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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始终以“他者”为研究对象，从而推动了学科对异域的不断探索。而在区隔“他者”与“自我”之间的那条“线”，便是人类学视野里的“边疆”“边界”。
随着20世纪人类学由初民社会到本土社会的学科转向，由此这种对于差异、对比、不同的人类学“边疆”“边界”探索，便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类学出现了“边疆人类学”这一分支研究领域。其中，英国人类学家黑斯廷斯·唐南、T.M.威尔逊是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他们促进了西方人类学者以人类学视角聚焦边疆研究的序幕，最终共同推动了西方边疆人类学的理论发展。
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边疆人类学的出现一方面受益于人类学在理论、方法等研究上的学科转向，另一方面则与世界多元的意识形态、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密不可分。
故而，对于边疆人类学的发展走向，黑斯廷斯·唐南曾指出“要从关注边疆包含什么，转向边疆本身，以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边疆过程”，
最终这一思想成为人类学边疆研究与边疆人类学探讨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西方边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所以最重要且首要的任务便是要定义什么是“边疆”、“边疆”的内涵是什么，等等。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通俗地将“边疆”的解读视为国家的分界线、国境的分界线，且更多的是以地理环境、政治因素来理解、思考“边疆”这一词语。由此，唐南认为“边疆是区分和连接国家的法定边界线，它的主要作用是对国家实体结构的划分，且起到捍卫边界线的功能，同时这种边境是基于国家领土之上的公民和机构所组成的，人们以此产生各种交往行为，并同民族—国家身份产生关联。”
可是，对于边疆的以上解读，我们除发现有对传统地理边疆的意义之外，还将“边疆”所充满的不确定性、游离性、变动性等特点纳入其中，甚至涉及交往行为、民族国家身份的讨论，这使得文化边疆的内容也隐含、蕴藏其中。为此，唐南在早期进行有关爱尔兰边疆和新教徒身份的边疆的人类学研究中，就已发现了“边疆”是充满着矛盾、模糊、混杂等文化特质的区域，在研究中需重视“边疆”具有的批判性、实验性、变动性、象征性等内容。
由此可见，西方人类学者并没有将“边疆”二字只看作国与国的分割线，相反，他们甚至把“边疆”“边界”看作为不同差异之间互动的点和交汇之处。
所以，西方人类学的“边疆”研究很少是以静态、固定的形式来开展研究的，而是多采用流动、动态的视角来探讨“边疆”，毕竟如上所述，“边疆”并非是一种结果的呈现，其更像是一种动态过程，而这种过程不是单一影响的结果，而是“边疆”内、外部机制共同作用下与波动性张力的结果。
由此可见，边疆人类学的“边疆”定义，更加立体具有多元性。基于以上结论，黑斯廷斯·唐南、T.M.威尔逊便指出，“边疆”不应只拘泥于地理意义的范畴，还应包含更多的内容，甚至可作为“文本、话语、实践和事件等差异性的一种表述”。
简单来说，就是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里和特定环境下，常常将“边疆”等同于差异与不同。由此，“边疆”具有的多样性、多面性内容被西方人类学不断深挖与解读，形成了人类学研究的“边疆效应”（Frontier Effect）。
故而，在“边疆”概念阐释的基础上，黑斯廷斯·唐南、T.M.威尔逊根据“边疆”定义的凝练，提出了边疆人类学在“文化边疆”“领土和政治边疆”“社会和象征边疆”的三个理论面向，它们也被视作边疆人类学的三大研究范式。第一，领土与政治的边疆。这一领域主要是将“边疆”作为国土、边界等地理空间的实体表达，或是在实体基础上开展有关国家与国家、地方与地方等空间场域的关系探讨。此外，领土与政治的边疆研究还将视角超出国土的限制，依托地理实体边疆，进行地方族群、跨国民族等问题的讨论，甚至包含国家权力、国家/地方在场，以及边疆地方和地方之外、国家与地方等主题的研究。第二，象征的边疆。此“边疆”是以德国人类学家巴斯的“族群与边界”为蓝本进行的。因为，“族群的共同性主要通过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互补等得以构成、突显与呈现，虽然互补性是增强族群之间文化独立性和共生性的重要因素”
，但却依旧需要通过“边疆”的界定与区隔才能划定出族群成员的身份资格，并建立他们的认同，进而形成社会关系的认同秩序和规则。所以，借助巴斯的理论，黑斯廷斯·唐南、T.M.威尔逊将“象征边疆”作为社会边界的角色来解读，进而还提出具有族群互补性的边界是能动的，由此得出社会边界的“边疆”便也是可以互动、跨越和交融的。因而，此时象征的“边疆”是以区分不同主体的边界功能、身份角色来呈现边疆内涵的。第三，文化的边疆。其主要是针对跨文化差异而提出的。由此得出，“边疆和边地不应单单只局限于地理范畴之上的民族—国家边缘，即国境线、疆域线，而应把边疆更加泛化，延伸为存在于多元文化相遇、交融、交锋、互鉴的任何地方或任何方面”。
诚然，此时“边疆”便被解读成为跨文化相遇、交汇之时，充满交锋、差异的一种隐喻。因为，任何文化在与他者共享和交融之时，总会发生身份认同与跨文化的碰撞、互动等多种表现形式，此时便自然而然地蕴含着“边疆”的潜在内涵。另外，由于文化边疆范畴巨大，内容众多，所以黑斯廷斯·唐南、T.M.威尔逊十分关注文化边疆所具有的研究价值，甚至提出应把文化边疆与实体边疆相互叠加进行探讨的学术指向。
由此可见，西方边疆人类学拥有着文化边疆、领土和政治边疆、社会和象征边疆的三个面向，共同形成了“边疆人类学”的基本内容和整体理论。故而，唐南的边疆人类学视角在全球化新的时代命题中，为中西方人类学者开展边疆研究指出了新方向，更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发展。
