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视域下印度与泰国安全合作探析

李 涛 林汉东

【摘要】 近年来，“印太战略”背景下印泰安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复杂的地区形势使两国凝聚了诸多共同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的共识。印度试图通过“东进政策”突破地区限制，以泰国为跳板扩大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影响。泰国则借重印度维护自身海洋安全利益，稳固其在东盟的地位。但由于双边、多边及地区结构的限制，印泰两国的安全合作仍存在诸多制约。

【关键词】 印太战略；印泰关系；安全合作

2019年6月，第34届东盟峰会通过了《东盟印度-太平洋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AOIP），表示将不把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视为毗邻的领土空间，而是视为一个紧密结合和相互关联的地区，东盟要在其中发挥核心和战略作用。 在印度洋区域占据天然优势的印度，被美国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国家，基于其大国地位的政治追求，积极寻求在更加广阔的空间施展影响。泰国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及创始国之一，处于中南半岛核心地带，在区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印泰两国安全合作迅速升温，对印太地区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因此，全面考察印泰安全合作对于准确评估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印太战略”视域下印泰安全合作的背景、基础及逻辑动因

在“印太战略”大背景下，印泰基于传统的文化、宗教、价值观联系，结合相互契合的“东进”与“西进”战略，两国都从本国现实利益出发，希望通过加强双边安全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进而实现自身的安全战略。

（一）印泰安全合作的背景

面对印太地区新兴大国崛起引起的地区秩序重构，特别是应对中国崛起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带来的冲击和压力，美国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印太地区，推出了“印太战略”来巩固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地位。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提出“印太”（Indo-Pacific）这一概念，表示美国欢迎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具有全球领导性的大国以及更强大的战略和国防伙伴，同时将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合作。 ^[1] “印太战略”的实质是在中美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下，美国企图联合印太地区部分国家形成围堵中国的大网。

在此背景下，印度借美国的牵制加强自身经济价值链建设，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同时通过美印防务合作引进先进的军事技术，在抑制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实现了与美国的利益重合。然而，美印之间不对称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双方在“印太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存在差异，美国强调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力图确保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印度在稳固印度洋优势基础上更加注重自身经济发展、安全保障以及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印度深知，与中国的正面对抗必然会增强其对美的政治依附，“印太战略”也无法给印度足够的安全承诺。 ^[2] 印度一方面避免被美国的遏华政策所裹挟，另一方面又借重美国来实现自身战略利益。战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依旧是印度外交的重要原则。

作为美国传统盟友，自“印太战略”推出后，泰国就陷入了可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困境。泰国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第二部分“外交事务”中表明，“全球大国利益的复杂性，可能会给泰国总体的平衡外交政策带来挑战。因此，作为一个中型国家，泰国必须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上保持平衡。” ^[3] “印太战略”下中美两大国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泰国平衡外交的施展空间。 相比于美国明显带有政治含义的战略，印度的“印太战略”显得更加包容开放，在两国日益密切的合作中，印度以泰国作为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切入口，扩大地缘优势，以期在地区竞争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在东盟内部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下，泰国以印度为战略依托，缓解战略压力，扩大生存空间。因此，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逐渐形成跨区域合作的桥梁。然而，尽管近年来印泰之间经贸合作呈高增长态势，但无论增量还是存量都相对有限，并且印度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面临诸多的结构性难题，其市场潜力与人口红利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很难有效转化为泰国经济增长动力。因此，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印泰两国主要的合作方向。

（二）印泰安全合作的基础

1．国家安全与战略的互动基础。一般认为，地缘政治是国家安全与战略的基础。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使其不甘偏居一隅。印度独立后的首位总理尼赫鲁曾构想印度在地缘政治上的未来：“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非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都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的中心”。 印度对印太地区的重视与美国不谋而合，自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积极响应，出台了本国的印太战略，迅速成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支柱型合作伙伴。泰国位于两洋汇合之处，踞处中南半岛核心地带，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国。随着印度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对印太地区关注度的加强，一向秉持大国平衡战略的泰国也在积极寻求包括印度在内的域外重要力量来稳定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作为美国在印太核心区域的两个重要伙伴国，印泰在致力于经济一体化、强化互联互通、维护共同利益以及防止共同威胁等方面有着强烈共同需求，协作合作态势日趋明显。 ^[4]

