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阶段：云南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8世纪—前4世纪）

关于云南青铜时代中期，过去鲜有论著提及，笔者曾著文研究 。云南于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中原春秋的早期，进入了青铜时代中期，至战国中期结束，进入青铜时代晚期。

云南青铜时代中期，青铜器器形从简单到多样，规格从小型到中型，甚至出现像铜鼓那样的大型空体器和铜棺那样的超大型青铜葬具。

如果以实心的铜斧、铜锛作为云南青铜时代早期标志性器物的话，春秋早期在云南出现的青铜矛、春秋中期出现的铜鼓和春秋晚期出现的三叉护手剑，可以作为云南青铜时代中期的标志性器物。祥云大波那出土的铜棺也是在青铜时代中期出现的。但是，这种超大体量的青铜器在整个云南青铜时代仅此一例，在中国其他地区青铜时代也极为罕见，所以它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列为标志性器物。

云南青铜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或墓葬是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图1-7）。古墓群位于楚雄市东南郊清龙河畔一千米处。该古墓群系1974年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偶然发现，1975年5月由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发掘大墓一座，即出土铜鼓的M1，同年10月至翌年1月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古墓79座，出土铜鼓5面 。其中，M1出土铜鼓一面。

M1墓地属楚雄万家坝古墓群之大墓，墓口长5.2米，宽3.3米，墓底长5米，宽2.5米，墓深6.2米。墓底之西侧有一个腰坑，长1.45米，宽0.8米，深0.64米，坑内置放一面铜鼓、一件铜釜（图1-8）和一组6件羊角钮铜编钟。

M23也是楚雄万家坝古墓群之大墓，墓口长5.6米，宽2米，深6.5～6.7米。墓内有木棺，通长2.6米，制作甚为粗放，棺盖由两块剖开的树干拼合而成，棺体则由树干刳成。棺下面有3根东西向的垫木，垫木之东端置于二层台上数根横木之上。西端则置于4面铜鼓之上，铜鼓的鼓面向下，4面铜鼓在垫木之下分两列并列放置。这4面铜鼓的编号是M23:158、M23:159、M23:160、M23:161。

M1:12铜鼓与M23墓地出土的4面铜鼓在墓中均有奠基的意义，M1:12铜鼓出土于腰坑内。在中原殷商大墓中，腰坑内往往会置放被杀殉的人，楚雄万家坝大墓腰坑内则置放“重器”代替活人牺牲，目的都是奠基。而M23墓内的4面铜鼓两两相列，排列在棺木之下，意义也是奠基。

M1:12铜鼓鼓面中心呈圆饼状突起，胸腰际有窄条小扁耳两对。腰部由单线纵分为十六空格，格下边有两道弦纹，内壁无纹饰，足沿直口，高38.5厘米，面径46厘米。（图1-10）

出土这面铜鼓的一号墓之棺木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14测年，共得到两个数据：距今2375±80年（公元前425±80年），距今2310±80年（公元前360±80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测年结果是：距今2350±85年（公元前400±85年）。

M23墓内4面铜鼓分两列成两对排列，应该是两对公母鼓。

M23:158铜鼓鼓面太阳纹呈圆饼形突起，无芒，无晕。面小于胸，胸部最大径居中偏下。腰部纵分为十六空格，格下边近足处饰勾连雷纹一周。鼓身两道合范线，鼓内壁有对称如意云纹二组。外有烟熏痕迹。高40厘米，面径46.5厘米。（图1-11）

M23:159铜鼓鼓面太阳纹呈圆饼形突起，外绕三道弦纹，周围由阳线勾出八角形光芒。面小于胸，胸部最大径居中偏下，腰较粗壮，胸腰间有小扁耳两对，足较矮，足沿内折。腰由三叉足阳线纵分为十二空格，格下边近足处饰勾连雷纹一周。鼓内壁环列正面鼍纹三组、如意云纹三组、侧身鼍纹一个。高37厘米，面径41.5厘米。（图1-12）

M23:160铜鼓鼓面太阳纹呈圆饼形凸起。鼓腰由单线纵分成二十四空格，格下边近足处饰勾连雷纹一周，皆阳纹。胸腰间有窄条小扁耳两对，足沿也内折。高34厘米，面径38厘米。（图1-13）

M23:161铜鼓鼓面太阳纹凸起，周围铸18个角形光芒，芒外弦纹一道。胸腰间有窄条小扁耳两对，足沿也内折。腰由三叉足单线纵分成十五空格，格下边近足处饰勾连雷纹一周。足部内壁也有鼍纹。高39厘米，面径41厘米。（图1-14）

