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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The Middle Ages）一般是指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 476年）到 14世纪文艺复兴兴起这一阶段，横跨了整整 1000年的时间。通常认为，中世纪是所谓的“黑暗时代”，是楔入古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的一幕巨大的悲剧，笼罩在一重重铅灰色的迷烟巨雾之中。然而，如果对中世纪做更为细致与近距离的观察与了解的话，我们对中世纪阴暗、压抑、沉闷乃至于恐怖的固有映像将得到改变。历史并非静止的死水潭，而是在众多因素和条件推动下不断向着某个方向流淌的河流；河流有曲折，但百川终到海总是一定的。“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的目标即使是为了他们所认识，也对他们会是无足轻重的。”
三个具有鲜明阶段特征的不同历史时期共同组成了中世纪的 1000年：中世纪早期（Early Middle Ages，500—1000）。由于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和蛮族的南下与西进，这段时间的西欧经历了在动荡不安中的转变，稳定、自信的西欧文明开始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出现。中世纪中期（Central Middle Ages，1000—1300）。在这 300年的时间里，城市经济得到繁荣，教育得到振兴，人口实现了增长，疆域获得拓展，宗教得到了改革，一种欣欣向荣的气氛笼罩在西欧的上空。中世纪晚期（Later Middle Ages，1300—1500）。虽然在这一时期西欧经历了空前的饥荒与瘟疫的肆虐，但当 1500年到来的时候，“欧洲的生产技术、政治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发达却使之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具有绝对优势”
。欧洲在告别中世纪的时候，由于已经或多或少拥有了某种程度和形式的现代性
，或者已经知晓了获得现代性的路径与方法，站在了“现代”的大门口。因此，无论如何，中世纪都不是一个死寂沉沉，充满恐怖与压抑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对现代毫无认识与自觉却最终促成现代欧洲的时代。“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从贫困而极不安定的农业社会发展成强盛而别具一格的文明社会，对当代世界的成形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孕育了现代欧洲，并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中世纪在管理思想方面留给后世的重要资源大概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西罗马帝国轰然崩塌之后的废墟上，入侵者（日耳曼）的传统制度和古罗马的制度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融合发展，一种兼容了两种制度的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封建制度出现，欧洲的罗马及日耳曼故地先后完成了封建化，这一过程中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制度对后世的管理实践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其次，古罗马虽然崩溃了，但罗马国教基督教却在废墟上兴旺发达，基督教教义与宗教实践中所蕴含与展示的管理思想，不仅对中世纪的西方世界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当代的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最后，古罗马是城市的帝国，帝国覆灭，城市文明的火种在浩劫中却得以保存，11世纪开始，随着手工业与商业的复兴，城市也逐步复兴，中世纪城市的商业管理与市政管理思想与实践，深刻影响着近现代这些领域的管理思想与实践。下面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欧洲封建制的完全建立，中间经历了一个以北方蛮族（barbarian）大迁徙和大混乱为标志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武力征服与文明同化相交错，制度否定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
在此过程中，罗马文明与日耳曼民族传统相融合，封建制这一对于欧洲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新制度得以形成。“封建制度的辽远的根源在于，教会和日耳曼人所采用并继续的过去罗马世袭的所有权制度以及日耳曼个人忠诚的古老概念，就是最初战争队伍的全体成员对他们首领的忠诚概念。所以，罗马人贡献了财产关系，日耳曼人贡献了人身关系，他们的结合形成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质。这两种制度成为同一东西的正反面。”
回溯历史，近现代欧洲一切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思想、制度和组织都萌芽于封建制度时期。也就是说，没有封建制度，就没有近现代欧洲。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结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文明程度相较罗马而言低很多，尚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日耳曼民族，当他们成为罗马故地新的主人之后，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已然无法满足新的需要，亟须一种制度创新以实现对所征服地区的组织。“他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替代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种替代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非常迅速。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就发生了。”
