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学（1949—1966）

云南解放时间较晚，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云南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九九整肃” 的白色恐怖中，云大面临着学校被解散、师生职工被撵出校门的威胁。然而，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喜讯，极大地激励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大师生，他们满怀胜利豪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终于迎来 12 月 9 日的卢汉起义、昆明保卫战的胜利、解放军进驻昆明和云南全境的解放。

1949 年 12 月 25 日，云大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谊会、工警联谊会、学生系级代表会联合组成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执行过渡期间的学校行政事务，选举经济系教授秦瓒为该会以及随后成立的云南大学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行校长职权。1950 年 3 月，云南大学步入把旧大学改造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时期。

一、行政工作及其建设

（一）系行政结构及人员构成

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经过对旧云大的接受、改造，重新组建了学校各级组织机构，任命了新的负责人。1951 年 10 月政务院特命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兼任云南大学校长，寸树声任秘书长，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结束并解散。1952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云大支部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1952 年 9 月，中央教育部任命李广田为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1953 年 5 月成立中共云南大学总支委员会，1956 年 4 月成立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1952 年至 1954 年，全国大学开展了以院系调整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原有的政治、法律、铁道、航空、土木建筑等系先后调到省外其他高校，工、农、医科三学院在省内独立建校。同时，贵州大学、贵州理工学院、重庆有色金属专科、西康技术专科学校等部分或全部师生共 186 人调入云大。云大也先后调出师生员工 2342人。云大从原来 5 院 21 系、3 个专修科，变成只有中文、历史、政治、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八系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贵州大学、贵州理工学院等校的部分数学教师，尤其是著名数学家、贵州大学理学院院长萧文灿教授调入云南大学数学系，使数学系教师阵容增强。1954 年 8 月，云南大学撤销文法学院、理学院、农学院三学院建制的同时，各系负责人也作调整，教务长王士魁不再兼系主任，任命卫念祖为数学系主任。

1950 年便已兼任系秘书的徐天祥留任，继续协助系主任处理日常事务。1956 年系行政增加专职办事人员 1 人，负责学生成绩管理、课程安排、资料室管理等日常杂务工作。1957 年，李陈恩兼任教学秘书，后为系秘书。此时，系行政班子有系主任 1 人，兼职教学秘书及政治辅导员各 1 人。1959 年又增加 1名事务员。1962 年 8 月张年梅调入数学系，任专职系行政秘书，负责教务等。1966 年 3 月，杨光俊任数学系副系主任，协助系主任处理日常事务。

（二）系属各会、室、组

1959 年数学系第一次成立系务委员会，其组成名单如下：

卫念祖 系主任

李国章 党总支副书记

张福华 常微分方程教研组教授

杨光俊 偏微分方程教研组助教

陈 彪 高等数学基础教研组助教

王本鑑 概率理论组助教

简恩泽 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

吕冠国 系学生会主席

李陈恩 系秘书

卫念祖 主任委员

系务委员会的作用是贯彻执行党委和校务委员会的决议，全面领导教学、生产、科研，制订系的工作计划，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总结各项工作。1960 年起，增设科研秘书，莫孜中、王学仁等曾先后兼任科研秘书。

1951 年，学校便要求各系成立教学研究小组，并将其被列为一级基层教学研究组织。数学系成立教研组始于 1952 年，最先成立的是微积分、普通数学两个教学小组；1953 年，成立数学分析教研小组，及代数、几何等五个教学小组（具体参见表 1-3）。

1954 年 10 月，新增函数论、几何教研组，教研组各设秘书 1 人，协助教研组主任开展工作，并在教研组内成立课程小组，每组有小组长 1 人，负责推动教学法工作。1957 年数学系各教研组名单如下：

函数论教研组（共 14 人）

主任：张燮

秘书：陈彪

组员：陈筼谷、钱春深、袁基福、莫孜中、陶锟、周孟庚、王俊民、李昆垣、王学仁、汪林、袁妙恩、肖济民

代数几何教研组（共 13 人）

主任：萧文灿

秘书：王本鑑

组员：何衍璿、王士魁、尚学仁、邹举、王亚楠、李觉先、王朝和、张明镶、薛耀眆、童扬文、杨忠棋

微分方程教研组（共 15 人）

主任：张福华

秘书：和自超

（甲）常微分方程：张福华、和自超、徐天祥、简恩泽、蒙绍养、潘兴濂、杨明芳

（乙）偏微分方程：卫念祖、王重光、杨光俊、李陈恩、杜及锋、卢孔昭

1958 年中共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数学系为使数学教育联系生产实际，不仅集中几个与理论力学相关老教师及青年教师成立理论力学教研组，还一度将数学系改称为数学力学系。1958 年 10 月 10 日，学校党委组织部发文同意王本鑑为概率论教研组代主任，卫念祖、杨光俊分别为偏微分方程教研组正、副主任，杨炯文为常微分方程教研组副主任。1959 年 12 月数学系有偏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几何、函数论4 个教研组。1960 年数学系成立计算数学教研组。1961 年数学系新设力学、基础课等 3 个教研组。1965 年将教研组改为教研室，设有力学、偏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计算数学、数学分析、概率论 6 个教研室。

（三）加强民主监督，提高监督实效

数学系注重机构建设的同时，也注重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系行政改进领导方式，发扬民主的工作作风，遇事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克服主观主义，坚持集体领导的分工负责。为发挥系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事先告知会议内容，委员要事先倾听群众意见，把群众的意见带到会议上，又贯彻到群众中去；为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定期召开必要的小型会议，听取群众意见。在系务委员会闭会期间，由系主任行使系务委员会的职权。1960 年系办公室设教学、科研、生产3 个秘书，协助系主任分别管理科研、教学、生产的领导工作。为保证教学、科研和生产的顺利进行，每周开系工作会议 1 次，系主任、党总支书记、系秘书、教研组主任参加，汇报检查各项工作，制定 1 ～ 2 周的工作计划。每月召开 1 次系务委员会，汇报和检查工作，制订或修订工作计划，讨论有关教学、生产、科研的重大问题。教学是系务工作主要环节，系领导每学期听每名教师讲课至少 1 次，以便从中发现好的典型，再总结推广，并深入 1 个课程小组，总结经验。

