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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稚 沙 莎
【摘要】 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缅甸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同时缅甸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近年来承载了诸多历史与现实纠葛的民族、宗教等冲突，已对中缅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构成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本文从政教关系、民族与宗教关系、宗教极端主义三个维度对缅甸的宗教风险进行评估，以利于把握和规避相关风险。
【关键词】 “一带一路”；缅甸；宗教风险
中国与缅甸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是传统的友好邻邦。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缅甸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都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然而，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自独立以来民族宗教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近年来冲突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缅甸的和平进程，而且对“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实施也带来了一定风险，对此应给予及时研究和准确把握。
作为新时期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在于：以地缘相邻、历史人文交往悠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依托，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推动沿线各国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互利共赢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缅甸作为中国传统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将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从合作基础来看，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交往悠久，古代就有“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进入缅甸，成为中国西南联接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便捷通道。自20世纪50年代中缅建交以来双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近年来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已成为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从地缘环境来看，缅甸地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亚”连接处，北邻中国，东邻老挝和泰国，西接印度、孟加拉国，西南部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缅经济走廊，缅甸都是重要的地缘节点和合作伙伴，是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互联互通的桥梁和枢纽，从而决定了缅甸是“一带一路”合作中的重要国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目前中国正在寻求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合作路径，中缅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皎漂经济特区和深水港、木姐—皎漂铁路都是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重要工程，关系到中缅两国海洋合作的发展。在陆上，中缅两国有着2200千米的共同边界，双方比邻的地缘条件为陆上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区位优势。中缅双方于2018年9月正式签署了《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中缅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口岸木姐到达中部城市曼德勒，然后分别延伸到南部城市仰光和西北临海港口皎漂，形成三足鼎立的“人字型”合作格局。对于缅甸而言，“人字型”经济走廊将把缅甸最落后和最发达的地区连接起来，实现互联互通，对带动走廊沿线经济发展起到积极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缅经济走廊将推动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一带一路”在缅甸实施的项目进展顺利，特别是在2018年中缅经济走廊正式启动后，一系列标志性工程已取得重要进展，中缅经济合作一路升温，前景十分广阔。然而，缅甸境内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使中缅两国的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风险，特别是近几年来，与罗兴亚人问题和反政府少数民族武装伴生的宗教问题日益严重，给“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实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对缅甸的宗教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前瞻性的预见因宗教原因可能带来的风险，以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顺利实施。
