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方国瑜边疆史地研究的转变

民国时期云南边境的中英滇缅、中法滇越的划界问题，成为国家层面对云南历史、地理关注的直接导向性因素。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专门派尹明德组织人员与英国当局就滇缅未定界的勘界问题进行会谈。此时国家对西南边疆的关注，也促进云南学人关注地方史地研究。

20世纪20年代，云南丽江的一位纳西族青年——方国瑜开始了北上求学之路。这位1903年出生的方氏子弟，自幼研习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诗词、典籍，是一个有着诗词梦的孩童。年少时期跟着家乡的和让先生专攻诗词。六年的学习，和让先生却引用严沧浪的诗词告诉他：“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词写作需要别样的才能和意趣，和学问、抽象的说理关系不是很大。这可能就是和让先生的委婉劝说吧。

1923年到达北京之后，方国瑜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先读两年预科，之后升入本科学习。在预科阶段，方国瑜在老乡范士融的解惑之下，从治学门径到传统文化再到新式知识，对选修和旁听课程做了详细计划。他选修了沈兼士的“读书法”、钱玄同的“清代学术”、鲁迅的“中国小学史”、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旁听了高一涵的“政治学”、陈大齐的“认识论”和赵元任的“语言学”，还学习了传统的历史文献学中的目录、校勘、训诂、考据等国学的基本知识，认真研习《 轩语》《书目答问》，这一系列学习为其此后从事考据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6年，方国瑜因眼疾回乡养病，其间多读中国传统治史之书。他在读书笔记《纂修丽江志私议》中，对方志与治史之间关系进行了思考。“地方志书，所以补充史之不足；国史载其大者（以关系言），志书载其小者；量不同，质则一也。故志书应待作国史之一小支脉。” 此时，方国瑜的学术研究还是以传统的历史研究为主。

1929年，方国瑜再次回到北平复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此时主攻钱玄同先生的“中国音韵学沿革”。第二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两所学校共同学习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他在北京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音韵学研究的，题目是“广韵声汇”，最终写成《广韵声汇表》，并进一步考订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写成《隋唐声韵考》。此时的方国瑜，回想从家乡来到北京的求学经历，慨叹道：“六年学诗，几无佳篇；几载治史，反倒小有成就。人大都有可造就之处，只不过因才质、兴趣的不同而成就不一而已。”

在北平求学期间，方国瑜还认真学习学校开设的其他课程，包括刘半农的“语音学”，吴承仕的“三祀名物”“经典释文”，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范文澜讲述的《文心雕龙》，目录学家余嘉锡开设的“目录学”“校勘学”，杨树达的“古文法”等课程。而在与诸位先生的交往中，他也深受影响，其中格外受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先生言传身教的影响。方国瑜不仅在陈先生的课堂上认真学习，还去陈先生家里请教治学方法。这一段求学经历，坚定了方国瑜“献终身于祖国的史学工作”的志向。

1933年毕业的方国瑜在所长刘半农的建议下，研究自己民族——纳西族的象形文字。纳西族的象形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法国人巴克在丽江旅行时，曾写作《纳西研究》一书，介绍丽江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刘半农将此书分享给方国瑜，想让他这位土生土长的纳西族人，根据纳西族语言、生活状况研究纳西文字的精妙之处。带着这样的学术使命，方国瑜南下归乡。

归乡途中，方国瑜在昆明与当时云南学界的老前辈袁嘉穀、由云龙、赵式铭、秦光玉、方树梅、周钟岳相见。这是因为方国瑜致力于音韵、训诂、金石之学，其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诸位学界前辈的关注。此次昆明的相见为方国瑜日后参加《云南通志》纂修提供了契机，也为其研究空间定位转向云南奠定了基础。

方国瑜回到丽江后，对金沙江、玉龙雪山、巨甸等地展开考察，搜集纳西族象形文字、经书资料，请东巴祭司、东巴教徒分别讲述东巴教传说、教义、道场仪式，写下东巴文字的卡片、标音字汇，再将资料进行汇编后，最终请东巴祭司和士贵进行考订。当方国瑜带着写成的关于纳西象形文字的资料一心北上路过昆明时，在私立东陆大学任教的袁嘉穀劝其留在昆明，振兴家乡的学术。急于求教的方国瑜虽有心建设家乡，但刘半农先生悉心安排的工作还没完成，不得不启程，终于在1934年7月回到北平。

