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动力
——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

杨 飞

【摘要】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以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来解释东盟演进的动力。本文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提出安全—发展目标互动论，探究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关系，加深对东盟未来的利益诉求、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的认识。冷战时期，东盟为了维护国家和地区的生存与自主，在安全目标上以东南亚中立化力求战略自主、避免外来干涉，在安全手段上侧重和平解决争端，强调加强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和地区抗御力，故而安全成为东盟演进的主要动力。冷战后，东盟顺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趋势，把地区发展作为组织演进的中心和动力，在政治安全层面强调以发展安全为主，在经济层面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在社会文化层面致力于维护民族特色、塑造地区共识。话语认同对于东盟的地区合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议程设置；从东盟到印太，话语认同影响东盟规范的扩展范围；从“选边站”到“东盟中心”，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路径选择。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话语认同在东盟未来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话语认同；东盟；地区安全；地区发展；开放式地区主义

引言

中美关系已经步入“战略竞争时代”，两国战略误判，甚至战略对抗的风险陡增 ^[1] 。中美战略竞争下东盟“选边站”的言论不绝于耳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却多次强调中美两国必须学会共存，东盟国家应该避免“选边站” ^[2] 。而东盟2021年最新民调显示，69.1％的受访者担心东盟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其成员国变为大国利益的代理人 ^[3] 。然而，东盟真的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吗？面对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外部力量中美两国渐趋紧张的战略关系，东盟共同体又将如何发展，是更趋整合还是面临分裂？基于以上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抛开现实国际环境的纷繁变幻，回归东盟成立以来发布的历史文本，思考其对自身发展的认知，由此对东盟共同体的演进动力与发展方向或可一探究竟。历史文本是东盟在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意愿与能力间的双向互动，对于认识东盟未来的利益诉求、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当前学界对东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本缺少系统、全面的解读 ^[4] 。虽然文本自身并不完全代表东盟发展的现实实践，但却是东盟国家表达其基本共识和集体期望的一种重要方式。东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发展的能力不应被低估 ^[5] 。

话语是构建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 。在语言学中，“话语”（dis-course）包括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文本”（text）则被视为话语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文本生产过程中书写的或口头的“产品” 。大多数文本是社会讨论的产物，它们的创造者具有某种国际法权威，例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部长和国际组织中的高级官员等，因而文本具有不同的形式，从领导演讲、官方声明到法院判决和法律协议，皆可作为文本 ^[6] 。国际政治语言学认为，话语实践不仅是行为主体间的一种表述过程，也是制造意义与权力的互动过程 。东盟自成立以来，话语实践一直是其对内凝聚共识、对外形成合力的重要手段，基于历史文本的话语认同进而构成“东盟中心地位”重要的“知识性领导权” ^[7] 。本文立足于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所公开发布的法律文件、会议宣言、主席声明等重要文本 ，并“尽可能准确地复制文献发布者的意图” ，进而探究话语认同与东盟共同体演进的动力所在，思考大国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方向。

一、既有研究与本文的分析路径

东盟往往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合作的成功典范 。关于东盟成立、发展和演进动力的研究，学界已经形成多种认知。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东盟的发展具有多重动力（见图1），即“多种动力互动形成东南亚演进的系统动力学” ^[8] 。鉴于此，本文将既有研究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并在积极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安全—发展目标论，通过历史文本分析对此进行论证，这正是本文的研究起点。

（一）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

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是指东盟自成立以来，内部力量谋求自主权，外部力量谋求主导权，内部和外部力量双向互动共同推动东盟的演进。因此，东盟地区合作“受到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 ^[9] ，这些因素决定地区共同体发展的结构、设计和轨迹 ^[10] 。在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中，存在三种倾向。一是强调外部力量对东盟演进的决定作用。如加尼森（Ganesan）强调东南亚安全格局历来由外部力量决定 ^[11] 。郑永年指出：“东盟是否变得更进一步整合或者走向解体取决于东盟内部的发展，但外部力量（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对东盟的政策至关重要，甚至是关键因素。” 二是侧重内部力量在东盟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季玲基于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强调情感是东亚集体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动力，而东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新认为，一体化导向的国家间互动是共同体演进的内在动因 。三是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促进东盟的发展 ^[12] 。