三个单位用出土这4面铜鼓的M23大墓棺木做碳14测年，得出不同数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年代为距今2405±80年（公元前455±80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为距今2640±85年（公元前690±85年）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测定结果为距今2635±80年，树轮校正后年代为距今2710±130年 ^③ 。

万家坝型铜鼓是云南青铜时代中期出现的标志性青铜器，是云南古代民族创制的青铜器。

李健民曾经研究过云南青铜矛，他将云南青铜矛按矛之 骹 侧有无环耳分为甲、乙两类。有环耳者为甲类矛，可分为8型若干式，甲类B型Ⅰ式矛在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共出土137件，其中19件属于春秋早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M23出土的一件青铜矛（M23:395号）就是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图1-15）

楚雄万家坝古墓中出土A型Ⅱ式矛3件，其中M23:380青铜矛所处时代为春秋晚期，编号为M23:192、M23:202的青铜矛时代也在春秋晚期。 那么，以青铜矛所处作为断代参考，楚雄万家坝23号墓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墓葬，墓葬之年代取其下限应在春秋晚期，但墓内某些青铜器（M23:395号矛）的年代可能早到春秋早期。楚雄万家坝23号墓出土的4面铜鼓，后来由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含楚雄万家坝古墓群M1墓地出土的一面铜鼓和其他一批同类型铜鼓），并做了断代：“万家坝型铜鼓约产生于春秋早期，流行至战国早期，前后延续约三四百年。” 笔者依据楚雄万家坝古墓群M1和M23墓出土青铜器与5面铜鼓的关系，综合研究万家坝型铜鼓后，将其分为4式，其年代上限可到春秋早期，流行至战国晚期。

青铜矛也是云南青铜时代中期标志性的青铜器。云南青铜矛在春秋早期出现，流行于春秋、战国、西汉时期，在东汉初期消失，流行时间长达800年之久。也就是说，青铜矛出现于云南青铜时代中期，流行于中期、晚期，在铁器时代消失。

云南青铜矛主要分布在滇西、滇西北和滇中地区的近20处墓葬、遗址或地点，大多数出土于墓葬，数量多达千余件。（图1-16）

矛这种青铜兵器出现在商代二里岗期。我国最早的青铜矛是湖北黄陂楼子湾3号墓出土的一件编号为M3:8的商代青铜矛。此矛之矛身呈柳叶形，中脊起棱， 骹 短于矛身， 骹 端两侧附对称半圆形环耳。 （图1-17）

另一件商代的青铜矛出土于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墓，编号为M112:8，矛身呈宽短叶状，中脊起棱， 骹 与矛略等。 （图1-18）

这两件内地商代青铜矛是云南所有青铜矛的鼻祖。云南青铜矛无论是甲类还是乙类矛，其矛身均呈叶状（基本形态），均起源于这两件商代叶状矛。

云南最早的青铜矛中的甲类B型Ⅰ式矛，如楚雄万家坝古墓群M23:395矛，矛身呈柳叶形， 骹 侧附单环耳， 骹 端分叉，器形直接来自内地。（图1-19）

矛 骹 侧附单耳环的云南青铜矛起源于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西周墓，该墓地M15:8青铜矛之矛身呈柳叶形， 骹 短于矛身， 骹 之一侧附半圆形环耳。 （图1-20）

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这件西周铜矛也是目前我国最早的 骹 侧附单环耳铜矛。而 骹 端分叉之青铜矛，始见于北京市昌平区白浮西周墓，该墓地M2:43矛 骹 端分叉。

云南春秋早期 骹 端分叉的甲类B型Ⅰ式青铜矛，显然起源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青铜矛。（图1-21）

青铜矛之矛身呈柳叶形， 骹 之一侧附单环耳， 骹 端分叉，这三个因素集中在一件青铜矛上，则是云南春秋铜矛本身的地方民族特色，为内地所不见。

在内地青铜矛的影响下出现的云南青铜矛，在云南青铜时代中期到晚期流行期内，出现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形制和纹饰。（图1-22～图1-24）

云南青铜时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楚雄万家坝古墓群是出土春秋青铜矛最多的地点，总共出土442件青铜矛，约占云南省出土青铜矛的45％。

云南青铜时代中期还有一种标志性的青铜器——三叉式护手剑，过去又称“山”字纹剑格青铜剑或“山”字格铜剑。

云南的三叉式护手剑有两种型制：一种是三叉式护手青铜剑（图1-25），另一种是三叉式护手铜柄铁剑（图1-26）。

云南三叉式护手剑分布在滇西北、滇西、滇中和滇南地区。出土或采集三叉式护手剑的地点有德钦、宁蒗、丽江、昌宁、永胜、保山、剑川、祥云、大理、巍山、漾濞、洱源、宾川、弥渡、楚雄、牟定、晋宁、呈贡、官渡、江川、安宁、宜良、嵩明、弥勒、开远、泸西等。此类剑在滇东北、滇东地区尚无发现。