1950 至 1959 年，行政工作承担着对学生管理与教育任务，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上达到：1）有巩固而宽广的系统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的邻近科学（如力学和物理学），并在数学的某个重要发展方向有较深入的，包括最新成就的专门化训练，识别数学的发展方向；2）具有较熟练的计算技巧（包括近似计算）和运用计算机械（计算尺、计算器、计算机）的能力和必要的实验（力学、物理学）能力；3）密切与生产接触，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从实际中提出和解决数学问题；4）具有从事传播知识的教学能力和担任一定社会工作的才能；5）具有从事劳动的基本知识及使用基本工具的能力。

为加强学生工作，密切师生关系，对学生全面负责，1956 年按照高教部推广的经验，实行班导师制。1958 年挑选部分中青年教师任班导师，其名单如下：

一年级：陈彪

二年级：杨炯文

三年级：张昇、卢孔昭、肖济民

四年级：王本鑑、杨光俊、薛耀昉

班导师的具体工作如下：

1）了解该班教学、科研、生产情况，并对教学、科研的安排进行指导，必要时参加该班的领导小组工作。

2）了解该班思想动态，解决学生突出的思想问题。

3）听取学生意见，向有关单位转述，并提出改进意见。

4）定期向系汇报该班情况，系定期召开班导师会议。

5）批准本班学生一日之内的假期。

为实施“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培养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德才兼备的国家干部，不仅规定了班导师的具体工作，还制定了工作条例，即《班导师工作的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班导师在系领导下进行工作，及时向系领导反映情况，系定期召开班导师会议（会议日程列入系工作计划中）。学生日常工作的问题，班导师向系秘书直接联系解决，遇有重大问题或不易解决的问题向系主任汇报。

（二）各班班委会成员应经常深入同学，了解同学学习生活及其他情况，随时向班导师反映，研究解决。其中解决不了的问题，班导师向系领导反映解决。班委会会议，讨论重要问题时，必须邀请班导师参加。

（三）在班导师中设小组，系指定班导师一人担任组长，必要时共同研究学生中存在的问题。班导师通过班委会成员及个别接触，了解掌握本班学生政治思想、学习及一般情况，并经常与该班上课教师联系，必要时可邀请本班任课教师座谈。并与系一起召开同年级教师会议（会议日程列入系工作计划中）共同解决学生学习上的问题。属于生活上的问题，班导师督促班委会干部向有关部门反映解决。班导师有权将了解到的问题，根据性质不同和问题的大小，加以处理，或请求系里解决。

（四）工作中心及内容：

（1）政治思想方面。

①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与系一起组织有关专业的报告（列入系计划中）。

②个人与集体的教育；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应热爱集体，热爱学校，克服思想意识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过好社会主义关，明确学习目的。

③尊敬师长，尊重职工劳动，遵守学习纪律的教育。

④培养艰苦朴素的精神，进行节约的教育。

⑤对毕业班做毕业分配的教育。

（2）学习方面。

①了解学生学习负担情况，与任课教师联系解决。

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学习态度、学习纪律），发现问题，做一般的或个别的教育。

（五）有条件的班，建立卡片制度。学生卡片由班导师填写，逐年积累，目的是对学生四年的学习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为分配工作奠定基础。

1959 年，学生的教育管理转由系党总支负责，政治辅导员代替了班导师工作。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更加全面的学生管理及思想教育规章制度。

二、党群工作及其建设

（一）党组织发展建设

1952 年杨光俊考入数学系，成为数学系成立后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全校仅有党员 13 人，杨光俊和化学系学生吕兰是理科仅有的 2 名党员 ，而后成立理科支部。杨光俊根据组织要求边读书边做组织发展工作，在数学系培养了一批学生入党。

1956 年学生党员已有 9 人，成立学生党支部，王学仁为支书，杨明芳、林麒为支委。学生党员李陈恩、王学仁、杨明芳、莫孜中、杨炯文等毕业留校，他们又成了数学系最早的一批教师党员。

1957 年成立教师党支部，杨光俊任书记。教师党支部一度代行总支工作，例如，负责审查到外校进修教师的政审材料。1957 年，中央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7 月，云南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事业必须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直至支部都应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根据会议精神，云大党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各系设立党总支委员会便是具体措施之一。这年 10月，李国章、杨光俊、杨炯文组成数学系第一届党总支委员会，李国章任副书记，主持工作。1960 年 3 月黄琴竹任总支书记。

1960 年 1 月总支设置总支干事岗位，杨明书为总支干事，1965 年李根福接任。总支干事协助书记管理党务，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管理学生社团。

1960 年 9 月实施由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等学校六十条”），这是党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具体政策。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总结工作，党员通过学习，认识到老知识分子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应该从主要方面和发展方面来看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应该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相信老知识分子，真诚地团结他们。由于党员认识的提高，甄别工作进展得就比较顺利，党员干部向有关教师进行赔礼道歉，平时也有意识地注意改善关系，调动老教师的积极性。

（二）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

为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60 年 8 月根据云南省高校党委批转昆明工学院党委，关于从学生中抽调部分党员脱产一年担仼团总支书记和年级班主任的精神。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云南大学决定抽调一批学生脱产一年，其中数学系有李有臣、古明清。李有臣任数学系学生党支部书记兼团总支书记；古明清任数学系团总支副书记。根据“高等学校六十条”的规定，1961 年，在部分年级中配备政治辅导员，1962 年开始在全校一、二年级中配备政治辅导员，1963 年，又在三、四年级中配备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基本不脱离业务，大多数由青年教师兼任，教学和政治辅导员工作大体各占一半。政治辅导员的配备人数是根据每个年级学生人数决定，原则上 100 人以下设 1 人，100 人以上设 2 人。 政治辅导员是校党委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在系党总支的领导下，负责所在年级同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所在年级的团支部和班委会工作。为保证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辅导员一般都由思想政治过硬的党团员担任。