“宗教”是人类对超自然的一种精神信仰，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依附性，常常依附于其他媒介发挥作用。“风险”通常指尚未发生但可能具有一定危险系数的行为，是通过对当下形势的评估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当宗教被当做谋取利益的工具时，它往往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与危害性。“宗教风险”是指由于宗教原因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可能带来具有一定危险系数的行为。宗教本身既不是问题也不是风险，但宗教的交互性、跨国性和外溢性决定了它在特殊的背景和条件下可能转化为问题或风险。一般而言，“宗教风险”是指由宗教引发的不理想事态的程度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小，或说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可能成为不理想事态的诱因。
一个国家的宗教风险主要由宗教信仰格局、宗教法治、政教关系、民族与宗教关系、宗教极端主义等多个维度决定，每一个维度的格局和状态都影响着这个国家发生宗教风险的几率和烈度。宗教风险的形成，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一般来讲，宗教信仰的差异是导致宗教风险的直接原因，如宗教纷争、教派冲突都是由于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思想意识甚至行为上的矛盾与冲突。宗教风险形成的间接原因主要有政治、经济、民族和境外干扰力量等，这也是由宗教的依附性和交互性决定的。宗教在各种问题和冲突中常常依附于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发挥作用，并与它们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矛盾的“爆发点”和“助推器”。很多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其实核心问题是宗教。另外，根据宗教风险影响的范围，可以把它分为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和国内的宗教问题。很多宗教矛盾一开始只是发生在内部，通常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教派或者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但是，因为宗教具有很强的跨国性和外溢性，可以迅速溢出国界波及周边地区，或者影响到全球其他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和地区。所以，在分析和评估宗教风险程的过程中，通常以是否溢出国界作为衡量其危害程度的标准。受域外大国、境外宗教势力和恐怖组织影响的宗教风险，一般风险系数较高，且常常会引发骚乱、暴力冲突，有的甚至有恐怖主义行为。
总的来说，宗教冲突的历史积怨、参与人数、影响范围通常与风险系数成正比，历史积怨越深、参与人数越多、影响范围越广的宗教问题，风险就越高。而缅甸的宗教风险兼具多因素、多维度和跨国性、外溢性的特点，为人们观察宗教风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缅甸的宗教风险与其宗教构成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宗教信仰的格局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各宗教信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次是各宗教信仰人口的变化幅度，最后是信仰人数最多的主体宗教的特征。缅甸超过99％的人口都有宗教信仰，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国家。缅甸的主要宗教信仰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原始宗教。根据缅甸2014年人口普查的信仰状况显示，缅甸目前人口为5100多万，扣除未能普查的地区外，其中佛教徒为87.9％，基督教徒为6.2％，伊斯兰教徒为4.3％，印度教徒为0.5％，信仰神的教徒为0.8％，其他宗教为0.2％，无信仰为0.1％。
如图1所示。
图1 2014年缅甸人信仰情况（核算后）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14年缅甸人口普查结果整理而成。
佛教自公元11世纪开始逐渐成为缅甸的官方宗教，全体国民中将近有90％的佛教徒，主要包括缅族、掸族、孟族等。佛教在缅甸的影响最为深入和广泛，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缅甸的佛教徒总人口占全世界佛教徒的7.9％，是全世界七个佛教信徒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之一。
缅甸的基督教自16世纪由西方传教士引入，在英国殖民时期得到较快发展，基督教信徒分布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克钦邦、克伦邦、钦邦、仰光省、曼德勒省等地，缅甸的克伦人和克钦人大部分都信仰基督教。缅甸的基督徒占全国总人口的6.2％左右，主要集中于北部的克钦邦。克钦族主要居住于克钦邦，超过90％的克钦族民众信仰基督教，且当地的宗教团体和政党一直与西方教会和政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伊斯兰教自13世纪从印度传入缅甸，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得到发展。穆斯林人口在6000万缅甸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5％左右（官方数据为4％）， [1] 主要聚集于缅甸西北部沿海的若开邦、仰光省和曼德勒省，其中若开邦的穆斯林分布最为集中。
其他宗教在缅甸的影响则比较小。印度教自印度传入缅甸，信众大多是印度侨民，主要分布于仰光省、马圭省、曼德勒省等地的大中城市，以经商为主，与缅甸其他宗教矛盾不突出。缅甸的原始宗教主要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与政治关系不大。
总体来看，首先缅甸宗教信仰人口比例较高，几乎全民都有宗教信仰；其次一段时期内各宗教人口的变化幅度较小，依然会以佛教信众为主体；最后缅甸的主体宗教佛教的性质比较温和，不属于激进型的宗教。一般而言，某一宗教占主导优势的国家，宗教风险较小。然而，宗教一旦另有所图，就往往会失去本真。近年来，缅甸的佛教徒屡屡和穆斯林、基督徒发生暴力冲突，这与缅甸的政治、经济、民族问题和境外势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佛教民族主义的泛滥，使缅甸的宗教信仰格局看似稳定，但事实上存在暗流涌动的风险。
目前缅甸宗教风险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个风险维度，即政教关系、民族与宗教关系和宗教极端主义，简要分析如下。
