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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东南地区沦陷，大批学人、机构迁往西北、西南边疆，以往人们重视不够的边疆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在对边疆地区进一步了解后，人们普遍感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和边疆地区的重要，掌权者们对边疆民族聚居地区的重视程度日渐增加。因此，国民政府注重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展边疆教育，以提高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抗战救国意识，动员民众抗战救国。
在国家层面，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八项要求“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并颁布《边疆从政人员奖励条例》，对边疆从政人员予以较高等级待遇或任用。规定任满三年或成绩优良有三个月至六个月的休假，赴任之旅费、治装费以及任所之住宅并医药费由政府发给。如携眷前往，家眷旅费亦由政府津贴。在任用之前，予以短期训练
。
正是在这种思想和政策的驱使下，全国范围内掀起边政建设热潮。云南作为西南边疆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四周除与广西、四川、贵州、西藏等省份相邻外，其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东南部分别与老挝、越南接壤。云南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当时国民政府进行边疆开发和教育的重点关注地区。
1935年蒋介石亲临昆明，考察云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业。他将云南的发展定位为“建设一个真正工业化的云南，来作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在全面抗战爆发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南边疆地区的国防地位越发重要，西南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国民政府制定巩固西南国防的政策，这一现实需要也促进了西南研究的发展。
圆通山下之圆通寺（1947年）
1937年4月，国民政府组织“京滇公路周览团”，循着刚开通的京滇公路，从江苏出发，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贵州、广西、四川，来到云南。这一次游览之后，京滇公路通览筹备会云南分会还编写了《云南概览》一书，对云南社会各方面进行详细介绍，以宣传云南。就在这一年，宣传云南自然环境、旅游的书籍层出不穷。郑子健写下日记体《滇游一月记》，1938年即再版发行，可见行销之广。云南通讯社编辑、云岭书店发行《滇游指南》，书中附有云南地图等。
这些政治性质的访问和文化性质的书籍宣传，勾勒出包括昆明在内的云南各地日渐丰富的社会图景，也让云南各地逐渐为世人所认识。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呈现南北不平衡的局面。因为边疆研究起源于时人对国家危机的关注，清末沙俄、英国对我国西北的探险和侵略导致边疆危机，所以学人对西北边疆进行历史研究、实地考察，掀起了第一次边疆研究的热潮。20世纪30、40年代，西北地区危机有增无减，同时日本发动对东北的侵略，学人将对中国西北、东北边疆的研究与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西北、东北边疆研究成果丰硕。
黑龙潭，距城廿公里（1947年）
而当时社会各界对西南边疆关注则较少。部分有志之士关注到这一不平衡局面，马仲侠认为：“关于蒙、藏、东北各方面，国人讨论的文字很多，惟独关于西南方面，尤其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云南，讨论的比较少。在‘开发西北’的声音下。云南也许被大家轻视了。”
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社会舆论制造机——报刊上多有报道。
20世纪30年代末初来乍到的大批学人，面对传统观念中落后的云南，展开对这片新土地的探索。边疆研究热潮也发生了向西南边疆研究的转向。时人在《西南边疆》中发文呼吁研究西南边疆：“西南成为今后抗战建国的重心，‘开发西南’‘发展西南’，不期然就成为全国人士一致的呼声了！可是现在已非坐而言的时候，是要起而行的时候，‘行’之先，尤必须对西南一般实际情况有正确的认识和深切的了解，然后才‘行’得通，才能收实际的效果。”
社会上对西南边疆研究的呼吁和关注，促进了云南本土的高校——云南大学的教职人员对云南史地研究的关注。在国家的关注、学术力量增强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之下，以方国瑜为主的教职人员，出版了研究刊物，设立了研究机构，形成了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奠定了云大史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