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建立，云南各界有识人士便不断地在主张成立云南自己的大学，以培养本省人才，开发云南，建设云南。他们对云南因缺乏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而难以发展的落后现实有着切肤之痛。
当时的云南社会现实是——
自从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法帝国主义利用掌握在手中的路权，贪婪地控制了云南对省外、海外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以及进出口贸易。接着又在云南开设银行，控制云南的金融、外汇、财政经济，垄断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等方面的物资设备及其供应。这样一来，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被法帝的魔爪所操纵。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肢解了云南的经济，使云南各族人民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下日趋贫困，同时，也刺激了民族工商业、尤其是民族有色金属采掘业的发展。到 20世纪初，云南地方民族资本主义已潜滋暗长，作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出现在云南舞台上，并在“重九起义”前后有了积极的表现和影响。
为适应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当时以都督蔡锷为首的地方当局，努力地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了一些改革。在经济方面，着重兴办实业，支持正在兴建之中的商办耀龙电力公司继续进行，支持个旧矿商成立个碧铁路公司，修建个（旧）碧（色寨）铁路，又先后开办了“官商合办东川矿业公司”和“个旧锡务公司”。
可是，这些公司缺乏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设备、物资等方面都要依赖帝国主义者，故而在兴建和投产过程中，处处都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支配和严重剥削。如个旧锡务公司生产的大锡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而要先经滇越铁路运到香港，由香港的锡店加工成“洋条”（精锡），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样一来，法帝国主义者不仅在铁路运输中进行盘剥，还在货物过境时征收经过越南的过境税。而且，法帝国主义者在云南开设的东方汇理银行还以“跟单”押汇等形式进行剥削。如此道道盘剥，从骨头里榨油。
又如东川的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外销。大战之后，因炼不出“精铜”，而被排斥于国际市场之外。东川矿业公司聘日本技师改建炼铜炉，最终仍不适用，炉子闲置，“精铜”出不了，生产不断下降，股票逐渐贬值。
耀龙电力公司修建螳螂川水电站，交给德商礼和洋行承包。个碧铁路公司由外籍工程师尼弗里士包修个碧铁路。两者也都遭到与个旧锡、东川铜同样的命运。就因云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专家，不得不在设计施工、器材选用等问题上，都听任洋人洋商的决定和控制。螳螂川水电站运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由德商西门子公司负责供应的各类电力器材无法运入，使电站和电力公司面临“断炊”的困境，深感被人扼住咽喉的痛苦。个碧铁路施工中，尼弗里士主观高傲，一意孤行，路轨的选材，线路的选择，都由他一人专断。结果，因他选用的路轨太窄，小于米轨；选择的线路在许多地方弯度和坡度都过大，导致通车后多次发生翻车事故。整个工程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安全，行驶速度太慢，以致被民众讥为这是“比赶鸭还慢”的火车。