随后，党总支负责政治辅导员的选派、管理及教育工作。党总支要求辅导员在工作中深入学生，抓活思想，发现问题及时反映，问题要确切，解决问题要迅速。为了加强对政治辅导员的领导，党总支每周四开一次政治辅导员会，研究工作，要求各个辅导员每学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一次总结。1964 年党总支要求政治辅导员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年级各班组制订争当“三好学生”“五好班级”“五好宿舍”等计划，抓计划落实及协助指导班、团的干部组织活动，并参与学生组织的集体活动等工作。政治辅导员在完成所担负的教学工作外，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做学生工作。为开展好工作，政治辅导员一般都能深入到学生之中，甚至和学生同吃同住，了解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特长爱好、思想学习状况等，并及时向上级汇报，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对后进学生的工作。政治辅导员在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数学系曾选派为政治辅导员的有王学仁、李世经、周堂福、赵世伦等。1964 年学校党委召开政治辅导员工作经验交流会，赵世伦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党总支积极做好师生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教育管理好学生。1958 年数学系全体师生在党总支的领导、团总支的具体组织下，成立了 24 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这 24 个小组中有 3 个小组是由教师组成的。各组订出学习计划，大家平时找时间学习，利用星期日的晚自习进行集体讨论。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增强学习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不少小组还订阅报刊、组织阅览室，陈列政治学习的书刊。 由于党总支组织得力，数学系在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中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个人。1958 年 9 月在“学先进”“赶先进”“人人争先进”的活动中，数学系一年级三班第一组、二年级团支部及一批学生登上学校先进榜。

1960 年 4 月 10 日学校举行第一届群英大会，偏微分方程教研组被评为先进集体，获得奖旗和奖品。5 月 4 日学校召开先进集体、优秀学生颁奖大会，数学系一年级、四年级及皮德超、彭文逵、姚明华、唐兆渊、刘树林、王运师、刘汉英、谢明权、叶鸿桂、唐兴超、何学超、许德恭、钟代华、曾文林、李有臣、段应茂、戴以忠、杨耀东、木文兴、孙礼昌、何新霖、骆静珊、张希龄、唐雨生、张永笙、王国栋、王琳昆、黄文林、古明清、居乃旦、周德国、姚士高、何湘藩、李崇孝、曾蜀良、王现获得学校颁发的奖旗、奖状和奖品。5 月 10 日至 19 日，云南省文教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在昆明举行，杨光俊以先进工作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随后又出席这年 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系统群英大会。

1964 年数学系王发生、马芝琼、廖建华、罗石麟、魏守芳、李体三、叶崇安、张忠惠、王懋龙、李有淑、王茂林、张朝功、张灏文、赵灿文、赵泽洋、孙文爽、李根福、杨启金、赵凤歧、蒋约瑟、寸开瑞、陈玉凤、李继彬、贾變、陈汉罗、鲍士雄、姜斗星、赵建成、陈水诚、万世栋、高国金、叶玉蘭、浦正和、刘富盛、何壬星、杨庆雄获“校三好生”称号。

三、政治运动与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也带来了人们相互关系和思想的变化。要适应新时代，就需要学习，就要改造旧的思想。把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事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其中就包含着对学校师生员工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广大知识分子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党和政府重视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学校师生政治思想教育。这样的学习教育运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尤为突出。

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号召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随后，全国高校陆续展开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1951 年 2 月，全校教师和部分职工参加官渡区反霸斗争大会，接受教育。同年 4 月，开展抗美援朝教育和肃反教育，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划清敌我界线。1952 年 11 月，学校成立云南大学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对师生进行从政治上分清敌我的教育。

1955 年 1 月，学校在毕业生中进行忠诚老实教育，要求毕业生交代自己的经历、社会关系以及所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1955 年 7 月全校开始进行忠诚老实运动。

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5 月 11 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立即在省、市级机关开始整风。根据上级指示，云大党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并制订云南大学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6 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的部署，整风运动中止，转入“反右”斗争。6 月 21 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动员会，组织力量全面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26 日，云大将教授、副教授集中组织起来，讲师及以下的教师由各系组织起来开展“反右”斗争。

1958 年 5 月底至 6 月 20 日，学校在师生中开展交心运动。1958 年 9 月 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为贯彻《指示》，学校掀起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开展教育革命的高潮，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道路。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学校对四年的教学时数与劳动时数做了划分，最高的教学时数占 72.4%，劳动时数占27.6%；最低的教学时数占 66.7%，劳动时数占 33.3%。四年平均教学时数占70%左右，劳动时数占 30%左右。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际上却变成了参加过多的生产劳动，冲击教学，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有一段时间，劳动占用学生整个活动时间的 20%，最高占到 56%。

1961 年 4 月 7 日，《光明日报》刊登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高治国《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一文，文章提出全日制学校学生劳动时间必须安排得适当，绝不是越多越好。不劳动或劳动时间太少，不能达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的。反之，劳动时间过多，教学时间不够，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虽然学校注意这个问题，学生劳动时间比过去减少，但仍然没有停止生产劳动活动。

1963 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草案）》（即“后 10 条”），云南大学根据教育部通知，组织文科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 年学校安排数学系 273 名师生，从 10 月 19 日至 30 日到昆明市郊福海公社九个生产队，参加两个星期的农业劳动，支援当地秋收秋种。1964 年 12 月 10 日，云大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组织中文、历史两系师生和部分党政干部共 417 人，赴大理州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党和政府针对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有其必要性，但有的运动背离初衷，伤害了好人。

云大“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 169 人，其中数学系有 19人（教师 5 人、学生 14 人）。1979 年，学校对被划为“右派”的师生进行核查，认定其中 3 名学生因犯罪已被有关部门判处死刑外，其他人员均属错划，全部作了改正结论。

四、师资队伍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教师人数倍增。学校认为青年教师是进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有计划地培养青年教师，不仅可以大大增强学校的教学力量，而且还将影响到今后学校的整个面貌，因此一直注重对师资的培养。1953 年学校结合本校具体情况，实施有计划的师资培养。学校破除过去依赖政府解决师资的“等、靠、要”思想，走自己培养、提高的道路，自力更生解决师资困难的问题，将抓师资培养作为“基本建设”“百年大计”的工作。因此，云大每年的工作计划都把培养、提高师资列为一个主要工作。1953年制定《师资培养计划的办法》，提出“提高与培养有同样的意义和同等的需要”“结合教学工作进行培养提高是主要的方式”“为其提高与培养的总目的，每个教师也必须以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为提高、培养自身能力的出发点，每人根据系或教研组分配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教学任务，订出切实具体的个人进修计划，并保证贯彻执行”等举措。