云南三叉式护手剑流行时间较长，从青铜时代中期的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流行至青铜时代晚期的西汉中晚期，直至铁器时代的东汉初期。

很有意思的是，云南最早的三叉式护手青铜剑也是出自楚雄万家坝古墓群。该古墓群共出土15件青铜剑，其中Ⅰa式的青铜剑剑首呈饼状，剑茎中部收细，剑饰缠绳状螺旋纹，剑格为突起的三叉形，剑格分叉大而明显。（图1-27）

这件三叉式护手青铜剑出自楚雄万家坝古墓群第63号墓，编号为M63:4。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共发掘79座墓葬，发掘报告将其分为两类，Ⅰ类墓共45座，Ⅱ类墓共34座。M63墓属于Ⅰ类墓。发掘报告将Ⅰ类墓的时代定为西周至春秋早期，但不确定。 宋治民认为将万家坝Ⅰ类墓的时代定为西周至春秋早期不准确，年代定早了，就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的三叉式护手铜剑形制而言，其与祥云大波那、剑川鳌凤山、宁蒗大兴镇、德钦石底墓出土的同类器物无太大差别，将楚雄万家坝Ⅰ类墓的时代定在春秋中晚期比较合适。 刁硕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云南三叉式护手剑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晚期（即万家坝M63:4），流行于西汉，结束于东汉初期。

云南的三叉式护手剑来自何方？其渊源何在？杨建华的研究表明 ，三叉式护手青铜剑最早出现在我国新疆天山北路墓地。1988—1997年在哈密市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共发掘700多座古墓，其中M626墓出土一件三叉式护手铜剑，该墓地的时代在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 ，取其年代下限，为西周早期。该剑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三叉式护手铜剑。（图1-28）

再晚一些的是宁夏中卫狼窝子坑1987年出土的两件三叉式护手铜柄铁剑。其中一件编号为M1:25，另一件编号为M3:12。铜柄铁剑剑首帽型，剑柄螺旋纹，剑格三叉式，或称“山”字纹，通长48.7厘米。（图1-29）该墓及此剑之年代为春秋中期。

关于这件春秋中期的铜柄铁剑，过去有人说：“云南出土的五种铜柄铁剑都可以在当地青铜剑中找到它们的相应形式，它是在云南青铜剑的基础上直接发展演变来的。” 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云南的铜柄铁剑时代上限不超过战国中期。 时代再晚一些的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内的M1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该墓出土的铜鼎时代为春秋晚期，这也是这柄剑的时代。此剑之剑柄长10厘米，以螺旋纹装饰，剑首为平首，剑身为铁质，出土时已锈蚀无存。（图1-30）杨建华教授认为此剑系三叉式护手剑。 刁硕认为，此剑之剑格无明显的三叉，而与云南昌宁县坟岭岗出土的二叉格铜剑（图1-31）很相似，甘肃礼县大堡子山1号墓出土的二叉格护手剑是云南发现的二叉格护手剑的源头。

这样，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三叉式护手剑的发展轨迹为：

杨建华认为，我国三叉式护手剑的祖型应为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铜剑，其年代早于新疆天山北路的三叉式护手剑。

因为俄罗斯铜矛非铜剑，器形不同，仅能作参考。（图1-32）杨建华另指出一件早于新疆天山北路的剑，就是组合式铜剑，铸造时先将剑身和剑柄分别铸造，然后将剑柄插入剑身以铆钉固定而成。（图1-33）

综上所述，云南青铜时代中期三种标志性器物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渊源。铜鼓代表了云南本土的地方民族文化。铜鼓起源于云南滇中至滇西一带，以滇中之楚雄万家坝为核心，向周边传播至云南周边8省区市和东南亚8个国家。铜矛是云南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出现的标志性器物，出土数量巨大，使用地域宽广。三叉式护手剑则是受俄罗斯斯基泰青铜文化间接传播影响而出现的。这三种青铜器出现在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并非特例，该古墓群出土的许多器物与文化现象（如腰坑）均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还有如羊角钮铜钟等，也是起源于楚雄万家坝而传播到云南周边的广西、贵州、广东、湖南等省区和中南半岛的越南的，但因出土数量较少，流行时间（战国至西汉）和传播范围也远不如铜鼓（从春秋至现代，在中国8省区市和东南亚8国传播），未被列为标志性器物。

云南青铜时代中期遗址和墓地如表1-9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