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龙云敦聘熊庆来

“倒何”风潮发生后，龙云政府一方面令教育厅详查；另一方面在地方报纸上公开申斥学生呈文，严厉指出，“用人行政，政府自有全权”“学生不准干预校务，早经悬为厉禁”。同时令校务委员会暂代行校务。

龙云从云南早先的“倒唐”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看到过进步学生的力量，这时又从云大毕业生在公路建设中的成就看到大学生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因此，他很重视云南大学的建设。他曾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明确说：“大学是培养领袖及专门人才的地方。”这表明他认为大学不仅是政治人才养成所，也是经济人才养成所，青年人业务上若无真才实学，就不能负起建设重任。他深知校长的人选为办好大学的重中之重，所以，他对校长人选很重视。“倒何”风潮发生后，他一面派人查清事实，公开申斥学生；一面认真考虑接任校长的人选，多方听取意见，通过多种渠道加以物色。

这时，有多人向龙云举荐了熊庆来，其中有张邦翰、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和龙云的夫人顾映秋。他们对熊庆来的学问、人品都非常了解，而且他们还都是龙云身边讲话有分量的人，都是深得龙云信任的人。

时任云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邦翰向龙云推荐了熊庆来。张邦翰是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归来的，是最早参加筹办东陆大学的建筑工程师，也是当时以董泽为处长的东陆大学筹备处成员之一。他在欧洲留学攻读建筑，东陆大学的工程设计即由他主办。东陆大学的主楼会泽院就是他设计的，一派法式建筑风格，颇有崇闳雄伟之感，体现了张邦翰作为建筑学家的杰出才智。谈到自己的设计构思，张邦翰曾说：“其建筑采中西法式，存古而不泥于古，尚新而不专骛于新。”莘莘学子置身于寓意“九五飞龙在天”（《易经·乾卦》）的 95级石阶前，仰望这座高大的别具风格的建筑，会泽院傲然屹立的恢宏气势，心中不禁会生出一种“真不愧是云南最高学府”的赞叹。

张邦翰是很了解熊庆来的，在比利时和法国时，他们是云南先后派去留学的同学。归国之后，又多有交往。张邦翰了解熊庆来淳朴敦厚的性格和报效桑梓的热情，也了解他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创办算学系并兼理学院长的才干和业绩，了解他在数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和在国内外数学界的地位及影响，了解他如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的努力……

张邦翰认为，熊庆来是云南籍人士中最恰当的云南大学校长人选，完全可孚众望。于是，他认真负责地向龙云推荐了熊庆来。

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也向龙云推荐了熊庆来。

缪云台 1907年考入云南方言学堂时，就与熊庆来是同学。1年多后，方言学堂改为云南高等学堂，他俩又是高等学堂本科读了 3年的同学。1912年云南当局考选留学生，他俩都考上了作为留学预备班的英法文专修科。缪云台编在有 24人的英文班。

1年之后正式参加严格的留学考试，缪云台是英法文专修科考上的 13人中的 1个。缪云台学矿冶进了美国伊利诺大学，2年后又转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矿藏分布。1919年学成归国，为家乡云南服务。他先后担任过云锡公司总经理、省府委员、农矿厅厅长、富滇新银行行长、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现在，当云南大学急需物色校长人选之际，他根据自己对熊庆来的了解，郑重地向龙云推荐了熊庆来。

省务委员兼教育厅长龚自知也向龙云诚荐熊庆来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一职。

龚自知是一位有学问、热心云南教育事业的云南地方政权中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也是这次能参与选择云南大学新任校长人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青年时代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17年暑假回昆后，与早一年回昆的北大同学袁丕钧一起办起一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学术杂志《尚志》，龚自知任主编；后又担任《民觉日报》总编辑，显露了才华。以后担任过龙云的军部秘书长代省务委员会秘书长。

龚自知任教育厅长后，在龙云的支持下，排除各种阻力，实现了教育经费独立，为发展云南教育事业提供了财政上的保证，并建立规章制度确保教育经费得到合理使用。他对云南的教育事业作了很多努力。现在也正打算着手改进云大。他虽然与熊庆来没有直接接触过，但他也认为熊庆来是合适的人选。这除了他自己对熊庆来的情况注意了解过之外，还与方国瑜几次向他恳切建议聘请熊庆来回滇有关。

七七事变之前，旅居北平的云南学者甚少，理科学者唯有熊庆来一人，文科学者也就是方国瑜、徐绳祖二人而已。

方国瑜是云南丽江纳西族，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后，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在京的云南学生左派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1926年因一场大病休学回乡，由于云南战乱，交通受阻，被困于丽江。1929年秋北上复学，专心读书，潜心治学，想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几年后成了一位研究成果颇丰的历史学者，对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的造诣尤深。

