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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地区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先民就在苍山洱海之间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到唐初，大理已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长河中，对大理农业经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时期，即南诏时期、大理国时期和明朝时期。
公元738年，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征服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迁都太和城。其后，南诏逐渐扩大势力范围，称雄一方。南诏传承十三代王，立国247年，直到公元902年权臣郑买嗣灭亡了南诏。南诏时期是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西移洱海地区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南诏的社会的经济文化在其政治发展的同时也有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南诏的奴隶制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南诏的生产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都较高。农业上粮食作物品种繁多，据记载，当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五谷品种齐全，既有北方作物麦、黍、稷，又有南方传统作物稻，豆类作物也有种植。南诏农作物的种植技术较高，水田每年一熟，且实行复种。耕作方法，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一人扶犁的“二牛三夫”耕作法，这种耕作法延至明、清两代而不衰，甚至近现代在云南还可见到这种古老的耕作方法。
南诏的畜牧业也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载：“畜有牛、马、猪、羊、鸡、犬。”南诏所产马当时已闻名全国，日行数百里的“越衐”被称为神驹。南诏还饲养鹿，“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养鹿也是南诏畜牧业的一部分。南诏的园艺种植也很发达。《蛮书》上说：“南俗务田农菜圃。”《南诏德化碑》还专门提到“园林之业”。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南诏菜蔬类有葱、韭、蒜、箐等，水果有桃、梅、李、柰、荔枝、槟榔、椰子、甘橘、甘蔗、橙、柚、梨、杏等。南诏还有柘蚕养殖和茶树种植业。对于南诏的农耕技术，《蛮书》曾做过较高的评价：“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就是对南诏农耕技术的总概括。
南诏后期，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动荡时代，一个皇权与贵族争权夺利的时代。902年，清平官郑买嗣发动政变，杀戮蒙氏王族800多人，并自立为君，改国号“长和”。长和国建立后，并没有使南诏后期社会矛盾得到缓和。26年后，剑川节度使杨干贞推翻郑氏政权，立清平官赵善政为王，国号“天兴”。第二年，杨干贞废赵善政，自立为王，改国号“义宁”。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同其弟段思良，军师董伽罗举兵起事。他率领自己的军队，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还联络了洱海一带的农民武装，大举讨伐杨干贞。段思平的军队受到各地民众支持，打败杨干贞，攻破羊苴咩城，推翻了杨干贞政权，建立了地方政权，国号“大理”，仍以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为国都。大理国传承二十二代王，立国317年，公元1253年，蒙古元军从四川进入云南，经丽江占领大理国。1274年在云南建立行省，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大理迁到昆明。
大理国时期，段思平进一步推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了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他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推广铁制农具和汉族的先进耕作经验，同时鼓励发展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一时期洱海地区的水利事业发展较快，祥云清湖、凤仪神壮江、弥渡赤水江等水利工程，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同时还在今祥云地区高官铺与练昌村之间修筑段家坝，堵拦青龙湖、品殿湾水，灌田入堰。
938年段思平创立大理国，但是他在短短七年中便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新兴的大理国避免了在南诏之后的长和、天兴、义宁三朝的短命厄运，实现了贵族与民众共同盼望的长治久安，新兴的大理政权逐步站稳了脚跟，一时国泰民安。
明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鹤庆府、蒙化府、永昌府、楚雄府。明朝朱元璋令百万汉民入滇，明朝的军屯制才是云南兴盛的历史根源。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派兵平定云南后，为稳定明朝的统治，在云南建立了大量卫所，实行军屯，并实行了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所谓军屯，就是指军队就地屯种，即明朝命入滇的军队就地屯垦。明朝当时的规定是：“驻防边境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陆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后来随着战事的消弭，卫所的军卒不再世袭更替，军卒变成了农民，卫所变成了农村。明朝当时在云南实行的这种制度，既满足了入滇军队自给自足的需要，也达到了屯兵守卫边疆的目的。大理是当时明朝在云南屯兵的重点地区，现在大理州博物馆就收藏有“洱海卫前千户所百户印”“大罗卫千户所管军印”“大罗卫千户所百户印”等8枚明朝颁发给军屯的铜印。
明朝在云南建立的军屯制，缓解了明朝军队的粮食需求矛盾，也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明朝的“移民实滇”，是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内陆汉民向边疆地区的迁徙。通过建立卫所和屯田制度，中央政府向云南大规模移民，使云南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各项技术，自此云南开始慢慢地繁荣发展。当时入滇的江南移民多数都集中在云南交通沿线的坝子，形成了以汉族大片聚居的区域，逐渐发展成为今云南的各大城市区域。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国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
农耕历程恰如一部厚重磅礴的歌诀从远古吟咏而来。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其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上万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灿烂辉煌的汉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