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介于北纬21°8′～29°15′，东经97°31′～106°11′之间，北回归线横贯云南省南部。全省总面积39.41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领土面积的4.1％，居全国第8位。云南东部与贵州、广西毗邻，北部与四川相连，西北部紧依西藏，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国境线长达4060千米，是中国边境线最长的省份之一，有8个州（市）的25个边境县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交界。自古以来，云南省作为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两大文明的交汇地，成为沟通南亚、东南亚文明的重要渠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云南属低纬度内陆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北向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为山地高原地形，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4％，地跨长江、珠江、元江、澜沧江、怒江、大盈江6大水系，大小河流有600多条，天然湖泊有滇池、洱海等40多个。在山水之间，还镶嵌着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盆地，它们被称作坝子。由于这些坝子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有河川湖泊，是农业生产的基地和人口密集城镇的所在地。全省地势海拔最高处6740米，最低处位于滇越边境的河口县，海拔只有76.4米，海拔相差6600多米。低纬度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山川地势相结合，使云南气候呈多样性，基本属于亚热带和热带季风气候，滇西北属高原山地气候，具有热带、温带、寒带三种气候。这种复杂的气候，为各种农作物生长提供了条件。云南动植物种类为全国之冠，素有“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之称。此外，云南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尤以有色金属等著称，又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

在云南的土地上，生活着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布依族、独龙族、水族等26个民族，占全国56个民族种类的将近一半。地处边疆山区和多民族的两大特点，为云南历史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云南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云南是中国西南的门户，云南的稳定对西南边疆地区乃至国家的稳固有着重要意义。正因如此，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对云南的治理与开发。

秦汉之际，中央政府就在云南设置郡县，将云南纳入中国版图。元代，云南成为一个行省。明代在云南实行“土流兼治”，内地以流官为主，边疆地区以土司为主。清承明制。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门户被打开，英国对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法国强占越南，中国西南边疆藩篱尽撤，强邻逼处。处于英属缅甸和法属越南之间的云南面临强邻入侵的危险，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成为西方列强向中国扩张殖民势力的前沿。英国占领上缅甸后，计划占领云南、四川等西南各省，连通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链，将云南确定为进入中国西南内地乃至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后门和跳板。法国不甘心英国独占云南，在19世纪80年代吞并越南后也把殖民触角伸向滇南地区，将云南视为它在越南势力的延伸，划云南东部和两广为其势力范围，强行占领广州湾。此后，昔日被视为“边地”的云南，一跃成为国防滩头阵地。云南之所以如此重要，与英法对清朝的越南、缅甸等藩属的殖民侵略直接相关。中国各族人民基于严重的危机意识，要求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维护清朝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

晚清以来，云南具有重要的国内国际战略地位，具有“倒挈天下之势”。晚清人士姚文栋就曾说过：

夫目论之士，以为云南遐荒，不关形要，而不知云南实有倒挈天下之势。由云南入四川，则踞长江上流；由云南趋湖广而据荆襄，则可动摇北方，顾亭林《群国利病》书言之矣。况英今有印度、缅甸以为后路之肩背，则形势更胜昔日，英之觊觎云南，非一朝一夕矣。夫云南之得失，关乎天下。

云南与缅甸、越南等接壤，传统上没有明确的边界，但自英法侵占缅甸和越南后，云南也开始遭到列强的蚕食和侵吞，近代界务问题随之出现，西南边疆危机也日益加剧。云南的这种“倒挈天下之势”，仍深深印在国人心中。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版的中国地图做了解释，再次提到云南重要的战略地位：

云南实有倒挈天下之势。何谓倒挈天下？潜行横断低谷可以北达羌陇，东趋湖南而据荆襄可以摇动中原，东北入川则据长江上游，更出栈道直取长安而走晋豫，故天下在其总挈。全国一大动脉之长江，唯云南扼其上游，所为纵横旁出，无不如志，然则云南省者，固中国一大要区也。

