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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誉校长唐继尧
唐继尧（1883—1927年），字蓂赓，号“东大陆主人”，云南会泽人。父亲唐学曾是举人，家境虽不富裕，但重视子女教育，经常鼓励唐继尧：“唐氏世德之后，必有达人，食报当不远也，汝曹勉乎哉！”唐继尧自幼聪颖好学，在这样的书香家庭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读书勤奋，打下了旧学的基础。他 15岁应童子试时，名列前茅，考取秀才，胸怀抱负，志向远大，可惜乡试落第，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挫折。
1904年，在国势艰危的情况下，清政府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唐继尧被当地官府推荐报考。他顺利考上，满怀救国理想，东渡日本。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唐继尧便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追随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目标，投身于革命实践中。1906年，唐继尧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振武学堂，在炮兵联队见习期满后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深造。
留学日本期间，唐继尧在 1905—1908年这几年间写下了 187则（约2.5万字）真实记录自己思想感情的随笔，集为《会泽笔记》，还写下了一些诗作。这些笔记和诗作都充分流露出青年唐继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如“男儿应使一腔血洒为万顷甘霖，得润苍生”“我良知最清明者，为爱国救民四字”“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吾辈岂可存丝毫自私之念，而不精诚团结，以谋挽既倒之狂澜乎？”等等。
唐继尧的理想是“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 20世纪之中华男儿，生何如死！”“男儿应发奋图强，使国家复兴”（《会泽笔记》之第 44则），但身居异国求学深造的唐继尧，此时尚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在《会泽笔记》之第 159则中，他点化岳飞《满江红》，写下了“甲庚耻，犹未雪；英雄恨，何时灭！”的词句，以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在《会泽笔记》之第 47则中，他强烈表达了洗雪国耻的愿望：“故吾不生则已，吾生必尽雪之。”
类似这样大胆表露自己坚决发愤报国雪耻的强烈爱国感情，在《会泽笔记》中随处可见。
此外，唐继尧在留学期间还写下了一些诗作，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炽烈爱国情怀和奋发图强的青春热情。这些诗作豪情万丈，激昂慷慨，充满为国家为百姓建功立业的渴望！
1909年初，唐继尧学成归国。返回云南前，他先去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到北京，再到保定观秋操。回到云南后，他先任督练公所提调，接着被聘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与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张开儒、庾恩旸等留日毕业生一道，在讲武堂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1911年，唐继尧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即营长）。在推翻帝制的斗争中，28岁的唐继尧便参与策划、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辛亥革命后，唐继尧接替蔡锷成为云南第二任都督。
1915年夏秋之际，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唐继尧借在黑龙潭“养病”之机，暗中筹划反帝之策。他赋诗明志：
江山放眼谁为主？
大地茫茫任我行。
事业英雄宁有种，
功名王霸总无情。
千章老树饶生意，
百尺寒潭订旧盟。
举世由来平等看，
誓凭肝胆照苍生！
当年 12月，蔡锷自北京回云南，唐继尧召开会议，与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
杨杰等 38人誓师讨袁。
接着，云南宣布独立讨袁。讨袁军成立军务院，唐继尧被推为抚军长，通电全国讨袁，拥护黎元洪为大总统。唐继尧首义护国，为再造共和建立了功勋。此后，唐继尧先后任贵州都督、云南督军兼省长。
唐继尧主政云南 14年，励精图治，在云南的社会发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多有建树。