2．密切的人文联系及相似的民主价值观基础。印泰在文化和宗教的密切关联性也为两国共同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赛代斯认为印度化过程在本质上应当理解为一种系统的文化传播过程。 从泰文的起源看，泰族在来到中南半岛以前没有文字，兰甘亨发明的泰文不全是泰族自己创造的，而是以南印度帕拉瓦文字的后裔——古高棉文字与古孟文为原型创制的。 虽然泰文并不是由印度文字直接造就，但是依旧保留了大量印度文化的因素。古印度佛教的传入使泰国成为世界上受南传佛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代代相传的佛教习俗已经深入到泰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泰国人生活的重心。除佛教外，印度教也在泰国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以前，中南半岛出现过扶南、占婆、真腊、高棉等以印度教为国教的政权，其领土覆盖了今日泰国的局部区域，为泰国留下不同时期的印度教遗迹。 两国之间宗教、文化、语言、神话和贸易联系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泰国对印度有历史与文化上的天然亲近感。

印泰在近代都经受了西方的冲击，在现代国家形成中保持了相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1947年两国就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在冷战中泰国倒向美国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但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与泰国依然保持密切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交往中的分量增长，以及固有的历史文化渊源使得两国民主价值观日益趋同，印泰关系全面提升，全方位的合作不断深化。 ^[5] 正如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在欢迎泰国总理巴育来访时谈到：“从罗摩的传说到佛陀的智慧，我们的联系建立在共同的文化遗产上。泰国是值得信赖和重视的朋友，也是我们在东南亚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之一”。

3．“东进政策”与“西进政策”高度契合的政策基础。冷战结束后，为改善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国际影响力以实现其大国战略的目标，印度拉奥政府推出了“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泰国在东盟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突出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印度“东向政策”的重要突破口。1996年泰国则提出“西进政策”（Act West Policy），希望拓展同南亚其他国家乃至更遥远的中亚、非洲国家的交流合作。作为南亚最具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印度无疑是泰国“西进政策”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对泰而言，印度是个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在信息技术、医疗化工、高等教育等领域有相对优势。积极发展与印度的经济合作，既可平衡自身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还可协助印度开发东北部的资源，泰国既有地利之便，也有利可图。 2003年，泰国成为第一个与印度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东盟国家。随着美国积极推进印太战略，区域间大国竞争更加激烈，印度“东进政策”（Act East Policy） 和泰国“西进政策”有较大程度的契合度，为两国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三）印泰安全合作的逻辑动因

1．共同抑制恐怖主义及分离主义势力的现实需求。印度东北部与泰国南部都面临着民族分离主义较为严重的问题，并且该问题都与恐怖主义相结合，成为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 两国的恐怖主义不仅严重扰乱国内秩序，而且存在相互联系形成跨国恐怖主义的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严峻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关注国内的反政府民兵组织，特别是“阿萨姆邦联合解放阵线”（ULFA）和“那伽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SCN），以及它们与泰国的联系。印度认为，由于泰国放松边境管控政策，这些组织将泰国视为武器走私活动的避风港。 1995年12月，一架飞机向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邦普如里亚县的一些村庄投掷了大量武器，然后飞往泰国。 巴基斯坦武装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是争取克什米尔从印度手中独立的组织之一，一些来自泰国南部的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虔诚军”中训练，这使印度对泰国南部的事态发展极为关注。 ^[6] 印泰本国恐怖主义及分离主义势力的日益猖獗以及区域内恐怖主义组织的密切联系，使得两国在防务领域的交流合作迅速升温。