面对这些令人难堪、让人屈辱的事实，云南地方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深深感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榨及控制，使他们难以在生产和市场上独立正常地发展。他们都迫切企望摆脱帝国主义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束缚。
时任云南代省长的周钟岳就为此痛切地说道：“现在的时代，有许多事非专门人才不能办理。我们缺乏此项专门人才，所以规模稍大的事，都不能举办；即或勉强办理，也容易失败，如锡务公司、东川铜矿公司、个碧铁路公司、电灯公司等，无一样不吃亏。”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代表云南民族资本主义利益的一些地方当权人士和社会人士，已有了培养地方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紧迫感。
总体来看，云南地方的各界有识之士，鉴于下面 5个原因，深感云南实有创办大学的迫切需要。这 5个原因是：
我国西南省份开化较迟，云南省自明代归入版图、设置行省以后，中央政府恒视为边防要区而不重文治，致其人民识字者少，至今智识幼稚，百业不振。盖皆由于教育之窳败，文化之不兴所致。故为人民教育与文化计，不能不建立模范大学，以策励而振导之。此其一。
云南地位西南，与印度缅甸相接，西北接藏卫，北连四川，东毗黔桂，自昔已为欧亚间行旅之所出。如近年议筑之滇缅、钦渝二铁路告厥成功，则欧亚往来可以不经太平洋而直达，其为交通上之枢纽，不言而喻。然至今省内造路人才尚属缺乏，事莫能举，甚为可惜。故为世界交通计，不得不赖有大学以造就路政人才。此其二。
云南矿产之富，甲于全国，如金、银、铜、锡、铅、铁、煤之属，几于全地全之。清代设立专官征收金银铜铅等库，卓有成效。近年如个旧之锡，质量至佳，为当世所艳称。而环顾省内矿业人才亦极缺乏，以至矿厂停歇十多八九，工具简陋，规划粗率。为开发本省之产业计，亦不得不赖有大学以造就矿业人才。此其三。
云南僻处西南，地势最高，交通既多困难，各项智识之输入自然不易。故举凡农工商医以及政治经济法学等各项智识技能，两皆幼稚。以论农业，除由禾田所收之粟可供本省食料外，如棉作、丝作等业均不发达。工业除手工作品外，机械工作几等于零。商业除一、二经营进出口货之商店外，率多零星小贩，而日用所需之纱布、纸烟、灯油等业为外商所操纵。且近年法币流行省内，以致本省富滇银行纸币价值反一落千丈。商业之不振，可见一斑。医学智识更为幼稚，除旧式医生外，学识重富、经验优良之医士极少。医院除军医院、市立医院外，普通医院迄今未成立，以致英法各国人民之侨居省城者，反各立医院，以救活华人疾病。至政治经济学法各项人才智识均为幼稚，故不论政府与人民欲办一事，往往捉襟见肘，时露困难之状。縻论自民国成立以后共和政体之工具如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均不能贯彻初衷，即小而至于地方自治及司法分立等项亦不能彻底举办。是又不得不赖有储才学校的创导之者。此其四。
且近年省内中学毕业生为数不少，因省外学校距离遥远，往返经艰，坐失升学之所，以致人才埋没者，不可胜数。其不得不有一大学校以容纳之者。此其五。
有鉴于此，早在民国初期，一些人士便有了滇省创建大学之议，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云南地方当局有励精图治之心，从培养人才以利建国出发，也选送了一批云南优秀学子分赴欧洲一些国家及美、日公费留学。由于云南当时没有大学，选送国外者，也有一些在学历上不符合教育部的规定，常常费多效少。这一点，也进一步推动了滇省自办大学之议。1915年 2月，云南督军公署就派出代表携带拟就的滇省自办大学计划去参加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研究结果，会议同意在云南筹办大学。可是，后来云南成为首义讨袁之省，军费支出浩大，财力有限，省办大学之事遂被搁置下来。
1918年，西南川、滇、黔 3省联合会议建议集 3省之力，联合在云南建立 1所西南大学，为公立性质。并商得伍秩庸博士等同意，“对于组织一切愿为翼助”。但因为当时“西南省份内乱方殷，政治既不能统一，则财力亦难于集中，是以迁延莫举”，西南大学没有办成。
次年，云南的社会贤达如尚志社的龚自知等人，再次请愿省议会成立省立大学。当时主持滇政的云南省长唐继尧欲育才兴邦，鉴于西南大学不容易成立，下决心在云南筹建本省的大学，设为私立性质。其创办时经费由创办人与省内各方面资助。督军公署、省长公署曾会衔省议会，云：“大学之成，必期于成。已在酌定，一切办法，俟稍就绪，再行饬财厅筹发经费，并咨贵会备案。”
1920年 5月，云南地方中上层人士及知识分子的喉舌《民觉报》根据省长唐继尧当时提出的“废督裁兵”之说，发表了“停办‘讲武学校’，把它的经费拿来办一所完整的‘云南大学’”的言论，反映了云南社会当时对创办一所省立大学的迫切要求。
