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起始阶段：云南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17世纪—前8世纪）

云南青铜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发掘，这个问题才被逐渐弄清。

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解开了云南青铜时代起始之谜。

海门口遗址位于剑川县甸南乡海门口村西北之剑湖出口处。遗址分布在剑湖出口处之西岸，位于东经99°55′、北纬26°28′。遗址前后经过3次大规模的田野发掘，至今仍在进行发掘，并且发现了墓葬群。（图1-1）

一、海门口遗址第一次发掘

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时间是1957年3—4月。该遗址是在扩宽剑湖出口的工程中发现的，由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清理出土了石器、陶器、骨器、角器、木器、铜器和炭化谷物等大量文物。其中，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刮削器、石凿、石刀、石箭镞、石锥、石环、石垫、石纺轮、磨石等，共169件。陶器有手制夹砂软陶、轮制硬陶，基本上是陶片，共475件。因系湖滨遗址，陶网坠数量特多，器形为橄榄形，可分大、中、小三式。陶器中发现的最重要的器物是半片陶范，其为斧的合范，与遗址内发现的一件铜斧完全相合。骨角器发现甚多，其中角器器型多样，有角针、角锥、纺锤、角盾、光滑器、穿孔角饰、雕花角片，共59件。铜器有铜斧、铜钺、铜刀、铜凿、铜环、铜鱼钩、铜饰品，共14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炭化谷物。

囿于当时云南的考古研究水平，清理报告中说：“这遗址所属的时代，它是属于新石器时代。”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教授在署名“作铭”发表的这篇清理报告的“编者按”中说：“这遗址显然是属于铜器时代的，至少也应归入铜石并用时代，决不能算是新石器时代。”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考古学时代的界定是“铜石并用时代”。

在此次发掘清理中，还发现干栏式建筑物的桩柱224根。沿水流的一面桩柱排列与水流平行；顺河岸的一面，因河岸未挖掘，不知桩柱如何分布。大体说来，桩柱的分布极不规则，粗细也相差甚大，粗的需两人合抱，细的只有大碗口圆径粗。有的地方三四根栽在一处，有的地方只栽一根。拔起桩柱时发现栽多根的地方地下泥土松，桩柱容易拔出，栽一根的地方地下泥土硬，桩柱不容易拔出，这说明一根桩柱的支架的承受力和多根支架的承受力相当，这就是桩柱分布不规则的主要原因。这里所有的横梁、桩柱，以及残余的铺木全是松木。出土器物多数在桩柱之间。桩柱的安置虽不规则，但每隔一段即有平排的一排，可能是房屋的间隔。由桩柱头和河岸出土层等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房屋一头搭在河里的桩柱上，另一头搭在河岸的陆地上，房屋的五分之四在水上，五分之一在地上，门开在地上的一面。遗址上房屋的数目虽然不可知，但这是一个聚落是可以断定的。

研究人员从这些干栏式建筑中的一根木桩柱上取样，进行碳14测年，其年份为距今3115±90年，约当商代晚期。

1979年，北京钢铁学院（即今北京科技大学）韩汝玢等学者赴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用手提式同位素源X光荧光仪，对此次清理的14件铜器进行了金属成分定性分析，其中11件的分析结果见表1-1。

1983年，王大道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中发表了《云南剑川海门口早期铜器研究》一文，文中首次发布了第一次发掘清理所获14件铜器的金属成分分析结果。此后，学术界认定剑川海门口遗址系青铜时代遗址。多年后，李晓岑、韩汝玢发表了《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及其年代》一文（见《考古》2006年第7期），文中发布了1979年韩汝玢对剑川县海门口第一次发掘出土的14件铜器中的12件的定性分析结果（见表1-2）。

以上12件铜器中，4件是红铜器，7件是锡青铜器，1件是铅青铜器。1957年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铜器，锡青铜器与红铜器的比例大约是7∶4；锡青铜器的数量多于红铜器。

二、海门口遗址第二次发掘

1978年，由云南省博物馆赵学谦领队，李伟卿、何超雄等人参与，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由于赵学谦先生去世，发掘报告或简报均未写就。而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肖明华根据李伟卿、何超雄的田野记录，写成《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一文，发表于1995年第9期《考古》期刊上，该文相当于发掘简报。