2．减轻对美安保依赖及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需求。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外交战略上的积极进取使印泰两国感受到了亚太地区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这成为印泰加强合作的潜在因素。印度对于中国的竞争之念有传统和现实两方面因素。传统层面，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各自区域内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相似的人口规模、毗邻的边界都使印度对中国格外关注；现实层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使其影响力超出了传统的东亚，拓展到了更广阔的中亚、南亚、印度洋等地区。中国在印度洋沿岸的经济走廊、港口建设被印度视作“珍珠链”式的包围，中印边境时有发生的领土纠纷使两国战略互信降低、不安全感上升。 ^[7] “印太战略”下美国对印度的日渐重视，加强了其牵制中国的决心，印度在“东进政策”下扩展同泰国的安全合作不仅能够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同时可以战略制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以巩固自身在南亚的主导地位。

由于历史原因，泰美在军事领域有着长期的合作历史，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一直被泰国视作维护地区安全和平衡的重要保障。而中国作为泰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泰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同中国的合作。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加剧地区大国竞争的形势下，泰美传统安全关系对比泰中日趋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日益考验与挑战着泰国传统平衡外交能力。如何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中做出抉择，如何继续以中立的态度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是泰国决策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然而，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拥有强烈的外交自信，并且坚持在本地区战略格局调整过程中主动应对，力求趋利避害甚至化危为机。 鉴于此，印度成为泰国强化平衡外交的一个选择，并试图寻求保持现有的安全机制，并运用细致的外交和对冲策略，在避免站队主要大国的情况下获得更多行动自由。 ^[8]

2．共同维护印度洋海上航道安全的海上通道安全需求。自独立以来，印度始终追求大国地位，因此，海洋成为印度崛起必不可少的一环。2015年莫迪政府发布了印度本世纪第二份海洋战略文件《确保安全的海洋：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与2007年首次发布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上军事战略》相比，新的海上安全战略由自由获取海洋利益转向更加重视海上安全。 然而印度洋地区独一无二，不仅是经济增长最快、最富裕的国家与最不发达、最贫穷的国家共存的区域，还是世界上海路运输最繁忙的地区之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衡，以及通航的复杂性使该区域海上航运面临众多挑战。不受管制的海上毒品和武器贩运，仍然是印度的持续威胁。 ^[9] 印度东面的孟加拉湾、安达曼海是海上恐怖主义的高发地，这同样困扰着极度依赖海路运输的泰国。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的大量消耗，而泰国的能源相对匮乏。截至2019年，泰国已探明的天然气、煤炭储量仅为世界总储量的0.1％，石油储量则不足0.1％。 中东石油是泰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而印度洋则是泰国石油运输的必经之地，混乱的海上秩序必然威胁泰国的能源安全。日益猖獗的跨国犯罪和海上恐怖主义等隐患严重影响印度洋航道安全，是极为倚重海外贸易的印泰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同时也助推了印泰安全合作态势、共同防御及保障沿线海上通道安全（SLOCs）。

二、“印太战略”视域下印泰安全合作的进展与特点

近年来，在地区安全的竞争和威胁下，印泰两国的安全合作从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军舰互访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巡逻、反恐、引渡条约等，双边防务合作领域不断深化拓展，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合作机制日趋完善，参与的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也日趋多元化。

（一）印泰安全合作的态势与重点领域

1．海上联合巡逻日趋机制化。在安达曼海共享海洋边界的印泰两国在联合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应急处突、执法合作交流、联巡保障等方面进展迅速，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不断深化拓展，协作水平稳步提高。早在2003年印泰海军工作小组就共同巡逻国际海上边界的谅解备忘录开始了谈判。2007年印度海军和泰国皇家海军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印度—泰国联合巡逻（Indo-Thai CORPAT）每年进行两次。2020年11月，印泰举行了第30次联合巡逻，涉及领域也扩大到信息交换和海上搜救行动等。此次联合巡逻，旨在加强两国海军跨海配合的操作性，参与巡逻的舰艇和飞机进行了多个领域演习，包括登船演习、自然灾害及突发性事件应急演习等。