民国肇建后，云南各族人民在“固国防，捍边疆”的旗帜下积极推进边疆建设。龙云成为云南省主席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云南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鼓励知识分子到云南边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国防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云南省主席龙云发表了讲话，指出：“日本军人横蛮无理，辱我华人，至此已极。凡我国人，应下最大决心，准备为国牺牲”。要“将全滇一千三百万民众的爱国之热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贡献中央准备为祖国而牺牲。” 云南各族人民在云南省政府的动员下，用生命构筑了滇缅公路，为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滇缅公路修通后，云南边疆地区成了首先被开发的地方。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加之东南沿海国土沦陷，云南成为国家的大后方，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大批科研教育机构和工商业迁往云南等地，“几十万沦陷区的同胞逃到云南来。昆明一时百业俱兴，空前繁荣” 。国民政府为了使云南等西南各省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中央和云南省地方政府开始高度重视西南边疆开发，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 ，学术界也开始响应政府号召，蒙藏委员会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专门充实边疆研究工作，以推进边疆研究和开发。很多学者开始对西南边疆进行积极热情的调查研究工作，掀起了西南边疆研究和开发的高潮。这一时期成为建设和开发云南边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大批著名学者和教育研究机构先后进入云南，方国瑜、江应樑、顾颉刚、费孝通等著名学者到云南大学任教，成立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等机构，开始在云南开展边疆考察和研究工作。在西南边疆各省中，云南边疆的调查研究一骑绝尘。1930年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方国瑜开始研究云南边疆问题，逐步改变了云南边疆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西迁，人文荟萃于西南一隅”，“西南边区人民在战略上与政治上有举足轻重之势”，各专业学者，无论社会学家、语言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在谈论云南边疆，使云南边疆受到国人的空前关注，凌纯声等著名学者指出：“对西南边疆，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忧心人士在呼喊，未能唤起举国一致的推动，此实为晚近国家建设上一件不幸之事” 。他们呼吁：学术界要调查西南，研究西南，从而认识西南，了解西南，介绍西南。云南在国人的心里不再是“五谷不生，千里不毛”的蛮荒之地，而是“肥沃膏腴，物产富饶”之区，“现在沿海的人才财力都已被迫流向边地，正是建设西南边疆千载难遇的机会，希望举国上下，切莫错过”，云南边疆开发问题被提上日程，时人呼吁：

西南成为今后抗战建国的重心，“开发西南”“发展西南”，不期然就成为全国人士一致的呼声！可是现在已非坐而言的时候，是要起而行的时候，“行”之先，尤必须对西南一般实际情况有正确的认识，和深切的了解，然后才“行”得通，才能收实际的效果。

1942年滇缅抗战爆发后，云南不仅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沿，也是国家重点建设和发展的前沿边疆：

以前要研究边疆，而边疆不易来；要开发边省富源，而资本缺乏。现在沿海的人才财力都已被迫流向边地，正是建设西南边疆千载难逢的机会。

腾龙边区沦陷后，怒江以西国土全部沦陷，当时唯一的陆上国际交通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被切断，大量援华物资的运输面临重重困难，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江应樑等学者开始呼吁：“由于事实上的急切需要，边疆的开发，实应由理论时期，跨入实行时期”。强调西南边疆应由学术理论研究进入实践开发阶段。江应樑和其他云南大学的教授们开始奔走呼吁，云南急需开发边疆，发展边疆交通，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以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并为以后的战略反攻做准备。到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滇缅战场中国军队也开始为对日反攻做准备，社会各界对于抗战结束后的建国问题开始展开讨论，而边疆的开发和建设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议题。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不再像之前一样，囿于人才、经费和交通等的匮乏，而无法有效进行边疆开发和建设，云南边疆开发和建设已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相关议题的讨论更是热火朝天。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并开始展开对云南边疆的研究、开发和建设。

