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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 8载，除了取得专业学习上的这些成绩之外，对于熊庆来来说，更重要的收获，也是更有深远意义的收获，是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坚定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与信念！
20世纪初的法国，正是科学迅速发展、沿着 19世纪后期的道路突飞猛进的时候。在熊庆来抵达比利时、法国的前一年——1912年，法国的大数学家普旺卡烈刚逝世。拯救了法国酿酒业和养蚕业，给国家带来繁荣的著名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逝世也还不到 20年。他们的声望与精神都在法国全体人民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居里夫妇也是刚于两三年前发现了镭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些伟大成就和居里夫妇的科学精神正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激荡着。
置身于正为巴斯德、普旺卡烈、居里夫妇的卓越成就和科学精神所激荡的国度里，耳濡目染，熊庆来无时不受到强烈的熏陶和感染。在这些科学成就的背后有着一种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熊庆来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和熏陶执着地深入到他的心里——甚至可以说，深入到了他的骨髓和血液之中。
在留学结束离开法国之后的漫长岁月中，熊庆来多少次地对子女、对亲友、对同事、对学生讲巴斯德，讲居里夫妇，讲普旺卡烈。尤其是对巴斯德，他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讲，在各种场合都讲，而且讲得那么深情，那么专注。巴斯德科学救国的精神及其实践给予熊庆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牢牢记住了巴斯德，下定决心以巴斯德为自己效学的典范，用科学来拯救自己的祖国，来建设自己的祖国，建设自己的家乡。
路易·巴斯德 1822年生于法国东部的多尔镇。他家从他祖父以上的世世代代都是农奴，巴斯德的父亲是一个制革匠。巴斯德幼年读书时的成绩并不好，后来懂得了穷人求学不易，才下决心努力学习。但是由于家境贫寒，他一度被迫停学，以后继续上学也是半工半读。
21岁时，巴斯德考入了巴黎师范学院，在那里听到了著名化学家巴拉尔和杜玛的讲演。这些学术讲演激起了巴斯德立志于科学的热望，促使他决心从事化学研究。他的努力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后被留作助教。他拼命用功，甚至休假期间也不离开实验室。他也希望人人都像自己一样尽心用功，他给自己的妹妹们写了一封长信，谆谆勉励她们。
“亲爱的妹妹们，立志是件大事。”他在信上写道，“因为行动和工作总是紧跟着意志的，而工作差不多总是由成功做伴的。这三者，工作，意志，成功，使人们不虚度一生。意志打开通向灿烂而幸福的成功之门；工作通过这些门户，而在这旅程的终点，成功嘉奖了一个人的努力。”
1848年到 1849年这两年间，26岁的巴斯德在第戎公学任物理学教授。这期间，他在科研道路上取得了第一次胜利——成功地解决了酒石酸同分异构问题，并弄清了消旋酒石酸的产生原因。后又利用发酵的方法制取了纯净的左旋酒石酸。这是化学史上研究物质光学活动性的一个新起点，也是一项超越前人的新成就。
但是，发酵究竟是由于微生物的作用，还是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那时没有谁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巴斯德决心进一步揭开发酵现象的秘密。他以牛乳做试验，经过上百次的试验，终于从牛乳的发酵液中发现了一种灰白色的物质，即酵母。在显微镜下观察到酵母中含有大量的杆状微生物，即发酵微生物。在继续研究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发酵以后，巴斯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同的发酵是由不同的微生物所引起的。没有微生物的存在，发酵也就停止了。这一成果为当时的生物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这段时间，巴斯德先后担任过斯特拉斯堡大学化学教授、任利尔大学教授、巴黎师范大学教授。
法国是一个盛产葡萄酒的国家，但是传统的酿酒方法却始终不可靠，常常有大量果汁莫名其妙地不发酵，造成巨大损失。酿酒师也还不知道高温灭菌法，以致酒类长期放置便会发酸，因而影响到出口，造成数百万法郎的损失。巴斯德非常关心法国酿酒业的发展，他经过多次研究之后，发明了加温灭菌的方法，把这个方法引入酿酒工艺中，解决了当时酿酒业长期无法解决的酒类变质问题。法国酿酒业因此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1865年欧洲流行一种蚕病，使原本很繁荣的年产值达 1亿法郎的法国养蚕业发生了严重危机，可以说已濒于绝境。巴斯德经过潜心研究，发现了病原体，并找到了防止感染的方法。这一发现成功拯救了法国当时即将全军覆没的养蚕业，使之得到迅速恢复。