（二）中国边疆口岸的研究现状
1.口岸历史研究
近代以来，边疆口岸始终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沟通中扮演着重要窗口的角色。“就地理概念而言，口岸与内地多被对应于沿海港口和内陆腹地。但因为中国的口岸总是与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息息相关，故而便有了通商口岸、条约口岸、约开口岸等历史称谓。以此‘口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亦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和政治隐喻。”
因此自近代开始，像福州、厦门、泉州、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入境口岸，均利用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既是向外传播民族文化、汲取外来文化的“交换”枢纽，又必然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因而口岸社会本质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典型代表和特殊缩影。因此，在国内边疆口岸研究中，就有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以来外埠口岸的形成原因与历史过程进行过详细梳理
，总结出在外来强势文化影响中国口岸社会后，其城市功能便由此发生转向
，甚至在区域地位、地缘政治、地理角色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迁
。而自近代中国口岸开埠以来，势必导致引发“西学东渐”的“革命”，以至于口岸社会在西人、西物、西学和西制的背景下，经历着深刻的重构和转变，甚至口岸社会这一独特区域的产生、变迁，还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走向
，并促使了“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口岸社会精英”的形成。其实，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一方面受到过儒家传统的文化熏陶，在思想底蕴上具有中国本土性的特质；另一方面在近代口岸社会的文化场域中，在同西方文化的碰撞里，感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真髓，并感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一中西文化的交汇过程，使得“他们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不但受到‘儒家道统’根深蒂固的影响，还经受着‘夷夏之辨’的内心焦灼，以至于他们既想做到传播、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渴望，却又要做到排斥西方激进思想的坚守，所以导致这类群体始终处于不但要固守传统文化，更要面临如何进退的抉择困境”
。因此他们往往处于保守主义和变革倾向的矛盾思潮之中，且内心常常怀有“敏锐的耻辱感”，从而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意识、改革意向，
最后促进了“口岸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与文化变革的浪潮中担负起前驱者、开路者的角色，也就自然而然的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产生过巨大影响。不管是历史还是现今，边疆口岸均无可辩驳的承担着商贸往来的重要功能。随着历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单一“物”的全面关注，从外贸史角度考察流动的“物”便尤为值得探索。事实上，早在“唐宋以来，中外海上贸易就异常繁荣，而香料则在中西贸易中有着极其重要角色。其中，16到19世纪期间，葡、荷、英、美等西方国家便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泉州等地建立贸易基地和商贸会馆。这些国家甚至为了香料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并最后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贸易规则和流通办法。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金钱财富，同时也给中国带去了认识、开阔东西世界的时机”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茶叶成为世界贸易舞台的重要商品，口岸上的茶叶贸易与茶叶流动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产品，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之一。
这其中的中俄茶叶贸易，便拥有着尤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因受历史背景、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在货物数量、通商道路、经贸方式等方面发生过数次改变，使得中俄茶叶之路承载着变动性、间断性、博弈性等特点。
