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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了这两次战略机遇期，使自身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上了一个台阶，为此后发展壮大乃至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国共合作 合法存在 发展壮大 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 1921年 7月成立，到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了整整 28年多的时间。回顾中国共产党 28年的奋斗历程，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从时间段上，可以划分为几个时期：一是初创时的艰难、缓慢成长期；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蓬勃发展期；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新崛起期；四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巨大发展期；五是解放战争时期以弱胜强地取得全国胜利期。在二、三时期和三、四时期，分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受沉重打击和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败。总体上看，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细究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历程，有两个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第二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两个时期就属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抓住了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极大地发展壮大了自己，成功地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今兴业路 76号）开幕。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以 1922年 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 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二七”罢工的失败深深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革命，必须充分重视国情，革命的起初目标不再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参与到民族革命中去；在革命手段上，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很难战胜北洋军阀。革命需要准确界定起初目标，也需要确定同盟者，不能再靠无产阶级单打独斗。实践启示中国共产党：需要和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联合，共同开展国民革命，唤醒全国各阶层，组成各阶级的革命联盟，首先以实现民族独立为目的。现实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展第一次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早在 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就陆续提出了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一系列原则问题。1920年 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发表。1920年 7～8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等相关决议。这一系列的文章决议，集中体现了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正是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出于世界革命的需要、苏联国家安全的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竞争的需要，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的民族革命进行了大规模帮助。共产国际先后派维金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人来中国，在帮助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分别说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领导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方面，对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着力不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活动范围、影响力都很有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规模迅速扩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活动范围（之前主要局限于工人之中）、影响范围也随之迅速扩大。到 1927年 4月至 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员人数达到了57967人，近 4年的时间里增加了 57547人，平均每年增加 14000多人。
除了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之外，中国共产党发挥自己组织能力强的特点，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广泛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影响力迅速扩大。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以“五卅惨案”为契机，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有 25万人参加，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罢工工人成立由共产党员苏兆征任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对香港实行封锁。大罢工前后坚持16个月之久，10多万名集中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撑。在农民运动方面，负责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具体工作的秘书职务一直由共产党人担任，彭湃、罗绮园相继担任秘书一职，阮啸仙、谭植棠等共产党人担任过农民部的组织干事。农民部先后派出 200多名农民运动特派员，90％以上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 2／3，农民部培训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农讲所历届主持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都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在广东全境以及邻近省份广泛开展起来。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北伐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青年运动方面，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专门提出了《青年运动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确认青年运动是党的重要工作，并要求在组织上加以极力帮助和指导。1923年 6月广东新学生社成立，广州青年运动蓬勃发展了起来，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大力发展新学生社、青年团等进步组织；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加强革命宣传，反对奴化教育；参加黄埔军校、农讲所等各种政治、军事培训学校，为革命输送干部；参加农民运动；参加工人运动。广东革命青年的活动，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北伐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妇女运动方面，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妇女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共产党领导广大妇女参与了省港大罢工；提倡女权，援助弱势妇女；进行东征、南征以及北伐等一系列军事斗争。这些运动为大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在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度过了初创时期的艰难萌芽阶段，从全国 200多个政党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政党，在广东和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了一定影响。虽然后来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毕竟是度过初创时期最为艰难的阶段，上了一个台阶，为后来共产党独立发展，进行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呼声。对于国民党而言，“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如蔡廷锴、李济深等人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国民党内部严重分化。“西安事变”的发生，更表明国民党只有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才能在救国的同时挽救其自身，维持其既有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达到顶点，至此，蒋介石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通过英美法的干涉阻止日本侵略的幻想破灭，终于认识到求救不如自救，于是，国民党逐步调整政策，抛弃一贯的剿共政策，第二次和共产党合作。总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是当时国民党唯一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国内纷争、团结协作、一致对外。为此，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全民族利益基础之上，抛弃前嫌与旧恨，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上，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紧接着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一二·九运动”，向全国人民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再次向各党各派和各个阶层发出呼吁：“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再次表示，愿与国民党并肩御侮，共赴国难。为推动国民党转变误国政策，促其走上抗日道路，中国共产党除积极宣传自己正确的抗日主张之外，还广泛开展了争取国民党内左派、抗日爱国将领、地方实力派和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旧仇，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为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由内战走向和平拉开了序幕。此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又以赤诚救国之心，作出许多重大让步，提出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最先倡导、积极推动下，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后促成的。
苏联从支持中国革命和自身利益考虑，也希望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并通过第三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日本将战争迅速扩展到华北、华中，威胁到英美法的在华利益，故他们也要求蒋介石抗战。在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的作用下，国共两党都有合作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开辟敌后根据地，扩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分别在重庆、武汉、西安、洛阳、兰州、迪化（乌鲁木齐）设立办事处，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控制的范围、军事实力获得极大增长。从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到 1933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全面占据领导地位的六年间，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探索，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到193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从 1万多名发展到 30多万名；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发展到 15块，遍布 14个省，人口达 1000万；红军数量从无到有，增加到 30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相比之下，从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到 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的八年间，中国共产党党员从 3万多人发展到 121万人；革命根据地从 2块（陕北及海南）发展到19块（解放区），人口达 1亿多人；人民军队由 6万人多发展到 100多万人，此外还有200多万民兵。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巨大作用。
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没能解决的军令、政令统一的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于环境的严酷，各地红军都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彼此之间只能通过无线电联系。各地红军的组成、编制、军服、纪律规定、各项政策都不一致，这种军令、政令不统一的情况严重时甚至成为党和红军“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了严重分裂，最后出现了“两个中央并立”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军令、政令不统一密切相关。而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扭转，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除海南外）实现了信息、人员以及少数物资的沟通和交流，军令、政令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之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张国焘分裂党的情况，这为以后集中全党全军力量打败国民党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空前扩大。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中国共产党由于成立时间短，取得的成就也远远不如国民党，所以除了在个别领域和少数地区有一定影响之外，在全国没有多大影响。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若干地区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除了通过各地的办事处大力宣传之外，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让全国许多民众，尤其是具备一定分析辨别能力的知识分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的对比中，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民族的希望。抗战期间，约 20多万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就是明证。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但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为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发展准备了重要的干部基础。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之比大约为 1∶4，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况。虽然仍然是敌强我弱，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已经成长成为真正全国性的政党，成为中国唯一能和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党。
总的说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个大前提下，历史给中国共产党送来了两次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也成功地利用这两次战略机遇期，极大地发展了自己，使自己上了一个台阶，为党的后续的发展乃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 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建设与对苏关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4］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5］本书编写组.中国革命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6］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
张强，男，汉族，云南旅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