1953 年前数学系未曾完整地开足四个年级的课程，教师与学生比例小，未显现出培养师资的紧迫性。1954 年除按照专业计划开设四个年级的课程外，还要派遣教师为其他院系讲授数学课程，教学任务相当繁重。与此同时，占全系教师的半数以上的年轻教师，对于新的教学任务还缺乏足够认识和能力，大都不能承担主讲任务，现有教师中能担任专业课程的人数不足以加以分配。为尽快使青年教师独当一面，培养青年教师成为数学系一项重要的任务。数学系行政班子及有关教研室制订出一个根据教学任务及现有人力状况的师资培训计划，希望尽快培养起一支能够胜任本专业有关课程的教师队伍，做到每一门课至少有 1 ～ 2 人来担任。提出培养师资的计划要做到三定，即定任务、定时间、定培养方式（如在职进修、讨论班、送外进修等）。根据每个青年教师的特长，请有经验的老教师做指导教师，以传、帮、带方式来提升青年教师业务能力和治学精神。要求指导教师和被培养对象双方都要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教研组随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样做，既发挥了老教师的专长，同时青年教师又有专人负责督促指导。1959 年全校开始大力、快速地培养师资，数学系提出在一到两年内把青年助教培养成为能担任全部专业或专门化课程的任课教师，并制定培养措施，其具体措施为：

（一）培养师资应根据专业计划的需要并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由各教学小组在备课、讲课、辅导工作中进行培养。

（二）培养与被培养双方根据需要志愿订立计划，规定在一二年内使被培养人确实掌握某一课程的内容及教学方法。双方均应明确这是国家赋予的重大任务。培养计划应在教研组全体会上通过执行。

（三）每学期定期一次或二次检查执行情况，检查方式分为培养与被培养双方书面报告及被培养人公开试讲。

为培养每门课程的师资，规定：①必须有 1 ～ 3 人准备；②已开课的教师，除准备一门新课外，还要注意现任课程质量的提高，并负责培养准备该门课程的青年教师，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达到开课的水平，开出这门课程；③未开课的助教，除担任现有的习题课外，应按系上的需要，确定一门基础课（必要时，也可以是专门课），在开课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开课的准备工作。

其组织培养形式及检查制度：①培养开课主要是在课程小组中进行，一般是通过听课、上习题课、做习题卡、答疑、读教学大纲中指定的必读书和参考书、写讲稿、试讲等方式进行；②每一个被培养的教师与开课的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培养计划。计划中应定出完成期限，划出阶段，每一阶段要有具体内容和方式，并订出检查制度，经教研组同意，系主任批准后执行。每学期末，指导教师应向教研组做书面报告一次（内容包括学习情况与工作态度），由教研组主任提出意见后送系审查。平时系和教研组应根据计划进行检查。

为有利于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据青年教师的不同情况，将其编入一个教研组。如 1953 年青年教师钱春深、袁基富、和自超编在数学分析教研组，蒙绍养、张定安编在化学系高等数学教学组。他们按系里的要求，参加集体学习、集体备课、集体科研等活动，还组织青年教师观摩老教师上课。另外，数学系根据教学任务，规定青年教师在一定时间内学完指定的教科书和完成难度大的习题、编写讲稿，并由教研组集体审查。在审查中，要求老教师补充讲稿中的不足，让青年教师根据进修任务选择 1 ～ 2 门课程，由主讲教师参与审查大纲、讲稿撰写、随堂听讲、批阅作业、批改试卷等各个教学环节，使之能在老教师的帮助下得到锻炼提高。还规定青年教师要在教研室试讲至合格，才能走上讲台，即便是讲习题课，也要先在教研组进行试讲。因此，青年教师第一次上讲台面向学生讲课也不会太紧张，能较正常地发挥教学水平。这样，青年教师不仅丰富了知识，也学到了老教师的教学、科研经验，保证了讲学质量。为做好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数学分析教学小组、物理系高等数学教学小组、化学系高等数学教学小组、工学院高等数学教学小组、代数教学小组、几何教学小组又分别订立了培养计划。

数学分析教学小组的培养领导人是张福华，被培养人是钱春深、袁基富、和自超。三人的培养目标各不相同，钱春深要在一年内基本掌握二年级数学分析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在第二年（1954 学年内）继续深入，以求完全掌握。袁基富、和自超在第一年内（即 1953 学年内）基本掌握一、二年级数学分析课程内容。第二年除能担任一年级数学分析课外，再继续深入准备二年级数学分析课。培养方法以培养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以下方式：1）备课，二年级数学分析课，被培养人全体参加备课、讨论和听讲。一年级数学分析课的备课工作也要全体被培养人参加，并由领导人指定重点难点，举行讨论。2）辅导，二年级数学分析课辅导及课堂练习由和自超担任，一年级数学分析课辅导及课堂练习由袁基富担任。3）试讲，每学期适当举行试讲，由领导人指定内容，被培养人先在小组试讲，然后再到课堂讲授。4）课堂内容，以斯米尔诺夫著《高等数学教程》第一卷的一、二分册，第二卷的二分册为主。小组培养计划制订后，他们狠抓落实，从制订计划当年即按计划进行，从未间断，并曾检查过一次。经过一段时间培养，被培养人已基本掌握实数理论、极限理论、连续函数性质、递补定理、黎曼积分及简单线性常微分方程。

在这段时间，曾有指导培养与被指导培养关系的有：卫念祖先后指导杨光俊、李陈恩学习偏微分方程；1956 年张燮指导莫孜中学习实变函数；1959 年张福华指导肖济民学习微分方程；1959 年第一学期周后稷在赖允修指导下学习概率论；1960 年陈彪指导陈明琴学习数学分析。

