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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唯物史观解读

李维昌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是在历史的必然性和主体的能动性双重作用下产生和展开的。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亦必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产生和展开、形成和发展是如何在历史中呈现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关于利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去寻找。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形成和发展的考察主要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进行的,这就更多地关注了“阶级斗争”本身,而对“阶级斗争”背后的利益动因和利益分析,或不够重视或运用不够。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理论,或有新的发现。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本质

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看,当我们承认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实践本质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它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方面所承载的双重价值和功能。当我们基于唯物史观视域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本质时,我们就必须看到“社会”与“人”这两个基本要素在一切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实践联系,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需求的满足性、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个人需求的满足性从来就不应当分裂。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本质和目的性本质的划分,是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体现,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身造成了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从而导致了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分歧。因此,当我们从唯物史观视域所理解的实践活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本质在实践活动中是不应该分开的,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就会割裂存在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一切领域中的人与社会的客观的必然联系,从而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作出“工具性的”或“目的性的”非此即彼式的理解。因此,唯物史观视域理解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与社会实践联系中所具备、承载或体现出来的实践本质。如何去把握这种本质属性呢?

第一,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精神产品生产和精神动力形成的实践活动。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现象和活动,在自然界的范畴内,是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我们不会对一头猪或一只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见之于社会历史领域。从唯物史观视域看,任何社会历史活动都同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或精神生产活动相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和人类实践活动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归属于精神生产的实践活动系列。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理论认识等进行启发、引导和教育,它用一定的思想政治观点影响人、教育人、鼓舞人和塑造人。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内容和形式又同具体的经济关系、社会活动、政治制度相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受到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的,并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一道统一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精神生产活动。

第二,从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关系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精神生产来维系社会关系的思想关系生产活动。思想关系的生产是在思想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发展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关系生产、分配、供给的各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任何阶级一旦争得统治权力、上升到统治阶级,就总是竭力把反映和代表本阶级的思想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还作为社会的思想生产者进行着社会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正是通过反映和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思想、理念、观点的不断生产,统治阶级才得以借助思想统治来规范和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建立思想传递的路径,形成思想统治的体系。显然,思想关系同思想观念一样,是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中形成的,不是自动获得的。思想关系的生产,是与一定的物质关系、政治系统、思想文化条件、社会与人的发展需要等要素相互联系的。一般而论,思想关系生产的图景是: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控制的政治系统和思想文化系统,生产、供给、传递符合他们利益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价值标准,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观念生产、分配和供给体系,造成对全社会思想关系的动态掌控态势。思想政治教育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被纳入社会关系生产体系的思想关系生产活动。

第三,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建构和维护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现象、属于社会历史范畴,那么,它必然要反映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内容。由于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称,是人们对一切社会生活客观过程和条件的反映,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反映。 因此,属于精神生产实践活动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反映了人们之间基于物质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人们的思想关系。但思想政治教育表征、反映和代表的思想关系总是同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社会生产活动相联系,从而体现为一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当然,这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或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实际上,作为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当然不是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等同的”, 但思想政治教育是对意识形态进行建构、宣扬与维护的实践活动(当然,除此之外,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认识、体验、感悟、审美、享受的非意识形态品格)。这种活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它一旦形成,其历史命运和实践形态就同国家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从而也一般地成为国家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项实践活动。但其呈现样态及其性质,或全然不同。

