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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众多，广泛分布在全省各地，并有傣族、壮族、苗族、景颇族、瑶族、哈尼族、德昂族、佤族、拉祜族、彝族、阿昌族、傈僳族、布依族、怒族、布朗族、独龙族16个跨境民族。有长达4060千米的国境线，西部、西南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越南接壤。云南的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
19世纪开始，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对于帝国主义的侵占掠夺和殖民者在云南的探查活动，云南人民奋起反抗，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发生过“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片马事件”“班洪事件”等。1874年，英国派出探路队探查缅甸到云南的铁路路线；1875年初，探路队擅闯云南，在今天的腾冲地区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作为翻译的马嘉理和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英国乘机给中国施加外交压力，签订了《烟台条约》，我国进一步被迫开放了通商口岸。1883年8月，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为进一步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打开中国西南大门，于12月初对红河三角洲地区发动攻击，中越联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最后，由于清朝政府腐败妥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1900年1月，英军进犯位于滇西北边境的片马地区，受到当地傈僳族、景颇族、彝族、白族、汉族等民族人民的顽强抵抗；1911年初，英帝国主义再次入侵片马，私立界桩，强收户税，实行殖民统治，此后片马地区被长期霸占。1922年，英军威胁江心坡，侵占中缅北段未定界的大片地区；1926年，英帝国主义占领江心坡，同时对中缅南段未定界的阿佤山地区加紧资源掠夺和领土侵占，并派人前往中缅边境煽动当地人投归缅甸。1940年，暹罗改国号为泰国，日本企图利用大泰族主义分裂我国西南领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越南、泰国、缅甸，企图切断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危，关乎抗战之胜负，国家之存亡。
经过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千百年的开发经营，云南边疆地区的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地貌复杂，直到近代，云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发展仍然滞后。清末民初，云南屡屡遭到帝国主义觊觎和侵犯，军阀统治加剧了地方混乱，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导致当时的云南社会政治生态复杂，政府政令难以通达，社会发展遭到阻碍和破坏，人民生活于困苦之中。抗战期间，云南省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为巩固大后方基地，支援正面战场，大力建设和发展工商业、农业、金融业和教育文化事业，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边疆地区开发事业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云南处于相对安全的生产环境，适于企业发展，沿海工商业企业纷纷内迁云南，为云南近代工商业发展带来了契机。云南省政府当局配合国民政府，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和需求，在安置沿海企业的同时，顺势发展云南工业。比如这段时间迁入昆明的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二十二兵工厂、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中国电力制钢厂等。此外，还有大批民营的军工企业和轻工企业也在抗日救国的呼声中，纷纷迁往西南地区。这些企业给云南带来了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培养了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支援了抗战，并促进了云南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抗战前，云南的粮食不能自给，需要从越南、暹罗、缅甸等国进口大米。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在1941年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粮食进口受阻。又逢国内军民内迁，粮食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对此，云南省政府制定了农业发展的办法，通过开荒、推广农业种植技术、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加大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和经费的投入等具体措施，增加粮食产量，进一步巩固了大后方的粮食基础。当时的云南农业虽受到传统的种植技术和山多田少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产出受限，但也给数十万抗日军队和上百万新增人口提供了粮食保障。
近代云南由于连年兵燹，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严重。龙云掌权后，对云南的金融进行整顿，到抗战前夕，云南形成了以财政厅厅长陆崇仁及富滇银行行长缪云台为首脑的两大财政金融系统，掌握着云南的经济命脉。云南省财政厅和富滇银行通过多项财政政策整顿金融业，增加了财政收入，金融业的发展也趋于相对稳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4年12月，云南省政府在富滇银行内正式成立云南省经济委员会，通过省政府赋予的权力以及给予的资金支持，开发经济，创办企业，着力发展云南经济，建设云南。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家银行、企事业单位迁入云南，云南经济委员会得到更多的投资和借款，云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国民政府这边，蒋介石以“抗战建国”的名义，将国家银行迁入云南，进行投资，通过资源委员会对迁入云南的企业进行投资开发。云南地方政府也从抗战全局和云南开发的发展角度出发，与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合作。1939年后，国民政府的法币逐渐代替滇币，昆明中央银行逐渐取代了富滇新银行在云南的金融领导权。