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中资企业推进民心相通的实证分析

孔建勋 沈圆圆

【摘要】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大多基于新闻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视角，从国家形象建构和群际接触的研究路径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民心相通。但是，既有文献在民心相通测量指标设置方面大多存在层次谬误和因果混淆两个方面的问题。鉴于构建公共外交的现实需求和海外中资企业的独特优势，文章提出从海外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的视角，构建东道国员工“认知—情感—意动”对华民心相通测量指标，立足于OCEES东南亚十国一手数据，以此分析东南亚中资企业在推进中国与东道国民心相通方面的效果。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东南亚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进展良好，但民心相通的成效并不均衡。主要问题体现在中资企业对外沟通能力不足、对当地员工情感投入乏力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感履行被动这三个方面。因此，海外中资企业需拓宽内部宣传渠道来构建正面认知，让情理融入工作管理，塑造情感认同，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工具，提升当地员工信赖感，夯实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根基。

【关键词】 中资企业；民心相通；东南亚；群际接触

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时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点明民心相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的重要性。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民心相通拥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在对接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如何发挥地缘优势，高效务实地开展人文交流，成为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课题。

东南亚国家中资企业积极营造与东南亚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和谐气氛的同时，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出突出的贡献，激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巨大潜力。因此，身处“一带一路”建设从总体布局“大写意”步入精谨细腻“工笔画”的重要阶段，以中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东南亚国家对华民心相通研究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东南亚国家对华民心相通的既有研究主要以国家形象构建和群际接触为主，前者依赖媒体外宣功能和民众主观态度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指标，后者偏重人文交流数据分析民心相通的现状。以上研究路径虽然为东南亚国家对华民心相通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讨论空间，但也造成该研究领域的层次谬误以及因果关系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既有研究缺乏大多以宏观层面的人文交流为民心相通测量指标，而民心相通更应该偏重于微观层面的测量指标，因此造成研究层次错位的问题；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较少区分促进民心相通的行为与结果，大多把行为过程作为民心相通的结果指标，缺少民心相通的动因和机制分析。鉴于此，本文以东南亚中资企业的当地员工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中资企业在推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民心相通方面所起的作用，主要提出两个主要的研究问题：东南亚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的效果如何？在此过程中，东南亚中资企业又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国家形象建构和群际接触的相关文献，阐述两种研究路径主要观点和局限性。首先，从公共外交理论的视角分析东南亚中资企业在推动民心相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东道国员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次，利用海外中国企业及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CEES）数据，构建以“认知—情感—意动”为分析框架的民心相通测量指标，其中“认知”指的是当地员工对中国的综合评价，“情感”是指东道国员工对中国人的态度体验和情绪反应，而“意动”即为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行为意向。通过数据分析，最终得出东南亚中资企业对华民心相通的成效。再次，立足于理论和现实需求，总结东南亚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思考，掌握东南亚国家对华民心相通的客观情况，为夯实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民意基础进行学理思考。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民心相通研究综述

（一）国家形象建构解释路径下的民心相通研究

基于国家形象构建的民心相通研究路径主要依赖于传播和心理两种机制。前者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形象是经由本国和东道国新闻媒介信息流动后呈现的形象。 后者强调国家形象是东道国民众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评价。 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机制分别催生不同的研究范式。

从传播机制来看，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以本国源像为起点，通过本国系统力塑，再由国际传输或他国系统描述后，最终成像的过程， 而新闻框架的符号象征功能恰好就是构建本国国家形象或检验国家形象在他国现状的锁匙。 ^[1] 因此，基于新闻报道来检验对华民心相通的成效就成为传播机制的解释范式。一方面，此类研究聚焦于本国媒体的外宣能力，或是借用中国与东道国媒体互引数据来检验本国媒体与他国媒体信息传递的关系紧密程度， 或是基于媒体的接触频率来评析国家形象“自塑”的成效与局限， 使得在本国系统层面描述民心相通成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对东道国媒体“他塑”现状的关注也是此类研究的旨归。学者们认为，新闻框架可以起到构建当地民众观念的作用， 因此非常强调他者视阈对民心相通研究的重要性。通过考察东道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主导性框架、议题设置、意见话语或大众媒体接触等， 分析东道国对华态度舆论环境，总结国家形象在“他塑”层面的得与失，为了解民心相通的成效提供参考。