第四,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一般的关系看,思想政治教育是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当然,这种特殊性,并不是它作为“教育之一”,而是指它作为“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教育实践特性。如果说在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前,人们主要是从教育的一般性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后,人们则主要是通过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特殊性来阐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性和本质属性的。如果说教育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那思想政治教育无疑也是在社会生活传递和人的培养中发挥特定功能和独特作用的教育活动,若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 则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培养新生一代的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总之,无论怎样去界说“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其实践整体的一部分。正如夸美纽斯所言的那样:“实际上,人不受教育就不能成为一个人”。 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培养,尤其是新生一代的培养中,发挥了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满足了培养对象相应的需要。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从阶级性来说,任何阶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程度,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水平的要求,始终取决于这种实践活动对他们的利益实现是否有所帮助以及帮助之大小。因此,利益对立和冲突的不同阶级,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功能和价值的理解或看法上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对立。即便对同一阶级来说,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条件下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还表明,它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的。如果阶级的战略、政策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计和内容要求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总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唯物主义理解,实际上就是从唯物史观视域来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践论域的分析路径。从实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并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理解为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后人们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从而把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真意味的探究纳入人和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来全面解析。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在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转变进行分析时, 我们有一个强烈的认识,那就是对利益问题的思考在促成他们思想向着唯物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立场转变上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对利益问题的思考成为推动他们思想转变的酵母。当利益问题在他们视野之外时,他们还主要是唯心主义者,但利益问题被纳入他们的视野并引起他们思想上的困惑或矛盾时,他们转向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进而发现了社会制度造成的阶级对立和利益对立,因此提出了改造社会和推动政治改革的主张,形成了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张。可以说,对利益问题的思考推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发展和转变。在利益问题上的思想认识和观念变化,成为他们世界观和政治观朝着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转变和形成的关键环节,或者可以说,利益因素在他们思想发展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具有核心作用。所以,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他们已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共产主义者。这种思想转变的路径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看,积极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推动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和向着预期方向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培养受教育者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立场,培养受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品格,这无疑是个重大的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史经验表明,使受教育者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共产主义者,树立其唯物主义观念,培养其共产主义理想,就需要关注、联系和探究他们思想转变和形成中的利益问题。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察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发展和转变的问题,那么,探索利益要素在人们思想观念形成、发展和转变中的问题,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实践同样表明,如果不去思考和探索当代社会的利益问题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问题,不去考察利益多元化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就无法引导人们在正确分析利益问题中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那样,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任何问题,都将无法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两个转变”与对利益问题思考的关系,对于探究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问题研究的启示,独具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两个转变”的完成与他们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正在形成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问题时,蕴含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的思想。这是他们“两个转变”的思维延续和理论研究的逻辑接续。

三、唯物史观确立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论域

研究“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论域是什么呢?在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范畴内,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随着思想、理论、意识等主观的东西获得唯物主义的阐释,随着利益概念获得唯物主义的理解,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 马克思首先指出,“思想客体”与“感性客体”的关系问题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那里,都没有得到解决。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思想的能动方面,但脱离了感性的客体;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则离开人的活动本身理解感性客体。因而它们都无法证明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据此,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指出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辩证统一性,这个统一的基础在于“革命的实践”,即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也在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变着人本身。 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指出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因而得出的本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结论。毫无疑问,此时受到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马克思,看到了人的需要,但也看到了费尔巴哈哲学里人的直观性而非能动性、自然性而非社会性的缺点。因此,他以“革命的”实践观指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指出人对于世界改变的能动性,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如果说马克思阐述了人类社会改变世界的秘密在于人的实践活动,那么,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人的实践活动为何发生?二是人的实践活动何以可能?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涉及人的需要和利益问题,出于自身需要和利益要求,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发生的必然性;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涉及人的本质问题。在新世界观视域中,“人”具有能动的方面、具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具有改变世界的要求,他要通过实践活动来追求需要和利益;这些立足于人类社会的“人”,只能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因此,其需要和利益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满足和实现。

显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其需要和利益要求,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满足和实现。由于实践属于人的范畴,人的思想观念的能动性及其变化也只能在实践活动中得到理解。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那样:“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也就是说,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合理解决人的能动性和主观性。因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因此,人的能动性,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能动性,只能在实践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在人们的物质活动及其变化中得到理解。尽管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离开实践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无所谓人和意识的存在。

所以,研究人的需要和利益、研究人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变化,其共同的论域只能到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改变中去寻找和确立。因此,研究利益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关系的论域也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去确立。经验告诉我们:实践活动的变化,在使利益实现过程、实现机制、实现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使人们思想观念和主观意识发生了变化。这就进一步表明,从人的实践活动中来确立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问题的研究论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