培养青年教师工作，系一级组织不仅有培养措施，个人也有培养计划。讲师钱春深在 1954 年 10 月制订的师资培养计划表中写道：

培养目标是 1956 年可以担任数学系二年级的数学分析；培养的方式是自学；完成期限是 1954 年 8 月至 1956 年 7 月。具体的步骤是 1954 年 8 月开始至寒假止，读完斯米尔诺夫第 1 卷 2 分册，并参阅有关菲金哥尔之微积分教程。1955 年 2 月至暑假止，钻研并基本掌握斯米尔诺夫第 2 卷 2 分册并参阅菲金哥尔之微积分学教程。1955 年 9 月后结合科研继续深入并读复函数。

这次师资培养计划中对被培养人张定安的培养目的是掌握数学分析课程之内容，能独立担任一、二年级数学分析课程之教学工作，负责培养的教师是卫念祖、陈筼谷。培养的方法是：1）与教学工作配合，自学、备课、听课、试讲、辅导及批改作密切相结合。2）指定课程中某些重点或难点，经被培养人自学及在负责培养人的指导下，在教学小组中试讲或对所负责的辅导之班级做讲授。3）自学中有疑难的，即请指导人指导。培养期限三年。被培养人张定安认为“随教学进行及在负责培养人指导下，已初步熟悉化学系一年级分析课程之内容，对教学方法亦稍有体会”。1954 年 3 月间，他曾在小组内试讲“台劳级数”并同时将该问题于化学系一年级分析课中做授课，实习三小时，均取得预期之效果。这些方法加快了培养青年教师的步伐。

为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形成大家关心重视培养青年教师风气，20 世纪 60 年代初，学校要求各系推荐青年教师以“赶考”形式参加“殿试”。这是当年学校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一种特殊做法，即在青年教师中确定一批重点培养对象，拜学术造诣深、教学水平高的教师为师。考核时，师“生”集中在会泽院二楼校长办公室，校长李广田亲自主考，一问一答，有问必答，众皆正襟危坐，气氛庄严肃穆，被教师戏称为“殿试”。数学系杨光俊、陶锟、陈伯陀曾经“赶考”过“殿试”。

在注重校内自己培养的同时，云南大学也不断选送教师到校外进修。当年我国与许多发达国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送到国外进修的人数极少，而且都是去苏联。数学系在“文革”前的 17 年间，仅在 1959 年 10 月选派助教张明镶到苏联留学，学习计算数学，并于 1962 年春返校。所以，此阶段学校派遣教师到国内著名的大学、科研院所的较多。1957 年 6 月前选派到校外进修大多是讲师，如 1954 年 10 月派讲师简恩泽到南京大学天文系进修；1956 年 9 月至1957 年 7 月，几何教研组讲师尚学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而后选派人数增多，且多为年青助教。1956 年 8 月至 1957 年 8 月，助教王本鑑到四川大学进修。1957 年 10 月 24 日，高教部通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派教师到中科院数学所进修，为期半年，时间为 1957 年 11 月至 1958 年 10 月 30日。此次进修主要是听苏联专家（苏联通讯院士）比察捷讲授偏微分方程论，选派助教杨光俊参加。1958 年讲师袁基富到武汉大学进修复变函数，指导教师是李国平教授。同年助教陶锟、王学仁、李昆垣到数学所进修。学校原定李昆垣到数学所跟熊庆来学习复变函数，到数学所后改换指导教师学习常微分方程。助教陶锟从 1958 年暑期至 1960 年暑期在科学院数学所学习实变函数、泛函分析。1958 年 8 月，学校同意正在北京大学概率论暑期讲习班学习数理统计的助教王学仁，继续留在北大学习概率论、信息论、平稳过程，至 1959 年底。根据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不少高校开设尖端学科专业，数学系选定设置力学和计算数学，而数学系又在短期内培养不出的这两个专业的教师，因此便选送教师和高年级优秀学生到外校进修这两个专业的课程。1957 年 9 月 2 日，助教莫孜中到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进修，跟苏联专家学习“近似计算方法”（故此，莫孜中成为国内较早一批从事计算数学方面的研究者之一 ）。1958 年，三年级学生龚世生、吕嗣忠被选送到数学所参加数理逻辑训练班学习。1958 年9 月，派助教杨明芳、四年级学生王心怦及物理系的两名学生到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训练班学习。1959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拟在固定力学、爆破力学、渗流问题、运筹学等方面接收一批进修人员，期限两年（1958 暑期至1960 年暑期），数学系派王重光、赵世伦去进修；王重光学习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赵世伦学习弹性力学、塑性力学。

1958 年 10 月童扬文在中科院数学所听波兰专家讲学结束后，又转到中科院力学所进修运筹学，学习统计判决、博奕论。1958 年云大数学系还派三年级学生徐昇、唐振东、凌宗项到北大数学力学系学习。

1959 年王朝和到昆明工学院进修一学期“材料力学实验”。通过多年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数学系师资力量大为增强，大多数中青年教师已能独当一面，成为数学系教学工作的重要力量。

数学系培养青年教师取得的成绩与时任系主任卫念祖有很大关系。1954 年8 月 26 日卫念祖任系主任后狠抓师资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年青教师。1958 年他接受杨光俊的建议，学习其他大学的办学经验，赴北京为数学系建立对外交流关系。他在北京拜访了数学所的关肇直、吴新谋、熊庆来，北大的程民德，中科院的何泽慧，又到高教部向高教司胡沙司长作汇报。卫先生虽不善言辞，但为人厚道，待人坦诚，人缘较好。此行拜访的这些人，多数是他留法时的同学和好友，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中科院数学所和北大数学系同意和云大建立合作关系，接受云大数学系的教师前来进修，并以适当的方式支援云大。胡沙司长允诺今后要特别关注云大数学系。这次拜访后，有一批云大的教师到北京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进修，北京大学等知名大学分配毕业生到云南大学数学系任教。数学系也有毕业生分配到中科院工作。中科院数学所还先后派邱佩璋、杨乐等名家到系讲学，这对云南大学数学系的师资队伍建设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到校外进修的教师，卫念祖要求他们定期向学校书面汇报学习情况，以此督促他们学习。袁基富在向学校汇报中写道：