征服者，通常称为“王”，将新占领土地以采邑的方式分封给作战有功的将领、家臣，将领和家臣又将自己的受封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下属和家臣。随着土地的层层分封，封君和封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也得以建立：封君授予封臣土地和耕作土地所需的劳动力，并提供保护；封臣对封君宣誓效忠，奉命为其服军役，并贡献财物。根据封建原则，任何一个封臣都可以将受自封君的土地再转封出去，而且还可以自行设定领有条件。因此在当时，一个封臣通常向多位封君领受土地，他可以有不止一位封君。同时，他也把受封土地再转手分封出去，因此也有多位封臣，从而使实际中的封建关系十分复杂。
这种“分封建制”的本质是一种以土地等级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以逐级授权的方式实现了分权。在实行豁免制度的情况下，这种逐级分权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豁免制度下，各封建诸侯得到了治理自己封地所需的相对完整的权力，诸侯可以自由地贯彻自己的治理意图和意愿。这一点，和现代管理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从而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借鉴价值——“封建主义代表着一种大规模的分权化事业，其条件和问题同当代政府组织和工商组织所面临的是一样的。”
其次，封建制度是一种关于集权和分权的制度设计，和罗马那种以强制力为基础的权力划分不同，封建制的权力划分是建立在封君与封臣对责任关系或者称为契约关系的互相尊重与信守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柔性的，以共同利益或者说是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力划分机制。这一机制对于现代管理的启示在于：一方面它证明了通过有效分权所建立的等级制可以增强组织整体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了契约和共同责任在分权中的重要性，一旦共同责任消失或者契约关系无法得到双方的尊重和维护，组织的坍塌将是必然和迅速的。最后，封建制向当代管理者表明，授权并非是权力的让与而是权力的授予，授权者始终有将其所授权力收回的权力。如果管理者想在分权的基础上完成一项组织职能，那么就应该在权力授予而非让与的基础上来完成，“否则的话，所追求的分权化就会变成组织的瓦解”
。
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和作为一种思想的基督教哲学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两者不是同一的。基督教哲学是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哲学有两大来源：一是作为它思想根源的古希腊哲学遗产，重点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二是包括新旧约全书在内的《圣经》以及对《圣经》的理论诠释。随着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东西交流的频繁化，伊斯兰思想、犹太思想以及那些被重新翻译成拉丁文的古希腊科学与自然哲学思想为基督教哲学注入了新的养分，成为中世纪中期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的基础性要素。基督教哲学一直在信仰和理性的平衡问题上进行努力，从早期的安布罗姆（Ambrose，339—397）、哲罗姆（Jerome，340—420）和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开始，基督教的理论家们就在为基督教提供一个坚实牢固的哲学基础而努力，早期的代表人物首推奥古斯丁。随着基督教哲学发展到经院哲学阶段，理论家们试图构建一个逻辑清晰的分析性框架，以调和化解基督教理论体系中那些具有矛盾性的观点与看法。“经院哲学家试图将一切知识——宗教的、世俗的、过去的、现在的、古典的、基督教的——囊括在一个大全式的体系中。经院哲学家坚信，某些知识虽然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但一定能用逻辑的方法加以调和，一定可以证明它们其实是彼此兼容的。”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这两位代表人物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管理元素的介绍，以窥基督教哲学中管理思想之一斑。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出生于北非塔加斯特的奥古斯丁，他的神学理论是基督教教父时代理论的巅峰。正是通过他，基督教教义才成为一个完整的、逻辑清晰的体系。“奥古斯丁实际上是将神学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大师，他的那种希腊式的缜密哲学思维和严整的逻辑推理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论的规范。”
奥古斯丁在反驳帕拉纠派人性论时，提出了基督教“原罪”人性论。他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是罪人，罪孽来自亚当的血统，亚当和夏娃触犯上帝被逐出伊甸园并被施以“死亡”的惩罚，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原罪”，他们的子孙都带有原罪；人自身没有办法摆脱原罪，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奥古斯丁关于人“原罪”的人性假设，对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的性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受其学说影响的组织和个人的管理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直接启发了后世管理学者对管理对象人性假设的继续深入思考。奥古斯丁在其最重要的著作《上帝之城》中提出“上帝之城”（Civitas Dei）和“世人之城”（Civitas Terrena）的“双城论”。他认为，上帝不曾允诺给予在此岸人民以幸福和保护，上帝应许的是彼岸的幸福。“上帝之城”的概念集中表达了基督教对彼岸的追求；与之相对应，“世人之城”的概念则集中表达了基督教对此岸、世俗、现世的鄙视。两座城是对立的，对上帝不同的爱，造就了两座城。“爱自己而轻视上帝，造就了地上之城；爱上帝而轻视自己，造就了天上之城。”