2．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日趋常态化。除了海上联合巡逻，印泰两国自2007年以来轮流举办陆军“马特里”（Maitree）双边联合军事演习。2018年“马特里”联合军演在泰国北柳府举行，两国陆军进行包括步兵在内的排级双边演练，此次军演包括一系列联合训练、规划和执行的大量战术演习，以便更好地应对城市作战中的威胁。 印泰一年一度的双边陆军演习提升了两国共同应对跨国安全威胁的能力。除双边合作演习外，两国还共同参与数个多边演习。2018年9月，“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组织（BIMSTEC）以反恐为主题的首次军事演习（BIMSTEC Milex-2018）在印度浦那（Pune）举行。BIMSTEC作为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个桥梁，首次军演的目的是在地区合作框架内形成有效的安全机制，这也同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密切相关。正如新德里公共政策智库维韦卡南达（Vivekananda）基金会研究员普拉蒂克·乔希（Prateek Joshi）所言：“印度支持实现相关问题合作制度化，因为东北部边境叛乱组织不仅在缅甸有基地，在泰国也有所涉足。” “金色眼镜蛇”演习（Cobra Gold exercise）由美泰两国共同举办，数十年来演习由双边转为多边，逐渐形成了东南亚地区规模庞大的多军种联合军事演习。2015年印度首次参演，该军演为印泰两国提供了又一个加强军事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此外，基于安达曼海域共同的安全利益，泰国多次参加印度海军两年一次的米兰多边海军演习。

3．军舰互访日趋频繁化。印泰两军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愈加频繁的军舰互访。2014年4月，印度海军第一训练中队的马加尔级“食鱼鳄号”坦克登陆舰、苏坎亚级“苏佳达号”巡逻艇、舒达舒尼号训练船以及海岸警卫船“伐楼拿”号四艘海军舰艇访问了泰国普吉港。2017年4月第24次印泰联合巡逻，印度“猎豹”号潜艇、海军飞机“多尼埃”号与泰国海军舰艇“隆姆”号、海军飞机“多尼埃228号”协同演练。2019年9月，印泰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首府布莱尔港举行海上演习，新加坡共同参与了此次演习，这是印泰新三国首次在安达曼海域进行联合演习（SITMEX）。“印太战略”下印度日益将印太视作一个整体的战略发展空间，扩大同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是其加强地区安全以及提升区域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4．军火贸易日趋火热。印度总理莫迪曾多次在公众场合强调“印度制造”，并制定各项发展政策以期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中心，作为长期的武器进口大国，印度迫切希望实现国防工业领域转型。2018年印度国际防务展在金奈召开，莫迪在开幕式上表示，他将履行对国防制造业“印度制造”计划的承诺，在全国建立国防创新中心。 此次国际防展突显了印度从武器进口国转变为武器出口国的决心。泰国武器进口主要依托美国等西方国家，印泰历史上并没有武器交易记录，但随着近年来双方防务合作加深，情况有所改变。2020年8月泰国驻印度新德里大使表示泰国陆军准备接收来自印度的625辆“塔塔LPTA”军用卡车。 “LPTA”军用卡车由印度塔塔集团旗下汽车公司研发生产，卡车型号从4×4的中型到12×12的重型，其高实用性以及易于维修保养的特点同泰国热带及亚热带气候相适应。此次武器交易将成为印泰两国军火贸易的重要突破，印度旨在利用其低价及高适用性的优势扩大对泰国武器出口并逐渐将武器出口领域由基础军备扩展至高精尖武器。2019年，印泰两国就购买“布拉莫斯”（BrahMos）超音速巡航导弹展开了谈判。鉴于印度更加积极主动的“东进政策”，以及泰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军备需求，两国在武器交易方面将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5．刑事司法互助合作日趋完善。刑事司法互助是印泰安全合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印泰两国十分重视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近年来在改善国内刑事司法、提高预防和打击犯罪成效、国际刑事司法事项的互助、引渡条约签署、罪犯移管案件的国际司法合作与磋商机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2001年两国成立了“印泰安全合作联合工作组”，致力于情报交流、海上安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及相关法律框架的确立，其中就包括引渡条约和洗钱协定。 2004年印泰就签署了《司法互助条约》。2013年5月，印度前总理辛格在外交部部长萨尔曼·库尔希德的陪同下访问泰国，两国正式签署了引渡条约。 印泰关于引渡的双边协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相关引渡计划也陆续得到实施。锡克教激进分子古米特·辛格（Gurmeet Singh）主谋的爆炸案造成了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印度北部旁遮普邦首席部长比特·辛格（Beant Singh），2015年1月，泰国当局将其引渡至印度。