从心理机制看，形象是某一对象所持综合性印象、评价和观念的总和。 心理机制视域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外政策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一方面，对外政策理论的倡导者擅长从国家竞争环境中提炼出具有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以及作为国家形象认知者的政治人属性， ^[2] 以求解答决策者的心理活动如何构建国家形象的问题。另一方面，认知心理学将国家形象看作是经过跨文化棱镜折射的主观意识， ^[3] 使得国家形象测量从宏观层面转移到个人认知、评价和情感的微观层面。于是，受到对外政策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从心理机制分析民心相通的研究也日渐成熟。此类研究主要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对国家形象进行量化分析，或是将国家形象转换为国家影响力的公民评价， 或是尝试从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等相关数据解构对华态度。 以上这些研究，突破传统国家形象研究聚焦媒介信息传递的局限，转向更为贴近民心相通内涵的对象国民众主观意识取向，拓展了微观层面的民心相通研究领域。

（二）群际接触解释路径下的民心相通研究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被认为是改善群际冲突最有效的理论之一。 ^[4] 学界通过实验表明，积极接触促发共情的情感体验，产生利他动机进而从态度和行动上改善偏见。 ^[5] 因此，人文交流作为积极接触的一种形式，既以直接接触（direct contact）的方式促进跨群体的面对面交流，又以新闻报道、观察式参与等间接接触（indirect contact）的方式扩展群际接触经历，对塑造共情环境有着良好的效果。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人文交流以个体面对面互识、互知、互动为主，在推动情感与文化认同与理解的同时，也成为塑造“一带一路”倡议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的路径， 这充分说明集体情感的塑造对处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的重要性。 鉴于人文交流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相关数据往往被纳入民心相通的评估体系，作为民心相通效果的主要依据。一方面，这类研究擅长依据科技、体育、宗教、语言、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事实和宏观数据对民心相通进行现状分析。例如，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编写的《“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报告》就对当前的民心相通工作进展和未来走向进行有效总结。 其中，教育为主的人文交流研究一直是此类研究关注的热点，它主张以提升文化交流成效为手段激发人文交流对话机制。 另一方面，此类研究也同样重视微观数据的解读。例如，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课题组根据人文交流的数据，开创性地构建出民心相通测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旅游活动、科教交流、民间往来数据作为具体指标，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进展，认为中国—东盟战略关系升级、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政策沟通顺畅程度以及各成员国双边资源禀赋，都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国家民心相通的诱因。 ^[6] 另外还有学者以接触中国文化的对象为研究主体，以问卷数据为分析工具，从民众的微观角度阐述对华认知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研究试图以行为体之间的群际接触效益为理论依据，以此来分析群际接触条件下友好“情境”与“群我”意识构建的效果，是了解民心相通情感共性的重要渠道。