即东盟的演进是外部压力与内部推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潘启亮、蒋琛娴基于东盟安全共同体研究，认为外部推力（外部威胁和域外大国介入）和内部进程（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制度建设等）共同推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宗像直子（Naoko Munakata）的观点是，对区域外压力的防御性反应，解决共同挑战、建立合作机制的共同愿望，以及区域内的竞争动态是东盟推动区域机制建立的三个因素 ^[13] 。由上可见，既有研究中现实主义学者大多强调以外部力量为主的大国战略博弈压力对于东盟演进的影响，而建构主义学者则多突出东盟内部力量及其规范（主要是“东盟方式”）在东盟演进中的作用。日本学者胜间田弘（Hiro Katsumata）认为，面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间的相互竞争，东盟“能够同时推行两种范式的政策，并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14] 。

（二）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

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是指东盟的成立、发展，甚至所遭遇的困境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之间的张力密切相关。换言之，地区利益与国家利益既有冲突也有重合，二者之间的互动张力是推动东盟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动力。王子昌和郭又新从国家名望与地区和解、国家主权与地区合作机制、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国家利益与地区繁荣、国家自尊与地区稳定等方面出发，深入论证了东盟发展进程中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互动过程 。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从东盟成立伊始即扮演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性角色。与欧盟不同，东盟从来不曾试图成为一个超国家组织 ^[15] 。即在国家—地区利益互动中，国家利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地区主义被东盟国家视为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工具之一，并且时常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牺牲地区利益。此外，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双向互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有学者指出，东盟演进过程中存在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的结构性矛盾，前者属于“强势认同”，后者属于“弱势认同”，属于典型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竞争，而主导型认同归属的转换则关乎东盟共同体演进的成败 。因此，东盟身份认同的构建实践表现了区域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二者的互动影响东盟地区合作的成效 。

（三）安全—发展目标互动论

安全—发展目标互动论是指安全与发展既是东盟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其不断扩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的动力所在。东盟共同体的演进在冷战时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主要目标，冷战后则以内部发展为主要目标。而从安全目标为主到发展目标为主，正是东盟战略自主性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即使当前外界对于东盟共同体的发展充满诟病，但是东盟共同体彳亍前行，形成了自己的节奏与风格，是任何想在东南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大国所不能忽视的。此处并不是否认安全已经不重要，而是认为随着冷战后国际规范的普遍提高，例如领土兼并在国际法层面已被禁止，东盟国家在冷战时期所面临的生存安全威胁大为降低，发展安全成为全球化时代东盟面临的主要挑战。换言之，即“不同动力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作用，权重也随之变化” ^[16] 。从安全到发展，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也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东盟的发展目标集中体现在其发布的一系列文本中，故本研究基于历史文本解读，探究安全与发展作为东盟合作的目标对其演进的影响。

二、以安全为动力：冷战时期东盟的安全认知与安全逻辑

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相关文件的发布既是东盟国家相互协商、讨价还价的结果，表现了东盟的基本共识与集体期望；同时又反过来塑造东盟国家的行为，推动东盟地区合作。本部分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为主进行文本解读，同时兼顾1967年《东盟宣言》 、1971年《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 、1976年《东盟协调一致宣言》 、1995年《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等相关文本，重点分析东盟的安全认知与安全逻辑。

（一）安全目标：以东南亚中立化避免外来干涉

东南亚中立化既被视为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的 ^[17] 。1971年东盟发布《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表达了东盟在美苏战略博弈中努力维持中立的意愿，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有权摆脱外来干涉以维持其生存” 。这一宣言是东盟成立以来第一份关于安全的官方文件，是其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积极尝试。《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强调：“一致赞成东南亚中立化是我们的夙愿，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探索实现中立化的方法和措施。”“尽一切必要的努力以赢得外部强国对东南亚作为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承认和尊重，并摆脱外部强国对东南亚的任何形式和方式的干预。” 不可否认，在随后的安全实践中，泰国和菲律宾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是“五国防御协定”的成员国，即东盟在宣言之外并未达成任何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立协议。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东盟的安全实践其实否定了其“中立区”宣言 ^[18] 。但更为重要的是，东盟形成了“东南亚中立化”的共识，自此以后“东南亚中立化”一再出现在东盟官方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成为东盟避免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的集体意愿。1976年《东盟协调一致宣言》指出：“成员国应分别地和集体地为早日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采取积极步骤。”“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考虑采取初步措施，以使和平、自由、中立区得到承认和尊重。” 2020年11月，第37届东盟领导人会议发布《东盟共同体2025后愿景河内宣言》，再次重申《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的宗旨与原则，指出东盟“认识到迅速变化的全球和区域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能力以利用新的机遇并有效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东盟这一表态的潜台词是，面对中美两国间多领域、全方位的对抗性博弈，东南亚地区究竟是成为两国的“竞技场”，还是“缓冲区”，通过《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可以找到答案。虽然东南亚中立化任重而道远，但是东盟在正式声明中不断提及《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表明其极力避免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队”，继续将东南亚中立化作为安全目标，并将它视为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手段。