这时，由云南地方当局在辛亥革命后两三年间陆续派往美国的滇籍留学生董泽、杨克嵘、陶鸿焘、卢锡荣、周恕、肖扬勋、何瑶、段纬等人已相继学成返昆。他们年轻热情，胸怀振兴祖国、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抱负。在国外学习期间，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为精通所学专业的学有所成者。而且，他们在国外“时相聚首，谈及欧美各国繁荣富强的情况及日本明治维新兴盛的成果时，每每想起祖国兵祸连年，国是日非，免不了悲愤异常。一致抱定决心，欲毕业归国后，为建设祖国各尽能力”。
并“罔不以滇省筹办大学为作育人才救济时艰之拟议”。他们一致认为，要想强国富滇，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自己的家乡还没有大学，应该尽快创办大学，以培育人才，改变落后面貌。他们还把这些想法写成书面建议寄给云南都督唐继尧。
他们归国返滇时，正逢唐继尧主张“废督裁兵”，振兴实业和交流东西文化。看到社会各界对于兴办大学的迫切愿望，这批留学生更受鼓舞，主张云南自办大学更为积极。他们向唐继尧提建议、出方案，并成为筹建大学的骨干。特别是留美归来的董泽多次与唐继尧讨论创办大学的有关问题，唐继尧明确地给予鼓励和支持，并许以在经济上加以资助。
此外，云南地方的中、小学教育，经辛亥光复后蔡锷为首的军政当局的整顿、扩大而有所发展，到 1920年时，全省已有了相当数量的具有中等学校毕业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大多渴望深造，但苦于本省没有高等学校，要想深造，必须千里迢迢远行省外或国外，且需要相当的经济力量支持，一般中、小资产家庭都难以承担。即使有经济力量支持者，又受到云南中学水平较低的影响，相当一些人难以及时考入大学，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补习，以致常有人在花费时间与财力之后，仍无法考入大学而返回云南。因此，本省自办大学就成为这批求学青年的迫切要求。这批相当数量的青年学生，不仅成为云南自办大学的拥护者，也是大学建成之后的学生来源。这批青年学生和返滇的留学生一道，成为积极倡议、推动本省自办大学的一股社会力量，同时也为大学提供了初期的学生与师资的来源。
可以说，到 1920年时，云南自办一所大学的各方面条件均已初步具备。唐继尧乃于 10月致函参议王九龄和秘书官董泽，请他俩主持筹备大学创办一事，选址翠湖水月轩为筹备处，积极物色师资，筹集经费，考虑校址与设备等一系列问题。办学计划中，唐继尧自任校长，王九龄为副校长，董泽为教育长，学校拟称“东陆大学”。
董泽多年来对本省的教育问题就一直特别关心，怀着一颗为桑梓效力的赤子之心，力主云南自办大学。现在，得到唐继尧的支持鼓励之后，他积极奔走，多方延聘有识之士。
当时已学成归国的杨克嵘、陶鸿焘、卢锡荣、张邦翰、杨维浚、周恕、柳希权、毕近斗等赴欧美、香港留学生都热心参与其事，筹备处还及时给尚在国外的滇籍学生致函，邀请他们早日返滇为东陆大学贡献力量，服务桑梓，培养云南子弟。
可是，1921年春，云南却发生了“倒唐”风波。
唐继尧在“重九起义”、“讨袁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均功著一时，但他渐以民国功臣自诩，野心膨胀，对待部下日益骄横，拖延军饷，引起严重的不满情绪。1921年初，滇军一军军长顾品珍突然倒戈，一夜之间占据了昆明，控制了省府各机关，宣布“倒唐”。唐继尧不得不仓促出走，从昆明坐小火车南下河口，经越南海防转赴香港，董泽也随唐继尧去香港。唐继尧一走，离了他的声望、影响、支持和经费，创办大学一事自然成了一句空话，创办东陆大学之事流产了。
1922年春，云南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1年前出走香港的唐继尧又东山再起，率兵回滇，重新执政。而且，他在香港耳闻目睹，受到了帝国主义统治香港方式的启发。重返云南后，他决意采取西方国家的某些统治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来治理滇政。
于是，在花了几个月时间清除异己，网罗亲信，巩固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之后，唐继尧开始着眼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除请来了一些洋专家帮助建立航空学校、训练空军、办无线电之外，又旧事重提，再命董泽和王九龄继续筹建大学，组成筹备处。