（三）民心相通研究中的路径与结果问题

既有文献为探讨民心相通提供了国家形象和群际接触两种研究路径。前者从传播机制和心理机制出发，强调信息传播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对象国民众主观意识的重要性；后者借助群际接触的分析框架，以行为体之间互识、互知、互动为支点，尝试以情感共鸣的方式构建人文交流格局。其中，群际接触研究路径已经关注到民心相通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国家形象研究路径也意识到对象国民众的主观感受对测量民心相通效果的重要性，这些研究都为推动民心相通研究做了积极的探索。但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研究路径为民心相通研究提供新闻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视角的同时，也显示出两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民心相通的指标建构问题。从国家形象的研究路径来看，民心相通的效果评估主要基于以下两种方面：一是本国或东道国新闻报道框架作为主要参考；二是依据调查数据作为东道国民众态度的分析来源。二者或是依赖内容分析法作为探索新闻框架符号象征意义的分析手段，或是民心相通指标构建的理论依据语焉不详，使得大多研究结果难以突破传统国家形象研究框架同时，也让民心相通指标测量过于碎片化。另外，就群际接触研究路径而言，民心相通效果的宏观分析和微观测量均过于依赖人文交流的数据，忽视民众主观意识对人文交流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若兼顾两者，将很大程度延伸此类民心相通研究的客观性。

第二，民心相通的变量层次问题。民心相通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微观层面的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认为的那样，垂直式的政府行为有利于经济和安全领域等工具理性范畴的长远利益制定，但在价值合理性范畴，政府的加入往往不足以解决情感和价值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但既有研究主要以政府为民心相通的行为体，而海外中资企业作为非政府行为体并未因为学界的足够重视。

鉴于既有研究的进展与局限，本文认为聚焦具体行为体和规范测量指标，对于拓宽民心相通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海外中资企业在构建国家形象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本文从海外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的视角，使用OCEES东南亚十国数据，将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此来分析和归纳东南亚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

二、“一带一路”沿线中资企业推进民心相通的理论发展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海外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其中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成为中国主要投资对象国。 东南亚的中资企业一方面与所在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作为非政府行为体承载着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任务。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是社会、媒体、市场等多方面资源聚集和协同的产物，势必与东南亚各国在各领域产生互动推动公共外交的发展。中资企业还通过与东道国的群际的接触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创造强劲且良好的舆论效应。因此，鉴于中资企业在推动民心相通中的特殊作用，本部分将对中资企业与民心相通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分析东南亚中资企业推进民心相通的成效提供学理性分析框架。

（一）公共外交视角下的海外中资企业

相对硬实力来说，软实力的建设意味着国家需要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加强自身吸引力。 ^[7] 其中，公共外交被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或信息传递的方式，赢得国内外民众认同、支持和理解的举措。 面对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全球信息高速传播的态势，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外交逐渐呈现出互动单向、参与主体单一的一面， 很容易让公共外交偏向政治化，增加民心相通建设的难度。相反，作为非政府行为体的海外中资企业，不仅承担着履行经济效益的责任，还肩负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使命， ^[8] 是从民间交往层面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主要实践者。事实上，单纯的政府行为已不能满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打造良好社会基础的现实需求，肩负对外传播重任的中资企业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格局不可缺少的行为体。

第一，中资企业为中国与东南亚民众提供双向互动的渠道。鉴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推动民心相通的路径方面，不应仅依靠国家机制作用引导，还要重视市民社会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东南亚中资企业是中国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对外传播的载体，它通过企业形象和品牌文化将有关中国形象的信息塑造后传递给当地民众，以达到企业服务国家利益的目的。在东道国民众特别是当地员工接收到相关信息后，中资企业会有效和灵敏地捕捉当地员工解读信息的结果，并将企业福利建设、社会责任履行等举措作为实践工具，再次与当地员工形成沟通。在这种双向互动机制中，中资企业因其跨国的身份属性，直接为东南亚当地员工提供跨群体交往场所的同时，也使其成为连接中国与东道国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第二，激发个体施动者共有知识的构建。公共外交是一国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价值观和观念从自有知识向共有知识转化的有力催化剂。 如何更好地建构公共外交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国民众对本国自有知识的接受程度，也是他国民众形成有利共有知识的关键。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作为一种施动者对社会结构具有能动属性，也可称作施动性。在施动性的作用下，他国民众能积极地去解读自有知识，构建社会结构规范性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中资企业与当地员工之间的日常交流与相处就是一种自然且灵活地激发个体施动性的方式。中资企业以公共外交为旨，通过本地化经营与员工形成交流，巧妙地调动个体施动者的能动性影响当地民众认知，有利于激发中资企业与东南亚当地员工之间共有知识的形成，从而引导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迈向更加和谐的关系。