“东南亚中立化”更深层的含义是避免外来势力干涉。《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根本原则中指出，“每个国家有权保持其民族生存不受外来的干涉、颠覆或压力。” 而早在1967年，东盟即在《东盟宣言》中强调，“考虑到这些国家决心根据本国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保障它们的稳定和安全免遭形形色色的外来干涉，以维护它们的民族特性。” “不干涉内政”进而在东盟外交与安全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 。《东盟宣言》更是进一步声明：“所有外国基地都是临时性的，只有在有关国家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存在，其目的不是直接或间接用来破坏该地区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自由，或妨碍其民族发展的有序进程。” 此外，在东盟成立大会上，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指出，“殖民统治撤退所留下来的真空必须由本土力量的成长和考虑来填补，否则我们的未来，无论是单独还是联合，都将受到危险的威胁。” ^[19] 由此可见，东盟的成立是东南亚国家试图制衡域外大国，主宰自己命运的一次集体尝试 ^[20] 。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集体反应和团结一致的标志，1976年东盟发表了《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它为东盟提供了一种政治认同，并承认东盟内部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东盟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尤其是冷战后期东盟在处理柬埔寨问题中的积极贡献极大地提高了其声望，证明自身可以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拒绝大国参与，无论多么具有象征意义，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东盟国家对地区事务的影响” ^[21] ，进一步提高东盟自身的安全战略自主性。进而言之，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缓冲疆域直接继承自西方殖民统治遗产，故而对外部力量介入其国内事务始终持警惕态度，这也是东盟国家为何格外重视“不干涉内政”原则、避免外来干涉的重要原因 。1997年，东盟不顾西方国家的批评与压力，接纳缅甸加入东盟即是其避免外来干涉、强调战略自主的一次集体努力。

（二）安全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和平解决争端是东盟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主要手段，在实践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东盟成立以来成员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22] 。“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或争端”和“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根本原则。而该条约第四章更是单独用一章内容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其中第十三条具体指出，“缔约国要有决心和诚意防止出现争端。在对它们有直接影响的问题上出现争端的时候，尤其是出现了有可能破坏本地区和平与和谐的争端的时候，它们应当不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友好磋商来解决它们之间的这种争端。”

此外，《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提出建立高级理事会解决地区内部争端，主要方法有斡旋、调停、调查或和解，甚至“高级理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某一争端或情况恶化” 。虽然实践中这样的争端解决机构并未建立，但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已经成为东盟各国的普遍共识。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 。这充分说明和平解决争端在东盟安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成为“东盟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安全能力：提升国家和地区抗御力

安全能力建设是支撑安全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序言中即强调“加强彼此关系中的地区性抗御力，增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抗御力”是指一国抵御各种威胁和挑战的综合能力，它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各个方面的力量和凝聚力。其中，地区抗御力（regional resilience）是国家抗御力（national resilience）的延伸与扩展。诚如有学者指出：“如果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强劲的抗御力，地区抗御力无疑会建立在摇摇欲坠的脚手架上。” ^[23] 而国家抗御力是印尼领导人苏哈托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并成为印尼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1976年，国家抗御力和地区抗御力被写进《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发展国家抗御力和地区抗御力进而成为东盟安全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其中，《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十一条指出：“缔约国应当根据它们各自的理想和愿望，努力加强各自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安全方面的国家抗御力。”第十二条进一步强调：“缔约国在努力实现本地区的繁荣和安全方面，应当在各方面进行合作，根据自信、自力更生、相互尊重、合作和团结的原则，增强地区抗御力。” 由此可见，“东盟所谓的地区抗御力并不是简单的各个国家抗御力的总和，所有成员国的国家抗御力要能转化成地区抗御力必须要加强该地区国家间的协调、合作与凝聚力” 。

提升国家和地区抗御力是东盟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东盟充分认识到在以无政府状态为根本特征的国际社会中，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大国的安全承诺与保障，更需要通过发展自身力量提高其在与大国交往互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家抗御力和地区抗御力的提出正是这一安全认知的具体表现与实践。在“东盟方式”强调规范这一“软力量”的同时，东盟并不回避“支撑和平意愿的只能是实力”这一“硬力量”的安全逻辑。地区抗御力建设进而成为冷战后东盟从六国扩展到十国，积极推进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内在动力，更表明东盟依靠自身能力与优势谋求安全而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安全供给的积极尝试 ^[24] 。

