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人间的力量有三种基本形式：暴力、财富与知识，“其中知识最为重要”。校园文化的密切关注点，正在于这个“最为重要”的知识力量。讲坛怎样传播这份力量？简要地说，就是“给大学生常识，给研究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是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的见地，也为我们所心仪。

学术常识，是做学问的根基。“实事求是”是态度亦是常规意识，即不妄夸，更不扭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笃实精神也是常识准则，就是平和公允：有感情而不感情用事。“日知其所亡”（无），是学术水准质变的预备与潜力的蓄积，既不急于求成，又要孜孜不倦。譬如毛竹，栽培的头5年几乎不见生长，5年后每天最多时可长高半米，这就是“根基”的作用。“东陆讲坛”注重学术常识的培育。比如对云南著名的“红顶商人”——富商王炽的讲评。讲座嘉宾指出，云南属边疆省份，人物、事件多不为人所重视，恰当地评价滇地人物及其业绩，是实事求是，也是尊重桑梓。因而对王炽杰出的管理才能、公关水平、运作中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清晰公开的营商账目、管理中设立员工“人力红利股”、以“利益共享”的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人才使用方略、重视员工福利、厚待员工的用工态度，以及认真做事、不尚奢侈等商业运作模式，详而叙之，使人得到启发。尤其是在1883年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考虑到边疆危机，王炽出手阔绰大度，在经济上给予出征抗法的中国军队有力支持等，都本着“论从史出”的原则，作出肯定。但也指出，时下有些人对王炽的拔高溢美赞誉却并不可取。如声称王炽在滇的“同庆丰”票号“花巨资买回滇越铁路权”，“捐助云南大学办学”等说法，都缺乏历史依据，亦属缺乏常识。甚至以王炽家族获“三代一品封典”作为历史上云南商界的莫大荣耀，也属于缺乏常识。事实上，这种封诰，是朝廷对受封家族先辈亡人的荣誉性褒扬，出钱便可获得。不过是清廷敛财，商人追求虚荣之操作，揆诸清代商界，得此“殊荣”的，王炽家并非唯一。

学术常识还包括历史认识的公允，言之成理的认知。理就是常识。比如对明代撰写了《滇南本草》的云南嵩明县人兰茂在中国医药史上的地位的认识，讲座嘉宾在涉此问题时，不是简单地作单薄的比较，去强调《滇南本草》比同时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书早了142年，或突出《本草纲目》载药物1892种，《滇南本草》只记载药物544种，不到前者的1/3。而是指出《滇南本草》是地方性本草著述中较为完整的一部，《本草纲目》则译为英、法，德、俄、日、韩多种语言，有不同的影响面。然而，它们都是中国医药典籍中带总结性的著作，在相当程度上共同体现了中国医药学发展新阶段总结性的成就。地方性医药典籍具有“身土不二”，“一方本草宜一方人”的针对性。因此，《滇南本草》所载药物半数以上是地方性中草药，药源广、性味确，与本地气候、环境、多发病与治疗、养生机理更易吻合；而且其“治病必以培根本为主”的医药重心指向，调阴阳、养正气、强生机为主导的医疗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的免疫力、健康均衡水准为“培根本”的关注点，而不只是关注“袪病”的“疗疾”，是一种整体医药观，这种认知，是中医药作为国粹的常识认知。这与《本草纲目》的认知有共同性。“常识”并不简单。

从学习常识的大学生，变成创新知识的硕士研究生，是一个大转折，需要研究方法的引导。学校的第一课堂和文化讲座这个“第二课堂”，当然都于此有大关注，这是培养别具只眼的研究生必由的途径。比如学术研究中的“溯源法”或曰学术史式的研究方法，从源到流分析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状况，探索形态转型的诸多背景、演变的价值、命题的深化等，可在不割断的连续发展中，研究由此及彼、除旧布新的线索与凝结，让学术为现实服务。又比如在推动民族振兴与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怎样看待“民族国家”的命题。本年度的讲座《中国何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用溯源法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揭示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从“主权王有”到“主权在民”的演变，阐述“民族国家”的特征：国家主权只能由民族（全体国民）行使。1912年中国出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曾提出“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949年后，学界认定“中华民族”是“合国内诸族为一体的大民族”，是国民整体化的多民族共同体，即“多元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就鲜明地宣示了“主权在民”的国家形态与多民族一体的民族结构。1954年，新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的政治制度。至今，“人民至上”的理念与准则深入民心，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态，这对于西方否定中国是民族国家而指之为“威权国家”，从学理上予以了阐明和反驳。“方法”给研究提供了鲜明的洞见。

