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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前途，除了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向世界文学学习以外，还必须向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如歌谣戏曲等等吸收养分，选取它们的表现方法和语言，以改进并丰富新文学的表现工具。同时我们通过这些活在民间的歌谣戏曲，得以了解广大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习得表现这种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方法，使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于获得世界文学的进步成分外，还具有民族的和大众的特色。
采用活的语言，以表现现实生活，已经成为不易的真理，问题只在怎样去获得活的语言。
中国人民十分之七八还散布在广大的农村中，中国新文学的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要想不遗弃这些“大地之子”们（当然须用教育的力量扫除文盲），要想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单是靠着个别的去接近人民，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和语言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利用现成的各地无尽藏的至今还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即歌谣戏曲，从它们里面去习得活的语言，来作为表现的工具。
中国地大人众，历史悠久，带有地方性的口头文艺是非常丰富的，可惜注意到它们的价值并加以搜集研究，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西洋对于民谣的注意与研究，也是资本社会的事。而那种搜集研究的工作也并未广泛的大量的进行，集印成书至今也仅只有几种歌谣。对于活在民间的地方戏加以搜集、记录，并考订其源流与发展的徐嘉瑞先生的这部《云南农村戏曲史》，实在还是一部开始的著作。
我们可以说，在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未问世以前，中国戏曲没有“史”；现在也同样可以说，徐嘉瑞先生的《云南农村戏曲史》未出版以前，中国的地方性戏曲是也没有“史”的。它们虽有“史”的事实发展，但没有“史”的叙述记录。
徐先生说：“我所搜集的农村戏曲，只限于昆明一个地方，不能代表云南。”但即此一个地方的土戏，即本书的新旧灯剧，被徐先生搜集记录下来的，已经有二十余种之多，尚有未经采访列入存目，容后再为采集的一二十种。同时属于昆明土戏的云南其他地方戏曲想亦不在少数。全国二十余省的各地土戏剧目，当然数十倍于云南，但或因时代社会变迁，或因口头流传容易消失，能继续保存于民间的，恐已无几，观昆明花灯剧的消亡情形即足以说明。《云南农村戏曲史》是将行将消亡的民间文艺加以搜集记录，把它的源流探明，把它的地位提高，把它的组织结构曲调等弄个明白，希望将来产生一些新的作品，这种工作是很值得宝贵的。全国二十余省假使都有人能像徐先生这样各编本各省各地的“农村戏曲史”，把各省的现在流行的农民戏曲，做一番搜集整理的工夫，这对于努力通俗化运动的朋友们，可以得许多参考的资料，可以从旧瓶中酿出许多新酒来，那对于新文学的贡献将是如何巨大呢！
当然，对于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我们是应该批判的接受的，所以徐先生也说：“至于这一些戏曲，其中所含的封建迷信和胡涂的思想，自然不少，是应该加以严格的批判。”对于它的语言和表现方法，我们也应该这样。
这本书所搜集的虽然是云南一个地方（昆明）的土戏，但是就它的内容和语言，除很少数的方言土语外，看看它的全国共通性却是不小的。如《小放羊》《打霸王鞭》《劝赌》《乡城亲家》《朱买臣休妻》《贾老休妻》《绣荷包》《大放羊》《双接妹》等篇中的人物、生活和命运，都曾普遍的存在于全国各地农村。现在也有部分存在着，这由于文艺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当全国各地农村还停留在差不多某一社会阶段时，某一地方性的文艺，除了它所表现的地方性外，必定还具有与其他地方相通或共有的特色。犹之任何民族的文艺，有它的民族特色，同时也有它的世界性的共通点，是民族特色和世界性的统一。在一国讲，则是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统一。为使新文艺容易接近人民，使老百姓喜闻乐见，以达到教育老百姓的目的计，不但可以从发展地方文艺着手，渐渐使之升华或进步，还在强调地方性时，又能发挥地方性中所存在的全国共通性，这创作就既是地方性的艺术，又是全国性的艺术。
徐先生说：“我们要向民间文学中去开创一个新天地，就是要走出沙龙，去找和人民接近的事物，创造出一种使人民能够享受的艺术。”不待言，我们同时还需要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向世界文学学习，而且要有进步的世界观。
我盼望在不久的将来，继徐先生这本书之后，能继续出现各省或各地的《农村戏曲史》，使中国新文学能够“开创一个新天地”。
李何林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于昆明凤鸣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