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渐对云南的金融业产生影响，进而加强了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颁布《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1935年颁布《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1939年通过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0年颁布《教育部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暂行办法》《边远区域劝学暂行办法》，1941年颁布《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要》，从制度上保障边疆教育的发展。抗战时期，云南的边地学校教育在政府统筹规划和积极推动下取得较大发展。云南省教育厅在1939年4月颁布施行《云南省立边地土民小学学生待遇细则》，细则规定免去边地土民小学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和各项学杂费，并免费提供书本、文具、医药。抗战时期，大批文化艺术单位和文化名人荟萃云南，云南的教育事业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昆明和云南边地兴办了大批学校。
抗战期间，随着国内国际战争形势的变化，云南凸显出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此时，国内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之下，大片领土沦陷，沿海交通口岸均被日军控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沿海和内地的学校、行政机关、工厂企业以及人口随之西迁，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云南也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二战爆发，苏联参战，西北的国际援华路线被阻断，于是云南成为对外联络的重要通道。初期，民国政府和云南地方将重心放在抗战上，修建滇缅公路、铁路以保障抗战物资的运输和供给，极大地完善和促进了云南交通运输的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随着抗战局势，被迫流向边地，客观上为云南的边疆开发带来了机遇。作为国际援华交通中枢和经济重心倾斜地区，云南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甚至出现“商业之繁荣有代替往日‘上海’之趋势”
。
抗战以来，云南汇聚自沿海迁移而来的人力、物力，从各方面支援国内的抗日战场。远征军出征，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重要成员和力量。在中国全面抗战中，中国通过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这4条国际生命线，与反法西斯同盟国联系，获得国际援助物资。云南作为国际补给生命线中中国的一端，是支持正面战场、补给抗战物资的基地，是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屏障。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会战结束，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转变对外扩张战略，由北进改为南进，将重点逐步由大陆政策向海洋政策转变。日本企图通过占领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切断美、英等国援华的国际通道，从而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给抗日正面战场施加压力，以减少相持阶段日本的消耗。1941年，日军纠集重兵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起海上封锁战，先后切断了香港到韶关的运输线，破坏沿海港埠，封锁宁波到温州的通道。至此，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是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1942年初，日军开始入侵缅甸，不久后占领缅甸首都仰光，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根据中英双方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配合英军作战。由于中国、英国、美国各方作战目标不统一，指挥各自为政，导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败。5月，日军沿着滇缅公路入侵滇西，今天的德宏、龙陵、腾冲等地相继沦陷，并攻打到惠通桥，企图攻占怒江以东地区，入侵大理、保山，最终占领昆明。中国军队和云南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将敌军阻于怒江西岸。1943年初，日军势力向滇西北延伸到怒江泸水，向滇西南进犯孟定、耿马、镇康各地，侵占了我国云南西部大片领土。西南边防面临非常危急的时刻，云南成为抗战前沿。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经过几百年发展，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认为理学崇尚“空谈”，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到晚清，以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派研究边疆舆地，呼吁改革。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北、东北、西南地区相继出现严重的边疆危机，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以魏源、姚莹、徐继畲、张穆、何秋涛、夏燮、梁廷枏等为代表的近代学者关注世界历史地理、边防治理、边疆舆地之学，他们用经世致用的思想，研究现实问题，做实事，求实功，以图强御辱。
到了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以炮火侵占我国西南边境领土，随之而来的还有所谓的软化政策，西方殖民者通过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在边境地区的活动，调查我国边疆风土人情，测绘地图，并不断煽动当地边民归化。
抗战期间，面对严重的边疆民族危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呼吁政府重视边疆建设，有效处理边疆界务。国民政府为了巩固西南边防，也多次组织少数民族调查工作，搜集材料，以备边疆工作之需。同时，在北方和沿海地区沦陷后，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先后迁到昆明，云南由此汇聚了一批怀抱学术研究热忱和救国、建国理想抱负的学者，他们有着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各学科背景，将自身的研究志趣和国家开发治理的需要联系起来，投入到民族调查工作和边政建设工作中，为云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边疆开发工作做出了贡献。