方国瑜是 1925年在云南旅平学会的一次活动时初次认识熊庆来先生的，当时方国瑜还是大学生。熊先生此时是从南京转道北平前往西北大学。1926年熊先生进入清华大学执教之后，方国瑜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书，课余还参加编辑《云南旅京学会会刊》（季刊）工作，便多有向熊先生请教的机会。方国瑜对熊先生的学问成就和高尚人品了解颇深，特别让他感动的是熊先生早先在法国留学时照顾纳西族同学李汝哲的那番深情厚谊。

在国内的云南方言学堂与高等学堂念书时，李汝哲就与熊庆来是处得最好的同学。出国后，当熊庆来从比利时转法国住到巴黎之后，又与李汝哲一同租住了摩蔼夫人的房子，同住一室，朝夕相处。

李汝哲是云南丽江纳西族留学法国的第一人。他秉性纯笃，慎行寡言，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颇得师长器重。考赴欧留学时，名列第一。到法国 1年后，他攻读政治经济系，同时自修哲学、历史等科目。他对算学尤其有兴趣，遇到难题时，常常一连几天冥思苦想，题解不出来不罢休。他还潜心思考如何用算学方法去研究经济学，他“见识远大，对于文化，抱世界主义”。

但李汝哲体质素弱，经常生病。与熊庆来同住巴黎的这几年间，每次生病，都得到熊庆来的关心照料。1916年秋季，李汝哲升入大学三年级，因用功过度，开始咯血。但他仍手不肯释卷，照样努力，以至患上肺结核，咯血不止，病卧不起。其他学友有时来看望，房主人摩蔼夫人也殷勤关心，但更多的看护照料都是熊庆来主动承担了。几个月下来，为照顾李汝哲，熊庆来已形神交惫。可他仍未稍有松懈，也不惧怕被此病感染。到年底，熊庆来因近几个月来照顾好友李汝哲而被传染上肺病，开始咯血，人也很快地消瘦下来。

当李汝哲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医生都认为无力可救了时，熊庆来已经被传染上肺病，身体已很差，医生劝他换个地方休养治疗，熊庆来却仍不肯离开。他希望李汝哲的病情还会有转机，仍不顾自己地细心照料好友。李汝哲常常为此感动得眼里噙满泪水。

最后，终因病入膏肓，无力再救，李汝哲不幸于 1917年 1月病殁，年仅 26岁。熊庆来含着悲痛主持料理了好友的丧事，亲自殓葬，将好友的遗骸葬于巴黎的贝尔拉什斯墓地。料理完这一切之后，熊庆来才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到瑞士养病。

20世纪 30年代初，熊庆来还邀约几位旧友集资在巴黎为李汝哲修墓，并亲自撰写了《李君墓志铭》，在北京刻于铜牌，以备嵌入墓碑，熊庆来又嘱咐方国瑜将《李君墓志铭》文稿载于《云南旅京学会会刊》。方国瑜深受熊先生这种不顾个人安危照顾同学，并在多年之后仍念念不忘同学情谊的高尚品德感动，写了一篇短文，发表时附于《李君墓志铭》篇末。方国瑜赞叹：“迪之（熊庆来字迪之）先生，心胸开阔，为人难得！感人肺腑。”

多年来，方国瑜心中非常钦佩熊庆来先生——“先生之学问道德，为全国人士所景仰；数年间，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暨理学院院长。滇同乡留学北平，莫不以为表率。”

1936年，方国瑜应云南通志馆之聘，回到昆明。尔后又应省立云南大学之聘，兼任文史系教授。他同样是一位热爱桑梓、以振兴云南教育为己任的学者。兼任云南大学教授后，他看到云大亟待改进，便极坦诚地向龚自知及通志馆的秦光玉、周钟岳、由云龙、袁嘉？诸位前辈恳切建议延聘熊庆来回滇执掌云大。对熊庆来高尚品德的钦佩，更是方国瑜向龚自知多次推荐而强调的主要理由。

龙云夫人顾映秋也向龙云介绍了熊庆来的很多情况，极力向龙云推荐熊庆来。20世纪 20年代顾映秋在北平就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外语系，也因云南同乡关系认识了熊庆来先生，常来清华拜访熊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当熊庆来得知她是顾品珍的侄女后，对她更加关切爱护。她对熊庆来的为人、品格、才干、学术地位等都特别清楚，一向对熊庆来十分敬重。她告诉龙云，熊庆来对云南家乡有深厚感情；为人诚笃宽厚；确有真才实学，在国内国际都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又是留法学者；也无任何党派关系；10多年来先后为东南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创办过算学系，还代理过清华理学院院长，有办大学的实践和经验，更有办好大学的热情。

