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惨淡经营的办学初期（1933—1949）

数学系是云南大学成立较早的学系，已经走过 88 年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经费、教学设备及生源严重不足，又遭受战争摧残，其办学状况犹如熊庆来所言“惨淡经营” ，举步维艰，发展缓慢。

一、成立算学系

中国古代数学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14 世纪后逐渐衰落。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激起不少爱国志士对发展科学、增强国力的渴求。数学是发展科学的基础学科，19 世纪末维新变法的首领之一谭嗣同认为变法的急务在“教育贤才”，求才的第一步在“兴算学”。这是因为算学是用途十分广泛的一门科学，人们掌握算学就能了解其他自然科学。20 世纪初，一批批归国留学生，逐步系统地将西方现代数学引入中国。 故东陆大学成立伊始，便将数学作为一门通识科目列入教学课程。在东陆大学讲授过数学课的教师有何瑶、赵家遹、柳希权、杨克嵘、毕近斗、段纬、李炽昌。 1933 年，东陆大学成立文理学院，下设数理、法律两系；1934年，数理系并入理工学院。

数理系 1934 年、1935 年、1936 年连续三年招生，各年招生人数分别为 11人、15 人、13 人。1936 年有教员 4 人 ，即专任教授计阳曦，38 岁，安徽人，1936 年 3 月应聘到云大，他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曾在河南大学任教，著有热射物理声位研究等方面论文；专任讲师李良训，20 岁，山东潍县人，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造船科，1936 年 8 月到云大任教；专任讲师杨文辉，25岁，美国人，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兼任助教杨鲁曾，26 岁，云南思茅（现普洱）人，毕业于国立青岛大学，获得理学学士，昆明工业职业学校专任教员。4 人中只有一人获理学士学位，还是兼职者。数理系是培养数学和物理两方面人才的学系，课程设置中要顾及两门学科。1936 年四学年的课程表中共开出专业课程 23 门，数学课程有“微积分”“近世几何”“微分方程式”“函数论”“近世代数”“向量分析”“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变分数”“级数论”共 10 门，所占比例不足 1/2。

1937 年 6 月，熊庆来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后，对全校各院系组织作适当调整与扩充，在原有数理系的基础上分设算学系（后改称数学系）与理化系。 自此数学系成为学校一个独立的行政建制单位，其后，一部分数理系学生便转到算学系。1939 年算学系第一届 6 名毕业生均为数理系学生。

1947 年 12 月，云南大学编《国立云南大学一览》，在各系的文字简介中写道：“数学系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初名数理系，后改为数学系。”2013 年 3 月，数学与统计学院编《数学与统计学院院史资料》一书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数理系与数学系仅是一字之差，但在师资结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培养目标等方面却有很大差异。作为数学系的萌芽阶段，数理系为创立数学系成立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使数学系成立当年便有学生。本书着重介绍数学系，但也在个别地方会将两者作一定的比较分析。

