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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华大地战火纷飞，战火从东北边疆蔓延到东部沿海，一直到西南边疆。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火烧到上海、江苏，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战火的牺牲品。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战火不断蔓延，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也时常遭受日军空袭，国家命运岌岌可危。11月19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决定迁都重庆，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
随之而来的是华北、华东、华中及东部沿海的各类企业、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工厂不同程度地展开迁移活动，大部分人潮分为东路、西路和南路进行迁徙，其中南路迁往西南各省。正如北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先迁到长沙的岳麓山畔、橘子洲头和衡山之麓的衡阳，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短暂停留之后，再迁徙到云南的历程一样，南迁的人潮分三路人马前往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他们一部分人从广州、香港走海路，坐船由越南海防经过滇越铁路直达昆明；一部分人直接沿着1937年竣工的京滇公路步行，是从长沙经贵州到昆明的“公路步行军”，这批人就是当时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的闻一多、曾朝抡、袁复礼等人以及他们率领的学生代表；另一部分人经桂林、柳州、南宁到镇南关，再经过河内转乘行驶在滇越铁路的火车到云南。大批迁徙人员，终于来到了他们在《蜀镜画报》《中华（上海）》《小说月报》等报刊中看到的通过大观楼长联描绘的“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的昆明。昆明这座有着“春城”之称的云南的省会城市，成了南迁的落脚点。
近日楼头：昆明的繁华中心（1939年）
迁徙部队中的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一行人在长沙短暂停留之后，带着300多箱器物，从长沙出发，乘船到桂林，经过越南海防进入滇南再转入昆明。1938年春天来到昆明的诸位同人，暂住在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的一处楼房中。
而从长沙经贵阳到昆明一路徒步的“公路步行军”，由闻一多等几位教授带着的200多名学生，他们沿途是否慨叹祖国西南边疆的壮丽，我们无从知晓，但跋山涉水3500多公里，日夜兼程将近70天的时间里，满身的风尘和疲惫不言而喻，这已写满他们沧桑的脸庞。一行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大部队经过史语所租赁的拓东路宿舍时，语言组的赵元任率同人迎接，还为他们填词谱曲一首欢迎歌曲，并命名为《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
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他们或许不知，刚刚所经过的是有着“云津夜市”之称的得胜桥周边。“得胜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元代称为大德桥，明代因为“云津夜市”改为云津桥，清代平定“三藩之乱”时，清军由此桥攻入，并获得胜利，故名“得胜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国家未来的命运前途需要如何挽救，也不知道因为国难长途跋涉来到西南边疆省城的人，与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思想、文化的相互碰撞，会使这里发生怎样的变化？
昆明金马碧鸡坊（1938年）
随着大批学者来到西南边疆，在国家危亡面前，学人自发探索如何就所学贡献力量以挽救国家危亡。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在这个民族危亡、社会变革的时代，云南大学在这次人才大量迁滇，学人对西南边疆的关注之下，在时局所需与人才优势相结合这一历史机遇与风云际会之下，不断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加强学术交流。同时云南大学学人密切关注国家危机与局势，创建研究刊物，设立研究机构，体现了云南学人的学术关怀与家国情怀。
随迁徙大潮来到昆明的凌纯声就曾明确说过此时期学术界研究西南的近水楼台之便利：“以前要研究边疆，而边疆不易来；要开发边省富源，而资本缺乏。现在沿海的人才财力都已被迫流向边地，正是建设西南边疆千载难遇的机会，希望举国上下、切莫错过。”
1947年，黄文山肯定此次迁徙带来西南边疆研究的学术活力：“直至抗战期间，国内学者由沿海内迁西南，与各民族接触之机会日多，西南民族文化之调查研究，始较往昔为深切。”
正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边疆作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引起时人的平等关注，西南社会也为时人所了解和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