龙云经过郑重考虑后，认定熊庆来便是他心目中云大校长最合适的人选，遂下决心要把熊庆来聘回昆明任云南大学校长。为实现这个目的，龙云不仅通过张邦翰、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顾映秋等人劝说熊庆来返滇服务，同时，龙云还尽量地利用一些与熊庆来有交谊的人去劝说熊返滇担任云大校长，体现出一片思贤若渴之心。

1937年 4月初，熊庆来收到老友张邦翰（字西林）写来的一封信，郑重地向他转达龙云主席有意诚聘他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的信。信中详细告知了云大“倒何”风潮导致何瑶离职的有关近况，谈到龙云和桑梓父老以及知友们对他的殷切期望。接着，他又先后收到友人缪云台、方国瑜与张邦翰信中同样意思的来信，从旁敦促，请他下决心回滇服务。

4月中旬，刚从北平去云南出差的友人赵康节也写来一信。他是受龙云主席之托代为敦促熊庆来应聘而写的此信，其中专门讲了龙云主席委托的经过和龙云很诚恳的一番话。

赵康节是作为国民政府组织的京滇公路周览团成员之一，4月中旬到达昆明的。抵昆次日晚上，龙云在威远街私邸接见周览团成员中的 4位云南同乡：交通部代表柳发堂、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代表胡毓英、实业部代表赵康节、云南公路总局代表钱阶。其中，赵康节 1927年至 1933年在清华读书的 6年中，常向熊庆来请教，有较深的私谊。龙云夫人顾映秋在北平读书时，也曾去清华看过赵康节等云南同乡。

这次赵康节来昆，可能是顾映秋告诉了龙云，说赵康节与熊庆来相熟，有交谊。于是，龙云在对 4位周览团成员各有勉励之后，特意对赵康节道：“你知道本省只有云大这么一所大学，我一向有心要把这所大学办好。而要把它办好，首先是在校长得人。现在，这所大学的学生闹学潮，原来的校长呈请辞职。想当这所大学校长的人有好几个，我都认为不适合。想来想去，觉得请在清华的熊庆来先生回来担任这个职务，最为恰当。我已托张西林和缪云台两人写信去请。听说你和熊先生很熟，想请你也给熊先生去个信，代为敦促。”赵康节很快就给熊庆来写信专门谈了这件事。

从张邦翰、缪云台、方国瑜、赵康节各位的来信中，熊庆来看到龙云聘请自己回滇任云大校长的决心很大，情意颇为恳切；教育厅长龚自知也深有诚意；众友人又殷切劝返；顾映秋也敦请南归，熊庆来心中难以平静了，“惭幸交集”。但历来为人谦虚谨慎的熊庆来深知此事重大，是否应聘，一时难以作出决定。他请张邦翰向龙云转达辞意，同时开始就此事向相处甚深的学生知友严济慈、吴新谋，以及同事好友李书华、孙洪芬、翁文灏等人征询意见，听取他们的看法。

在前段时间分别委托过几人给熊庆来写信转达邀请之意后，5月下旬，龙云主席正式给熊庆来发出一封敦请他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的专电。

熊庆来收到龙云主席正式的专电后，心情是复杂矛盾的。他多年来对故乡云南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希望为故乡做贡献的抱负是强烈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是坚定的，但此时他还是有些犹豫。也许是深感应聘的责任重大，也许是感到云南的现状比较复杂，也许是出于他谦逊的本性，觉得自己多年来致力学术研究，行政非自己所长，担心有负厚望。所以，虽然因家乡最高当局的殷切诚意和家乡父老对他的期盼而极为感动，内心深处已经生出愿意接受应聘、为家乡教育事业做一番贡献的念头，但他还是未能做出最后决断。他于 5月 31日给龙云复电，婉谢了龙云主席的敦聘，电文如下：

昆明。省府龙主席：责重辁才，惧不胜任，敢请物色贤者，于可能愿从旁尽力。

熊庆来。世 。

此时的熊庆来，心情确实是有一些纠结的。一天之后，他感到自己回复龙云这通“世电”还不足以表达自己“惭幸交集”复杂矛盾的心情，想再加以较为详细一些的说明，于是，他于6月2日又再给龙云发出一封长电：

主席龙公钧座：

走 猥以辁才，渥蒙垂注，欲畀以主持省大之任，由西林先生函告。闻命之下，惭幸交集。窃走受桑梓厚植，义务所不敢辞，但以种种原因，未容拜命，曾请西林先生转陈，乃复蒙钧座托渠函劝，并亲电促及。词意殷切，鄙怀愈深感激。然反复考虑，觉省大在此困难情形之下，整顿必须长才。走自顾疏拙，且于省中情形复多隔膜，计难胜任，用敢仍伸辞意，恳钧座另任贤者主持，走如有可效寸能处，愿从旁尽力。由电谨覆，谅邀俯鉴，惧词简不达，用再渎陈，有负钧座期许及父老属望之厚意，罪憾实深。临颖无任惶悚。