董泽在香港期间，也时时惦记着大学的创办事宜，并到香港大学考察学习。经此番考察之后，董泽更坚定了创办大学的信心。受命负责筹备处后，他迅速聘请了志同道合的杨克嵘、杨维浚、陶鸿焘、童振藻、邓绍先、张邦翰、邹世俊、王用予、刘国澍、陈肇歧、惠我春、柏励、施俊霖、张泽苍、陈松岩、何光周、严继光、霍实子等 18人为筹备员，
正式开始了大学的筹备工作。筹备员中大部分都是从欧美一些国家、日本以及香港归来的滇籍留学生。
筹备处首先以北京政府《大学令》为蓝本，根据唐继尧的办学目的，制订了《东陆大学组织大纲》，筹措经费。8月，唐继尧批准了该大纲，并令省府划拨“贡院”旧址为校址，又带头捐款作筹备费。筹备处接着向社会募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
对学校的名称和性质，经多次讨论后，名称定为“东陆大学”——取唐继尧自号“东大陆主人”之“东陆”为名，以纪念唐继尧倡办大学之盛意，性质定为“私立”——主要是“鉴于民国成立以来，十年九乱，国事纷纭，教育事业常被军政当局看作可有可无的事，且每因经费影响而至倒闭。如果定为公立，必受政府种种限制；且经费由政府负责，就不便向社会募捐，有碍于大学的发展。最后决定仿照欧美私立大学的办法，定为私立，使经费独立，能够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
12月 8日，省府批准东陆大学成立，启用印信，聘任董泽为校长，唐继尧、王九龄为名誉校长。接着，就是布告招生（先只招预科）、考试、录取、聘请师资、设置科系、安排课程内容、建立学校各部机构……
东陆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为宗旨，所有科系设置、课程内容都是为适应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需要来安排。学制上仿照欧美制度，采用学分制，课程上设置必修与选修课。但是，因草创之初，没有成熟的方案与计划，亟须多方借鉴，以博采众长。董泽遂分别向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刘伯明副校长和时任东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熊庆来致函“求援”，请他们代为留意物色教师和提供预科所授各项讲义与各种教科书，并“随时匡教”。
筚路蓝缕，董泽率领筹备处的全体人员历经 5个月左右的时间，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于 1922年 12月 8日正式宣告成立东陆大学。经筹备处投票选举，董泽以最高的票数当选为校长，王九龄当选为名誉校长。
1923年 4月 20日，东陆大学隆重举行会泽院奠基及开学典礼，省长唐继尧、各机关长官、各国驻滇领事、各学校、各公共团体代表共数千人参加了这次盛典。航空处的飞机凌空散发祝词传单：“大哉东陆，为国之珍；群英济美，善觉莘莘。学基始奠，文质彬彬；猗欤休欤，中华主人。”昆明市民兴奋地捡拾传单，先睹为快。奠基礼上，董泽校长致奠基辞，唐省长亲临奠基。奠基礼后举行开学礼，首先由创办人唐继尧省长致训词，然后由董校长报告大学筹备经过。之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各国领事及越南河内大学代表暨省议会张议长、航空处刘处长、枢要处周处长、中东胡巡宣使相继发表演说。
创办人唐继尧在训词中阐述道：“自己对于创办东陆大学其原因有：（一）国家不幸，大乱迭兴，靖护诸役，数次起兵，以‘正义’‘人道’相号召，即欲以此纠正人心，治国平乱，不料结果均无甚美满。于是憬然于国家之败坏，由于无多数优秀人才奋斗其间，致正义无由伸张，民治无由发达。迨民八年，军事收束后，乃觉悟培养人才之不可缓。（二）欧战以还，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但各处环境不同，主张亦因之有异，适此者，未必尽适于彼。研究所得虽多，但取材能力殊弱，削足适履，致旧文化无由发扬。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衷适于国情者，非谋建设一最高学府以研究之不可。（三）废督后实行民本政治，如实业、教育、交通及一切庶政，在在需用专门人才，方克有济。此项专门人材，更非由大学以造就不可。（四）本省无相当之学校以升学，如中学毕业后，多数辍学，欲向省外国外谋升学，又苦于交通经济之种种障碍。今设此大学，向上颇便，人材易出。基于以上四种理由，故积极筹备焉。初意，本拟联合固有之各校，如法政、农业、工业、师范等合办一完备之大学，继因政变，遂尔搁浅。前游在外，环顾各地情形，知筹办大学更不可缓。故回滇后，即令董校长继续筹办，并由政府拨款 10万为之补助。董校长及职员诸君受托以来，日夜热心，幸抵于成。今后教育，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世乱极矣，揆其原因，实由旧道德堕落，新道德又不能范围人心。欲图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故校章第一条曰：‘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望诸君勉力实行之。”