三、以发展为动力：冷战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愿景与现实

冷战后，伴随国际环境的迅猛变化，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认为“地缘政治的时代已经让位于可称之为地缘经济的时代” ^[25] 。鉴于此，早在东盟成立之初便已提上议事日程的各领域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按下了“快进键”。从1992年《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东盟自贸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 明确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到2007年制定《东盟宪章》、赋予东盟法人资格 ，再到2015年宣布建成以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东盟以自己的节奏和风格推动地区合作砥砺前行 。相较于冷战时期，东盟的发展目标明显从安全为主转换到发展为主，如2010年《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范》 、2015年《东盟2025：携手前行》 、2016年《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 等文件的发布即是突出表现。本部分主要解析《东盟2025：携手前行》，并兼顾其他文本，着重探究东盟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发展进程。

（一）从生存安全为主到发展安全为主

冷战时期，面对美苏两大集团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抗性博弈，维护生存安全成为东盟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国家生存安全而言，主要包括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海洋权益及边疆边境不受侵犯或免受威胁，政权不受外来势力干涉与颠覆，国家不受外部军事入侵和战争威胁等。就国家发展安全而言，主要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网络和海外利益等领域发展不受外来干扰与威胁，并有能力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冷战后，面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东盟面临的安全挑战从生存安全为主转换为发展安全为主。东盟随后发布的文件在政治安全层面更多地聚焦于应对发展安全问题。2003年《东盟第二协调一致宣言》即指出：“东盟共同体赞成综合安全原则……综合安全包括广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而不仅仅是防务条约、军事联盟或共同的外交政策。” 在具体措施方面，《东盟2025：携手前行》强调加强反恐合作，应对和打击跨国犯罪，实现“东盟无毒区”，打击人口贩卖和人口走私，努力消除小型和轻型武器走私，打击网络犯罪，加强边境管理、灾害管理和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提升应对跨国犯罪、跨国挑战的能力，加强海洋安全和海洋合作。由此可见，与以往东盟文件和实践聚焦于应对生存安全挑战不同，现有文件突出发展安全，进而为东盟维护自身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东盟成立以来关于政治安全层面的法律文件详见表1 。

此外，在机制建设方面东盟继续强调其中心地位。《东盟宪章》在其发展目标中指出：“在一个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区结构中，发挥东盟作为与外部伙伴国间关系及其合作中领导力量的中心地位和积极作用。” 《东盟2025：携手前行》则进一步强调：“东盟在不断演变的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得到加强，并在全球发挥建设性作用” ，认为东盟应该继续在东盟“10＋3”（APT）、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Plus）、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等地区合作平台中坚持东盟中心地位。东盟中心地位并不只是纯粹存在于口头宣示。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东盟指出应该“加强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一个以行动为导向的机制，针对亚太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制定具体、有效的应对措施” 。由此可见，相较于东盟地区论坛成立初期被视为“清谈馆”的批评，东盟正在努力提升论坛的行动力与有效性 。进言之，行动力将越来越成为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

经济增长是东盟成立初期确立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由于美苏争霸的两极对抗格局在东南亚地区的投射，以及东盟国家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竞争性，致使东盟经济合作一直进展缓慢。直至冷战结束以后，1992年东盟发布《东盟自贸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提出“通过加速东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借助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来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实现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而成为东盟发展的核心目标。1997年《东盟愿景2020》重申促进东盟贸易自由流动、提高东盟产品国际竞争力、实现东盟地区资源优化配置和东盟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东盟第二协调一致宣言》进一步提出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并指出：“东盟经济共同体意味着《东盟愿景2020》所规划的经济一体化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它将创造出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具有强竞争力的东盟经济区域。” 因此，经济一体化既是东盟发展的目标，也是东盟提升实力的手段。

《东盟2025：携手前行》则进一步指出东盟经济共同体涉及五个要素：一是一体化的和凝聚力的经济，二是具有竞争力、创新和活力的东盟，三是加强互联互通和部门合作，四是具有弹性、包容性、以人为导向和以人为中心的东盟，五是一个全球性的东盟 。其中，互联互通是东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加强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2010年《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发布，规划致力于深入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主要囊括物理、机制和人文三大板块。2016年《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发布，将2010版未完成的52个重点项目重新纳入部署，并将三大板块升级为开展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物流无缝衔接、推进数字革新、加强进出口管理和深化人文交流五大领域 。然而东盟一体化建设并非一帆风顺，长期以来东盟与外部国家的经贸合作占据其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东盟自贸区建设因而进展有限。据统计，东盟内部贸易额占比从2010年的25.1％降至2018年的23％ ，内部贸易占比不增反降。东盟成立以来经济层面的法律文件详见表2。