去年（1958 年）11 月初学校派我到武汉大学进修，系和教研组对我提出的进修目的和要求是学习复变函数，回校后能担任数三的复变函数课程，并培养科研工作能力。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到武大后，在指导教师李国平教授指导下，定出了学习计划，方式是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学习，以自学为主，听课为辅，从 11 月到今年 1 月底学期结束。约 9 周时间，听过余家荣教授讲授的整函数和李国平教授讲授的半纯函数，路见可副教授讲授的复变函数。除听课外，自己重点复习复变函数，准备下一学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选定复变函数方面的一个支，做较深入的钻研。在业务学习方面基本上将复变函数复习了一遍，复习过程中也提高和巩固了阅读俄文的能力。通过随堂听整函数与半纯函数，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通过随堂听复变函数，学习到主讲教师处理教材和讲课的方法中的一些技巧，对将来回校后担任这门课有所帮助。

尚学仁的进修汇报中写道：

进修的这三门课程每周 3 小时或 4 小时，还参加北师大组织的几何读书会。

莫孜中 1958 年 2 月 12 日写给学校教务处刘绍文副教务长的学习汇报中写道：

我们这次跟着苏联专家学习的共有 9 人，即北京大学 2 人、厦门大学 1人、云南大学 1 人、清华大学 1 人、山东大学 1 人、兰州大学 1 人、西安交大 1 人、复旦大学 1 人。专家自己还带了三名研究生。专家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副教授梅索夫斯基赫（Н. Мысовскнх）。以前他参加过卫国战争，1947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他对人热情，平时专家工作很忙，除上课和讨论班学习外，其他时间就不能指导我们，因此很多问题都得自己解决。1957 年 10 月 28日至 1958 年 1 月 30 日，我们每周有三个小时听苏联专家讲“近似计算”，有两个小时听徐利治副教授讲“近似方法”。每周有三个小时听由专家领导的讨论班，讲“积分方程数值解法”。每周有两个半小时参加由教研组组织的讨论班，学习“计算机及计算仪器”。以上 4 项是固定进行的，下学期还要继续进行。此外，还要在实验室内的计算机上进行算题。为了配合讨论班的学习需要，还学德文以及有关的基础知识，如“积分方程”及“线性代数”等。所学的资料多半是外文，如俄文、英文、德文。

这些翔实汇报不仅使学校了解进修人员的学习情况，而且为后人留下一份有研究价值的资料。

卫念祖不仅重视青年教师的进修学习，也不放松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的日常监督，他有一套管理、培养在校青年教师的措施。1959 年为提高尚未开课的青年教师上习题课和辅导学生的质量，要求青年教师制作一套习题卡片，同时还要准备开出一门课。青年教师在关键问题上应写出讲稿进行试讲，也可以在原任课的教师指导下，充分备课，再在课堂上讲授。卫念祖还经常不事先打招呼，到教室听已经承担课程教学的青年教师讲课，了解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意见，并根据平常掌握的情况及系里的近期要求，诚恳地给青年教师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留校任教的王国栋生前回忆 1961 年时的教学生活时，这么说道：

卫先生经常教育我们，给学生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他对于青年教师的业务进修要求很严格，我原来是学力学的，毕业留校分到数学分析组，按照分析组对教师的业务要求，我要补很多课。卫先生不仅指定张爕先生指导我的业务学习，还时常抽查补课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讲情面地给予批评，压力很大。有一次卫先生来听我讲习题课，因内急而迟到几分钟，当我走进教室，见到大家都在等我，我也感到内疚，向学生道歉。卫先生可揪着不放，不仅当面批评，还上报学校，我在党支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才过关。虽然我心里有些委屈，但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后来常用这件事来警示自己，告诫学生。

在卫念祖的严厉督促下，王国栋的进步很快，几次参加系上组织的业务考试都得满分，承担了系上多门课的教学，教学方法受学生欢迎，科研也取得很好成绩。王国栋的进步，卫念祖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1993 年力荐王国栋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作学术交流。

卫念祖不仅竭尽全力地培养青年教师，而且十分爱惜人才，想尽办法地将有才华的青年教师调到系上任教。他爱惜人才的精神得到学校领导的肯定以及支持。云大数学系 1959 届毕业生梅多文被分配到科学院数学所工作，并由该所微分方程室主任吴新谋指导她学习。吴新谋也是卫念祖挚友，常有书信往来。1962 年 8 月27 日，吴新谋在给卫念祖的信中说道：“因照顾爱人关系，我所梅多文同志将到云南。梅多文同志已初步具备了偏微分方程基础知识，专业考试成绩优良，在北大旁听非线性抛物型方程专门化，效果尚佳。在参加抛物型monge ampeie方程研究中已做出成果。从各方面看，这个同志在偏微分方程研究方面有发展前途，希望能回到母校，在你们指导下继续在偏微分方程方面工作。”卫念祖收到信后于 9 月 1 日向校领导报告，在给校领导的报告中写道：“经我系研究认为梅多文同志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作风正派，要求进步。在数学所期间，该所负责同志也比较满意，因此我们希望在她调到云南后争取来我校工作。”李广田副校长收到报告当日即 9 月 1 日作批示：“积极争取梅多文回校工作，请人事处、教务处共同研究，迅速办理。”1962 年 11 月 4 日，梅多文去云南省人事局报到时，接待她的人员以她丈夫将要从昆明下放至外县为由，决定派她到昭通工作。5 日，卫念祖向副校长寸树声报告此事，并再次表示：“我们的意见是请再向省里交涉，梅多文仍到我系。”6 日，寸副校长给人事处批示：“调梅多文来我校数学系工作，是经过教育厅和人事局同意调给我校的。她本人表示也不愿意去昭通。到昭通去教中学也不是恰当的安排。请即去人事局，要求按原议调给我校。”经多方协调，1963 年 2 月梅多文调回了云大。

1960 年 8 月，新成立在张家口的解放军外语学院派人到云南省委，指名要时任概率论教研组主任、讲师王学仁到该学院任教。王学仁虽服从安排，但与校领导达成口头约定，两年后调回云大。卫念祖也主张调他回校，多次向学校写报告陈述理由，提出解决办法。1962 年 5 月 7 日，卫念祖给学校领导的报告中写道：