1978年的第二次发掘，共获铜器12件，有红铜器和青铜器，铸造方法有单范、合范和铸造后再锻打。

此次发掘的12件铜器中，铜镯和铜钺的数量多。铜镯有6件，均系单范铸造；铜钺有3件，有单范铸造的和合范铸造的，銎部均呈椭圆形，銎上有凸弦纹装饰。銎和钺处是“几”字形纹饰。这种器形的铜钺已成剑川海门口乃至整个滇西、滇西北地区的标志性的器物，影响了整个云南青铜时代。其他器型有铜斧、铜锛、铜镰、铜刀、铜鱼钩、铜凿、铜锥及若干饰件。

第二次发掘所获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石镞、石锥、石针、石磨盘、石纺轮、石球等。最为特殊的是一件石钺范（编号为剑海251），系双合范，发现时仅存一半，形状为半圆柱形，钺刃部为椭圆形，銎和刃结合部有“几”字形纹饰，“几”字下部两侧呈尖钩状往外伸出。（图1-3）此范型与出土铜钺相同，说明铜钺为当地铸造。值得注意的是，相同形状的石范（非陶范）在泰国亦有发现，是否受剑川海门口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石器当中，数量最多的是石刀、石镰，器型有半月形、长条形、三角形，数量多达81件，说明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居民从事农耕并且大量种植谷物。在海门口遗址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中，文化层中均发现农作物，经鉴定系炭化稻，已有籼、粳之分和炭化稗子。

陶器有陶钵、陶罐、陶缸、陶杯、陶盘、陶纺轮、陶网坠、陶支足等，绝大多数为残片，完整器形较少。此外，第二次发掘还出土一批骨器、角器和牙器。

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次发掘所获干栏式建筑之木桩柱取样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测定，年代为距今2595±75年。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和崔剑锋博士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所获26件铜器中取样10件，进行主量元素分析（见表1-3），并对其中5件做了金相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这些铜器除一件是含砷、铅的青铜器外，其余都含锡，锡的含量从1%左右到19%不等，并且可以根据器物大小分为两组。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具有种类简单、铸造技术相对原始、使用石范铸造、小件器物成型以锻造加工技术为主、合金配比不稳定等特点。这些特点和经过检验的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如马家窑文化、四坝文化等的青铜制作技术的特点非常相似，说明该文化的青铜技术可能是随着西北地区古代民族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迁徙而进入云南的。由此可见，剑川海门口遗址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

因为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不仅出土了青铜器，而且出土了制造青铜钺的石范，并同时出土一块炉渣，说明该遗址内有冶铸作坊。

吴小红教授和崔剑锋博士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发现：通过与现代矿山铅同位素资料对比发现，海门口遗址有部分青铜器的矿料可能来自遗址附近的云龙县白羊厂铜铅银矿。

云龙县是云南省铜矿和锡矿重镇。清代初期，白羊厂就是著名的铜矿场。王昶《云南铜政全书》记载：“白羊铜厂，在大理府云龙州西北二百七十里白羊山，乾隆三十五年开采。四十三年，定额铜十万八千斤。” 云龙“铁厂”则是大型锡矿。从吴小红教授和崔剑锋博士搜集的云龙县铜、铅、银矿的铅同位素数据中可以看出，其铅同位素放射性成因很高。因此，该矿区的矿山中可能存在着和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的两件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近的矿石。 云龙县和剑川县直线距离不足70公里，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矿料来自云龙县是符合逻辑的。遗址内出土了石范表明，采自云龙县的矿料是用于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内或遗址附近铸造青铜器的。

三、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

如果说，学术界一些人对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一次清理发掘和第二次发掘的地层关系尚存疑问的话，第三次发掘的科学性可以清晰地呈现海门口遗址的面貌和地层层位。

剑川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从2008年1月8日开始，至当年5月25日结束，历时139天。发掘工作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和剑川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具有丰富的考古田野发掘经验的闵锐研究员担任领队。