因此，奥古斯丁对两座城的区分实质是按照基督教伦理对人进行的区分，从而突出了虔诚、勤奋、节约、友善、诚信等基督教伦理及其人们遵守这些伦理的重要性。在一个基督教无所不在的社会，通过对基督教伦理的强调，深刻地影响与规范了人们包括管理行为在内的各种行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富裕的基督教贵族家庭，125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神学院并在教皇的保护下获得最高学位（当时的最高学位是硕士）。阿奎那的主要贡献就是成功地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诠释基督教教义，调和了两者的冲突，将哲学和神学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肯定了人类的理性，为理性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阿奎那思想中的管理元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阿奎那借用亚里士多德国家起源的理论，在神学中给予国家和政治以积极的、肯定的地位，论述了国家的管理职能，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人的社会性基础之上的公共机构，目的是保护和促进人的公共幸福。在阿奎那看来，所谓的幸福并不单纯是世俗的幸福，在基督教信仰之下，幸福还意味着按照基督教教义过符合道德的生活，因此，国家的重要目的就是促成人类过上有道德的生活，为此国家需要确保道德生活的三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社会的和谐融洽、团结和睦；二是社会是以行善为目的的；三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阿奎那认为，确保这三个条件的实现和发展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其次，阿奎那从神学角度对法律的管理意义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
这本质是上帝的旨意，必须以实现社会的整体福祉为其真正目标。任何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祉的公共力量，都是合乎法的和合乎正义的，法是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阿奎那强调，由于罕有贤明的人士，人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权力的滥用，因此，为确保政治的稳定和功效，法治是最可行的治理方式。在实践中，管理者（统治者）应该通过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其他别的力量来促进公民的正义与善。在阿奎那看来，道德之善的获得正是重复那些由法律所规定的行为的结果，或者是在良法之下生活和教育的结果。最后，阿奎那在他的神学范式下，对他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正义问题、私有财产问题和借贷关系中的正义问题等经济管理问题进行了论述。他提出“正义价格”理论，即认为一种商品的所值或价值就是该种商品的正义价格。阿奎那认为，正义价格不是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是一种估计的结果，是在特定地点和实践中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价格，是必须由律师或神学家这类公正的人估计所决定的。这成为中世纪人们对市场上的交换价格实施管理的依据。
随着 10世纪晚期外族入侵和社会动荡趋于平和，欧洲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猛发展。为满足消费与交换范围不断扩大的需求，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易的手工作坊和集市开始出现，商业活动的频繁化为古老市镇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开始复兴并获得成长。在此背景下，专门用于规范生产活动、市场活动和城市生活的管理思想和活动开始出现，这些思想与活动的制度化表现就是行会制度、集市职员制度和城市宪章。
行会（guild），顾名思义就是行业从业者联合会或者协作会。最初，从事某一特定产品生产与买卖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大多集中在某一区域内，这样既有利于同行业的交流合作，又有利于相互监督，维持行业生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按不同行业进行划分的行会。在德国，最早的行会是形成于 1106年的沃姆斯的鱼贩行会。为了维持本行业的正常发展，维护从业者的利益，行会形成了特定的行业管理制度，具体包括：
1.行业从业资格。手工作坊一般由学徒、帮工和师傅三类人组成，他们之间是一种带有封建等级性质的师徒—雇佣关系。根据行会的规定，只有师傅才具有从业资格，可以独立开业经营。要成为某一行业中的一个师傅，就必须从学徒干起，经过 2～7年的学徒期学习之后，升为帮工。与学徒从师学艺，无偿劳动不同，师傅要支付帮工工资。工资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货币工资也可以是实物工资，但工资标准却由行业规定，任何作坊不得突破。帮工升任师傅需得到行会的批准，行会对此有着严格的规定，需要举行特定的仪式。师傅是行会的正式成员，有权参加行会的大会。行会除了对本行业的师傅数量严格限制之外，还有其他的诸如财产等方面的限制。因此，要成为一名具有行业从业资格的师傅，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对生产原材料的数量与质量做出规定。行会一般不集中采购各作坊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而是由各作坊自行处理，但是会对原材料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规定。如果某一作坊购买的原材料过多，那么其他的作坊可以分享这些原材料。