二、慎选师资

教师是学校教育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延揽资师是学校的重要工作。熊庆来根据在大学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慎选师资”“请学问湛深，经验宏富者数人以为领导，俾学生得善诱之誉” 的管理思想。按他的择师条件，原来数理系的 4 名教师全部未续聘。熊庆来、何鲁为新成立的数学系的教授，他俩都是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数学先驱。1937 年 7 月 16 日，《云南日报》刊登的熊庆来略历中写道：“熊教授庆来，号迪之，云南弥勒人，留学法国，研究数理，先后得法国孟伯里大学硕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历任东南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1 年曾代表中国数学会出席在瑞士举行之世界数学会议。任清华大学数理系主任已达 10 年。熊氏除长教清华外，并努力于数理之研究，任中国数学会理事，并主编中国数学会会报，著作有《高等算学分析》（商务出版）及讲义多种，并常在法国国家学院出版之数学杂志上发表专著，为国际知名之数理学者。” 何鲁首先因破解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而蜚声海内外，获数学大师称号。1911 年，何鲁公费考入法国里昂大学，同时也是第一个考取法国科学硕士的中国学生，后获数学硕士学位。1919 年，何鲁回国后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改为数理化部，1920 年元月创办该校数学系，1921 年受聘到上海中法通商惠工学校任教。 1924年广州大学成立，他又创办该校数学系并任系主任；1928 年任安徽大学理学院院长代行校长；1932 年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长期奔波各地，任职于高校，创办数学系，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为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立下汗马功劳。何鲁与熊庆来相识于法国，同为中国人远赴法国留学，所学的专业都是数学，又有不少共同的爱好，都喜爱诗词书画。共同的经历、兴趣促使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1915 年，何鲁邀约熊庆来去里昂，酝酿组织一个取名为“学群”的科学协会。1921 年何鲁要去上海任教，而他走后东南大学算学系无人可代，面对困难，他向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力荐熊庆来到东南大学任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后来，熊庆来决定接受龙云代表云南省政府之聘，到云南大学任校长，他也想到何鲁。1937 年，熊庆来邀请何鲁任云大任教务长，协助他开展工作。何鲁也是爽快应允，立马向重庆大学请假一年到云大任职，于 8 月 8 日，乘欧亚飞机由西安到达昆明。有了办学经验的何鲁的辅佐，熊庆来更有信心扛起担任云大校长的重任。在校园里常见他俩形影不离，各抒己见。1938 年，云大新建的校长住宅落成，熊庆来的妻儿住在校外，新建校长住宅便成为熊庆来与何鲁同住的地方。他们住在校长住宅二楼，熊庆来住西屋，何鲁住东屋，中间是客厅也是饭厅，他俩吃饭也在一起，由工友送饭到住宅。熊庆来常夜宿云大，昼不还家。这段时间，两人工作、生活在一起，共商办学大事，想必过得十分愉快。

何鲁在云南大学不仅协助熊庆来管理全校教学工作，还兼任算学系主任，直至 1938 年 10 月。在这段时间，何鲁主持系务，曾将各年级课程加以调整，逐渐提高了学生的知识体系程度。

数学系创办之初，先后聘请王士魁、张福华、王志符到系任教。这三名教师均在国内外大学获数学学位。王士魁于 1920 年获地方政府资助到法国求学，1934 年获法国国家数学硕士学位，随后师从法国里昂大学教授、巴黎科学院通讯院士、里昂天文台台长杜飞，攻读天算博士学位。杜飞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王士魁在他的指导下，用微积分方法研究光的扩散与吸收。根据王士魁的研究成果，天文学家准确地解决了光在银河系的扩散与吸收问题。这一开拓性的成果，突破了经典天体物理的研究范畴，也为用数学方法研究天体物理提供了新理论。1935 年，王士魁的《论星际扩散》一文在《巴黎科学院汇报》上发表，获得国际天文学界高度评价。以后他在这个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工作，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曾在法国任里昂天文台研究员、法国哥城测量局测量技师，1937 年 12 月应聘到云南大学算学系担任讲导（相当于副教授）。 王士魁是一位文弱书生，却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中国学生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学校当局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1935 年夏，中国留学生决定展开斗争，王士魁便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成员。这次斗争迫使一位歧视中国学生的职员施内离开了学校，王士魁等人也受到学校处分，这就是中法大学史上的“施内事件”。王士魁等人的行动为中国留学生出了一口恶气，以后学校当局的对中国人的态度有所好转，说话客气多了。

王志符毕业于暨南大学，获理学士学位，曾任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数理复阅员、首都补习学校数理教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后被聘为云大教授助教，于 1937年 11 月到校。

1937 年，熊庆来从北平动身到昆明任职前，四处网罗青年才俊到云南大学任教，北师大理学院院长文元模教授推荐数学系刚获理学士学位的张福华。张福华是昆明人，他非常乐意回家乡工作，接受聘任并于这年 8 月带着未婚妻到云南大学报到。 他到校后一边认真教学，做好学校交付的工作，一边准备出国留学。1949 年底，他获得到法国留学的机会，因此时国内局势混乱而未果。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沿海及华北各大城市先后沦于敌骑蹂躏下，所有中国高校遭到日寇狂轰滥炸和大举破坏，大量高校内迁，大批知识分子避难于昆明，遂使昆明一时成了国内的文化教育中心。尤其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著名大学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不少中国著名的数学家集聚于昆明，为云南大学广聘名师，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与地位，提供了机遇。云大用借聘、办讲座或派学生到联大听课等方式邀请联大教授为学生讲学，使数学系教师快速增加。1938 年 2 月聘陆子芬为专任讲师，4 月聘陈省身为兼任讲师，8 月聘朱德祥为助教，11 月聘华罗庚为兼任讲师，12 月聘尚学仁为助教，还聘获北平师范大学理学士学位的张孝机为助教。这年在数学系任教的是熊庆来、何鲁、王士魁、陈省身、华罗庚、张福华、陆子芬、朱德祥、张孝机、尚学仁，教师增至 10 人。是年底何鲁、王志符离开云大；系主任一职由熊庆来代理；王士魁晋升为教授。