缅甸政教关系的风险主要是宗教政治化，主要是通过佛教在政治中的活跃程度来体现。缅甸是一个以信仰佛教为主的国家，佛教政治化现象由来已久，在封建时代，佛教就被定为国教和钦定哲学，而僧侣则代表着主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历史上缅甸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宗教不仅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和伦理取向的标准，同时在统治阶层也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缅甸佛教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仍然有很大的社会能量，缅甸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从保卫和复兴佛教开始的，佛教曾是缅甸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武器，它伴随着被压迫的民族意识而产生，同时也成为了掩盖早期民族主义的工具。佛教民族主义是佛教与民族主义的联姻，二者的融合已不再是单纯的宗教运动或民族运动，宗教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沦为政治和利益集团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佛教对政治的参与伴随着缅甸国家发展的进程，缅甸的宗教冲突首先就是从佛教与政治的融合开始的。佛教民族主义是缅甸宗教政治化的基础，随着当下缅甸政治体制向民主化转型，国内宗教冲突不减反增，这与佛教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的势头有着直接的关系。缅甸佛教徒与基督教徒、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极端的佛教民族主义。
缅甸的佛教与政治有相当复杂又密切的联系。缅甸独立之后，吴努政府（1948—1961年）试图把佛教上升为国家意识的核心位置，并通过佛教同化政策来团结其他少数民族。1961年制定的《国教推进条例》使佛教国教化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这一法案的出台却遭到了缅甸非佛教徒的强烈反对，也进一步加剧了非佛教徒的民族离心力，各民族纷纷开始反政府武装活动，引发了严重的宗教政治争端。在奈温政府执政时期（1962—1988年）采取了严格的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措施，一度停止了佛教国教化进程，引起了僧侣对政府的不满，但却缓和了佛教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分歧。但由于奈温政府采取了控制和打压的民族政策，导致缅甸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纷纷兴起并迅速发展，民族冲突不减反增，族际关系全面恶化，民族矛盾不断加深。缅甸新军人政府（1988—2011年）在执政的前期依然主张政教分离，但随着僧侣对军人政府的宗教抵制运动不断扩大，军人政府意识到只有抬高佛教的地位，才能控制僧侣并巩固自己的政权，于是佛教在其执政后期成为了统治阶层表达统治意愿的政治说辞。新军人政府的执政者将自身标榜为维护佛教，抵制他者权威的唯一救世主，
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僧侣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可以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威。虽然军人政府对僧侣进行了控制和管理，但因为佛教在缅甸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淀，僧侣们依然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力。这一时期由于军人政府把佛教作为达成其政治意愿的工具，使佛教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恢复和增强，为日后佛教极端主义的膨胀埋下了“导火索”。登盛政府时期（2011—2015年）族际和解问题成为影响国内和平稳定的主要问题，也是登盛政府执政的重大历史任务。但在这个时期，随着民主转型的加快，被军人政府压制了多年的民族矛盾终于找到了出口，各种极端组织和行为都同时喷射而出，佛教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其中以佛教民族主义组织运动和反穆斯林的暴力冲突为代表。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一方面是由于缅甸佛教传统的宗教能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缅甸当时强烈的国内政治需求也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中，宗教能力和政治需求的互动是其核心因素。
缅甸虽然从近代开始实行了政教分离政策，但由于佛教长期以来在缅甸社会形成的崇高地位，要想在短时间内消除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缅甸的政教关系有着潜在的高风险。
民族问题总是伴生着宗教问题，缅甸的民族冲突看似是民族问题，其实也是宗教问题。挖掘民族冲突的宗教因素对分析其风险等级和危害程度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缅甸民族与宗教风险的关系主要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状况、民族历史积怨、民族冲突的伤亡人数来分析，民族的宗教信仰越多样化、民族积怨越深、民族冲突的伤亡人数越多，伴随的宗教风险也就越高。
缅甸共有135个民族，缅族约占总人口的68％，掸族占9％，克伦族占7％，若开族占4％，华人占3％，克钦族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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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以缅族为主，少数民族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多民族国家。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来，民族问题始终贯穿于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说，缅甸是世界上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