3.规定作坊规模。行会对作坊的生产规模，包括作坊招收学徒与使用帮工的数量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同时，行会还对作坊的生产时间也做出了规定：冬季最长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12小时，夏天则不能超过 16小时，无论冬夏，都严禁夜间生产。“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更重要的是限制生产者生产过多的产品造成生产者之间的不平衡。”
4.对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做出规定。行会规定任何作坊不得生产质量低劣的产品，同时也不能生产过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劣就得就地销毁，严禁销售；如果生产了过量的产品，则需要被处罚罚金。
随着商品交易的频繁化和固定化，定期举行的集市开始出现。12世纪以后，集市大量增加，许多欧洲城市诸如威尼斯、科隆、斯图尔桥等都有集市，国王和诸侯采取各种措施确保集市安全，并设立专门的法庭开展与集市交易有关案件的审理和各种纠纷的仲裁，同时，国王和诸侯也通过征收集市税、市场税、交易税等税金和收取租金、地皮费等费用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中世纪最著名的集市当属位于法国巴黎以东香槟（也译为香巴尼）伯爵封地上的香槟集市。香槟集市轮流在特鲁瓦、拉尼、普罗文斯和巴尔四座城市举行，每个集市持续一个半月，特鲁瓦和普罗文斯的集市则各举行两次。所以，除了非常短暂的间断之外，整个香槟地区可谓全年集市不断。
为了加强对集市各项活动的管理，香槟集市发展出了一种集市职员制度，具体包括：1.集市监督员。一般为 2～3人，负责集市的司法、维持秩序和公布管理法令。2.集市书记员。又被称之为监督助理，起初只是在市场监督离职时暂时代替监督行使职权，以后逐渐成为集市的真正管理者。3.集市监印官，也被称之为秘书。主要职责就是把香槟伯爵的印信加盖到集市期间所签订的一切重要契约上。4.集市警卫官。职责是维持集市的秩序与安全并监督各种命令的执行。除此之外，香槟集市还设有集市法庭，用于调节各种纠纷，裁决相关案件。集市法庭是一种上诉法院，从这里可以上诉到国王的最高法庭。
城市是古罗马文明的标志，被北方蛮族入侵所毁灭的城市，在 10～11世纪时随着商业的兴起得以复苏，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成为欧洲新的政治、宗教或经济中心。“宗教、商业与城市政府并存在城墙以内，但是把城市改变为欧洲的经济中心，并让城市第一次只依靠商人和工匠的活动生存下来的，则是其商业活动。”
因此，城市成为商人们的聚居地，商人是城市居民的构成主体。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经济实力的壮大，城市居民逐渐掌握了更大的影响封建领主的力量，通过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取“自由特许令”（freedom charters），又被称为“城市特许令”（urban charters）的方式，城市居民获得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商人利益，促进贸易发展的特权：蠲免税负，获得一定的行动自由，拥有城镇财产而无须履行相应职责，以及自治的自由。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强化，使城市开始向着“城市自治体”（commune）转变，拥有自己的政府、法庭、税务机关等。欧洲城市的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长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经验终于在居民中间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即反映在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不论是男爵、主教或主持，承认城市为一个自治社会。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以暴力方式来反抗封建权力并要求宪章的自由。”
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早期中世纪欧洲未曾有过的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通过“城市宪章”实施着有效的市政管理。市政管理的思想在“城市宪章”中得到体现，具体包括
：
第一，人身自由。在欧洲许多城市的“自由特许令”中明确给予市民人身自由，免除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作为农奴标志的结婚税等税负。有的城市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严格遵循着惯例，给予从领主的领地逃到城市满一年零一天的农奴以人身自由并加以保护，领主不能强制逃亡农奴返回领地。
第二，土地自由。虽然城市的土地在法律上属于领主的财产，但城市居民可以通过缴纳一定货币地租的方式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而不负担沉重的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尽管城市土地的使用者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所使用土地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处分土地的自由，可以将土地出售、抵押、转让或者转租。
第三，司法独立。大部分城市的“自由特许令”都规定，市民只能由城市的司法机关审判，从而确保了城市的司法独立，使司法从封建的领主审判权下解放出来。在城市中通行的是从城市习惯逐渐演变而来的适应工商业的城市法。城市法庭的法官一般通过选举产生，大部分由商人或者其代表担任。
第四，财政自由。城市与封建领主约定，通过以每年向领主缴纳固定数额经费的方式，以取代领主所拥有的对城市征收市场税、法庭罚金、任意税以及地租等各种税费的权利。
第五，贸易自由。城市被允许定期举行市场或集市贸易，城市居民经商免交市场税。但这种税金的蠲免只针对本市居民，外来商人仍要缴纳各种税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