此次发掘采用当时考古田野发掘最新的技术和设备。除采用传统的探方法发掘外，还使用航拍、全站仪测绘、坐标布、浮选、数据管理等先进方法。此次考古发掘的情况如下：

一是基本探清遗址的范围和面积。

因为水多，此次考古发掘确定遗址范围的工作难度比较大。第二次发掘（1978年）期间，从布方地向北1千米范围内共布方12个，此范围内的情况如何，后来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在河东岸布了一个5米×5米的探方，至深度3.1米处才见到黑色淤土，不见遗物出土，从各方面判断，此为古河道的可能性较大。南部区为1978年发掘点，其南部60米区间均有木桩分布。北边的AT2115、AT2121内均有木桩分布，这样其南北间的距离就达到350米；东部到海尾河的河道中部，西部已开展工作的区域在环海公路东面的AT0303，探明AT0303内地层和其他探方一样，也有木桩分布，东西距离已探明的达到约120米，公路以西区域因为水多，还未能进行工作，估计也会有木桩分布。有堆积而没有木桩的西部广大地区的工作还未能开展。根据已掌握的资料计算，有木桩分布的范围为：西至环海公路，南北长350米范围，面积为20000～25000平方米。整个海门口遗址的分布范围应是：南至海河公路交会处以北50米，北至烟站育苗圃北端，西至公路以西，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

在已探明的近500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堆积层次基本相同，只是堆积的厚薄不同。统一地层后，遗址区共分为十个层位，十层下为青灰色胶泥生土，探方内堆积厚的达到3.2米，薄的地方也达1.6米左右。总的来说，靠海边和北部地区，土层较厚，堆积较厚，探方深度增加，其他地区堆积厚度差不多。

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第二层为红褐色土层，含明清瓷片和瓦片、陶片。第三层为灰砂、灰土层，含方格纹和绳纹陶片、管状网坠和少量铁器，此层属宋元时期。第四层为黑色泥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属青铜时代地层。第五层为灰白色土层，含陶片、石器、骨角器、木器和少量铜器。第六层为黄褐色土层，含大量木屑和陶片，还有石器、木器、骨角器和少量铜器，此层中出有完整的彩绘陶罐。第七层为青灰土层，出有大量的陶片，有彩绘陶片，还出土了石器、木器、骨角器。第八层灰褐色土层，层内有陶片、石器、骨器、木器等物，属新石器时代地层。第九层为黄灰色土层，含少量黑陶片，有石器、骨器、木器等出土。第十层为黄褐色土层，含少量陶片。（图1-4、图1-5）

二是清理的遗迹。此次清理的遗迹如下所述：

①房子。编号的房子有2座，根据清理的结果和保存的状况分析，应是干栏式建筑。在清理中没有发现活动面，其中一座房子的构架基本保存完好，在地层中出土一些带木骨痕的红烧土块。F1的桩柱下段还保存完好，呈长方形，木桩成直线排列，转角处呈直角。F2也是一长方形房子，比F1大，构架呈“井”字形。这个构架没有榫卯结构，可能是用绳子等捆牢加固的，四壁为木骨泥墙，留有门，屋顶结构不清。

②火堆。此次发掘共发现3个火堆，均为不规则形，烧结的红烧土成一整块，厚约5厘米，大的约10平方米，最小的约1平方米。火堆均出现在第五层下。推测其可能是露天烧制陶器时形成的。

③木桩柱和横木。海门口遗址最早发现的时间是在1957年。当年4月发现的遗址从南到北出露142米，因为施工清理了中部410平方米的地段，发现了224根木桩柱。当时认为其有可能是古代用于防洪的设施。1978年4月，为了进一步弄清海门口遗址的各种情况，考古人员在1957年的发掘基础上，向北延伸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又发掘出了226根粗细、疏密不规则的桩柱。这两次的发掘共出土了青铜器26件、石器350件，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以夹砂黄褐陶为多，以及大量的动物遗骨。此外还出土了炭化稻、橡子和桃核等。这两次发掘发现大量木桩，但由于出土情况无规律，加上整理工作较粗略，研究人员并没有对干栏式建筑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

此次发掘的发掘区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木桩分布集中区面积达到2万至2.5万平方米，这些都是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其保存之好、面积之大，极为罕见。