本年度讲座中，最具“私人情感化”的讲座是《耳提面命二十年——追忆赵仲牧先生》，其中演讲人追忆自己做研究生时，导师赵仲牧先生既不排斥演绎式的理性主义研究方法，如大前提、小前提、大判断、小判断的思维逻辑，更根据当时作为研究生的自己的专业，引导学生运用分析式的归纳哲学研究方法，即从“考察”中发现知识，在知识中“分析”事项，在分析中发现特征。也就是从事实出发，用实验科学的方法进行科研创新。这使自己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大受禆益。先生指导研究生做学问的方法，远离“游谈无根”和“放言高论”那类云里雾里不着边际的话头和路向，而是采用朴实无华的方法：先有构思—制作提纲—搁上一段时间以沉淀文字与表达—反复思考—不吝修改（因为好文章是修改锤打出来的），使科研成果经精雕细琢更臻完美。这是思维整理的方法，也是有效的运作方法。仲牧先生是“鸳鸯绣成凭君看，也把金针度与人”，使人在品味中日益留神“方法”这个要诀。嘉宾的专题讲座，充满情感，也充满理性。

文化讲座也努力“给博士生视野”。因为学问之道，大抵“理无专在，学无止境”，而视野极大地影响学术高度。尤其是人文学科，所谓“入浅水者见鱼虾，入深水者见蛟龙”。扩开视野，就能见人之所未能见，进而言人之所不能言。本年度讲座中，“家庭教育”一讲的寻常内容，使听众从传统性的“因材施教”的视域另开视野，辟出“因脑施教”的新空间。从家庭教育通常认同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开拓到关注“脑神经反馈训练”，强调“重新布局大脑中的脑电波模块”，以改善孩子学业方面学习不佳的问题，破解“2G”大脑的父母去指导当代“5G”大脑的孩子的尴尬与无措。强调家庭教育和社会、学校教育中的“脑训练”命题，认为此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关键变量”，关注于此，才有利于培育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认为就家庭来说，这种训练是促成孩子从草根阶层迈向中产阶层的最捷途径。无论听众首肯不首肯，这都无疑在视野开拓中引发思索，激励学习乃至创造。

最后要说的是，人间力量，在暴力、财富与知识之外，还有托夫勒没有意识到的力量——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40多年的改革历程，使中国巨变迭出，发展迅猛。究其原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推动下，14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即“中华民族复兴”的坚信和奋斗，9,000多万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与执着，汇成一种信仰的力量。包括令人心灵震撼的“舍我而为国”的科学家精神，尽瘁职守、追求精致完美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乃至涌现的大批实业领军人物勤于奋斗、为国争光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革命军人矢志许国、不怕牺牲的壮怀精神等，集中凸显为“精忠报国”的强大信念，这其中闪耀着强大的信仰光辉，积淀为一种历史的自觉，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认识这个伟大的现实，阐述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东陆讲坛”的政治站位。因此，本年度讲坛的专题中，涉及时政、信仰的专题超过10个，如《百年奋斗的历程、成就、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际格局新动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寒凝大地发春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与光荣革命传统》《新时代贯穿政治建设的红线：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等，体现了“四个自信”，清除了近百年中国人仰视西方的陈俗旧痕，以昂扬平视西方的东方傲气，为大学的莘莘学子增益红色信仰的能量和力量。大学之大，其中包括了“信仰”的大力量。

智者说，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问与精神走进生命，同时让生命启迪学问，焕发精神。这正是“东陆讲坛”的一贯追求，我们心向往之并努力为之。

像往年一样，我们将本年度的大部分讲座整理成文结集出版，供社会各界读者分享。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讲座未纳入。

云南大学老教授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