唐继尧虽为军人，但他并非一介武夫，他很注重文治。1914年 3月，他采纳赵藩、陈荣昌、袁嘉？等滇中名儒的建议，筹拨万元巨款，编纂包罗历代云南学者的各科著述《云南丛书》，以“举有史以来滇贤之巨制，网罗荟萃，群珍毕集，具一省之文献”为编纂宗旨，以“欲知滇者、考滇者，舍此而莫由”为出版目标，收录了以云南学者为主的各学科的重要著作，为云南保存了一批珍贵文献资料。唐继尧聘请赵藩为总纂，陈荣昌为名誉总纂，聘孙光庭、李坤、袁嘉？等为编审员，由云龙、周钟岳、唐尔镛为总经理，成立“《云南丛书》辑刻处”这一专门机构，下令全省各地对云南文献进行大规模收集、整理、校勘、印刷出版。同时，他有“儒将”之称，于诗词、书法、绘画均有造诣，尤善画梅兰竹菊抒其志。
唐继尧性格温和，儒雅稳健，平易近人，有亲和力，其好友庾恩旸曾如此由衷赞赏道：“会泽性和蔼，温文尔雅，大有巾扇雍容之度，人之相与者，靡不亲之敬之而恒出于不自觉。”董泽的长子董坤维曾在《我的舅父唐继尧》一文中，以亲历者的角度如此说：“即使身为执掌全省以致数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统帅千军万马的统帅，对人却始终温良谦恭，从不疾言厉色，颐指气使。同僚下属和他相处，如沐春风。每逢家中元旦、中秋等节日，他都离开家人去和厨师、侍卫等一起欢度。聚餐时总要请年纪最大的厨师坐在上座，举杯感谢他们长年为自己家人付出的辛劳，对他们不能和家人团聚表示歉意。”
唐继尧重视教育，以“经邦建国，教育为先”为其治滇方略，“以培植人才为建国要图”，于 1922年 12月创办了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任首届董事长，并亲为东陆大学制定了“正义，自尊，致知，力行”的校训。在开学典礼上，唐继尧致训词，开门见山地阐述创办东陆大学之原由，即——“培养人材，以筹办实业，伸张正义，发展民治，治乱安民”。东陆大学的创办，改变了云南没有大学的落后状况，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才。
1921年1月，军长顾品珍发动政变，2月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避往香港。1922年唐继尧到广西，策动参加孙中山北伐的部分滇军回滇，联合滇南土匪武装，向顾品珍部发起突然袭击，击毙顾品珍，重掌云南军政大权。
唐继尧执政后期，从部属到民间都怨气甚大，“政治上逐渐衰退，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疏于军政事务，以致一些政府机关腐化，军务松弛，加之用人失当，处事欠公，导致部属离心离德”。
1927年春，“四大镇守使”——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联合发动“兵谏”，迫使唐继尧交出兵权，让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被下属联手撵下台这事对唐继尧打击很大，他病倒不起，“愤懑吐血”，不到 3个月就去世了，于 5月 23日病死于昆明，终年 44岁。云南当即举行公葬。
唐继尧墓气势壮观。墓碑正中刻写着“会泽唐公冥墓”，两边对联是：“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
1935年，国民政府感念唐继尧护国之功，明令褒扬，于 1936年改公葬为国葬，补行国葬仪式。
作为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名扬天下的风云人物，唐继尧至今仍是一位毁誉参半的重要人物。
（2）名誉校长王九龄
王九龄（1880—1951年），字竹村，号梦菊，云南云龙县石门镇人。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虽家中贫寒，但做私塾教师的父亲给予了他良好的教育。10岁时因父亲去世，不得不辍学，靠借书自学增加知识。科考补为廪生，各地创办新式学堂后，到昆明考入云南高等学堂，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深造，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后奉同盟会指示回云南开展活动，因有人告密，王九龄不得不取道缅甸，再渡日本。
1906年，王九龄回国，积极参与昆明留日学生杨振鸿等人建立的反清组织“兴汉会”。辛亥革命前夕，他与同盟会员杨大铸、黄嘉梁、王湘等投入了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1911年 1月，英国出兵侵占云南西北要地片马，2月，英国、法国强迫云南总督李经羲将个旧等七府矿山售予法国兴隆公司。法国借口保护铁路，陈兵云南边境，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处处退让。王九龄与杨大铸等人利用国民大会，组织市民游行，开会演讲，提出“片马小至关乎一地，大至关乎全国灭亡、瓜分之祸”，号召国民奋起反抗，由此掀起了一场拒英法、护权、护矿运动，这一运动得到全国人民一致声援。