四、唯物史观提出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或出发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明确指出了唯物史观不同于其他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前提或出发点。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是因为它的前提或出发点是人,它的归宿点也是人。 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或出发点也就只能是“人”。

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入口处,他们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和立场,他们指出“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研究的前提。从这里出发,可以看到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进行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的生产(即人的繁殖)、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这些生产活动都是物质的生产活动,没有不与人的需要发生联系的,没有不体现社会性的。因此,这里的个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处在现实中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一句话,这样的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追求着自身需要并使其得以满足的“现实的个人”,他们是在表现自己的生活过程中体现为他们自己的人。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确立了唯物史观研究的前提或出发点。

他们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是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这就是说,从他们研究的出发点看,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及其发展,不过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描绘,甚至那些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所以,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这样一来,对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的研究,如果离开人的物质生活过程将不仅失去现实的基础,也变得不可捉摸、无法理解。那么,研究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研究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也必须找到自身的前提和出发点。从唯物史观的实践论域看,这个前提只能是“现实的个人”,这个出发点只能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过程。

由于现实的个人,“首先就需要吃喝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而满足吃喝住以及其他东西的物质生产活动只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因此,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就始终表现为满足社会化需要的利益谋取活动。而描绘人们谋利活动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或其他相适应的意识形式,就只能在体现谋利活动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产生。这样一来,人的思想观念与谋利活动的直接联系也就必然发生了,而这种发生的前提只能是现实的个人及其在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研究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只能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实际上,从思想政治教育整个的研究看,也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

五、唯物史观奠定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唯物主义原则

在对唯物史观原理关于思想和利益、主观意识和物质生活的阐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蕴含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原则基础。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曾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思想、意识同物质利益对立起来,鼓吹理想目的至上,宣扬历史运动应是满足纯粹思想要求的唯心主义错误观点,明确驳斥道,任何革命都不是为了某一纯粹的思想,而是为了实际的物质利益。他们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他们还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们指出:“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也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在于它最终没有建立起适合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利益关系。因此,离开物质利益和物质关系的思想意识,是不能实现什么满足的,什么东西也不能实现;相反,“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但这样的人是不能离开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指出的那样:“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因此,人们的思想意识如果在基于物质利益争取的现实中形成,就不可能不反映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物质利益内容的思想内容是没有的。而只有在人的利益谋取活动中才能体现目的性和价值性。因此,任何阶级意识都只能在本阶级争取利益的实践活动中形成,这不仅是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同唯心主义的最重要区别之一。恩格斯曾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这无疑也是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两个转变”完成中所获得的“利益体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活动中进一步看到人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 由于人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受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所决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思维和意识的参与从来不具有独立的形式,它们是社会的产物,它们表现的只能是物质的内容。所以,“‘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 随着真正的分工的出现,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发生了分离,“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即便如此,“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也就是说,如果思想观念和现存的物质联系发生了矛盾,只不过是现存物质关系矛盾在思想上的反映。因此,若站在历史的基础上,就“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必须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这样一来,决定人们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就不是那些所谓历史编纂家们的“思想”或“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利益;而消除人们观念中那些错误的理论词句,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 但是,观念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是有直接联系的,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经由人的头脑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因此,观念反映现实的物质,利益观念就是对利益现实的反映。离开现实物质利益的所谓思想认识、思想观念是不存在的,而不反映现实利益关系的思想观念和思想认识也同样是没有的。

从以上阐述看,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塑造和影响,不能脱离人们谋取利益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过程;但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反映了现实物质生活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这就是说,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必须同改变物质利益的生产活动和交往关系相联系;由于唯物史观是辨证的历史观,因此,改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当然也应当发挥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

高旗,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1983年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1996年于云南大学民族理论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2001年赴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从教36年,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核心刊物20余篇,涉及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省政府重大决策咨询科研课题、中央党校重点调研课题等10多项课题。教学内容与党中央精神密切相扣,凝练为20余个专题并面对社会各界演讲,力求做到言之有物。 60bbS470wiZ7odAyZNp4TEbRtFgFLZOsMLLbcAHDCIDBqNHqnpV6c2AmPIkMV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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