像缅甸这样一个民族和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国家机构和主流社会一直被主流宗教和主体民族所控制，其他宗教和民族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必然导致主体民族其他民族的矛盾与冲突，而宗教认同的差异性是导致缅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缅甸在形成统一国家之前，有的少数民族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有的甚至还征服过整个缅甸。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缅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分而治之”的管辖措施，在缅族聚集区实施直接的殖民统治，在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当地的管辖制度，这种做法人为加深了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和隔阂，拉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为日后的民族矛盾和分离埋下了隐患。其中，克伦族、若开族与缅族的历史积怨最深，族际关系已经恶化。
据不完全统计，缅甸1989—2015年每年发生的族群武装冲突中，若按最低的估计数字计算，因战死亡的平均人数为384人。在与缅政府军队发生冲突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中，以克伦民族联盟、克钦独立组织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死亡的人数最多。
缅甸的基督教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当时英国殖民者企图通过基督教的洗礼加深缅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仇恨，他们用宗教唤醒了缅甸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成功地把帝国主义与缅甸各民族的矛盾转化为少数民族与缅族之间的矛盾。美国浸礼教传教士早在19世纪就潜入缅甸，从1901年到1931年，在每一千居民中，基督教徒的数目从14人增至23人，新的教徒主要来自克伦族人。
1947年1月由于缅甸制宪会议给予克伦族的名额太少，更不同意建立克伦邦，克伦族在其民族大会上集体抗议并成立了克伦民族联盟（KNU）。同年2月，掸、钦、克钦等少数民族与缅族共同签署、奠定了缅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彬龙协定》，而克伦族并未参与其中。同年9月缅甸通过了联邦宪法规定缅甸由本部和四个自治邦（掸、克耶、克钦、克伦）及一个特别区（钦族）组织，但因制宪会议在克伦人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克伦邦最终未能建立。虽然不是所有克伦人都支持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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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克伦族在缅甸取得独立后的短短三个月后就带着建立克伦邦的愿景率先发动了武装暴动。克伦族企图独立建邦的活动以此为标志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在1947年的彬龙会议上，因为满足了克钦族建邦以及把八莫和密支那并入克钦邦，所以克钦族并未在缅甸独立的初期出现与缅政府武装斗争的分离行动。1961年2月克钦独立组织（KIO）和克钦独立军（KIA）成立，克钦独立军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反对吴努政府把片马、古浪等地归还给中国、反对吴努政府把佛教定为国教、反对缅政府的“大缅族主义”，并以追求建立“克钦共和国”为目标。按照克钦独立组织的统计，克钦独立军军力号称占到了克钦总人口7％，并宣称都是基督教徒。克钦独立军是一支仍然活跃在缅甸的民族武装力量，虽然在1993年和1994年与缅政府签署过和平协议，但二者之前的分歧和矛盾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在2009年因为边防军改编的问题再掀波澜。2011年6月，长达17年的停战协议被打破，克钦独立军同缅甸政府在缅北爆发战事便一直持续到现在。
20世纪70年代初期，克伦族、克钦族还联合若开民族主义者一起争取过“民族独立”。若开人得到了克伦族和克钦族的训练和装备，并在克钦族的帮助下组建了若开独立组织（AIO）和军事组织若开独立军（AIA）。20世纪90年代，若开地区反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若开民族联合党（NUPA）及其军事组织若开独立军（AA），他们与克伦民族联盟关系紧密，甚至和印度军方有联系。
2016年11月以来，若开军（AA）、克钦独立军（KIA）、果敢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和德昂民族解放军（TNLA）组成缅北联合阵线，在木姐发动战事，使战火重燃。掸邦议会也当即通过协议，把这四支民地武定性为“恐怖组织”。2019年1月7日，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总统府召开磋商会议时把若开军（AA）定为恐怖组织，并要切实、快速予以消灭。截至2019年4月仍然有7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还未与缅政府签署《全国全面停火协议》（NCA），而且在缅政府军的重压下，有的民地武已经有恐怖袭击的倾向。目前，若开军（AA）与国防军依然交火不断，若开问题也发展成为了缅甸民族冲突烈度最高的问题。
表1 截至2019 年4月还未与缅政府签署和解协议的少数民族武装
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与缅政府签署和解协议的少数民族武装的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宗教极端势力的出现、活动频率以及危害程度是宗教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的宗教极端事件和恐怖袭击组织越多，那么它的宗教风险越大。缅甸宗教极端主义主要发端于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缅甸国内上座部佛教徒与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宗教矛盾由来已久，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缅甸的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都带有殖民时期的历史记忆。在殖民早期，佛教徒对非佛教徒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基督教徒，但随着伊斯兰教徒的大量拥入逐渐引发了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也正是由于这一背景，宗教冲突成为了缅甸后殖民时代的主要特征。