概率论在国内当时基础较薄弱，国家为了迅速发展这一门学科，曾由数学所、北大、中山大学等单位集中有关方面的优秀学生开设概率论专门化训练班，并且该训练班学生毕业后又进修一年。根据云大的需要，曾争取到训练班毕业生赖允修分配到云大工作。并派王学仁到北大进修一年半，童扬文到力学所进修两年。多方组织人力成立概率论教研组，开设专门化，以期对概率论的发展方面今后能有所贡献。王学仁业务上很努力，工作能力较强，正在发挥作用，有所作为之际，不意竟被外语学院指名强行调走，我系曾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

1.外语学院教数学课不外一般高等数学，不一定要我们专门培养过，而且我们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同志去。若论政治条件，则其他同志还是可以考虑的。

2.王学仁走后，我系概率论组的工作和教学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3.王学仁的爱人杨明芳在我系工作，她学的是计算数学。该学院不需要这一数学分支，而且张家口根本无对口的工作单位，杨明芳本人也不愿意去。

王学仁到该学院后，该学院的任务有所压缩，虽然他仍在教高等数学，也不是所有调去的人都有课。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曾请学校与外语学院联系，调王学仁同志仍回我系工作。该院干部处曾回信说：“确实难以解决。”根据王学仁来信说，他们学院的意见是希望我们学校派一个去换他回来，我们的意见是：

1.根据目前精兵简政的情况下，再加上还要照顾王学仁爱人关系，必须调他回来。

2.如果非换不可，可以从我校暑假留在我系的毕业生与王学仁对调，这样也不影响我系的名额。而实际（教学）力量则有所增强。

收到数学系陈述调动王学仁理由的报告后，5 月 10 日副校长李广田批示：“同意卫主任的意见，把王学仁调回来，或从现有助教中调换或从毕业生分配名额中抵换均可。请人事处迅研究处理。”

学校人事处曾两次致函省人事局，请求人事局与解放军外语学院联系。在5 月 22 日致函中写道：“将王学仁同志调回我校工作，如需人对调，我校可用数学系助教前往对调。”解放军外语学院对云大请求迟迟不予答复，学校又考虑分配一名学生抵换。为调王学仁，双方进行一年多的拉锯战，直到 1963 年初王学仁才调回学校。正如卫念祖所料，王学仁在云大的发展很快，不仅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应用统计学家，后来还担任过云大校长。

正是卫念祖主任坚持不懈无私无畏地抓培养青年教师工作，到 20 世纪 60年代初，便将数学系从一个教学型的学系，转换成教学、科研型的学系。杨光俊对卫念祖任系主任三十年（1954—1984 年）的评价是：“在培养青年教师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和他比。”

五、招生与毕业分配

（一）招生

1950 年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在中央教育部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高等学校招生。为贯彻全国高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招生细则规定工会或解放军团以上政治机构介绍青年工人、革命干部报考“从宽录取”。1950 年暑期，云大按教育部这一方针进行招生，如铁道系录取产业工人学生最低分仅为 90 分，而其他学生却高达 407 分，相差 4倍多。在报考资格审查时就注意考生的家庭出身，以便吸收工农出身的青年入学。11 月 11 日，云大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开学迎新典礼，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卢汉、副主任宋任穷、周保中到会讲话，勉励新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1951 年，招生实行中央统一计划，各大行政区成立该区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办理该区报名、考试、录取分配和组织报到等工作。西南全区有十个报考区，其中云南有两个，一个在昆明，一个在大理。报考青年只能在毕业学校、工作单位或常住户籍所在地报名，有考区者只限于在本考区报考，报考者所在地区无考区设置，则应在临近考区申请报考。由于各大区高校的招生计划与学生来源的不平衡，各区间可作适当调配，报考青年在填写志愿时，应遵守规定。华东、中南、西南三区报考青年除个别特殊，经所在考区批准外，一般不得互调。依照这些招生原则，必然是绝大部分考生都在本区大学就读。同时，为保证“考生的质量，使高等学校能够录取合格的新学生入学”，新生录取采用在本区内按所报学科的考分择优的办法。由于西南区有十个考区，四川占五个，四川生源多的因素，1952 年至 1958 年由四川考入云大者较多，有的班级的四川籍新生占一半以上。1960 年改变了这一招生政策，云大主要面对本省招生，四川省考生比例较高的现象才不复出现。

1.招生 1949—1965 年数学系招生人数

新中国成立后数学系每年按计划进行招生，其招生人数见表 1-4：

2.数学系这一时期招生工作的特点：

（1）按照中央第一次招生会议精神，以同等学历招收在机关、部队工作的干部或在工矿企业等生产单位工作三年以上的工人，共 20 余人。他们当中有的后来在学术上成为卓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如 1952 年入学的杨光俊、陶锟，1960 年入学的孙文爽。

（2）50 年代从四川招收了大量的学生，1955 年招入数学系的四川学生占总数 70%，云南考生仅占 14%。

（3）根据中央有关文件，1960 年云大招收因受国外排华回国，又在云南华侨补校等校读书的华侨学生，分在数学系就读的有 25 人。

（4）受自然灾害影响，国家经济困难，根据上级指示，1960 年 6 月云大工农速中学生提前毕业，与高考入校学生同期进入云大继续深造。这批速中学生利用暑期完成高中阶段的主要课程后，再进行分系考试。分到数学系的有 34名学生（女生 8 人，男生 26 人）。由于到系时间已是当年 10 月，第一学期这34 名学生单独组成一个班上课。该班的班长是寸开瑞，学习委员吴秀芬。第二学期再与高考入学的同学及侨生合在一起上课。这年共招生 179 人，是数学系在“文革”前招生最多的一次。

（5）1961 至 1965 年入校的学生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因此 1965 年学校未有毕业生。

3.扩大招生后在校生人数剧增，1950—1964 年数学系在校学生人数见表1-5。

（二）毕业分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为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于 1950 年 6月成立“1950 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分配委员会”，直接办理全国公立、私立高等学校 18000 余名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事项。从此，全国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纳入国家计划，实行“统包统分”的政策。同年 6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致电云大校务委员会，将《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证书暂行办法和毕业证书式样及说明》告知云大。云大这年共毕业 151 人，其中文史类13 人，外语 9 人，理科 7 人，工科 26 人，农学 4 人，法学 28 人，经济学 14人，英语专修科 34 人，按照此办法分配工作。自此以后，历年基本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数学系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仅 1949—1964 年的十五年，数学系向国家输送了毕业生 700 余人 ，毕业生分赴全国，其中大多留在云南，可参见表 1-6 至表 1-8。