（三）维护民族特色，塑造地区共识

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一直寻求东南亚地区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国家身份与地区身份之间的平衡，维护民族特色和塑造地区共识看似矛盾，却成为东盟在社会文化层面并行不悖的发展目标。维护民族特色是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方式，因此东盟在塑造地区认同进程中始终强调维护东盟国家多样性的重要。东盟鼓励“将各成员国政治和法律制度、文化和历史研究纳入学校课程，以加强对东盟共同特征和多样性的理解和尊重” 。鉴于此，东盟更多地被视为是协会（association），而非联盟（alliance）；更多强调一种基于差异性的共性、超越冲突逻辑的共生逻辑 。东盟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国家间团结，而不是建立超国家组织，因而维护各国民族特色、尊重各国宗教和文化多样性是东盟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鉴于此，东盟的决策始终坚持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即“东盟对规范遵守的标准不是追求单一的东盟外交政策，而是首先证明这是一个协商和建立共识的过程” ^[26] 。

在塑造地区共识方面，东盟将“同一个愿景，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共同体”（One Vision，One Identity，One Community）作为其座右铭 ，在东盟的各类活动现场、印刷制品中随处可见。早在2004年，《万象行动计划》即呼吁东盟“将促进东盟意识和地区认同纳入国家传播计划和教育课程的主流” 。《东盟2025：携手前行》进一步指出，东盟应该向公众传播关于《东盟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其他东盟重要文件的信息，并努力将这些知识纳入学校课程，还应组织国家或地区活动，促进对东盟主要文件原则和规范的认识与理解 。然而就其措施成效而言，城市年轻人对东盟拥有较高的认同感，农村地区居民对东盟则知之甚少 ^[27] 。因此，地区意识和身份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浸润于东盟文化，其对东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将会不断深化。这也是东盟认为有必要“促进政府官员、学生、儿童、青年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对东盟的认识，作为构建东盟认同的一部分” 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各国仍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建构依然是各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东盟各国普通民众的民族认同感远高于地区认同感，如何平衡二者间的张力对于东盟演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东盟地区认同建构可谓任重而道远 。东盟成立以来文化层面的法律文件详见表3。

四、话语认同与东盟地区合作的议程、规范和路径

建构主义者普遍认为，“话语不仅体现世界，而且能够构建世界。” 例如，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发展话语开始取代革命话语，中国经济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与此不无关系。由此可见，话语与实践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话语往往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实践形式。东盟所达成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官方宣言和会议声明是东盟发展的基本共识和集体期望的体现，对塑造东盟集体身份有着积极作用。虽然东盟地区身份和地区认同意识的形成较为缓慢，却不可否认正处于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魏玲指出：“东盟共同体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东盟这个标识和身份，对内是一个强化，对外是一个宣示。” 每当东盟面临内部挑战或者外部压力时，各国官员都会援引东盟官方文本，不断重申既有规范。例如，2021年面对缅甸军人接管政权这一突发事件，东盟一再重申“不干涉内政”和使用“东盟方式”解决缅甸问题 ，这正是话语软力量的典型表现。因此，话语认同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观念和认知，对于东盟演进的议程设置、规范传播和路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一）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议程设置

不可否认“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话语的变迁也反映着社会的变迁” 。由话语认同引发的变化往往是渐进式的，可将其称为“日常形式的规范转变” ^[28] 。冷战时期，安全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主要议题。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话语构建集中于去殖民化，强调民族国家身份建构，联合国“尊重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普遍性规范进而成为其自身规范构建的重要参考点。例如，《东盟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协调一致宣言》等文件不断强调主权平等规范。与此同时，东盟相关文本的发布表明了东盟的利益诉求和发展方向，其平衡域外力量存在、提升战略自主的意图已经开始凸显。这一时期，东盟共同体虽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东盟关注的主要领域依然是安全事务。例如，积极应对“共产主义威胁”、处理东盟国家内部领土领海争端、解决柬埔寨问题等。在1976年东盟首脑会议召开以前，东盟外长会议是东盟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在1967年和1968年的外长年度会议上，政治安全合作议题占全部议题的66.7％ 。东盟前任秘书长鲁道夫·塞韦里诺（Rodolfo C.Sever-ino）指出，《东盟宣言》“对政治和安全问题的轻描淡写是故意的。东盟的创始国希望避免产生这样的印象，即新的联盟将成为一种防御协定或军事联盟，或者它将在冷战中偏袒一方或另一方。他们不希望东盟被视为对任何人的威胁，也不希望东盟继续成为强国争吵的实际或潜在舞台” 。可见当时“东盟的首要正式目标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合作，但其隐含的非公开目标却是政治合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东盟自1967年成立至1992年25年间经济合作乏善可陈，最重要的成就只是就地区经济合作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安全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认知。因此，安全的界定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建构与话语实践 。然而话语认同并非一成不变，从安全议题为主到发展议题为主主要基于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但同时这一话语认同的转变也将加速国际环境的变化。冷战后，发展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主要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经济福祉和安全已经比传统上由军事和领土界定的安全更为重要” ^[29] 。例如，在《东盟宪章》中，“安全”（security）一词出现8次，“发展”（develop-ment）一词出现19次，“发展”的词频是“安全”的2倍多，由此可见东盟对于发展的强调与重视。而东盟成立以来，其法律文件中关于政治安全共同体的文件有14份，关于经济共同体的文件有58份，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文件则是8份 ，可见经济发展是东盟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安全目标为主到发展目标为主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从地缘政治博弈为主转换到地缘经济博弈为主；二是全球化时代，地区化成为应对全球化冲击的重要方式。基于发展目标，东盟一方面奉行开放式地区主义，积极构建基于“10＋X”模式并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网络；另一方面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力量，从东盟六国到东盟十国，成员国扩容和内部资源整合成为东盟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主要路径选择。此外，东盟通过其成立以来的发展实践与经验，构建起一套“发展合法性”话语，是对西方国家“民主合法性”话语的一种补充与修正。