探方中基本都有木桩和横木，共清理出4000多根，虽大部分的桩柱为房子的基础，但由于早晚关系等，使其变得密集，不能辨认出它们各自的单位。桩柱头出露的层位不一，桩柱底部在地层也有高有低，木桩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柱身上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长的约2米，短的几十厘米，直径5～40厘米，有圆木的，有剖成几块呈三角状的，有多边砍成棱的，有特别粗的。桩柱间有掉落的横木，在一些横木和桩柱上发现凿成的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在桩柱间还发现了木门转轴和门销等构件。（图1-6）

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李伯谦、孙华先生，故宫博物院的张忠培先生，以及国家文物局的黄景略先生都认为海门口遗址是中国发现的最大滨水式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

④灰白色石块。在桩柱间的地层面上还发现一种现象，3块或4块灰白色的石块堆在一起或稍有距离，仔细观察石块，发现其容易掉白灰，可能是被火烧过，有的石块似被烧透。在分析这些石块的堆放规律性及被烧过的情况后推断，它们极有可能是房内火堆旁的石块，起支撑作用，便于烧水、做饭等。

⑤人骨坑。在DT1802七层下有一圆形坑，坑被晚期木桩打破，坑内有人骨，但骨骸不全，无肋骨、趾骨、指骨和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人骨共属于4个个体。其中一根股骨下端留下一重击痕迹。人骨坑的作用和性质尚不清楚，他们可能是祭祀时的人牺。

⑥柱洞。柱洞不多。这种柱洞是因为桩柱被后人拔出后形成的，多为圆形，最深的有70厘米，里面出有陶片和石块等。

第三次发掘的区面积为1395平方米，考古人员分别从10个堆积层中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并有玉刀、玉珠等。其中最多的是石锥和石针，其次是石箭镞，之后是锛和斧，砺石也特别多，石磨盘和圆形研磨器也出土了几件。石器中有一件石范，由青灰色砂岩制成，形状似一斧或钺。出土的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铜钻、铜镞和铜铃。木器有木勺、木拍、木杵、木刀、木铲、木耜、木耙、木桨、木楔子等，其中木桨有10件，木耜也有不少，木耙有两齿、三齿和四齿的，还出土了2件门销，有一些榫口较多的木构件及木转轴，这些木器的木材均为红褐色且质硬。还出土了少量完整的彩绘陶罐、彩绘陶片、黑陶片。磨光黑陶、镂空圈足器在云南早期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在周边已发掘的早期遗址中没有出现过。出土的骨角牙器数量较多，有骨锥、骨匕、骨铲、骨镯、骨簪，有角凿、角矛、角抿，还有牙饰件。骨器多用动物的大骨块磨制而成，角器多用鹿角磨制而成，牙饰多用动物牙在根部钻孔而成。骨铲、骨锥加工精细，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农作物有炭化稻、麦、粟、稗子，还有不少的桃核出土。稻、麦、粟同时出土，在我国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

海门口遗址是滇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史前遗址，研究者通过对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研究，确立了剑湖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该遗址发现的史前时期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保存之完好，面积之大，在目前国内的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该遗址出土了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该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这里是云南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可能是云南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人骨和动物骨骸等，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必将为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考古》2009年第7期的专稿《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 一文中，闵锐将海门口遗址的时代分成以下三期：

第一期发现的遗迹包括较多的木桩，主要由小圆木构成。其中可辨认出一座房址（F1），位于遗址D区T1204中北部，叠压在第8层下。此房址为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打入地下的木桩柱共45根，均为圆木，直径8～15厘米。解剖了编号为6、7、8的三根木桩柱，分别长95厘米、56厘米、55厘米，木桩下端均砍削成尖状。木桩排列整齐，平面呈长方形柱网状分布，中部偏水处有一排木桩，把长方形分成两部分，可能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支撑作用。房址长550厘米，宽220厘米，屋面为木料构建而成，壁为木骨泥墙，屋顶估计用草搭建而成。南侧发现3块白色石头，是房屋垮塌后散落下来的，估计是房内的火塘用石。房屋朝向和门的开口位置等均不清楚。