（二）印泰安全合作的主要特点

1．两国军政高层互动为双边安全合作不断注入新动力。为巩固地区主导权进而实现印度的全球抱负，莫迪政府在外交方面更加积极务实。2014年5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陆军总司令巴育强行接管政府并出任代总理。尽管印度希望泰国回到民主的道路上，但对于推翻英拉政府的军事政变，印度并未做出强烈回应。 ^[10] 莫迪政府并不想因为泰国政变而影响双边关系，两国军政高层互访联系一直未曾中断。2014年6月30日，泰国国防军首长帕蒂玛普拉蓬（Patima Prakorn）访问印度，并会见了印度国防部部长拉吉纳特·辛格。2016年6月泰国总理巴育率领大规模代表团访问印度。双方就安全合作方面展开了会谈，对日益显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表示担忧，同意就此展开更多的实质性合作，其中重点涉及打击海盗、反恐怖主义、贩卖人口等领域。印度总理莫迪也于2019年11月3日在第35届东盟峰会、第14届东亚峰会和第16届印度—东盟峰会期间会见了泰国总理巴育。双方领导人就加强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并同意寻求在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的机会。基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共同立场，印泰双方军政两界高层互动趋势愈加明显，凸显了加强安全合作的决心。

2．双边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需求大为增强。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印泰在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共识和承诺为两国建立共赢关系奠定了基础。2016年泰国总理巴育访问印度，并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领导人明确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同意共同努力建立打击恐怖主义的新的全球决心和战略”。 BIMSTEC是两国反恐合作的重要机制之一，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在孟加拉湾、安达曼海以及马六甲海峡附近泛滥，BIMSTEC成员国由初始的经济技术合作逐渐拓展至安全合作。2004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BIMSTEC首次首脑峰会开始协调成员国努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并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公约》（CTTC）。同年12月，BIMSTEC反恐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确立了反恐联合工作组的职权范围和任务规定。2009年BIMSTEC成员国继续推动批准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毒合作公约》，并支持《BIMSTEC刑事司法互助公约》。2019年2月，印度在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国家警察学院（SVPNPA）为BIMSTEC国家安全官员举办了旨在建立区域能力的反恐、网络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和打击跨国犯罪课程，并讨论了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和网络攻击等挑战的区域方法。

3．双边防务关系基础比较牢固。复杂的安全局势下，印泰两国不仅面临大国竞争的压力，还受到地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困扰，加强防务安全关系成为两国共同应对威胁的必要举措。2011年，印泰两国建立了国防部一级防务对话，首次会议于同年的12月23日举行。此后两国轮流举办国防对话，内容包括军官培训、联合演习等。截至2019年12月，印泰已连续举办七次国防对话，双方就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的各项措施达成诸多共识。2012年1月，泰国前总理英拉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揭开了印泰防务合作的新篇章。此外，两国海、陆、空三军也形成了长期的对话机制。2018年7月，第二次印泰陆军参谋会谈在泰国举行，第十次印泰海军参谋会谈在德里举行；8月，印泰空军第八次会谈在德里举行。2018年12月，泰国海军总司令卢查·鲁德特（Luechai Ruddit）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部长拉贾纳特·辛格、印度海军总司令苏尼尔·兰巴（Sunil Lanba）举行了会谈，两国签署了《印泰白色船舶信息交流技术协议》。此前，印泰防务关系因泰国长期政治动荡而发展缓慢，但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这一关系正在不断深化。

4．安全合作机制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印太战略下印度安全合作的地域可以细分为印度洋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加强在印度洋的合作可以保障印度周边安全，以东南亚为跳板也可为实现大国目标奠定基础。泰国作为东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在地缘上与印度在安达曼海及其重点关注的马六甲海峡相邻。在共同面对区域安全威胁的背景下，印泰两国一直致力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并积极参与多个行而有效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见表1），旨在加强地区国家的对话与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安全挑战。自印太战略成形以来，印泰两国已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与平台下开展了在反恐、海上安全、打击跨国犯罪、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巩固地区影响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印太战略”视域下印泰安全合作的地缘影响

