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互动：龙云与熊庆来共同建设下的云南大学

1928年，龙云在风云诡谲的政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主政云南后，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时局，制订了“新云南”建设计划，改进云南的县政建设。在其建设云南社会的蓝图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建设，为云南大学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

龙云的“新云南”计划具体分三步走，层层递进。第一步是“军事时期”，主要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戡定各地零星动乱，建设基层行政组织，创建稳定的基层社会；第二步是“恢复元气时期”，休养生息，循序渐进，复兴战争导致的金融紊乱、民生凋残的社会，调整庶政，重点建立金融、财政制度，奠定各种行政的经济基础，创建一个经济平稳运行、民众居有定所的社会；第三步是“建设时期”，在基本行政秩序稳定之下，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积极的建设。

1933年制订《县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大刀阔斧地在全省范围进行改革和建设。教育方面，龙云致力于提高云南省唯一的大学的社会地位。他曾说过“本省只有云大这么一所大学”，因此在财政、学术自由上都给予云大充分支持。

关于龙云与云南的教育事业，有这样一则美谈。西南联大在昆明设立以来，龙云都比较尊重其自主权。有一次在家宴上，龙云与联大梅贻琦校长聊天，因为他女儿龙国璧考联大落榜，他问道：“梅校长，可不可以破个例录取小女？”梅贻琦脱口而出：“不可以。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通过考试录取的。分数达不到录取标准，谁也不破这个例。不过我可负责请最优秀的老师为令媛补习功课，明年再考。至于补课酬金，龙主席自是不会不付的。”这样的玩笑话语，堂堂的一省主席龙云丝毫不生气，相反还很认可梅贻琦的人品。宴会过后，龙云派车护送梅贻琦回府，可见龙云主政时期对文化教育尤为重视。

1937年龙云在提高云南大学的教学水平方面，做出了一个尤为重要的决定：多次发电文邀请熊庆来回滇执掌云大。

这可从当时学人之间的往来交谊讲起。云南大学李埏教授回忆，方国瑜在入职云南大学后，“是一位热爱桑梓，以振兴云南教育为务的学者。他看到云大亟待改进，便向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先生及通志馆秦光玉、周钟岳、由云龙、袁嘉穀诸前辈恳切呼吁改进，建议延聘迪之先生回滇长云大。龚自知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在现代云南教育史上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国瑜先生的建议正合他的意愿，于是与迪之先生反复洽商” 。

这样的人才推荐建议，除了方国瑜之外，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建设厅厅长张邦翰、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以及龙云夫人顾映秋等人，也多次分别向龙云推荐熊庆来是云南大学校长的不二人选。

张邦翰，昭通镇雄人，是龙云的老乡，早年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学习建筑学，而熊庆来是他留学时的学弟，对熊庆来在法国的数学研究非常了解。缪云台是熊庆来在云南方言学堂的同学。而顾映秋在北平读书时，就和熊庆来相识，常去熊庆来家请教问题，对他的学识、才干非常了解。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弥勒人，1907年考入昆明的云南方言学堂。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赴比利时的包芒学院预科学习矿业。1914年8月，转往法国改学数理，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马赛大学等校，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20世纪20年代回国，先后就职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任算学系教授、主任。1931年到法国的庞加烈研究所研究函数论。1932年完成《关于无穷级的整函数及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

此时的他很迟疑，是否要回来建设家乡。在当时云南这个经济、文化均有待发展的西南边疆省份，如何发展云南教育？云南政界是否会左右教育发展？种种顾虑之下，熊庆来提出“增加经费，争取改云大为国立，省政府不干预大学教务、人事、行政”等意见作为入职云南大学的条件，获得龙云的同意。龙云的再三邀请与政策关怀最终换来熊庆来在云南十二年的峥嵘岁月，打造了西南边疆的国立云南大学的“黄金时代”。

1937年6月熊庆来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北平出发踏上归滇的旅途。他沿途在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选聘学者来滇任教，共有吴晗等三十余人，预先实现了其“慎选师资”的理念。其中，闻宥是后来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室的名誉研究员，丘勤宝在云南水利事业中做出重要的贡献。

同年7月15日，他风尘仆仆来到张邦翰的公馆时，大批记者已经在等着这位国际知名学者。记者寒暄过后，问其对云大今后的计划若何？

他暗自思忖，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云南省教育的问题。省政府计划将云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的计划和准备，是对全局的整体思考，是振兴滇省教育与抗战大后方建设的结合。他说道：“改为国立之事甚为重要，那不仅是本省教育建设之幸，也是关乎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事情。”他看了看周围这群眼里充满光的人，说道：“我国高等教育一向偏重北方及京沪一带，有失教育均衡发展之意。”但是他满脸笑容，自信地说：“云南省大所担负的使命，应该是推进学术研究，造就实际建设人才。本省天然条件优越，如采矿冶金、动植物等，应有专家研究，省大应该培养开发资源的实干人才。现在教育部辑中英庚款均有补助，加之省政府当局热心倡导，前途的发展很有希望。” 熊庆来从云南的地方优势出发，因地制宜，制订学术研究和学科机构设置计划，对抗战大后方的云南大学的未来是充满干劲和希望的。

熊庆来在与龙云的会谈中，提出了就职云大后的三项“约法”，要求云南省政府，一是不对校务行政横加干预，二是校长有招聘、解聘教职员的自由权力，三是学生入学必须经过考试，不能凭关系介绍。

后来熊庆来在自传中表明了当时的心境：“我鉴于那时国家教育学术的发展甚不平衡，感觉能在西南经营一所健全的大学应有重大意义，尤其当国势艰危之时。”

自1923年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昆明召开后，时人对云南的教育有所了解。1935年蒋介石亲临昆明，提出发展云南工业的指示，云南在全国有了更高的知名度。但在1937年，云南由于地理位置和西部交通的不便，从内地到昆明，却需要办理出国护照，因为需要由水路坐船到香港、越南，再沿着滇越铁路从河口到云南的开远，最后转达昆明。交通因素一直是限制因素，更不用说云南教育的落后。熊庆来的到来，给云南大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在这样有魄力的校长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事必躬亲的管理下，在他努力营造的活跃的学术氛围中，云南大学下属的西南文化研究室才得以在艰难的条件中一直运行。

熊庆来还专门为云南大学写下校歌：“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淼淼，万山为襟；卓哉吾校，其与同高深。北极低悬赤道近，节候宜物复宜人，四时读书好，探研境界更无垠。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以作我民，文明允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人乐观治学的精神一览无余，而学人求新求真的科研精神影响人们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