（二）从东盟到印太：话语认同影响东盟规范的扩展范围

不同于欧盟地区主义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东盟地区主义更多侧重规范建设，因为“观念和规范是世界政治中弱小行为体发挥能动性的重要工具” ^[30] 。研究表明：“尽管东盟缺乏物质和军事力量，但它能够通过使其他参与者社会化来影响区域政治和体制框架。” ^[31] 话语构成一种权力、影响力，话语认同正是“软性权力”的具体表现，即物质实力较弱的行为体可以通过“话语、协商和说服”影响机制变迁与观念转变。东盟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与其以“东盟方式”为主要内容的话语认同在地区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不无关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东盟的国家间关系准则，既作为政策的表达，也作为与东盟建立更密切联系的一种方式。程晓勇曾指出，东盟规范的演进存在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两种方式，前者是从“小”东盟到“大”东盟，后者则是从东盟到东亚 。由此可见，话语认同影响东盟规范的扩展范围。

首先，东盟规范从东盟六国向十国扩展。东南亚的地区合作进程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想象层面。即“它是地理所‘赋予’、通过政治而‘形成’的”。换言之，地理提供了各国往来的基础，政治和安全关系加大了其政策协调的内外压力，认知实践和政治话语则推动“东南亚”这一地区性概念在想象层面的形成 。东盟扩容的前提条件是申请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南亚地区，并且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接受东盟官方文本所达成的一系列原则和观念。文莱于1984年加入东盟，尤其是冷战后与东盟长期相互对抗的越南（1995年）、老挝（1997年）、缅甸（1997年）和柬埔寨（1999年）等国相继加入东盟，表明这些国家对东盟规范和话语体系的接受与认可。

其次，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意味着东盟规范开始扩展到东南亚以外的地区。如果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盟内部交往原则的总结，那么《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则是东盟将自身规范推广到域外地区的努力 。在东盟成员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东盟地区论坛的合作明显受到东盟成立以来形成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的影响 ^[32] 。东盟规范向域外地区扩散的过程中，话语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行为体在相关文本内容的“耳濡目染”中形成印象，并逐渐内化为认知模式，进而对其行为与实践产生影响。不管域外大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对东盟规范的认同是出于目的性或者工具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东盟规范的“软制衡”特点。

最后，东盟试图将东盟规范应用到“印太构想”中。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政府的战略构想从“亚太”地区调整为“印太”地区即是一种典型的话语重塑，试图构建新的地区认同以谋求针对中国崛起的地缘空间优势 。然而，针对美、日、印、澳等国的“印太战略”，东盟在2019年6月23日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中明确指出：“《东盟印太展望》将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载的宗旨和原则为指导，其中包括和平解决争端、放弃威胁或使用武力和促进法治，以便进一步推动印太地区国家间的友好与合作。” 《东盟印太展望》“更具包容性、合作性，而不是对抗性，更关注发展，而不是安全” 的风格表明东盟规范从亚太地区向印太地区传播的努力。

（三）从“选边站”到“东盟中心”：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路径选择

东盟的建立是部分东南亚国家团结自强思想发酵的结果 。然而囿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结构性约束，“共产主义威胁论”成为东盟话语认同的主要内容，即“地区边界和地区内外行为者间的关系是其最初制度建设话语的中心主题” ^[33] ，东盟成立之初的发展路径只能选择倒向美国的“选边站”或“一边倒”战略。在经济领域，东盟依赖美国市场和投资；在安全领域，东盟部分国家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保护，如美菲、美泰建有军事同盟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五国防御协定”的成员国，甚至印尼也允许美国海军舰艇有限度地进入东爪哇的泗水港 。