印太地区范围广阔、国家众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差别甚大。“印太战略”下该地区成为大国角逐的竞技场，在此背景下的印泰安全合作给复杂的多边环境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对区域内多边合作、区域安全秩序构建、地区大国战略互信、印太地区军备竞赛等产生深远的地缘影响。

（一）区域内多边合作矛盾叠加碰撞

印泰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两国的安全合作势必影响区域内多边合作。作为东盟的核心国之一，泰国特殊的地缘使其成为印度与东盟之间的桥梁，东盟地区横跨两洋、扼守马六甲海峡，其地理优势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大国长期驻足。东盟成立旨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及繁荣，其显著愿望是，主要的外部大国将为和平与发展提供有利的区域环境。 基于此，东盟长期将各大国视作天秤两端的砝码，巧妙地维持着平衡。印太战略下东南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地区，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给东盟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周边次要大国给予了东盟战略缓冲的空间，莫迪政府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展现了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雄心，这一抱负与东盟的愿景相契合，同印度的合作将有利于东盟继续在区域内实行灵活的大国平衡战略。印泰的安全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印度与东盟的多边合作，长期以来，印度与越南、新加坡、印尼等国都具有安全合作关系，南亚及东南亚各国都深受恐怖主义、贩卖毒品、军火走私等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必然会加强区域各方在安全领域更广泛的合作，但也难免会带来区域内多边合作矛盾叠加碰撞。

（二）增大区域安全秩序构建难度

印太战略下印泰加强安全合作将对亚太区域安全秩序的构建形成新的隐患。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一直是印巴冲突的焦点，印巴两国在区域秩序协调方面也存在重大分歧，1985年旨在加强合作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但是南盟内部尤其是印巴两国矛盾重重，自2016年以来南盟机制几乎停滞。2020年3月，借疫情之机，印度总理莫迪号召南盟各国元首参加视频会议，巴基斯坦仅由国家卫生事务特别助理出席，莫迪建议在南盟框架下设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基金，并承诺向该基金捐款1000万美元，除巴基斯坦外的南盟成员都已向该基金捐款。 由此可见，印巴两国之间的间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地区国家应对威胁的合作。鉴于南盟合作机制的停顿，印度将目光转向东边，对印度来说，BIMSTEC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替代南盟的一个多边合作机制。近年来印泰合作由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安全领域，无疑会触动巴基斯坦敏感的神经，加深印巴之间的猜疑。另一方面，泰国是中国在东南亚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在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印度对泰国的拉拢，尤其是两国在马六甲海峡、安达曼海及印度洋附近海域频繁的联合巡逻及军演将加重中方对地区秩序的担忧，不利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

（三）加深地区大国战略互相猜忌

德国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指出：“列强的竞争多以同样的方式，如水聚喷泉托盘，直到在一个特定时刻这托盘被注满，水溢入第二个周边托盘，周而复始”。 曾经的列强早已不在，但欧洲四个世纪留下的均势体制已扩展至全球，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至强，于现今所有次要大国而言，美国无疑成为了维持均势的“海上霸权”和“侧翼大国”。为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以平衡地区格局，作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的关键一方及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友（Major Non-NATO Ally），印泰的安全合作自然为美国所期望，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两国也希望借美国之力维持地区平衡。

2008年印度洋海军论坛主要由印度发起，泰国也是成员国之一，该论坛旨在通过合作加强海上安全机制，中国曾多次希望加入，被印度以“中国对印度洋存在野心”为由拒绝，直到2014年才成为其观察员国。2001年9月，印度建立了安达曼-尼科巴海军司令部（ANC），努力开发射程可达3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印度在印度洋东北部的主要战略地位是由其拥有的安达曼-尼可巴群岛所支撑，这两个群岛通过马六甲海峡西端附近的安达曼海向北延伸。印度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由，同包括泰国在内的多个地区国家在安达曼海、马六甲海峡附近频繁进行联合巡逻及演习。根植于依赖由潜在对手国家巡逻的海上通道进口资源的战略脆弱性，加剧了中国对所谓“马六甲困境”的担忧。 ^[11]