在殖民时期，英国殖民当局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人为地制造或强化了缅甸的族群边界和民族矛盾。
在日本占领缅甸期间（1942—1945年）佛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达到了高潮，原因是当日本武装阿拉干地区的佛教徒去反抗英国人的时候，英国人却利用穆斯林的力量来对抗日本武装的佛教徒力量。
1945年缅甸实现了国家独立，但是宗教仇恨的历史记忆却保存了下来，而罗兴亚人的国民身份也一直得不到缅甸政府的承认。自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不断有罗兴亚人从边界逃往孟加拉国，主要是因为缅甸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到了2012年，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和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对抗加剧，大批罗兴亚人又开始外逃。从2012到2014年期间，近14万罗兴亚人无家可归，其中一部分人逃往孟加拉国。2015年以来，大量外逃的罗兴亚人在印度洋及周边海域落难而引发的海上船民危机，更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地缘政治效应。
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从宗教冲突上升到人权问题，在全球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引起了不小波澜，再加上西方大国的介入，使问题不断复杂化，现已经成为当下全球最棘手的宗教冲突之一。宗教冲突具有很强的外溢性，缅甸佛教徒与罗兴亚穆斯林的冲突迅速溢出国界，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骚动，并加剧了周边区域的恐怖主义威胁。若开邦动荡局势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部分罗兴亚穆斯林走向暴力与极端化，并与境外极端势力建立紧密联系。
2017年8月25日凌晨以来孟都等地又发生袭击事件，其中有77名恐怖分子被击毙，2名恐怖分子被抓获。缅甸中央反恐委员会确认，极端恐怖分子和若开罗兴亚救赎军参与了孟都等地的恐怖袭击事件，并宣布认定“若开罗兴亚救赎军（ARSA）”为“极端主义恐怖组织”，这也是缅甸首次认定的恐怖组织。
缅甸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是宗教冲突的产物，使缅甸若开邦及周边地区成为高风险区域。然而，“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下的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项目、中缅铁路皎漂段、中缅油气管道等重要工程都位于若开邦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使这些工程都面临着高风险。虽然缅甸目前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活动还未进入高发期，但是缅政府已经开始进入了“反恐”状态。2018年9月28日，缅甸政府签署了《实现世界无恐怖主义行为准则》，标志着缅甸将同签署“行为准则”的国家和地区一起推动全球反恐战略。
缅甸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将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然而缅甸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承载了诸多历史与现实纠葛的民族、宗教冲突连绵不断，对中缅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对缅甸政教关系、民族与宗教关系、宗教极端主义三个维度的分析，可看出缅甸宗教风险最高的是宗教极端主义，由于罗兴亚人问题的复杂性、危害性和外溢性带来的负面影响，缅甸已经出现了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暴力事件，这不仅对周边安全产生严重威胁，也将影响到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的重大项目建设。其次是民族与宗教关系的风险，民族冲突起于宗教冲突，宗教冲突加深了民族冲突，但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冲突。缅甸民族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主要是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纠葛未能得到解决。目前缅甸的民族冲突不减反增，民族和解进程仍不明朗。最后是宗教信仰格局与政教关系的风险，这两个风险存在因果关联。缅甸的宗教信仰格局以佛教为主，而政教关系则表现为佛教对政治的影响和参与。“大缅族主义”和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历史悠久，佛教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还将长期存在。综上，缅甸宗教风险的烈度排序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风险＞民族与宗教关系的风险＞政教关系的风险，而这些风险之间也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针对缅甸存在的相关宗教风险，中国在缅甸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应继续积极协调罗兴亚难民遣返和创造性地介入缅甸的民族和解问题，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对缅提供支援；加强与缅政府的政策沟通、促进与当地民众的民心相通，保证在缅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
[1] Greg Fealy＆Virginia Hooker， Voices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 A Contemporary Sourcebook ，Singapore：ISEAS Publications，2006，p.25.
[2] DeedarHussainSah，“Specific Economic Highlights of Myanmar，” Asia Pacific ， Research Journal ，Vol.24，2006.
[3] ArdethMaungThawnghmng， The Karen Revolution in Burma ： Diverse Voices ， Uncertain Ends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