西迁至滇的科教机构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高校迁入云南，在昆明合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当时云南省最高学府云南大学比邻，昆明一时间人才荟萃，大师云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师生都重视边疆民族调查，在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都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
社会学方面。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调查云南省民族情况，陶云逵与凌纯声、芮逸夫等深入滇西、滇南，对大理、保山、腾冲、耿马、班洪、蒙自等地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1939年1月，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发起在云南大学成立云南民族学研究会，有吴文藻、潘光旦、江应樑等学者参加，该机构提倡开展实地调查和研究。1939年11月，陶云逵受聘于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开设了“西南边疆社会”“体制人类学”课程。1942年6月，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陶云逵任主任。该研究室通过实地调查，以促进边疆教育。调查范围涉及边疆地理、人口、环境、风土人情、文化概况、族群间关系等。1941年7月，曾昭抡率领学生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自筹经费，去大凉山考察，对大凉山彝族的人文地理、地质矿产等方面进行调查，之后编成《大凉山夷区考察记》。1939年，由吴文藻先生牵头，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合办“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由于昆明遭到日军轰炸，工作站迁到呈贡的魁星阁，故名“魁阁工作站”。魁阁工作站云集吴文藻、费孝通、张之毅、许烺光、田汝康、胡庆钧等一大批中青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下，调查云南的农业、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现状和风俗、城乡经济等，著成《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的农业与手工业》《昆厂劳工》《个旧矿场》《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滇缅边境傣（泰）族宗教仪式研究》《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等一批经典的人类学论著。
历史学方面。1942年7月，在方国瑜的主持下，云南大学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搜集整理文字资料，考察边疆及云南周边国家，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出版“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丛书”11种。
语言学方面。罗常培从1942年1月开始，先后到大理、兰坪、宾川、邓川、洱源、鹤庆、剑川、云龙、泸水等地，对傈僳、麽些、怒子、那马、民家等滇西边疆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此外，袁家骅调查峨山窝尼语、路南阿细语、剑川民家语，写成《阿细情歌及其语言》《峨山窝尼语初探》。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并非是各自为政的，而是互相促进、齐头并进的，所以这时期的学者通常擅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西南边疆地区山高谷深、民族众多，恰逢抗战时期，学者去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不仅面临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还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但还是有无数学者甘愿冒这一份艰辛和代价前往，因为他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正如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中所说：
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战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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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了这个时期许多从事边疆调查研究工作的学者的心声，其终极目的是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抗战建国贡献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云南的开发建设工作又提上日程。1939年，龙云在《云南省政府公报》上发表《长期抗战与开发云南之联系性》，指出：
目前战争已进入第二期，第二期战争之主要策略，在继承以往之消耗战略，尽量消耗敌人之实力，且储备充实抗战之力量，俟机予敌以最后之打击，而收最后之胜利。故此期中后方建设之重要，不亚于前方之战事，自海口被敌封锁，国际运输，货物出纳，胥惟滇越滇缅开之交通是赖，不啻为我国之惟一国际交通孔道，故亦极适合于抗战期间之经济建设，而长期抗战之支持，最后胜利之获取，亦正有待于云南富源之开发，与交通之进展，近年来中央对于西南各省之经济建设，正从事大规模办理，云南方面已由理论与计划渐进入实现时期，吾人目睹，当亦抗战之需要，对于此种工作，正抱有无限希望而乐其早著成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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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李根源向蒋介石上书，强调云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战略地位，认为云南是中国西南的门户，与其接壤的越南和缅甸已沦为英法殖民地，政府应该重视边疆建设，加强边地民众的文化教育，开发云南资源，加强经济发展，从而防止边地民众人心向外。李根源建议在云南成立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机关。1942年7月，在方国瑜主持下，云南大学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