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以及能源需求，印度对于中国南海愈加关注，尤其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有意将南海问题复杂化。2020年12月印度-越南虚拟峰会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称，“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安全以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损害所有国家的合法权益，包括不参与谈判国家的合法权益。” 同年12月，印度海军“契尔丹”号护卫舰抵达胡志明市的芽庄港，参与将在南海举行的“海上通行”（PASSEX）演习。印度以更加高调的方式介入南海，不断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企图取得更多地区国家的支持向中方施压。总体而言，在印度洋具有重大地缘优势的印度与一向奉行大国平衡战略的泰国不断强化安全合作，部分措施必然引起地区以及域外大国的高度戒备。

（四）加剧印太地区军备竞赛风险

在地缘上印度与东南亚紧密相连，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存在历史对抗以及现实的矛盾冲突。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加快了引进新式武器的步伐。虽然东南亚国家都在购买先进武器，但采购的数量似乎不足以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力量平衡。 ^[12] 然而，随着印度“东进政策”的推进，东南亚开放的军贸市场无疑成为印度武器出口的重要地区，印度介入必然会打破该地区传统的军火贸易市场。近年来，印度一直希望利用与俄罗斯共同研发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打开东南亚市场，包括泰国、菲律宾、越南在内的多个国家就此与印度展开了谈判。

印泰两国加强防务关系，不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在军火贸易上新兴的合作势头，容易引起地区范围内国家的警惕。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购买武器的本意可能只为维护本国国内安全、进行领土防务或其他因素，例如泰国的查克里·纳吕贝特号（HTMS Chakri Naruebet R-911）小型航空母舰多用于海上救灾、预防海上犯罪等领域，但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小型航母，无疑提高了泰国皇家海军的地位。新式武器装备的不断流入，实际上加深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也加剧了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

四、“印太战略”视域下印泰安全合作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印泰两国的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合作的协调能力不断提升，但继续深化安全合作仍受到不少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及地区权力结构等多方面潜在因素的制约。

（一）双边合作的制约

基于历史、宗教、现实等因素，印泰两国在安全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对内部问题以及处理与他国关系方面并非全然一致。首先泰国国内政局并不稳定，主要表现在频繁的军事政变。最近的一次军事政变发生在2014年5月22日，这是泰国八年来的第二次政变，也是自1932年实行宪法统治以来的第十三次政变，极大地阻碍了泰国的民主过渡。泰国政局的动荡意味着其难以长久贯彻实施对外政策，必然会影响印泰两国的双边关系。其次在对外关系上，泰国多以现实的国家利益来均衡对不同国家的政策。相比于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印度显然无法替代中美两国在泰国的角色与作用。201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从泰国引渡罪犯产生政治交锋，最终，泰国将穆罕默德·萨利姆（Mohammed Saleem）送回巴基斯坦，撤销将他引渡到印度的裁定，从而结束了为期三年的羁押法律斗争。这一事件表明泰国在与印度的合作当中尽量保持战略自主，这也是泰国一直以来维持区域平衡的策略。最后两国国内恐怖主义及分离势力的影响逐渐跨出国界在区域范围内形成联动，印度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与泰国政府对泰南穆斯林谨慎的态度使两国也心存芥蒂。

（二）多边合作的制约

除联合巡逻、演习以及定期的海陆空三军对话机制外，印泰两国的安全交流多在区域内的多边合作机制框架内展开，如环印度洋联盟、BIMSTEC、印度洋海军论坛等。但印泰共同参与的地区多边合作框架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进而造成机制不畅，影响印泰两国的深度合作。

首先是合作机制内成员国整体经济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以BIMSTEC为例，成员国涵盖了南亚、东南亚的七个国家，根据2020年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分的最新国别分类标准，BIMSTEC内仅泰国及斯里兰卡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其余5国均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见表2）。在各方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国就自身实际情况所推行的对外政策难以在组织内得到有效整合，从而影响整个合作机制的运行成效。