从表 1-7、表 1-8 可以看出，除 1963 年外，每年分配到云南省内工作的毕业生比分配到省外的多，说明云大主要是为云南培养人才。这些毕业生中有的成为知名数学家，如留在云大数学系任教的王学仁、杨光俊等，他们的成绩在其他篇章作介绍。这里仅介绍两位走出云大校门，并在数学学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毕业生。

朱永津（1931—2016），生于昆明，1949 年从昆明师院附中毕业后考入云大数学系。1953 年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此后考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60 年获得我国第一批副博士学位，留在中科院数学所从事运筹学研究。朱永津读高中时，不幸患上眼病，视力很差，看书写字相当吃力。20 世纪 70年代末眼病进一步恶化，致使双目完全失明。但他在国际上发表的半数以上论文是在双目失明后。在他双目失明后，他的夫人、比他晚两届从云大数学系毕业的汝树芬，先替他找来国际上最新的学术资料和他想看的论文，再录在磁带上。他靠听录音掌握学术动态，用心算来进行数学推演。由他口述，其夫人执笔，写成一篇篇论文。1965 年，他与另一位年轻学者刘振宏在《中国科学》发表《关于最小树形图》，论文中首次提出最小树形算法。这个算法后来被国际数学界称为“朱-刘算法”。1992 年，据有关国家部门公告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上用中国人名命名的科技成果有 11 个，“朱-刘算法”是其中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朱永津和他领导的学术团队又在“二分树”及图论的结构理论方面作出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国际图论界公认朱永津是结构图论领域中起着引领作用的专家之一。

朱永津不仅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研究生。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培养的研究生张存铨、范更华、李皓，已成为国际图论领域中的佼佼者。他每次回到母校云大，不仅带来新的科技信息，更为母校师生带来了一名科学家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而顽强拼搏的精神。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李继彬，196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数学系。20 世纪初，在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的 23 个数学难题中，就有关于非线性微分方程。几十年来，国内外数学家一直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面二次系统的极限环上。在三次系统上又会怎么样呢？国内外极少有这方面的成果。通过大量演算和论证，李继彬在苏联数学家庞特里雅舍等人工作的基础上，对扰动的哈密尔顿系统提出“判定函数法”理论，用这一方法对包含多个奇点的对称三次哈尔密顿动力系统进行研究，获得多种分布。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第四届国际微分方程与微分几何会议上引起数学界的重视。之后，他又构造出哈密尔顿三次系统具有 11 个极限环的例子，证明了希尔伯特H（3）≥ 11 的结果。李继彬于 1989 年底出版《混沌与麦尔尼科夫方法》等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对分支与混沌的研究成果，1993 年以后，李继彬又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动力系统的混沌理论上，推动我国在这门学科的研究进程。20 世纪末，李继彬同他的学生对著名的ABC系统与Lorente方程应用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解决了国内外数学家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在赴美国访问期间，李继彬还证明了有关多时滞微分方程的卡普兰-约克（Kaplan Yorke conjecture）猜想，在哈密尔顿系统的周期解与泛函微分方程周期解问题上又取得一批居领先地位的成果，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六、数学系办公地点及学生住宿变化

1950—1955 年系行政办公室在会泽院（见下图序号①）。1956 年理科三馆建成后，数学系与物理系合用其中一馆，取名“数理馆”，该馆是四层楼房，因为物理学实验设备多，占用 1、2、3 楼，数学系在 4 楼（见下图序号②）。另外两馆都是三层楼房，分别是化学馆、生物馆。1958 年，数学系行政办公室迁到梓园旁一幢土木结构房内办公（见下图序号③）。数学系办公室迁走后，“数理馆”改称“物理馆”。1960 年工农附中停办后，数学系办公室搬到北院的工农附中教学楼（见下图序号④）。外语系恢复后，数学系又搬到北院靠原附中教学楼旁一栋土木结构两层楼的房内办公（该房曾是函大办公用房）（见下图序号⑤）。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为解决附中学生住宿问题，1956 年在位于今天的北院西北角处建成一幢面积 2000 多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的三层红砖楼房。附属中学撤销后，该栋宿舍作为数学系男生宿舍。这栋楼房因此被命名为“数学楼”（见平面图序号⑥）。20 世纪 80 年代拆除该楼，建盖研究生宿舍。这期间，数学系部分女生的宿舍是紧挨莲花池小学的另一幢两层的楼房（该房曾是附中用房）。

这一时期，数学系发生过一些脱离实际的事情，如 1958 年科研“大跃进”中，提出大办工厂。全校各系办了 162 个工厂，数学系办有耐火材料厂、机械计算机厂、仪器模型厂、砖瓦厂等 15 个，厂房都是因陋就简新建或扩建起来的。工厂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学生，只有少数教师（主要是青年教师）。他们既是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又是管理人员。这些工厂都是白手起家创办的，没有资金便发动群众筹集 1500 多元，没有技术便拜师学艺，没有材料就收集废铜废铁，捡砖、捡瓦，平地盖起厂房，克服了不少困难。最后生产产品十余种，价值 3646 元，盈利1526 元。各厂负责人均是学生，如耐火材料厂厂长张承泽，手摇计算机厂厂长古明清，力学仪器厂厂长吕冠国，木工厂厂长吴修培，农场场长代以忠。学校规定每周安排一至三年学生到这些厂工作 12 小时。这些一哄而上的工厂，因违背实际，大多很快散伙，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均全部解散。

数学系在这一时期发展过程中遇到过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总的来说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学设备较为充实，教师人数成倍增加，教学、科研能力大幅提升，每年招收数十人甚至是上百人。正当数学系的教学科学研究蒸蒸日上时，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数学系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停止招生，教学科研受到重大影响。 N1KOIqtjVhn/NyA6aSOHzZftUmRJN67pO78QBWEZRuspdc1WDvmFrldgONK7XL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