冷战后，东盟信奉开放式地区主义，话语实践突出其“外向型共同体”（outward-looking community） 的发展定位，基于“10＋X”模式，积极拉拢大国参加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进程，构建东盟对话伙伴关系网络，确定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发展路径。东盟通过邀请世界主要大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平台，使大国成为东盟“游戏规则”的认同者，而非反对者。换言之，“大国若想参加到东盟所编织的地区合作网络，防止在竞争中不被边缘化，就必须达到东盟所设定的条件” ^[34] 。例如，东盟提出参加东亚峰会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二是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三是与东盟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2009年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其2011年参加东亚峰会的前提条件。除东盟成员国以外，东盟对话伙伴国、《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国和东亚峰会成员国情况详见表4。此外，东盟每年有1000多个会议举行，从领导人峰会到最低层级的会议，从气候变化到文化交流，创造了专业的联系和友谊网络 ^[35] ，进一步强化了东盟的话语领导权，巩固了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成为东盟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结语

聚焦东盟内部发展，话语认同是塑造地区认同的重要手段，地区认同则是评价东盟共同体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发现，冷战时期东盟发展目标以安全为主，避免外来干涉、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化抗御力建设是东盟话语实践的核心内容，东盟成立本身即被视为东盟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方式，地区认同感尚较为薄弱。冷战后伴随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东盟发展目标以发展为主，发展安全、经济一体化、维护民族特色和塑造地区共识成为东盟话语实践的核心内容，东盟地区认同的目的性更为凸显，工具性逐渐弱化。虽然有学者指出，东盟看似得到整合，其政策文件却更多地停留于纸面 。但不可否认的是，东盟诸多文件所倡导的原则和理念就像种子一样播种在东盟各国的潜意识中，最后发芽、成长，甚至可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进而言之，在东盟的发展认知中，“说”和“做”同等重要，面对内外环境中复杂的多样性挑战，现阶段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到，而是说到，对内凝聚共识，对外表达立场，话语认同将推动东盟共同体不断向前发展。诚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最重要的是，东盟国家养成了一起工作和彼此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习惯。”

展望地区合作方向，面对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安全挑战和2019年底开始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典型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叠加作用，世界将变成一个更加封闭的世界，还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实践或许正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东盟被视为冷战后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 ^[36] ，发挥了“小马拉大车”的作用 ^[37] ，并创造了不容忽视的“东盟奇迹” ^[38] 。因此，面对当前来势汹涌的逆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一个较为折中的解决方案：区域化 。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方向可能正是东盟积极实践的“开放式地区主义”，一方面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内部），另一方面注重大国力量平衡（外部）。2020年11月15日，RCEP的签署正是东盟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的协调机制和“开放式地区主义”理念，避免出现以邻为壑式贸易集团的积极表现。不同于欧美所代表的“俱乐部式地区主义”“排外式地区主义” ，东亚地区合作始终强调“不应是排他的，而应是包容的；不应是一元的，而应是多元的” 。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力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多元文明共生的成功范例 。

[1] Matthew Kroenig，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Rival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2] Lee Hsien Loong，“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America，China，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airs ，Vol.99，No.4，2020，pp.52-64；李显龙：《新加坡不可能在中美间选择任何一方》，联合早报网，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10314-1131066．访问时间：2021年3月14日。

[3] S，Seah，et al，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 Survey Report ，Singapore：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21，p.8.

[4] 主要成果有Suthiphand Chirathivat，Chumporn Pachusanond and Patcharawalai Wongboonsin，“ASEAN Prospect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ASEAN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SEANEconomic Bulletin ，Vol.16，No.1，1999，pp.28-50；伍光红：《从〈曼谷宣言〉到〈东盟宪章〉——东盟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文件述评》，《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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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ilian Spandl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ASEAN ， the EU and the Politics of Normative Arguing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9，p.38.

[7] 美国著名学者奥兰·扬将领导权分为结构性领导权、事业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三种类型。而在东盟发展进程中，知识性领导权构成东盟最为重要的权力来源之一。详见Oran R.Young，“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No.3，1991，pp.281-308.

[8] 翟 ：《探索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6期。

[9] Louise Fawce，“The History and Concept of Regionalism，”UNU-CRIS Working Papers，May 17，2021，https://cris.unu.edu/sites/cris.unu.edu/files/W-2013-5.pdf.Siti Darwinda Mohamed Pero， Leadership in Regional Community - Building ： Comparing ASE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2019，p.5.