其次，莫迪执政后提出“邻国优先”政策（Neighborhood First），这是印度在传统邻国政策失效、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中印战略空间重合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做出的关键之举。 目的是希望借此形成良好的周边发展环境。但事与愿违，近年来印度不断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等邻国产生纠纷甚至冲突，这源于印度难以释怀的大国情结，南亚各国被印度视作附属，而中国则成为其眼中的北方威胁。在“东进政策”中，印度也隐约将这一想法带入与东盟的交往中。然而，东盟只希望印度作为“印太战略”中的一个地区平衡力量，而不是区域内的另一个霸权。东盟在地区合作中也尽量维持自身的中心地位，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多边合作由此将受到双方战略差异的制约。

（三）地区权力结构的制约

肯尼思·华尔兹指出：“结构概念建立于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之上，即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互动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国际社会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亚太这个地区性大国林立，域外大国驻足的区域，地区权力结构异常复杂。印泰作为南亚、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国家，是这一地区结构内的重要变量，两国加强安全合作难免受到地区权力结构框架的制约。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崛起，美国将中国视作其全球霸权的挑战者抑或威胁者，除了经济上激烈的摩擦，还有地缘上的围追堵截，中美之间已经在亚太甚至全球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印度加强同泰国的安全合作不仅是为了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是希望通过泰国这一途径扩大自身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对于泰国来说，其本身深陷地区权力结构的漩涡，需要通过审慎的外交去平衡大国的竞争，加强同印度的安全合作也是其灵活外交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印太战略下美国虽将印度视为重要合作伙伴，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美国地区平衡的战略，但双方在经济、安全、政治领域仍存在不少分歧，印度成为全球大国的道路必然无法绕开美国，在泰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举动也会受到美国的抑制。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舞台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地区，中国历来重视同东盟各国的关系，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在这一地区形成相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泰国也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积极介入地区安全机制的印度难免在这一地区与中国产生利益的摩擦与碰撞。印泰安全合作实际上不仅取决于两国内部以及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受制于亚太地区固有的权力结构框架。

结语

印度“东进政策”与泰国“西进政策”在印太地区形成了利益的重合地带，为两国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机。基于地缘、文化宗教及价值观基础，双方在联合巡逻及演习、地区反恐、军火贸易等领域展开了深度的交流合作。印泰的安全合作关乎区域各国利益，但从印太战略下整个地区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来看，印泰两国加强安全合作的举措无疑给两国提供了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也使两国在区域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印泰安全伙伴关系或将推动印度加入“马六甲海峡巡逻”（Malacca Straits Patrol，MSP）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印度认为，加入MSP对其在印太地区扮演“纯安全提供者”（net-security-provider）角色及维护印太地区的持续安全架构都至关重要。 ^[13] 然而，印泰两国安全合作虽进展迅速，但要往纵深和多层面发展，仍囿于双边、多边和地区结构框架的诸多限制，面临不少挑战。复杂的局势使印泰意识到，两国不仅需要关注双边合作，更需巧妙地平衡与协调区域内外大国竞争的压力以及多边合作机制中其他国家的利益。

自莫迪政府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以来，印度的战略安全目标开始由南亚大陆逐步转向印太地区，东盟地区自然成了印度“东进政策”的重要核心地区。近年来，印度与越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急剧升温，在防务安全、反恐、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海事信息共享、武器装备出口或改造、军事人员培训、军事情报交流、双边或多边联合军演等领域展开了频繁的、有深度、多层次的合作，防务与战略安全合作朝常态化、制度化方向大踏步迈进。与印泰安全合作类似，通过与越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深化防务与战略安全合作，印度可实现其在马六甲海峡地区、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等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确保其所谓的“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极大地提升自身在印太地区的活力与影响力。出于印度—东盟的传统友好关系和在大国竞争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等现实利益驱动，东盟部分国家也积极寻求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太地区强国的合作，维持印太地区的力量均衡。不过，相比于印太地区其他大国，印度与东盟部分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对有限，防务安全合作大多着眼于战略层面，具体合作的内容、领域与层次尚有待深化，其双边或多边的防务与战略安全合作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有限，但未来走向仍需持续观察。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p.46，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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