陈省身、华罗庚两位数学大师的学术成就无须赘述，他俩与熊庆来一些情真意切的交往稍加介绍。1930 年，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仅招收陈省身一名研究生。清华认为人数少，便决定缓办研究生教育，让陈省身去做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的助教。一年后陈省身离开助教岗位回到算学部读研究生。在做熊庆来助教这一年里，陈省身与熊庆来同在一个办公室朝夕相处，陈省身对熊庆来人格魅力的敬佩油然而生。他回忆与熊庆来这段交往时写道：“迪师为人平易，同他接触如坐春风。他在清华一段时期，不动声色，使清华数学系成为中国数学史上光荣的一章。” 1938 年 2 月陈省身随校南迁，从香港到越南海防，再换乘火车于 2 月 15 日到昆明。因到昆明的外来人员突然剧增，旅社爆满，一房难求。联大一时也没有足够房屋供师生居住。陈省身找不着住处，便借住在熊庆来家中，解了燃眉之急。1940 年 9 月，在抗日大后方的西南各省数学家脱离仍在上海的中国数学会，在云大至公堂成立“新中国数学会”，公推熊庆来、陈省身等 7 人为理事，陈省身还兼任学会文书，他俩又在一起共事。1948 年中国政局动荡，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南京，距离陈省身所在的数学所仅一江之隔。时局变化使南京城内人心涣散。1948 年10 月陈省身接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的电报，邀请他去研究所工作。陈省身及时写信将此事告诉熊庆来，并讲述他的心情，信中写道：“生前日接普林斯顿奥本海默来电，劝速赴美国。目前在此不能安心工作，颇拟应邀前往。”当时在南京很难办到出国护照，陈省身请熊庆来打听在昆明办护照的情况。熊庆来接到陈省身的求助信后，四处托人打听，不仅帮陈省身办好护照，还办了陈省身的夫人及两个子女的护照。1948 年 12 月 31 日陈省身全家乘泛美航空公司航班离开上海，1949 年 1 月 1 日平安抵达旧金山。

华罗庚与熊庆来也有一段特殊缘分。1929 年未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在《科学》杂志第 14 卷 14 期发表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Sturm氏定理的研究》。第二年《科学》杂志主编收到华罗庚的另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理由》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是对苏文的否定，也是华罗庚自己对过去研究结果“代数第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的否定。他以其思想之精深，引起国内数学界同行的注意。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颇欲得其人，以求共同研究。当时数学系助教唐培经是金坛籍人，为华罗庚的同乡，稍相识，唐培经受熊庆来委托，函约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时学校当局对华罗庚的成就不甚了解，只聘他为助理，工作内容是管理图书、收发公文、打字，也兼办其他杂事。但华罗庚得此种学术环境的培育，其数学天才更发扬光大。工作之暇，以其研究所得，撰写论文，寄往日本、苏联、英国、法国等国杂志发表。熊庆来对华罗庚深为赏识，破该校惯例，1933 年将只有二年工作经历的华罗庚由助理升为助教。此时，华罗庚的数学天才已被公认。学校当局也认识到华罗庚数学才干并加以培养，以晋升讲师及出国留学两种机会任华罗庚择一。华罗庚眼光远大，选择出国留学，于 1935 年取道西伯利亚，往西欧各国，入英国剑桥大学。至此华罗庚之造诣，当更深进。 正是有熊庆来这样的“伯乐”才有华罗庚这匹“千里马”。他们这段佳话流传至今。

1937 年陈省身便是西南联大教授，1938 年华罗庚从英国回国也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俩被云大数学系聘为兼任讲师，为减轻云大经费开支压力，只按讲师待遇支付薪酬，这也是他俩对熊庆来的知遇之恩的报答。

