墓地的地域特色。

梶 山胜先生关于贮贝器研究的另一篇论文《象征化的贮贝器——汉代滇国的社会与权力者》于2014年12月发表于日本京都的《古代文化》季刊第66卷第3号，中文译稿目前尚未发表。 梶 山胜认为，贮贝器是西汉时期中国西南繁盛的滇文化的代表遗物，在桶形贮贝器之后诞生的铜鼓形贮贝器，代表滇国掌权者的财富和权力，尤其是铜鼓形贮贝器代替铜鼓成为“新权威”的象征，是铸造铜鼓形贮贝器的目的。

云南还出土了两件非常特殊的青铜时代鼎盛时期鼓形器。一件是在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M51:262号器物。出土此器的51号墓是大型墓葬，有棺有椁，墓主男性，随葬器物多达700余件，贵重的随葬品有铜鼓和贮贝器，另外有铜柄铁剑、铜牛头、绿松石和马具马饰等。该器之器形模仿石寨山型铜鼓，鼓面中央铸出太阳纹，无凸出的光体，有12道芒，芒间饰重叠三角形花纹，芒叶自内向外饰3道栉纹晕圈。胸、腰部亦饰2晕圈栉纹，腰部被纵向栉纹和羽纹分成10格。鼓面上铸3名穿戴着盔甲骑马的滇国武士，其中两骑之间还铸有一头牛，牛足下面带一个长方形的薄片，下面连一个钉状榫头，插入对应的榫眼内，用途是将三骑士和牛固定在鼓面之上。发掘报告 和某些研究者称此器为“三骑士铜鼓” 。此器非铜鼓，铜鼓鼓面中央太阳纹凸出的光体是为了承受长期的敲击，而此器不具备这个功能。另外，此器盖上所铸3名骑士高达15厘米，无法敲击此鼓。此外，三骑士下面由于有榫头榫孔，即使敲击，也发不出铜鼓那样响亮清脆的声音。众所周知，铜鼓虽然是一种多功能的器物，但其基本功能是乐器，不能发出乐器声音的器物自然不是乐器。那么，此器是贮贝器吗？贮贝器在出土时通常盛放着海贝，此器没有，也无法盛放海贝，因为此器没有器底。另外，此器之器盖上没有投取海贝的孔道。因此，此器亦非贮贝器。（图1-66）

李昆声、黄德荣认为，这件具有特殊功能的鼓形器是一种专用于祭祀的器物，应将其取名为“祭器”。 这获得同行专家的赞同。日本考古学家 梶 山胜先生说：“李家山第二次调查报告认为这两件器物（江川李家山M51:262和M69:162）为铜鼓，而李昆声、黄德荣判断是祭器，笔者同意李、黄的观点。如上所述，它在铜鼓的鼓面上添加了铜鼓形贮贝器盖上的立体像。并不具备铜鼓和贮贝器的功能，而是用于表现墓主生前所掌管事迹的立体像的铜鼓形祭器。这类祭器在石寨山墓葬中无法确认，应该是李家山墓葬独创的祭器。”

另一件“四巫俑祭器”（江川李家山M69:162）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的69号墓中出土，发掘报告 和某些研究者称之为“四舞俑铜鼓”。 此器通体素面，其上遍鎏黄金，显得十分贵重，极似一件金器。此鼓形祭器之器面中央铸太阳纹，但无芒，器面之边缘站立4个铜俑，高约13厘米，俑之脚下装长方形扁榫，榫之中部开小孔，榫插入榫眼后，在小孔内插上细棍即可以固定这4个铜俑。这4个铜俑出土于滇国上层贵族墓地中，但其服饰不同于滇国贵族或平民。首先，此4人头戴极高的尖顶帽，在数以百计的云南青铜时代青铜人物图像中，仅有晋宁石寨山M13:64青铜饰物上有4人头戴类似的高筒帽。此外，江川李家山M69:162祭器上的4铜俑中，有一俑右手戴镯，左手持长柄状器具，另一俑左手戴镯，右手持长柄铃，与晋宁石寨山M13:64铜饰物上铜俑所持长柄铃相同。我们过去在学术著作中曾指出，晋宁石寨山M13:64铜饰物上的铜俑为“巫”，此器可定名为“四巫俑铜饰物”。 那么江川李家山M69:162鼓形器上的铜俑亦是巫，此器亦非铜鼓，而应该定名为“四巫俑祭器”。 （图1-67）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四巫俑祭器的江川李家山第69号大墓中出土的M69:157播种场面祭祀贮贝器上，乘坐肩舆的鎏金人物为女性。69号墓出土的另外一件纺织场面贮贝器上的鎏金人物亦为女性。由此可以判断，M69墓的主人为女性。M69墓内一椁二棺，主棺内葬的是墓主，为滇国上层贵族，甚至有可能还兼有巫师身份。

综上所述，在云南青铜时代鼎盛时期，还出现了一种与铜鼓和贮贝器同样重要的青铜器——青铜祭器。

云南青铜时代鼎盛阶段，即青铜时代晚期重要遗址、墓葬见表1-12。

云南青铜时代编年如下：

云南青铜时代早期（起始阶段）—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相当于中原夏朝中期至西周末春秋早期）；

云南青铜时代中期（发展阶段）—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中原春秋早中期至战国中期）；

云南青铜时代晚期（鼎盛时期）—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相当于中原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

[1] Pham Minh Huyen, NguyenVan Hao, LaiV an Toi. Dong Son Drums in Vietnam , The Vietnam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0.

[2] Phamminhhuen，N a u ye nva nhao，Laivantol. Dong Son Drums in Vietnam ，The Vietnam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0.

[3] Pham Minh Huyen,NguyenVan Hao, LaiV an Toi. Dong Son Drums in Vietnam ，The Vietnam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0.

[4] Pham Minh Huyen,NguyenVan Hao, LaiV an Toi. Dong Son Drums in Vietnam ,The Vietnam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0. GIbi16dg00PUd+7lty+qgVA5RMcJv96Dld5hZlhns/PN8LL7Iiawx/Cw33d6CA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