中华民国成立后，王九龄入职云南军都督府，先后供职于政务处和军事、外交、财政等司，任云南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司副司长。其间曾先后被任命为呈贡县和景东直隶厅县佐（因故未到任）。1920年，任云南省造币厂会办、厂长兼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官、军法处处长。1922年，出任云南省禁烟局督办、靖国军军饷主任、省财政司司长、富滇银行行长。
1920年与 1922年，他与董泽一起两度筹办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1922年 12月 8日，东陆大学成立。王九龄与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唐继尧一同当选为东陆大学首届名誉校长。王九龄成为第一届董事会（1922—1927年） 3名董事之一，之后又连任第二届、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1925年 3月，段祺瑞在北京成立执政政府，任命王九龄（时任云南省财政司长兼仕学馆副馆长）为执政政府教育总长。这时正值以北京女师大为首的学潮风起，王九龄的上任引起北京各学校师生的强烈反对。4月底，王九龄托辞离职，章士钊继任暂兼教育总长。
1927—1948年，王九龄先后担任云南省省务委员、云南省总检察厅总裁委员、云南省盐运使、云南高等法院委员、蒙自海关监督、省议会联署议员、云龙县顾问、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佛教院董、省参议会第一届三次会议议员等职务。晚年息政退隐，潜心佛学研究。1949年，王九龄任云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理事，为云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950年，他以宗教界人士身份参加政协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议，并将一生所收藏的文物古籍捐赠给省人民政府，将位于翠湖北路的住宅大院（四合五天井式楼房 41间），低价转让给云南大学。1951年 9月，王九龄在昆明病逝，享年 71岁。
（3）首任校长、云南高等教育先驱董泽
董泽（1888—1972年），字雨苍，白族，云南大理州云龙县人，祖父及父亲两代在当地都以急功好义相当知名，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捐资建成县境内澜沧江上第二座桥——功果桥。董泽自幼聪颖好学，幼年就读于本地私塾，少年时到大理府院念书，后来到省城昆明考入省农校。1907年 1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留日公费生，赴日本进入同文书院学习。
在日期间，董泽看到王阳明学说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深受王阳明学说，特别是“知行合一”说的影响，宣称“俯首崇拜王阳明”。置身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董泽感悟良多，尤感教育变革实乃富民立国之根本。后来，董泽接触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毅然加入了同盟会，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活动中。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首发，董泽闻讯后迅速回国，赶到南京加入攻打南京的苏浙联军总司令徐绍祯的队伍中。接着，闻知云南成功举行重九起义，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他即返回云南追随蔡锷将军，担任都督府秘书，深得蔡锷器重。尤其是蔡锷有一次到基督教青年会微服私访，见到董泽在那里作时事演讲，饱含爱国感情，才华横溢，因之对他更加器重，热心保荐他赴美深造。临行前，蔡锷还特意赠送自己的一帧戎装相片给董泽，并在照片上题字“董君泽志愿宏大，学性卓荦，今有美洲之行，特赠近照留念。蔡锷”。
1912年，董泽由云南军都督府保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学。置身于文明程度颇高的美国，董泽和稍后相继到美国的云南留学生杨克嵘、陶鸿焘、卢锡荣、肖扬勋、周恕、何瑶、段纬等人常在一起纵论时事。看到欧美各国繁荣昌盛，想到自己的祖国却是当权者们争权夺利，知识阶级颓然不振，国势日非，家乡云南应该尽快创办大学，以培育人才，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这一群爱国爱乡的云南热血青年，心中都异常忧愤，大家决心要为日后建设祖国多做贡献。
1915年，袁世凯盗国称帝，董泽中辍学业，回国参加倒袁护国运动，担任护国军都督府秘书官及护国军驻香港联络员。护国运动胜利后，董泽于 1917年再度赴美深造。他始终关心着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利用课余悉心考查研究列强的军事概况，谋求祖国的富国强兵之道。看到航空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董泽于这一年 11月致函云南都督唐继尧，建议筹建云南航空学校。
