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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炎黄子孙。《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这个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秦始皇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同时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并且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一个重要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汉王朝国力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汉族的族称，得名于汉朝。汉朝以“汉”为国号，是因为其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由此可见，“汉”的初义是国名，其范围约在当今四川省及陕西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以后衍变为朝代名称和民族名称。究其原，“汉”的本义是水名，指漾水。载籍所见，秦汉时名漾水者有二：一是“漾水出陇西相道，东至武都为汉”（《说文·水部》漾条），此漾水又名西汉水，流入嘉陵江，汇入长江；二是“蕃冢导漾东流为汉”（《尚书·禹贡》，蕃冢山在今陕西宁强县），此漾水又名东汉水，时又称沔水，即今汉水，亦汇入长江。汉族以“汉”为族称，并不意味着汉族的文化中心在古汉国或汉水流域。诚然，巴蜀文化和楚文化都是构成汉文化的两支极重要的古文化，但汉族的文化中心区域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在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以此为主源流，汇合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各地方文化，在秦汉时代，形成统一的汉文化。
汉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其中大理地区的汉族文化主要属于滇黔文化。
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汉族发生了大规模迁移，不断从中原地区向四周迁移。这些汉族起初被当地人称为“客家人”。客家人继承了当时中原汉人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古语。大理地区的汉族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21年，川滇之间修“五尺道”，开始有内地与四川的汉族零星迁移到云南大理，主要居住在现在宾川一带。南诏、大理国时期，天宝战争中被俘或溃散的将士，大多是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汉人，在大理留了下来。225年，诸葛亮是曾这样的描述：“如今夷汉一家，天下太平，百姓可以过自己的安生日子了。”829年，南诏王嵯巅等撕毁和唐朝的盟约，数次发动掠夺战争，先后从四川成都、雅安一带掠回汉人妇女和良工数万人。咸通元年至乾符元年，南诏两次攻陷广西和邕州，一次攻打黔之会州，四次攻打越南、成都等地，先后掳掠汉人近10万人。明清时期大批汉人进入大理地区，并实行“军屯”，如今在大理州很多地方都有“卫”“所”“屯”“营”“哨”的地名，就是那段历史的遗留。同时，有大量汉人进入大理经商，并定居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大批的南下干部、支边知青、知识分子、科技人员、部队转业退伍军人、教师、医生等汉族人来到大理并定居下来。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统一王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统治，不断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的治理，大量朝廷官员、军队以及百姓迁移到西南边疆地区，其中大理就是成为重要的聚居地。到了明朝，很多中原儒生、学士进入大理，大理已经成了中原汉文化传播到西南地区的重要。到了近代，人口的迁徙和移居已经受诸多因素影响，和我国其他热点地区一样，大理汉族人口的来源和组成变得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