综上所述，仅仅只将中资企业定义为经济行为体的固化思维不符合新时代下中国公共外交建设的现实需求。鉴于中资企业在提供中国与东南亚民众双向互动渠道和激发个体施动者构建共有知识的独特作用，以东南亚中资企业作为推进民心相通建设的研究视角，符合公共外交建设需要多元行为体参与学理性需求的同时，也是分析民心相通成效更为合理的对象。

（二）基于东道国员工视角的民心相通指标构建

既有研究表明，基于受众视角的民心相通研究是准确把握国家形象或对华态度测量的关键。鉴于本文是以东南亚中资企业为研究主体，从东道国员工的主观态度出发，对东南亚中资企业推进民心相通成效进行测量，既符合理论视角的需求，又兼顾民心相通的价值诉求。一方面，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是中国群体的直接接触者。群际接触理论认为，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在适当的环境下进行接触能更好地消除偏见与歧视，产生积极的群际关系。 ^[9] 东南亚中资企业东道国员工作为中国人的直接接触者，因其工作环境的便利性会与中国人产生固定的互动和交流。在这种频繁的接触下，当地员工能更为直接地组织信息，从而影响群际接触效果，产生积极或是消极的对华态度；另一方面，东南亚中资企业员工是中资企业情境刺激的接受客体，根据认知心理学，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之间存在一个认知情境。认知主体传递信息的过程，往往会受到情境的调节作用，刺激客体作出反应。 东南亚的当地员工长期处于中资企业的工作情境中，一旦中资企业的企业形象或品牌文化等出现调整，中资企业产生的情境刺激首先传递给工作环境内部的当地员工，其次才是工作环境外部的其他群体。而这种来源于工作环境的近体刺激将更为直观地影响主观态度的形成，促成当地员工对主体信息的整理、加工和归纳。基于以上两点分析，本文提出以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的心理感受或主观态度为测量对象，构建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对华民心相通的测量指标（表1）。

表1中，本文采用的是认知心理学常用的态度形成测量方法，主要从认知、情感和意动维度对东南亚中资企业民心相通成效进行测量。 ^[10] 首先，认知指的是客体通过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对主体对象形成感知的过程，而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对中国影响力程度和性质的评价，恰恰就是当地员工接收中国形象这一主体信息后，进行系统感知后内化的主观评价。其次，情感是客体对主体对象的一种情感表达，也是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对中国形象是否符合自己主观认知的一种态度趋势。为更好测量当地员工对中国人的情感取向，本文借用博加达斯（Bogardus）社会距离量表，从亲到疏依次测量当地员工对是否愿意与中国人结婚、成为密友、成为隔壁邻居、成为同事、成为熟人、仅愿意与中国人生活在同一城市、不能接受中国人来本国旅游这7个问题的态度，以此得到当地员工与中国人的情感亲密程度。最后，意动是客体在主体对象面前的一种决策意向。为更好地观察当地员工对中国相关事物的行为偏好，本文选取当地员工对中国文化消费品的关注度进行测量，以求符合民心相通强调文化和价值观共情的特性。

三、东南亚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的进展

本文以“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OCEES）”作为东南亚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的数据来源。“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数据库”是云南大学于2018—2019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的中资企业营商环境和当地员工劳动力素质调查，成功采集到861家中资企业有效样本及其相对应的东道国员工样本13205个。本文用来分析的数据全部来自“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数据库”中7702个东南亚员工样本（文莱、东帝汶除外）。通过数据处理和分析，从认知、情感和意动三个维度展现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民心相通成效。