敬颂

勋安！

熊庆来 谨上
廿六年六月二日

第二天，6月 3日，熊庆来便接到龙云复电：

北平。清华大学熊迪之先生鉴：世电诵悉。省大事此间同人迭经商酌，咸以为非兄莫属，务请乘此暑假返滇，以便面商以后一切进行，是所至祷，并盼先期见示。

龙云。江秘。印。

龙云的几次来电，让熊庆来深切感受到了龙云办好云南大学的决心和邀请自己的诚意。在云南的挚友们的来信也让他感受到了故乡父老对他的真切期盼。多日来，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变边远地区的落后，改变国家教育、学术发展的不平衡，怎样做才能使云大走出困境。他想到自己身为云南人，作为云南培养的留学生，自己义不容辞。他同李书华、孙洪芬、翁文灏、周炳琳、严济慈、吴新谋等一些知友交换意见，共同探讨。最终，熊庆来逐渐酝酿出了一些想法。他认为：“鉴于当时国家教育学术的发展就地理言甚不平衡，边远省区尤少健全高等学校，倘有可能则将云大经营成一大规模的大学，因之成一西南的学术中心，是一有巨大意义的事。”但他又感到，以云南一省的力量不容易办成这件大事，于是想到了两个办法：第一，谋求改省立大学为国立；第二，争取各基金会的补助。这样，就有助于办成这件“有巨大意义的事”了。

熊庆来的这个设想得到了翁文灏、李书华、周炳琳几位学术界人士的赞同与支持。这几位学术界有关人士都是熊庆来的至交。熊庆来曾担任过中华教育基金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的留学考试委员会及研究成绩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负责评阅试卷或审核数学研究成绩工作，所以他清楚基金会运作的有关情况，与这些组织的有关人士也都很熟悉，特别是其中的李书华、孙洪芬、翁文灏等几位，都是他的好友和曾经的同事。

李书华是留学法国的国家理科博士，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平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又兼任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董事、中法教育基金会委员会中国代表主席，还一度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孙洪芬是东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熊庆来在东南大学任算学系主任时，他任理科主任，是熊庆来的上司，早有很深的交往。家中临时出现经济困难时，还曾向他借钱解难。后来，他曾先后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秘书、秘书长、干事长、董事等职。

翁文灏是熊庆来的清华同事。熊庆来在清华大学代理理学院院长时，他是地理系教授，曾兼任地理系主任，同时还在国民政府兼任要职。

周炳琳是北大教授，时任北大政法学院院长，在政界、教育界影响力极大。

熊庆来的这些设想不仅得到了他们几位的赞同和支持，严济慈、吴新谋等学生知友也都热情赞同和支持。于是，熊庆来决定按照龙云的提议，利用暑假去昆明，先与龙云面商有关事宜，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他于 6月 8日复电龙云：

昆明。省政府龙主席：隆意深感，愿归助筹划，下月中可到。另函意见，务恳俯纳。

熊庆来。齐 。

龙云收到熊庆来应允“愿归助筹划”的齐电后，当即复电，望熊庆来早日回滇：

北平。清华大学熊迪之兄鉴：齐电诵悉，甚慰。希即早日启程，何日动身，并希电告。

龙云。佳密。印。

熊庆来在发出“齐电”之后，接着于 6月 9日给龙云写了一封信：

主席龙公钧鉴：

又蒙赐电，期许益殷。私心怀感，莫可言喻。曾经电覆，想荷鉴察父老迫望如是，走何敢复事踌躇？今决即返滇，一尽寸能。走意校长仍宜由一年高望重者任之，走愿尽力从旁辅助。然一校之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济事，至望各方面均予以助力，庶众擎易举，使西南有一良好学府之基础。特有陈者，无米之炊巧妇所难。省政府迫望省大发展，于未改国立前须每年指拨经常费国币至少二十五万元（他省同等学校如河南大学重庆大学等经常费皆在三四十万元），方可增加设备，提高教授待遇，使有相当规模。改革之始，尤须酌筹临时费，以为建筑或特殊购置之用。至大学组织上，为易发展计，亦频有所变更。走拟即草一计划，以商讨。清华考试事尚未结束，又走对于中央研究院及中国数学会亦均负有责任，未能立即交卸。一俟各事结束，即当由海道返滇，到省须下月中旬。倘大学计划须早定，以便聘人及招生，则走可由航空飞返。忙中草陈，语不尽意。

敬颂

勋安！

熊庆来 谨上
廿六年六月九日 BtVCFcoEOIh/mjQRNRlqrQs1l+pLdbt4QDQx6TA41B4w1A7kISedvWh4yCBiRm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