他在信中说：“……窃观祖国形势，一旦统一极难，唯先求一、二省之富强，为全国之模范，然后讲统一之策，如是进行，尚觉顺易……夫欲居模范之地位，筹统一全邦之资格，须先养有建国之实力，武备、教育、政治、实业、铁道即建国之实力也。为吾滇立定建国方针，以上实力自不难渐次发展，期以十年，远图可成矣……观此次欧战，飞艇（当时飞机之别称）奏效甚大。此种军备，吾滇尚缺如也。吾滇留美航空生二名，现尚在预备时代，学成归滇，尚待时日，而时局之危急，需材之孔殷，非速兴办此项学堂，培养此项人才不可……”鉴于云南历经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不久，财政紧绌，董泽建议向爱国侨胞募捐筹建云南航空学校。董泽在信中还拟就了详尽的建校方案。这封洋溢着爱国爱乡深情并具有远见卓识的信，深得唐继尧的认同，唐当即委任董泽为募捐特派员。
1920年，董泽获硕士学位，归国返滇，任唐继尧的秘书官。他与一起学成归国的云南留美学生都热心倡议在云南创建大学，愿意为筹建大学尽力。董泽为此多次拜访都督唐继尧，得到唐的赞同和支持。唐继尧委托当时的省教育司长、留日毕业生王九龄与董泽共同主持筹建大学的事宜。1921年，云南发生政变，董泽和唐继尧的几名下属随唐避居香港。
1922年，唐继尧重回云南主政，委托董泽全权筹办大学。董泽马上主持成立了大学筹备处，聘请志同道合的杨克嵘等 18人为筹备员（其中大多数是从欧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日本、我国香港归来的云南籍留学生），正式开始了大学的筹办工作，草拟《东陆大学组织大纲》和《东陆大学进行计划概略》。
在《东陆大学进行计划概略》中，董泽以务实的精神，明确反映了云南的实际需要：“中国频年多难，学务废弛。大学教育不发达，遂致人才缺乏，文化未兴，感以痛苦，西南各省为甚，而滇省尤为甚。联帅唐公恻然忧之，故拟在滇中设立一大学，为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之远图。”
他们援引欧美惯例，以倡办人唐继尧的别名为校名，定名为“东陆大学”，董泽在《东陆大学组织大纲》中对此作了说明：“本大学不仅为造就本省本国人才，并为东亚学子研究学术，昌明文化起见；且纪念唐公蓂赓倡办盛意，因节取东大陆主人外号（唐继尧号东大陆主人），特定名为东陆大学。”大纲还明确了大学的宗旨：“本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并传播正义真理为宗旨。”这个大纲，充分反映了创办大学的宏观思想，远见卓识。
筚路蓝缕，董泽率领大家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资金短缺、力量薄弱的基础上，经过不长时间的筹备，于 1922年 12月 8日正式宣告成立东陆大学，董泽以最高的得票当选为校长，王九龄当选为名誉校长。
董泽的办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并具有开放精神与全球意识。他在开学典礼演说中这样阐述大学之发展目标和重要地位：“国与国间之了解，全在学术，欧战以后，在国际上之相互了解，相互扶助者！”正因如此，“东陆大学，非一人之所专有，更非云南的，中国的，实世界的也！”董泽格外注重办学要适应云南建设需要，培养多方面的专业人才。他强调指出：“本校之创办，纯为国家培植人才，为地方发展文化。”“云南物产丰富，将来交通发展必形成我国西南之工业中心，盖可断言。若然，则需要各种人才，曷可限量。”“本校之教育宗旨，以实用为依归，故所授课程，务以实际，不尚玄谈。”董泽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学术自由的精神办学，重视活跃学术研究，倡导民主办学。他借鉴欧美大学的成功经验，实行学分制和选课制，重视实际操作。在办学最初几年中，经费困难是最大的问题，董泽曾为此不辞劳苦地远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劝募捐款。
董泽担任私立东陆大学校长直到 1930年，在他含辛茹苦的努力下，学校的各种教学条件都逐步有所改善，师资力量也逐渐增强，各方面都不断取得进步。1927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派朱庭祜对东陆大学进行调查，后来在调查报告中对东陆大学予以了高度评价。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由董泽等开创的云南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云南建设培养了一批批人才，逐渐改变着云南的落后面貌。
在担任东陆大学校长的同时，董泽还担任着云南教育司司长。针对当时云南普通教育停滞不前、规模不大的情况，他以极大的热情，大刀阔斧地整顿全省中、小学，增办中学，还创办了云南第一所美术学校，在全省教育系统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开创了云南教育的新局面。
董泽精力充沛，一身兼任数职，1921—1925年期间，他还同时兼任着云南财政司司长和富滇银行总办（行长）。他注重加强税收制度，控制资金流向，开源节流，逐渐改变了云南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1923年 9月起他又兼任云南交通司司长，拟定了云南交通开发的远大蓝图。他筹划修筑公路，于 1925年 10月建成从西站至碧鸡关一段，并正式通车，结束了云南没有公路的历史。让云南从此开始有了汽车。