（一）认知维度的民心相通

在认知维度的测量中，东南亚中资企业员工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性质的评价能显示出当地员工对中国的综合判断。从图1可以看出，东南亚中资企业员工普遍认为中国对本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且国别差异程度并不大，仅有少数当地员工认为中国对本国家影响力微弱。从国别差异来看，新加坡当地员工认为中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占比远远超过有些影响力。相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地员工对中国影响力的认知仍保留在有些影响的层次，其余国家与东南亚当地员工平均水平差异不大。

观察图2可知，东南亚的中资企业当地员工普遍认为中国对本国有正面的影响，但认为中国对本国有非常正面影响的当地员工人数甚微。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当地员工坚定地认为中国对本国有正面影响，“正面影响”这一选项所占比例遥遥领先其他选项。然而，缅甸员工却不认同其他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取向的偏好，大部分缅甸员工认为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只停留在相对正面的层次，达不到正面的程度。

总体来看，东南亚当地员工普遍肯定中国影响力且认为中国影响力的正面性质，但其中也有一些现象值得重点关注。大部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当地员工认为中国对本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并确信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这三个国家在影响力大小和性质两个指标中呈现的一致性最为明显。相反，缅甸当地员工在肯定中国在缅甸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同时，并没有积极给予中国影响力正面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菲律宾的中资企业当地员工虽然认为中国对本国的影响力不算太大，但他们对于这种影响力给出了较为积极、正面的评价，这说明尽管在阿基诺执政期间中菲之间的官方关系较为紧张，但与中资企业和中国人有直接接触的菲律宾员工认可中国对菲影响力，表明驻菲中资企业在开展民心相通方面取得较大成效。

（二）情感维度的民心相通

情感维度是东南亚当地员工对华情感的直接反映，本文根据社会距离量表的累积性假说，分别将测量对华距离七个问题进行“1—7”分的赋值，分数越小，表明对华情感越亲密。由表2可知，东南亚国家当地员工对华社会距离的均值为1.84，表示大部分东南亚当地员工愿意和中国人成为好朋友，甚至愿意与中国人发展成为更亲密的伴侣关系，显示出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当地员工与中国人情感较为亲近的特点。虽然东南亚当地员工总体上对华情感较为亲密，但其中的国别差异较大，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员工对华社会距离的均值很小，而老挝和菲律宾当地员工对华距离均值分别为1.71和1.87，对华情感亲密程度一般。相反，缅甸、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当地员工对华均值均高于2，且标准差偏大，可见这三个国家的当地员工更愿意和中国人成为同事，对于进一步发展关系成为好朋友或是婚姻伴侣不置可否，呈现出对华亲密度较低且内部差异较大的特点。

（三）意动维度的民心相通

意动维度是外国民众在面对中国文化产品时做出取舍的一种决策意向，通过分析东道国员工对中国影视节目以及音乐等文化产品关注度的测量，来确定当地员工的行为偏好，从而更科学地归纳当地员工对华民心相通的新维度。从图3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当地员工观看中国电视剧和电影的频率集中在“有时”这个选项，且国别差异明显，可见东南亚国家员工观看中国影视节目次数并不多。按国别来看，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员工观看频率最高，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员工较少观看，整体频率偏低。另外，老挝、泰国等国家员工并未呈现出高频率观看的态势，与东南亚的总体平均数相近。

从东南亚当地员工对中国音乐喜爱度来看（图4），东南亚当地员工普遍喜欢中国音乐，但“喜欢”的占比并不突出。其中，大部分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和越南员工表达出对中国音乐的青睐，但也有一些当地员工表现出对中国音乐的无感甚至厌恶。例如，大部分柬埔寨和泰国员工对中国音乐的喜欢度一般，与东南亚国家当地员工呈现的数据分布大体一致。然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员工普遍对中国音乐没有太多关注，以上三个国家的部分当地员工甚至表现对中国音乐明显的厌恶态度。

