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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且中央、北平两研究院和其他大学研究机构也相继迁移过来，众多教育科研机构的南迁，使云南一时间成为全国教育文化的重心之一，教育文化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西南联大以及战时南迁昆明的各大教育科研机构逐渐北返。一时间，昆明仅存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和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三所高等院校，原本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随着学者的纷纷离昆而渐淡，云南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日渐萧条，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顿显空虚。此时，正值战后百废待兴，急需大批人才参与国家及地方的重建工作，但是由于云南高等教育资源匮乏，大学的人才培养一度受限，加之学术研究机构的缺乏又使得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未能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造成高层次人才的荒废。鉴于此，云南教育、文化、学术界的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云南本土急需创办大学，这不仅可以使云南的高等教育得以充实，也有利于地方建设人才的培养，并且也能为云南的有志青年提供一个继续深造求学、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
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的创办得益于于乃仁、于乃义兄弟二人的舍产办学。
于乃义先生（1915—1980），字仲直，号净明，晚年别署饮光老人。幼年丧父，由寡母辛勤抚养于氏五兄妹，因生计维艰，于乃义白天到百货店当学徒，晚上跟从其舅父读书学习。1930年，他进入云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两年后，年仅17岁的于乃义凭借自身的刻苦钻研，进入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工作。在馆工作期间，他勤学好问，后来升任编选部主任。于乃义师从云南著名学者袁嘉谷先生，1941年经良师举荐进入云南省政府秘书处兼任秘书一职。1950年，经昆明市军管会批准，他辞去仕职，专任五华学院教务，其后继续在云南省图书馆任职。
于乃义先生一生投身学术，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献方志学家、教育家，并且在医药和佛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于乃义先生无意于仕途，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图书馆，这也使得其能够博览群书，为此后国学方面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了近50年，参与编纂《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备征志》《云南史地辑要》等大型类书；并且积极协助袁嘉谷、李根源先生编修《石屏县志》《腾冲县志》《永昌府文征》等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凭借自己对于珍本、善本的丰富经验，极力抢修了一批濒临散佚的古籍、版片。如元代刊刻国内绝无仅有的佛教藏经《弘法藏》、简宗杰的《居敬斋诗钞》等，并对馆藏书版进行整理，参与《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纂工作，为云南的文献学、方志学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1979年被推选为全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和全国性刊物《文献》的编委。与此同时，于乃义先生还致力于药学与佛学的研究。这主要与先生幼时多病有关，由于疾病缠身，自愿长斋素食，此后便皈依佛门，师从琴禅居士陈古逸学习佛经，后撰写《佛儒通论》一书，发表《反日声中吾人应有之态度》《念佛不除妄想答客问》等诸多佛学论文，被誉为“儒门之英”。在青年时期，他还经常应佛教学会的邀约，为佛门子弟讲解《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阿弥陀佛》等，其讲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在系统整理和研究佛教经典的基础上，撰写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佛道藏经的版本源流鉴别》。另外，先生秉承家学，少年时因病得到《滇南本草》方药后治愈，故从“易、儒、佛学”转入“岐黄之学”，广泛收集《滇南本草》的各种手抄本、刻印本，潜心研究，钻研校注整理，最终使《滇南本草》得以重印，流传后世，为医药文献学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于乃仁先生（1913—1975），字伯安，曾担任过云贵考铨处主任秘书、铨叙部专员、五华中学校常务校董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于乃仁先生到云南省政府任职，并在云南省高校招生委员会任副主任，云南省文史馆组建后任文史馆馆员。于乃仁先生十分擅长经商，活跃于当时的商界，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私立五华文理学院的前期基金筹备奠定了经济基础。其后在学术方面的造诣也值得称赞，与于乃义联合编著了《屏山学案》《佛儒通论》《云南反帝斗争史》等书籍，是一位文化功底深厚的商儒。
于氏兄弟二人除了在当时的政界、商界、学术界有一定的建树外，办学还得益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于氏本是书香世第，父辈均是饱读诗书之人，昆明地区有名的“双水精舍”藏书楼就是于氏家族的读书圣地。其祖父于怀清在“钱王”王炽的“同庆丰”担任财务总管，其妹于兰馥是医学专家，于希贤是北京大学的博导，于希文是特级教师，孙辈中更是有志之士辈出，博士占了一半。加之当时于氏家族是昆明的名门望族，在学识、修养、品行等方面为世人所敬仰，不仅与老一辈云南宿儒陈荣昌、袁嘉谷、周钟岳等有师承关系，更是与西南联大、云大的学者有深厚的友谊，可以说于氏家族极好的家学渊源与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其办学提供了便利。因此，在于氏兄弟的倡导下，各界人士纷纷响应，进一步促成了五华学院的设立。
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办学资金主要来自于氏兄弟的捐助。根据1946年6月17日的《正义报》报道，于氏两兄弟捐助了祖产100万元作为学院的伊始基金。1947年，学院经费出现困难，于氏兄弟二人将其位于东寺街的3间铺面，以及楼房一大间，捐赠给学院，并且将房租铺面的收入充作学院的日常开销。按照当时的市价，房屋价值国币3000万元（约120两黄金）
，一起捐献的还有其祖父珍藏的1万多册图书。此后，为了凑足大学立案所需要的资金，于氏兄弟又将其新开张的“云瑞昌贸易行”的本金及利润，乃至金银首饰变卖才凑足
。可以看出，于氏二人可谓倾其家产，慷慨捐输，致力于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为了学院的顺利创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于乃仁、于乃义兄弟二人的积极奔走呼号，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
首先，得到了于右任、李根源、周钟岳等诸多民国元老的大力协助。李根源在《论云南文化与五华学院之希望》一文中指出，云南地处边僻，经济文化事业一度较为滞后，往观云南悠久的历史文化，数千年来人才辈出。清代创办了五华、经正两所书院，培养了大批的人才。通过对云南文化进行溯源，他认为云南佛学源远、儒学繁盛、近代科学日异月新、民族文化更是丰富多彩，这四种类型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云南综合的文化形态，因此，主张学术研究，应当四者持恒，探求新知，并在最后表达了自己的办学决心：“根源虽老，决随诸君子之后以尽力，促进其发扬光大也。”
周钟岳则认为一个地方的盛衰与地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方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造诣的深浅，振兴云南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周钟岳强调了文化学术的重要意义，认为：“向令无有以自立之文化学术，彼虽貌为人群，亦行尸走肉而已。”因此“爰与同仁创办五华学院”以扩充云南的文化学术，“转士不悦学之风，励后进求知之望”
，以促进云南地区的文化振兴。
其次，一些军政要员如翁文灏、陈果夫、卢汉、霍揆彰等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卢汉为五华学院成立题纪念词“以文会友，以学建国，愿力恢弘，四方为刚”
，表达了其对学术教育的热切殷勤，愿为治学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军政界要员的热情参与及大力支持，凭借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为学院取得立案的合法地位，赢得社会各方面的信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当时学术界名家如梅贻琦、陈寅恪、蒙文通、熊庆来、钱穆、华罗庚、罗庸，云南地方的名流如秦光玉、由云龙、姜寅清等老一辈宿儒均极力促成五华学院的创办。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一国文化之长荣不谢，则先求其疆域之恢弘。”
西南地区是中国文化新生机的重要区域，气候宜人，且地域偏僻，正是文化滋长、治学研究的不二之地。因此，不仅自己出任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文科研究所所长，还积极举荐同僚如李源澄、诸祖耿、葛文通、李浚清等学者来云南任教，推动了五华学院以及云南文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