自此开始，云南有了自己的大学。此后，这所大学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四次改组，经历了私立东陆大学（1922—1930年）、省立东陆大学（1930—1934年）、省立云南大学（1934—1938年）、国立云南大学（1938—1949年）4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中，学成归国的留学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学校不断地健康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改变云南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私立东陆大学筹建之初，《东陆大学组织大纲》便明确规定教师资格为，“一、曾在外国大学毕业者；二、曾在本国大学本科毕业者；三、有精深著述，经本大学教授会评定认可者；四、外国著名学者”，把归国的留学生摆在优先选聘的地位。校长董泽按此大纲的规定，先后诚聘了 20余位归国留学生到校任教，在私立东陆大学的 53名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 27人，占教员总数的 51％。
据《云南大学志·总述》中记载：私立东陆大学时期：
在筹建时参加筹建，建成后为主要职员、教师的有：
董泽：留日、美返滇。建校时是主要筹建人，学校成立后任校长到 1930年。杨克嵘：留美返滇，筹建大学时的筹备员及建筑事务所总理，负责设计实习工厂，1925年实习工厂建成后任该厂主任，1927年任工科主任并兼任机械制图课教师。留美返滇、参加筹建并任主要职员、教师的还有：萧扬勋、赵家通：他们在学校筹建时负责筹建预科，并任建成后的预科正、副主任。萧在本科成立时任工科主任，兼“用器画”教师，赵继萧任预科主任并兼图书部主任一年。余名钰：筹建时设计理化室，建成后任理化部主任并兼化学教师。杨维浚：筹建时负责督工修葺旧宇为宿舍等，建成后任庶务长。周恕：筹建时和建成后的会计长，1926年病逝。严继光：筹备员，后聘为历史系主任，历史系未办成，任预科教师。还有留法返滇的张邦翰：建校时的筹备员，兼建筑事务所工程师，会泽院的主要设计人。到香港学习返滇的毕近斗：筹建时任筹备员，
建成后被聘为教师。
至于学校建成后担任主要职员、教师的留美返滇生则有：卢锡嵘，1923年聘为副校长，并兼编辑部主任一年，1926年离校。缪嘉铭（云台），1924年聘为经济部主任。华秀升（时俊），1925年任文科主任，兼英文教师，1929年兼副校长。范师武（晋臣），1928年聘为训育部主任，兼经济学教师。袁丕佑，为 1925年到1930年图书部主任。何瑶（元良），1926年到 1930年的会计长，兼数学、热机学教师。留日返滇的有：萧寿民，1925年到 1930年的编辑部主任兼经济学教师。邓鸿藩，1928年到 1930年的预科主任。
返滇留学生被聘担任教师的，还有留美的李炽昌、段纬、岑立三；留日的李跃商、周锡夔、李乾元；留法的柳希权（法唐）；留英的商
生；从香港回来的李国清等。
除认真选聘多位归国留学生外，董泽校长还礼聘了国学大师、云南科举史上唯一一位“经济特科状元”袁嘉？担任国文教授，并引进了四位外籍教师讲授英文、法文。
如此有实力的师资阵容，取得了很好的办学效果，1927年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派员视察东陆大学后，对东陆大学短短几年的办学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就同类机关如上海南洋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比较之，该大学所有以往成绩与效率居优胜地位，以时间之速，与办理之认真，至有今日所知之效果，可谓难得可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