1933—1945年，董泽被聘为云南省政府顾问，抗日战争期间曾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云南办事处主任。
（4）第二任校长华秀升
华秀升（1895—1954年），又名时杰，字行直，蒙古族，云南通海县人。幼年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1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校学习的 8年间，勤奋努力，成绩优秀，英语水平尤佳。1919年，华秀升与多名学生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多位知名人士交涉营救而获释。北大、清华等校师生集队迎接华秀升等被捕学生出狱返校，并合影纪念。同年毕业后，华秀升被保送赴美留学，先考入密苏里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又考入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研究部主修历史和政治，1922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后因父亲病逝回国奔丧，应东陆大学之聘担任教授，1926年，兼任东陆大学文科主任。华秀升讲授经济学兼理工科的英语课程时，自编教材，并以纯正流利的英语口语深受学生的欢迎。
执教东陆大学的同时，华秀升受云南省政府任命，兼任云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及云南美术学校两所学校的校长。
1928年，华秀升任东陆大学副校长，1930年任代理校长。时值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头绪纷繁，华秀升作为“省立东陆大学筹备委员会”重要成员，负责私立东陆大学的校产、校具的清理造册和移交等事宜。
执掌校务后，华秀升为解决办校经费不足的问题，多次以校长名义四处募捐。如 1931年在《云南省立东陆大学募集奖学基金启事》中云：“人才消乏，举世同慨。于兹革命建设时期，事业的推进什百倍于曩昔，则人才之需要亦什百倍于曩昔。于是人才之供给，遂成当前之重大问题……诸君热心公益，志宏乐育，尚祈慨然捐助，俾资奖进，为教育解决问题，为国家培育人才，异日俊实辈出，效劳建设，岂图个人之幸，国家社会交蒙其利矣。馨香沐手，毋任翘企。”启事发出后，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初期便募得 5.36万余元。
华秀升为谋求学校的建设发展，励精图治，“在他长校期间，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包括取消训育部，只设学监管理学生生活；积极倡导不同学术思想争鸣，活跃学校的学术民主气氛；同意学生恢复自治会，由学生自选自治会主席；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加强学生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亲自到北京、上海聘请著名教授来校任教等。这一系列有益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改革措施，受到师生的欢迎和教育界的好评，提高了东陆大学的声望。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消息传来，华秀升领导东陆大学师生当即恢复了 1928年因抗议日本出兵山东时而组织的救国会，在师生中组织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把正准备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东大月刊》改为《东大特刊·抗日专号》出版，并亲自撰写‘刊头语’，阐明出专刊的目的是‘拿笔杆子来尽我们当国民的义务’。”
华秀升在东陆大学极热心倡导体育运动，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他主持在校园东侧荒地上开辟了云南省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体育运动场——东陆体育运动场（今云大东一院体育场），内设足球场、网球场和篮球场。
1933年，华秀升被任命为云南省审计处处长、会计处处长，离开了省立东陆大学。
（5）第三任校长何瑶
何瑶（1894—1968年），云南石屏人。1913年从英法文专修科毕业时，成为云南送往欧美留学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员。他与段纬两人原拟送往德国留学，遂先赴青岛补习德文，后青岛为日军进攻占据，于 1915年改到同济大学医工专门学校学习，终因欧洲大战关系不能往德国留学，后乃转送美国留学，于 1917年到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
何瑶 1921年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几年在美国各地实习考察，1925年回国后应聘到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任教授，1926年至 1930年间历任东陆大学会计长兼数学、热机学教师、理工学院院长，1932年秋任东陆大学代理校长。