陶器的火候较高，以夹砂黑灰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灰陶，还有部分泥质磨光黑陶，多数器物的口沿经过磨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还有印纹，包括三角纹、波折纹、方格纹、水波纹、乳钉等；器型相对较小。石器的种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镰等，石斧的长度多在10厘米以上，石锛多为小型者，石刀身上有单孔或双孔，两面磨槽成孔的技术颇具特色。另外，出土有牙饰、角器、骨器等。动物骨骼种类包括鸟禽类、猪、鹿等。此期发现了不少炭化稻、粟标本，分别出土于第9层和第8层。

此期的年代应属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5300—3900年。

第二期发现的遗迹包括房址、人骨坑，存在大量的木桩柱。木桩柱主要是剖面为三角状的，以及多边砍削出棱的，其数量较第一期大为增加。

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也较高，以夹砂灰陶为主，黑灰陶次之，其次是红褐陶和灰褐陶，也有少量泥质陶，部分器物口沿和器表经磨光；纹饰较少，有戳印点线纹和乳钉，还出现了用红彩绘制的彩绘陶；器类有陶罐、陶盆、陶钵等，以陶罐、陶钵类为主，带耳器增多，有的器型较大。石器种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凿、石镰、石研磨器等，凿分单刃和两端刃两种，石镰的数量较多。铜器在此期稍晚的地层中才开始出现，均为小件器物，器类有铜凿、铜铃、铜锥、铜刀等。其他遗物中，木器有木耜、木耙、木勺、木桨等，骨器有骨锥、骨铲、装饰品，还发现牙饰、鹿角器等。动物骨骼数量较多，包括牛角骨、鹿角骨以及猪骨等。此期发现的植物除稻、粟之外，还增加了麦类，另有核桃和野栗子等。出土的麦类的标本较少，稻和粟的标本量增多。

此期的年代应属云南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3800～3200年。

第三期发现的遗迹包括火堆和木桩柱。火堆大部分开口于第5层下。例如，HD3直接叠压在第6层上，距地表深62～67厘米。此火堆平面近圆形，长360厘米，宽155厘米，厚18～22厘米，为整块的红烧土，烧土上有少量的黑灰土。属于此期的木桩柱数量也较多，除了第二期的两种形制之外，还增加了一种大木桩。

陶器均为手制，火候变低，以夹砂灰陶为主，红褐陶和灰褐陶增多，其次为黑灰陶，出现了少量红陶衣；纹饰较少，主要为乳钉；器类有陶罐、陶盆、陶钵等，以罐类为主。石器的种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凿、石锥、石研磨器、石镞、石范等，石锥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石镞。铜器的数量较第二期增多，动物遗骸有猪、鹿、牛等。此期发现的植物遗骸有稻、麦、粟、稗等，稻、粟的标本量较多，麦类标本数量较少。

此期的年代应属云南地区的青铜时代中期，距今为约3100～2500年。

该遗址的第一期，从距今约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开始有史前人类的居住，到第二期时进入早期青铜时代，最早的年代距今3800年，属夏代中期，这将过去考古界把云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为距今3115年提早了六七百年，为研究云南青铜文明的起源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的10个地层中，第4层、第5层和第6层出土铜器共17件。其中，第6层出土铜器5件、铜块1件、铜条1件，铜器中有红铜锥1件，有铜凿、铜针、铜刀、铜铃共4件铜锡合金青铜器。铜块为铜锑合金，铜条为铜锡合金。从第6层起进入青铜时代。（见表1-4）

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系正式科学发掘，闵锐将此次发掘的近2万平方米的发掘核心区域内的地层分为10个层，每个文化层层位清晰可靠。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此次发掘样品做过碳14测年，结果见表1-5。

在第6层出土了4件青铜器：铜铃（编号AT1901⑥:1），拱形钮、椭圆形口，铃舌挂在钮下一横柱上，长3.8厘米，宽2.6厘米，厚0.1厘米；铜刀（编号CT0304⑥:5），短把，刃口锋利，长5.1厘米，宽1.4厘米，厚0.1厘米；铜锥（编号DT1803⑥:1），身呈四棱形，向前渐收成尖锋，甚为锋利，锥的头端有少许磨痕，铸造而成，长5.9厘米，厚0.5厘米；铜凿（编号AT2195⑥:11），条状，断面呈长方形，刃钝，一端残，器身有锻打痕迹，长4.8厘米，宽0.8厘米，厚0.5厘米。这4件青铜器中的铜铃系铸造成型，其器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铃相似。