[10] Philomena Murray，“Regionalism and Community：Australia's Options in the Asia-Pacific，”Canberra：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May 17，2021，http://pandora.nla.gov.au/pan/122744/201103291720/www.aspi.org.au/htmlver/ASPI_RegionalismCommunity/_lib/pdf/ASPI_Regionalismandcommunity.pdf.Philomena Murray，“Driver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Some 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s，” Drivers of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urope andAs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pp.17-33.

[11] N.Ganesan，“ASEAN's Relations with Major External Power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2，No.2，2000，p.258.

[12] 参见Donald E.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Lan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9；李晨阳：《谁掌控东南亚的安全》，《世界知识》2015年第12期；凌胜利：《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2012—2017）》，《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

[13] Naoko Munakata，“Has Politics Caught Up with Markets？In Search of 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Peter J.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Beyond Japan ：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1-132.

[14] Hiro Katsumata， ASEAN's Cooperative Security Enterprise ： Norms and Interests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63.

[15] Aida Idris，Nurliana Kamaruddin eds， ASEAN Post -50： Emerg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 ，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2019，p.2.

[16] 翟 ：《探索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6期。

[17] Ralf Emmers，“Unpacking ASEAN Neutrality：The Quest for Autonomy and Impartiality in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40，No.3，2018，p.354.

[18] Michael Leifer，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1995，p.183.

[19] See Ralf Emmer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ARF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15.

[20] 东盟重要国家印尼在主权层面格外强调避免外来干涉，这一特征早在万隆会议上即有表现，会议最后宣言特别指出“不使用集体防御安排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相关研究详见Amitav Acharya，“Who Are the Norm Makers？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Global Governance ，Vol.20，No.3，2014，pp.405-417.

[21] Kilian Spandl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ASEAN ， the EU and the Politics of Normative Arguing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9，p.163.

[22] Rodolfo C.Severino， Sou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n ASEAN Community ： Insightsfrom the Former ASEAN Secretary - General ，Singapore：ISEAS Publishing，2006，p.12.

[23] Saley Idrissa Ibrahim，Zarina Othman＆Nor Azizan Idris，“National Resilience for Regional Resilience in Southeast Asia：Lessons for West Africa，” Journal of Social and Humanities ，Vol.9，No.2，2014，p.181.

[24] Mely Caballero-Anthony，“From Comprehensive Security to Regional Resilience：Coping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in Aileen Baviera and Larry Maramis eds., Building ASEAN Community ： Political - Security and Socio - Cultural Reflections ，Jakarta：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2017，p.126.

[25] Martin Walker，“The Clinton Doctrine，” The New Yorker ，October 7，1996.

[26] Tobias Ingo Nischalke，“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The‘ASEAN Way’，a Real Spirit or a Phanto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2，No.1，2000，p.91.

[27] Tan Sri Rastam Mohd Isa，“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Asia-Pacific：ASEAN and the Superpower Dynamics Dilemma，” Horizon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11，2018，p.98.

[28]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46.

[29] Randall L.Schweller， Maxwell's Demon and the Golden Apple ： Global Discord in the New Millenniu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4，p.84.

[30]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41.

[31] Iris Chen Xuechen，“The Role of ASEAN's Identities in Reshaping the ASEANEU Relationshi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40，No.2，2018，p.229.

[32] Kilian Spandl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ASEAN ， the EU and the Politics of Normative Arguing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9，p.158.

[33] Kilian Spandl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ASEAN ，p.8.

[34] 翟 ：《论东盟的权力与危机动力》，《创新》2009年第1期。

[35] Walter Woon，“The ASEAN Charter Ten Years 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9，No.2，2017，p.249.

[36] Ryosuke Hanada，“ASEAN's Role in the Indo-Pacific：Rules-Based Order and Regional Integrity，”in Sharon Stirling ed., Mind the Gap ： National Views of the Free and Open Indo - Pacific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2019，p.7.

[37] 翟 ：《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Zhai Kun，“The ASEAN Power，”in Ron Huisken ed., The Architecture of Security in the Asia - Pacific ，Canberra：ANU E Press，2009，pp.21-32.

[38] Kishore Mahbuban，“ASEAN as A Living，Breathing Modern Miracle，” Horizon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2，2015，pp.136-149；Kishore Mahbubani，Jeffery Sng， The ASEAN Miracle ： A Catalyst for Peace ，Singapor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2017. eUs12fvir/TwEzjpQ/btRvZV31+xRsmMJQeHBRkO3siTmAh53nFB8HFffXdry/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