而清后期，因茶叶引发的中英贸易逆差，也成了近代鸦片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因此可见，近代商贸口岸的兴起与中西外贸的推动密不可分，这也间接导致一些地区的种植业产业结构，为适应口岸贸易的巨大需求，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
甚至有学者提出，今日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根源，同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地理分布不均和各区域通商口岸地位不同等因素，息息相关。
2.区域发展和口岸经贸研究
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些供人员、货物、运输工具出入国境的交通枢纽和国际通道等，均可被统称为“口岸”。
所以口岸是跨国贸易和边地发展中的重要窗口。在此以陆路口岸为例，它作为所在边疆地区、边疆社会的经济发展基石，依托边民互市贸易同邻国边疆市场相互勾连，进而依托口岸的通道功能，完善边疆地区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再次，有学者“以新疆为例，探讨分析了边疆贸易与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口岸所扮演的交通枢纽角色，是边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据点”。
还有学者从“广西边贸口岸的空间格局入手，论证了口岸对于边疆城市起到的辐射作用”
。同时，由于口岸经贸与其所处腹地之间的互动经济关系，国内学者进行了“口岸—腹地”的互动探讨，他们将大城市具有的集聚经济与交通节点的中心特征对应于口岸腹地，
提出了口岸腹地是依托边疆口岸形成的经济辐射圈，且类似于中心城市那样，是物质流动、资金流动、信息流动等彼此交汇的重要枢纽。此外，近年来，随着国内口岸的开放，口岸旅游也成为口岸贸易新的增长点。该领域一方面将口岸视为大门，讨论入境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变迁；
另一方面开始关注边疆旅游的相关内容，
并将边疆旅游同边疆扶贫叠加探讨。
而依托口岸拥有的贸易功能，边民互市成了近年来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其成果大概可以归为三个方面：第一，边民互市的特殊政治功能。相关学者论述了互市在提升边民国家意识、族群互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进而说明边民互市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起到的积极正面的作用。
第二，发展互市特色产业与口岸型城镇化。多数学者认为应借助口岸地缘优势积聚力量，完善物流产业、加工产业、跨国旅游等经济发展模式，走适合边疆地区的城镇化道路，
并实现口岸城市对口岸产业的反哺、培育与支撑。
第三，互市、口岸与城镇化的关联性。多数学者在分析口岸的功能和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了口岸是边疆地区发展城镇化的动力之源，
认为边民互市可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依靠区位优势经济发展的有力机遇。
3.跨国民族研究
对于边疆口岸的研究，在民族学与人类学领域均一直围绕于跨国民族和边疆地区治理的两大主题展开，相关学者对此进行过积极细致且全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受改革开放的影响，相关学者将国家治理的研究视角逐步由内陆转向边疆，着重开展中心与边缘、中国与邻国等主题的探讨。在此境遇下，尽管自90年代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才开始涉足跨国民族这一研究，但依旧成为中国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领域，并经历了学术研究从“跨境民族”到“跨界民族”的概念讨论，最终使用“跨国民族”一词。随后，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延边大学等高校设立研究机构，培养众多人才，形成完备学术梯队，进而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跨国民族及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在跨国民族的研究中，因为涉及国与国、人口与人口、文化与文化的互动，所以跨国民族更多的是以国家边界上的同一文化群体来予以解读。而也正因边疆、跨国、口岸的存在，使得跨国民族拥有着“界限”“民族”“国家”三个核心内容。
跨国民族的“界限”，主要是指跨越国家的“界限”，简单来说就是跨越国家的“边界”。而“民族”，则指的是在国境两侧生活的文化族群，而跨国民族这类民族群体往往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或共同的文化认同。第三“国家”，其是跨国民族存在的根本和本源，因为国境两侧的族群虽是同一文化属性的群体，但是却分属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国籍。
由此，提醒我们在跨国民族研究中，需要视野时刻带入到所跨民族的群体身份、所跨国家的对象主体等相关问题。如生活在我国的“西北跨国民族，他们拥有历史悠久、文化相似、认同紧密的族群文化，从而形成了以历史渊源和自然生态为基础、族群文化和民族文化为核心、跨国多元和认同紧密为形式的三层一体的西北跨国民族体系。
这一体系不仅在边疆地区架起了中国与中南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还在文化层次起到了文化戍边、文化治边、文化兴边的功能，更为当今跨国民族的边疆安全、和平戍边提供实际参考与现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