与其他两个维度相比，意动维度国别差异最为明显，且整体呈现出对中国文化产品关注的行为意向一般，甚至偏低的态势。第一，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当地员工在意动维度方面表现出色，均表达出对中国电视剧、电影和音乐的积极关注。第二，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员工也保持对中国电视剧、电影和音乐的关注，但积极性并没有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员工明显。第三，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菲律宾在中国电视剧、电影和音乐的行为意向中出奇的一致，三个国家均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产品的观望态度。

四、东南亚中资企业推动民心相通存在的问题

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以海外中资企业为主的以非政府行为体在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就东南亚地区而言，还有以下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东南亚中资企业对外传播和沟通能力不足

中资企业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和传播中国国际形象的过程中，需要在尊重东道国文化习俗的前提下，采取更为自然、更贴近当地人现实生活的方式，跨越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鸿沟，跨越文化差异的藩篱，实现中国与东道国民众的平等对话。 其中，中资企业中国员工提升沟通意识，开设社会媒体账号、启用企业内部网页、公众号和印发宣传册等手段就是与当地员工建立互动的方式，以此营造适宜中国形象传播的舆论环境。然而，据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的数据显示，东南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普遍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中国信息，通过企业内部文字、图片等材料了解中国的占比仅为7％，这个占比甚至在缅甸、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通通达不到3％。可见，东南亚中资企业的宣传手段依旧借助大众媒体，而不少大众媒体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特定的政治立场，从而使得作为受众的东道国员工降低与中国企业互动沟通的热情，制约中国影响力的认知效果。

（二）东南亚中资企业对当地员工的情感投入不足

情感作为一种感官体验，它区别于一般的生理反应，与大脑系统的心智过程紧密联系，由此促发一系列人类的行为。 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情感亲密既是关系的结果，也是影响关系的原因。 ^[11] 当然，情感投入强调的是行为体与他国民众交流中亲密、感激、同情等积极正面情感的投入 ，以尊重对方的态度促进双边感情的升华。东南亚中资企业因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罢工都与中资企业情感投入息息相关。中资企业作为重要的非政府行为体，更需要加大情感投入的力度，以更加亲和的态度获得东道国员工情感认同，塑造双方情感共鸣。但是，东南亚中资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有所不足，例如，在关于“该企业是否尊重本地风俗习惯”“是否尊重我的宗教信仰”问题中，虽然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东道国员工做出了积极、肯定的回答，但仍有另外三分之一左右的员工对此不太赞同，这在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菲律宾等国更突出。

（三）东道国员工对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可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有关企业本质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单位 ，是一种由契约合作搭建的生产与交易的组织 ，经济效益始终与企业发展齐头并进。然而，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跨国企业如果仅以理性经济行为体定位自身，那么适应发展的趋势，只有具备东道国社会相适应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做到跨国企业文化高度的提升，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的数据，东南亚中资企业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意识，但还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从整体上看，接近四成的东南亚当地员工认为所在企业从事过对外援助活动，但东南亚国家之间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却不均衡。例如，除马来西亚、新加坡表现尚可外，超过半数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泰国员工认为所在企业并未开展过对外援助活动，或者履行了对外援助等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但未被本企业的当地员工认可。