千里奔波的方国瑜到了北平没几天，刘半农因西北考察过程中染上回归热症于7月14日溘然长逝。方国瑜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深为哀痛。望着那一摞刚写就的纳西族研究资料，良师已走，愁苦不已。

此后经钱玄同推荐，方国瑜去私立民国大学文学系教授“文字学”“音韵学”等课程，又去辅仁大学教授“中国音韵学”，实现了学以致用。但那本写就的研究纳西文字的书稿，又督促他继续学习语言学，不断学习和奋进。1934年夏天，他得偿所愿，经过董作宾的介绍，从北京来到南京，师从赵元任、李方桂学习语言学。其间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内，在该所和南京国学图书馆得以博览群书，辑录有关云南的史料，也开始写作涉及滇缅未定界的地名考证等文章。在这个节点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便正式开始了从事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工作。”

在学习语言学以后，方国瑜编写纳西语音标，第二年修成初稿，书名定为《么些文字汇》。写成之后携书去请教寓居苏州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此时也拜访了寓居苏州的李根源。

李根源（1879—1965），字雪生、印泉，云南腾冲人。1909年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监督和步兵科教官，办理片马防守交涉事务，后经过实地考察写就《滇西兵要界务图注》。1911年昆明重九起义后，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等职，管理云南楚雄等地三十五个州县。1918年兼任滇军第四师师长。他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加之在各地任职对云南各地非常熟悉，所以寓居苏州期间，在他的曲石精庐，编辑、出版《大理史城董氏族谱》《腾冲叠水河李氏族谱》《文氏族谱续集》《娱亲雅言》《观贞老人寿序录》《观贞老人哀挽录》《雪生年录》《九保金石文存》《阙茔石刻录》《云南金石目略初稿》《腾冲金石目略》《虎阜金石经眼录》《洞庭山金石》《叠翁行踪录》《吴郡西山访古记》《景邃堂题跋》等有关云南文化、历史类书籍。因为李根源和方国瑜之前归乡见到的周钟岳都是赵藩的学生，又因方国瑜在与周钟岳的往来交谊中，认识了李根源，所以彼此之间有了书信往来。

方国瑜与李根源相见时，除讨论李根源正在编辑整理的《云南金石目录续编》之外，还谈及云南的史地研究。李根源同他说到，界务类问题的研究，倘若缺乏史地考察和亲自去感受社会、走进那片土地，写出的文章还是过于空洞了。尤其是想要研究地方历史，更要亲履其地，不然很难有建树。两人还一同拜访章太炎先生，章太炎为《么些文字汇》写下序言。此行方国瑜收获无疑是丰富的，受教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向其请教音韵、训诂等国学问题，同时与李根源讨论云南史地的相关研究。

1935年，在国家层面上就中英滇缅未定界的边境地区进行会勘时，尹明德被任命为中国方面的委员。尹明德通过李根源联系到方国瑜，希望其可以参加此次勘界工作，因为方国瑜关注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问题，在《新亚西亚》上发表《滇缅边界的菖蒲桶》《葫芦王地之今昔》《条约上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地名》等文，引起尹明德的关注。勘界问题和界务对地理、历史问题的了解和把握，尤为重要，方国瑜有了部分历史研究基础，有责任为家乡、为国家尽绵薄之力。同时李根源也建议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亲自到云南的滇缅、滇越边境去走走看看，“当亲履边境，研究地方史事亦甚有益”。方国瑜欣然答应尹明德之邀请。

正是这次“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与中国委员随行的经历，使得方国瑜得以有机会参加滇缅未定界问题的商讨，亲历会勘过程，明白史地研究对于现实的作用。他曾在日记中记载：“试问界线可以不顾证据，何贵乎有此次勘察？岂不以全勘之效用等于零乎？”得以“赴滇西边区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并写就专书《滇西边区考察记》，这为随后其在云南大学任教奠定了实践基础和学术基础。

此时期学人的学术转向与现实关怀，同国家国防建设密切相关。方国瑜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研究经历从传统的音韵、训诂等国学研究转向云南史地之学，这也是在当时云南民族众多、边境地区文化复杂、社会落后，传教士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加深，加之国防危机，人们目光转向经世致用的史地之学的社会情境影响下发生的转变。

1936年8月，方国瑜正式入职云南大学，在文史系教授“国文”“目录学”“校勘学”“声韵学”以及“云南文化史”等课程。 4wtkk4xxu4l8v7lBLmiGlVCKGNqBs/TmPkIYK5Ta3a8JLxC1V49UR+dFHjEf8C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