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开战，法国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战胜国普鲁士向法国索取 50亿法郎的赔款。普鲁士以为，索取如此庞大的巨额赔款，法国将在若干年内一蹶不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法国仅仅在短短的 1年之内，就全部付清了这一大笔巨额赔款，从而使全世界都为之感到震惊。
法国从哪里筹集到这笔巨款呢？这要感谢巴斯德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他拯救了法国酿酒业、养蚕业，给法国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巴斯德的重大发现还远远不仅限于解决了酿酒、养蚕的问题，也远远不仅值 50亿法郎的价格。
巴斯德对整个人类做出的一项巨大贡献，是 1880年发明的传染病预防接种法。在巴斯德之前，若干个世纪以来欧亚两大洲都一度有大瘟疫流行。当时由于不知病原，医生们束手无策，死亡数字非常惊人。巴斯德在研究鸡霍乱时，发现病原菌在放置一定时间之后，毒性会大大减少，可以注射到健康动物体内使之产生免疫作用。经过长期研究，做了无数次试验，巴斯德把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到人的身上，帮助人类解除许多危险的传染病威胁。人类与疾病的斗争，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细菌病原说”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发现之一。
1884年，巴斯德曾到丹麦哥本哈根演讲。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尚是 25岁的王子，也在前排贵宾之列。演讲完毕后，主席为巴斯德介绍贵宾。到了威廉二世面前时，主席故意很快地回避过去，因为他知道巴斯德是极爱国的。经过那场普法战争后，两国仇恨很深。如果介绍了，双方都会感到尴尬。但是，威廉二世竟主动跨上前一步，真诚地说道：“我要向一个为人类创造幸福的人致敬！”这不啻说明，巴斯德的研究成果，不仅偿还了 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更重要的，是争回了国家的骄傲！
巴斯德的父亲所期望于儿子的是当一名中学教师。他曾是拿破仑军队的一名低级军官，解散以后在法国东部茹老山阿尔波亚小城里做制革匠。他对儿子说：“啊，要是你能在阿尔波亚当上中学教员，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可是，巴斯德的努力好学与刻苦钻研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越了父亲的期望。巴斯德不但当上了大学教授，而且用科学挽救了法国酿酒业和养蚕业，用科学拯救了法兰西！并且，用科学为人类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辉煌贡献！
熊庆来时时用巴斯德的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中青年同人、自己的子女奋发有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20世纪 40年代任云南大学校长室秘书的赵康节多年后回忆起熊庆来在云大的情况时，记忆犹新的是：“熊先生当年经常对我们说：‘现在救国固然需要科学，而将来建国更将依靠高深的科学。没有科学，谁也不可能把中国建成现代国家。法国人口向来只有四五千万，在欧洲和世界的剧烈角逐中，仍能立足于富强国家之林，它的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文化和科学，而科学又是近代文化的核心。’……他一向倡导‘科学建国’这件事，是当时人所共知的。”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晚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熊先生这方面的回顾很精辟：“熊庆来先生的科学生涯又是与他高尚的爱国精神分不开的。他是一位正直、朴实的学者，更是一位热忱的爱国志士。他先后 3次出国，都是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在他看来，科学家的工作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他毕生推崇伟大的法国学者巴斯德以自己的科研成果使当时濒于危机的法国蚕丝和酿造业再度繁荣，帮助战败的法国度过经济难关的事迹，常常以此勉励自己，也教育学生为祖国复兴而勤奋学习。”
熊庆来对报效桑梓、报效国家的追求是一贯的。
