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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庆来与龙云反复商洽的这段时间中，熊庆来拟离清华赴云大之事不胫而走，在北平的一些云南同乡为此事也很高兴。6月的一个下午，云南旅平学会便假座北平西单的西黔阳饭馆聚餐，欢送熊庆来返滇。
在熊庆来尚未到席，大家闲谈以待的时候，有一个平时爱说笑话的人顺口说道：“常言说得好——‘秀才落寞，下乡教学’。熊先生这几年正春风得意，何以要下乡教学啊？”这虽是说笑话，但却也流露了少数一些人的想法。
是啊，当时的云南大学与蜚声国内的清华大学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清华大学拥有种种先进设备和优美的校园，丰富的图书，众多的名师……而熊庆来就是这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里的名教授兼系主任，享有令人欣羡的地位，过着舒适优越的生活。可是，熊庆来现在却要毅然放弃清华的这一切，返回边远的家乡，艰辛地接办云南大学——这对一些善于自谋的人来说，未免难以理解。
大家正闲谈着，熊庆来到了。主席把到席的各位介绍给他之后，请他给大家讲话。席间有一位 20来岁的云南路南籍青年李埏。他是考送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1935年秋来到北平，久仰熊先生的大名，如今才第一次见到熊先生。席间熊先生说到他决计回云南的考虑给李埏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至几十年后都还记忆犹新。当时，熊庆来说了这样很有分量的一番话：
我为什么要离开清华这样好的环境，去那简陋而闭塞的云南大学？
有位朋友对我说：“孟子曰，吾闻出于幽谷而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你不遵孟子之教，将来必有后悔。”《孟子》我是读得很熟的。这话我也曾经想过。但我仍决心回去，为什么呢？
因为我深知：云南文化落后，没有一所完善的高等学校。若干有志升学的青年都要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经历千辛万苦，到北平、到南京来上学。这只是少数，更多的可期望的有为青年，中学毕业后，因为无法克服困难，便只好辍学回家。云南要发展，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只靠出来升学的小部分人，即使都能回去，也是很不够的。那怎么办呢？
我认定，只有在云南办好自己的大学，使很多青年易得深造机会，不必舍近求远，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一个青年到北平来，要经过河口、河内、海防、香港、上海、天津。要坐轮船、火车，即使坐统舱、坐硬座，来回至少也得花三四百大洋。每年交纳学费和支付生活费用一般也得花三四百大洋。四年毕业非两千大洋不可，折合滇币就是两万元。这不是一个中产之家所能负担的。假若在昆明上大学，十分之一二的钱就够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就可以进入大学深造了。但是，要在云南办好一所完善的大学，谈何容易，以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现在有希望了。从这久的反复商洽中我看到，龙志舟（龙云）先生确实下了决心，龚仲钧（龚自知）先生要我担任校长一职也很有诚意。我提出的一些要求，如把教授的薪金提高到国立大学水准，扩充学校设备等等，他们都应允了。于是我接受职务，决定回去。我是云南人，从事大学教育，敬恭桑梓，唯办学一途。筚路蓝缕，势必要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但能培养出成百成千的后起之秀，这牺牲是值得的。
熊庆来的话音刚落，满场响起一阵掌声，众人频频颔首微笑。熊庆来这番肺腑之言得到大家的称许，也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对李埏尤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抗战开始后在西南联大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大理师范任教，尔后又执教于浙江大学。1943年暑期，他从浙大回滇，熊先生留他在云南大学执教，他毅然从命，一直在云大为桑梓服务。他教书育人，潜心治学，成为一位专长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历史学家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半个世纪之后，身为云大历史系名教授的李埏回忆起在西黔阳饭馆欢送熊先生返滇的往事时，还深情地说道：“那次聆教真令我受用一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