综合剑川海门口遗址三次发掘的出土器物、碳14测年数据和地层状况并进行研究后，可以将剑川海门口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距今5000年至距今3900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第二期：距今3800年至距今3200年，为青铜时代早期。

第三期：距今3100年至距今2500年，为青铜时代中期。

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属青铜时代早期，第三期前段亦可归入青铜时代早期。早期青铜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铜器铸造工艺粗糙而原始，器型小而简单，仅见斧、钺、锛、锥、凿、刀、镞、鱼钩等器型。而且器物上仅饰简单的花纹或者为素面，尚未出现铜鼓或铜钟那样的大型空体器。在铸造工艺上，没有出现多范或失蜡法铸造的铜器，仅见单范或双合范铸造的铜器甚至仅靠锻打成型的铜器。这种情况与龙山时代相似。龙山时代是中国铜石并用时代之晚期，将要跨入青铜时代之门槛。龙山时代之概念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首先提出并命名。 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期出现的铜器除红铜器外，还有青铜器，当然，大量的遗存是石器和陶器。龙山时代包括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晚期。在龙山时代，铜器普遍使用，器型最多的是锥，还有铜刀、铜匕、铜斧、铜镯、铜铃等小型而简单的铜器。以龙山时代的齐家文化为例，在若干遗址内发现的铜器，种类也是铜刀、铜锥、铜匕、铜指环、铜斧和铜镜一类的小型器物，除铜镜为青铜器外，其余为红铜器。整个龙山时代，铜器绝大多数是红铜的，仅有少数为青铜或黄铜的，实际上它们是由铜、锌共生矿或铜、锡、铅共生矿经原始方法冶炼而来的，并不是有意制造的合金。因此，龙山时代属铜石并用时代。

云南青铜时代早期的铜器之器型与龙山时代类似，但铜器金属成分和金相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6、表1-7），这些铜器中有锡青铜、铅锡青铜、砷青铜合金，也有红铜。在已检测过的铜器中，按含锡量大于2%为锡青铜器的标准划分，共有6件锡青铜器，其中3件含锡量大于10%，有一件铜锥的含锡量高达19%。金相检测发现有4件青铜器是热加工的（通常是热锻打）。其中有两件含锡量大于10%，这种含锡量的青铜器最适合热加工，说明海门口遗址的居民已经掌握了锡青铜的一些加工特征，由此可以确定剑川海门口遗址所属年代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些锡青铜器的金相组织表面所含杂质较少，这一点说明当时人们使用氧化矿冶炼技术；但是铜镯内含2%的砷，可能是使用铜、砷共生矿或者含砷的氧化铜矿炼铜的结果，说明海门口遗址的先民掌握的冶炼技术相对原始，这也是青铜时代早期的特征。

云南青铜时代早期具有如下一些文化特征：

第一，铜器器型简单和小型化，多为斧、钺、锛、锥、凿、镰、鱼钩等器型，尚未出现大型空体器。

第二，铜器中出现实心器，如耿马石佛洞出土的实心铜斧、昆明王家墩出土的实心铜锛。

第三，由于石范在遗址中出土，又据铅同位素研究可知，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器是在当地铸造的，矿料来源很可能是附近的云龙县。

第四，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云贵高原和中南半岛早期（夏商时期）冶铸技术中心。

第五，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具有种类简单、铸造技术相对原始、使用石范铸造、小件器物成型以铸造加工技术为主、合金配比不稳定等特点，与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制作技术非常相似。 因此，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可能来自我国西北地区。这一推断还有一个佐证，即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至青铜时代早中期，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不断往南传播，影响到滇西北和滇西地区，出现具有浓郁西北风格的双耳陶罐、三耳陶罐、有柄铜镜等器物。

云南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址和墓葬除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前段外，还有鲁甸野石山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一期和二期、大理银梭岛遗址、龙陵大花石遗址墓地、剑川鳌凤山墓地第一期、德钦纳古墓地、香格里拉石棺墓地、昆明王家墩遗址。后面将在分区内容中详述。（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