何瑶任校长期间，爱国师生积极组织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件的宣传活动和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多次爱国民主运动，何瑶都热情支持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站在运动前列。
1934年 12月，何瑶主持了由云南省教育厅和云南大学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的“云南第一天文点”复测活动。早在元朝时期，云南滇池观察所就位列中国 27个天文观察所之一。到清康熙年间，为完成《皇舆全览图》，又在云南设观测点 30处，但已无准确标志可寻。在云南大学校园内，有一个 300多年前的大地观测点。这次复测，确认了这一原测经纬度的点位。经计算，此地经度为东经 102度 41分 58.88秒，纬度为北纬 25度 3分21.19秒，精确度达 0.01。为我国第一次用新法测绘最早、最准确的昆明经纬度。这是我国除北京观象台外，唯一原测经纬度的点位，也是我国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的实物例证；并且是我国首次开展大地测量仅存之实证，是关乎云南、关乎国家文化历史的具有珍贵科学研究价值的测绘遗迹。复测活动后，把此观测点定名为“云南第一天文点”，并“特立石标为志”。在天文点石台基南侧，何瑶用篆书题有“云南大学天文点”7个大字，北侧刻有记述对天文点进行复测之发起和经过的碑记。此天文点于 1993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何瑶长校期间，经历了从省立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云南大学的两个时期。他注重贯彻学校一贯的“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方针，并对院系设置先后进行了几次调整。先是增加了法律系、数理学系和教育学院，1934年从省立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云南大学，又成立了理工学院、组建文法学院、医学专修科，在教育系下设立图书馆学课程，开设了专门的军事管理课程，并主持恢复了停办 5年的云南大学附中。
1935年 5月 10日，蒋介石为了督促围剿长征中的红军，由贵阳飞来昆明巡视，同时也来亲察云南省政府的实情，并增强自己在边陲的威信。5月15日上午，蒋介石召见昆明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教务长、军训主任训话，提出以军训教学生做人基础；下午召见云南大学校长何瑶，训勉云大“应注意理工人才之培养，为开发富源，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工业中心区而努力”。蒋介石听取了云大经费情况的汇报后，当场感叹“太少”，表示日后会嘱请中法庚款补助云大。“何瑶受此鼓舞，该年 12月即缮具了 5年计划书及请求补助经费概要，面交来云大视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西南教育专员陈礼江转教育部。这个扩充计划书共分 5项，计划至 1940年，理工学院除现有采矿冶金系、土木工程系、数理系外，添办机械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地质系；文法学院加强教育系；医学院停办专修科，成立医科。应行建筑之校舍有志成院（理工学院）、学生宿舍、医学院、体育馆、附属中学、图书馆、食堂、教职员工宿舍，共计需国币 125万元；应行购置善为设备费需 97万元。此外还提出提高教职员待遇与增加经常费等要求。”
这个计划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难以实施。但从中可看出何瑶的事业心和抱负。
1936年，重视教育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于 2月 18日和 7月 8日，两次专门电函蒋介石，向中央请求把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以期云南大学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何瑶在龙云主席和省教育厅的领导下，为争取将云大改为国立，努力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为后来云大 1938年改为国立打下了一定基础，对云南大学改为国立有一定贡献。
遗憾的是，何瑶在 1937年 4月遭遇了“倒何”风潮。因为一些学生不满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部分教师因薪酬待遇低而不安心任教，于是部分师生群起，要何瑶下台。这次“倒何”风潮，让龙云很受震动，同意何瑶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