需要注意的是，云南大学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建立、工作开展等关系密切。云南大学地处西南边疆，是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重镇之一。自1923年建校以来，云南大学就有西南边疆研究的传统。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为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开发云南边疆的过程中，在调查、研究、设计和施政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私立东陆大学时期，就曾筹设滇边调查部。1923年6月，私立东陆大学校长董泽因“滇省西界西藏，东南界安南，西南界缅甸，缅甸之东南又界暹罗，边务之重要，关系于时局、前途非浅，而吾滇尤唇齿相依，际此强邻窥伺之秋，设不注重边防，何以攘外而戢内。慨自民国肇基以后，国人咸役役于名利之途，大势安危，懵焉弗觉，滇人尤缺完全教育，更不知累卵之危”，故向当时的省长唐继尧建议，“以教育之设施，为国家之补救”，“内维国势，外度藩疆，知非熟探边务，无以开外境之财源；非培养通才，无以施殖边之政策”，故需在东陆大学设滇边调查部，计划设立西藏、缅甸、安南和暹罗等4个系，且先设西藏系，添设藏文一科。还制定了《东陆大学附设滇边调查部简章》，共14条。董泽提出的东陆大学附设滇边调查部的建议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展现了云南大学自建校伊始，便开始关注西南边疆研究，并自觉地将西南边疆研究作为学科创建和发展的目标之一，反映了云南在西南边疆中的重要地位，云南大学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有高度的自觉和深刻的认识，绘制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的蓝图。

1935年，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参加了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的边界勘察工作，胸怀家国情怀的方先生毅然放弃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优越学术条件和已经取得显著学术成就的相关研究，决然返回云南昆明，到云南大学执教，标志着云南大学边疆研究的开端。1934年“班洪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内外人士一致呼吁国民政府派员调查，与英国交涉。当时方国瑜正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勤奋苦读，“班洪事件”的发生加剧了西南边疆危机，对方国瑜也产生了很大刺激，他开始关注西南边疆问题，发表了很多有关边界问题的文章，为中英滇缅边界谈判提供了很多可靠的重要历史依据。此时，中英双方交涉界务，决定两国派员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方国瑜的文章引起了尹明德的注意，他希望方国瑜参加勘界委员会工作。方国瑜欣然同意接受中国委员随员的职务，参加了这次勘界会议。这次界务会议，使得方国瑜更加认识到研究西南边疆问题对捍卫国家边疆和主权统一的重要现实意义。参加完中英滇缅边界南段界务会议后，方国瑜于1936年6月返回云南昆明，并留在昆明，于同年9月，开始执教于云南大学。从此，方国瑜加入了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队伍，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

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方国瑜与凌纯声等创办了《西南边疆》，这是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它不仅刊登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还登载了许多讨论西南边疆开发和建设的社会现实性文章和报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江应樑、顾颉刚等是重要撰稿人。1941年，方国瑜、江应樑等还创立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在《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计划书》中指出了该研究室对边疆开发的价值和意义：“滇之西南区，土壤肥沃，资源极富，而地广人稀，榛莽未开。且地连缅越，与印度、暹罗、马来半岛诸境，道途相通，不论民族、宗教、经济诸端，莫不息息相关。当集豢人民，开发地利，进而求边外诸境之融合，与我协力，必大有助于我” 。方国瑜此举，不仅活跃了云南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推进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提高了云南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为后来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所聘者大都为学者奠定了一定基础。方国瑜与江应樑在云南大学任教，并从事西南边疆研究，对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设立和工作展开起了关键作用。

顾颉刚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创办了云南版《益世报·边疆周刊》，其宗旨为“并非来凑热闹，为的是想供应现时代的需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与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该刊对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喉舌《正义报·边疆周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益世报·边疆周刊》又受到了方国瑜等主持的《西南边疆》的启发和影响，这从《西南边疆》发刊词可知。1938年，云南大学教授顾颉刚负责《益世报·边疆周刊》，至其1939年离开云南，共发行了27期，该刊重点关注云南的边疆和民族问题。顾颉刚先生离开云南大学后，《边疆周刊》在云南得到了延续，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为介绍边地政情和民俗，促进国人对云南边疆的兴趣，以有利于云南边疆的开发建设，编辑了《边疆周刊》，在昆明《正义报》刊出。此外，云南大学江应樑教授直接参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筹办工作，任主任。受顾颉刚《益世报·边疆周刊》的启迪和影响，他创办了《正义报·边疆周刊》，而且还编写了云南边疆开发方案，制定边疆研究的相关准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