到 1920年 10月时，熊庆来已经留学法国 8年了，他本来打算再多留在法国 2年，以便深造，日后报国能更胜任。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学科学，多学知识，以更好地报效桑梓，报效国家。
正在此时，云南教育当局发来信函，告知他云南省长唐继尧现准备创办云南自己的大学，培养云南子弟，急需师资人才，望他以其所学回滇服务，报效桑梓。时隔不久，云南教育当局又再次来函催促，盼他不负三迤父老之厚望，尽快回国，为云南首办大学施展才干。
云南教育当局的催促，帮助正处于犹豫之中的熊庆来下定了决心——启程返国！
这一年，熊庆来 28岁。
一想到即将要在这西南边陲建起一座培养边疆人才的大学，而自己就要投身到这“百年树人”的事业之中，熊庆来很兴奋。
对于熊庆来来说，“为桑梓服务”的召唤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对乡土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热爱，促使他风尘仆仆地从法国赶回来了！
可是，由于省长唐继尧出走香港，主持筹备创办大学的董泽也随唐去港，创办东陆大学之事流产了。唐继尧一走，离了他的声望、影响、支持和经费，创办大学一事自然成了一句空话。熊庆来返滇为本省大学服务的热望亦难以实现了。
为云南教育的长远考虑，熊庆来提出先办一个留学预备学校，以提高学生素质，为云南青年出国留学打下良好基础的建议，他认为这样便于学生出国后能及时进入专业学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遗憾的是，这个有创见性的建议未被有关方面采纳。
在当时的中国，近代数学领域基本上还是空白，在文化事业落后于内地各省的云南，就更是一块荒芜之地，根本没有研究近代数学的条件。熊庆来生出一种报国无门的失落感。
于是，熊庆来选择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教了一学期的书，尽管他很努力、很认真，可是学生的基础太差，对他的教学方式难以接受，他的热情没有得到学生合适的回应。渐渐地他有些失望了，他意识到，“看来仅有热忱还是不行的，这种类型的中等学校兴许不太适合于我……”就在此时，熊庆来意外地收到一份聘书——校址在江苏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聘他去担任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这份职务是何鲁向校长郭秉文推荐的。
何鲁随聘书寄来了一封写给熊庆来的信。何鲁是熊庆来留法时高他一个年级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学数学的。尽管两人性格上有很多不相同之处，但相处甚好，成为异国土地上的挚友。
何鲁早熊庆来一年多回国。回来后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之聘，进入南京高师任教，教算学。南京高师在全国颇有些名气，曾有人把北京大学与南京高师并提，认为两校齐名。1921年，东南大学创立，何鲁担任东南大学算学系（今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不到一年，他又转到了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内办的中法通商惠工学校。何鲁要离开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算学系就难以撑持了。当时在中国，像何鲁、熊庆来这样能搞高深数学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何鲁向东南大学校长推荐了熊庆来。何鲁在寄给熊庆来的信中说，东南大学是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校长郭秉文先生器重人才，求贤若渴。
郭秉文是 19世纪 20年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1919年，郭秉文接任南京高师校长，第二年，东南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郭秉文任主任。1921年7月 13日，教育部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郭秉文兼任东南大学校长。他深知大学教育以师资为第一，办学之道最重要者在于广延名师。他竭尽全力延揽国内外著名学者及饱学之士到东南大学服务，一批学术精英先后回国，东南大学汇聚了一批各学科的杰出人才，盛极一时。
由于郭秉文的慧眼识才和诚心待才，他为南京高师延揽了很多优秀教师。鉴于他慧眼识才和诚心待才的美名，被他看中的人才，也大都感到是一种荣幸而欣然应聘。
读着何鲁这封诚恳的信，看着校长郭秉文先生签名的聘书，想一想自己目前所在的云南甲种工业学校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熊庆来思量再三，决定去南京，到东南大学去，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薄力，争取做出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