五、提升东南亚中资企业推进民心相通的路径思考

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之一，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民心相通取得的成效如何，是检验沿线国家资源禀赋是否转换为发展互助力、利益价值取向是否蜕变为合作共赢意识、文化多样性是否升华为情感共鸣的关键锁钥。面对东南亚国家民族、宗教、习俗的差异，积极推动民心相通是消除文化隔阂、保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情感和国家稳定和平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首先，东南亚中资企业在借鉴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同时，还要注重多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以期加强当地员工对中国的正面认知。中资企业的产品和品牌是东道国民众评判该企业的依据，民众通常会以企业和企业行为为中介，由企业产品质量的好坏或企业品牌文化的优劣联系到中国人的道德素养和品行。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化的间接认知，很容易在当地员工和其他群体之间成为思维定式，影响东道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评价。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为保障东南亚中资企业推进民心相通建设的效果，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外宣功能是中资企业进行口碑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有力手段，也是塑造中资企业或中国信息生成的关键渠道。此外，中资企业也应加强企业内部文化产品的推广和宣传，促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当地员工甚至民众的对话和沟通。中资企业可以通过印发书籍、宣传册或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更为生动、形象地展示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在扩宽当地员工中国文化接触渠道的同时，也加快中资企业口碑效应在东道国其他群体的舆论流转，以求塑造更为积极正向的群体观念，把握民心相通话语权。

其次，东南亚中资企业把东道国员工的文化习俗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重视情感共鸣在公共外交中的能量。“一带一路”倡议是不同文化圈的文明互鉴和交融的平台，加强东南亚中资企业的本地化管理，承认不同文化圈层的存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缩小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隔阂显得尤为重要。中资企业的当地员工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参与者，尊重东道国的文化特性，不仅有利于中资企业本地化经营的长远规划，还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这就要求东南亚中资企业要尊重当地员工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让情理交融于人性，以培养友谊的方式促进中国与东道国情感的升华，拉近双方民众间的情感距离。

再次，东南亚中资企业通过加强社会企业责任的履行，提升中资企业信任感，增强当地员工的对华认可度和信赖感。在促进民心相通的过程中，东南亚中资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感的意义除了实现中资企业综合价值最大化以外，最重要的是通过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意识，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在积极向上的企业氛围中提高当地员工的对华认可度和信赖感，从而消除他们的消极态度。作为企业提高自身效益与兼顾东道国社会发展需求的不二法门， 东南亚中资企业是否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并且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就成为该企业塑造内部道德规范、加强当地员工对所在企业认可和青睐度成败的关键。这就要求东南亚中资企业具备长远的发展眼光，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径，尊重东道国社会规范、保护东道国生态环境、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积累良好的声誉资本，在道德规范的塑造中收获当地员工的认可，加深当地员工与所在中资企业甚至中国的规范共鸣，从而加强和提升他们对中国文化、经济产品等方面的信赖感和支持力度。

[1] Zhongdang Pan＆Gerald M.Kosicki，“Framing as a Strategic Action in Public Deliberation，”in Stephen D.Reeseet al.（eds.）. Framing Public Life .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ahwah，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1，pp.35-66；Robert M.Entman，“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43，No.3，1993.

[2]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3-48页；M.Schafer，“Image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8，No.4，1997.

[3] Brunswik Eg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转引自王珏、汪伟民《国家形象的心理形成机制初探》，《国际论坛》2007年第4期。

[4] John F.Dovidio，Samuel L.Gaertner＆Kerry Kawakami，“Intergroup Contact：The Past，Present，and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es＆Intergroup Relations ，Vol.6，2003.

[5] C.Daniel Batson，Marina R Polycarpou，et al.,“Empathy and attitudes：Can feeling for a member of a stigmatized group improve feelings toward the grou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72，1997.

[6] 翟 、王丽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东盟民心相通现状实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7] Joseph S.Nye，“Jr，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 Twentieth Anniversary ），Vol.80，No.80，1990.

[8] Mark Lenard，“Catherine Stead＆Conrad Smewing，” Public Diplomacy ，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2，pp.7-10.

[9] Gordon W.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 （New York：Basic Books），1954，pp.535-537.

[10] 可参见J.Richard.Belief，“Attitude，Intention and Behavior：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6，No.2，1977；Alexander Buhmann＆Diana Ingenhoff，“Advancing the country image construct from a public relatio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No.19，2015.

[11] Neta C.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No.4，2000. CBJ3+Fm6POHlDvGQhtfd0D7EEcEIJNfCoVWo5nKhd1pq8IYr50v3lt1qt41Ul7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