朱德祥在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是熊庆来在清华时的学生，与熊庆来的关系更是密切。他的数学基础很好，教学方法受学生欢迎。熊庆来把朱德祥看作“自家人”。做熊庆来的“自家人”不是让他沾光，而是让他分担困难。熊庆来常分配他担任最艰苦的工作，而在工资薪酬上让他拿到的比别人少，把学校仅有的宿舍留给别的教师住，让他到校外找房租住。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每做一次‘自家人’，就越尊敬我敬爱的老师！”

获国立清华大学理学士的陆子芬毕业后曾留校任助教，后在上海招商局航海专科任算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算学系教员。

1939 年，除聘请陈省身、华罗庚外，云南大学还聘到中国早期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姜立夫为兼任讲师。姜立夫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1910年 6 月他考取游美学务处备取生，次年 9 月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学，1915 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姜立夫始终不懈地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事业的中心环节。1920 年，他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系，这是中国第二个数学系，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陈省身、孙本旺等作为他早年教授过的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抗日战争期间，姜立夫随校南下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任中国数学会会长。

云大档案保存着 1939 年 4 月云大借聘联大数学系姜立夫的来往函件，第一封公函是联大同意云大拟聘姜立夫为云南大学兼任讲师，公函如下：

案准贵校云字第三八〇七号公函 为拟聘本校姜立夫教授担任微分几何学讲师，且令学生到本校随班听讲，希约复。等由；准此。查贵校拟聘本校姜立夫教授为讲师，担任微分几何学三小时，自可同意。仍请查照前函附送之本校教授兼课规则办理，至令学生来校随班听讲一节，应请开示学生人数，俾便酌定。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国立云南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第二封是云南大学接到西南联大公函后的回复：

案准贵校云字第一一七九号公函 关于拟聘姜立夫教授担任校微分几何学讲师，承允同意，深为感谢，其随班听讲学生，除原送学生中何凤舞、陈湘芸、白世俊等三名，现已退出外，实到听讲学生，计有杨发权，陈元龄、姚家壁，陈宝佩等四名，至姜先生之待遇，仍按贵校前送兼课规则办理，相应函复，即查照为荷。

此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云南大学

这年在法国获博士学位的庄圻泰受熊庆来之约，从法国到云南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庄圻泰 1927 年考入清华学校（1928 年改为清华大学），先在工程系学习，一年后转入数学系。1932 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34 年，入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算学部读研究生，师从熊庆来教授。1936 年，被派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拜著名数学家G.瓦利隆（Valiron）为师，同时参加阿达马在法兰西学院主持的一个讨论班。1938 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亚纯函数的正规族和拟正规族的研究》。1939 年 11 月任云南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一年后转为教授。

除此之外，此年 3 月还聘请了戴良谟为专任讲师、徐贤修为助教。

戴良谟，江西乐平人，一生传奇，既是数学高才生又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是熊庆来得意的门生。1921 年，戴良谟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师承竺可桢、吴有训、熊庆来等著名学者、专攻数学。1926 年大学毕业后，戴良谟曾在江苏无锡中学和江西心远中学等学校短期任教。1926 年 8 月，北伐军克复乐平，戴良谟满怀一腔报效乡梓的热忱，回到了家乡，旋即被任命为县教育局长。当时的乐平县已是一个 20 万人口的大县，然而却没有一所中学。莘莘学子要入中学深造，近的去鄱阳，远的赴省城，这大大制约了乐平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戴良谟上任伊始，便多方奔走，大声疾呼，创办了乐平县立中学。1929 年春，戴良谟辞去乐平县教育局长和乐平中学校长之职，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深造，并被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聘为监督处总务课长。1931 年戴良谟回国后，熊庆来邀请他到清华任教，然而戴良谟为实现对出生名望贵族的未婚妻父母的承诺，婉谢恩师的聘请。1931 年底，戴良谟在河南省文官考试中高居榜首，随即被委任为宁陵县长，终于取得了所谓的“功名”。未婚妻的父亲这才应允了这门亲事。他在宁陵县任县长期间惩恶除害，兴修水利，治理河道，兴办教育等，办了不少得民心的事。戴良谟在宁陵当了两年县长后，弃官从教，应聘北上，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员。1939 年 3 月接受熊庆来聘请到云大数学系担任专任讲师。

1935 年徐贤修从清华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任西南联大数学系助教，1939 年 3 月兼任云南大学助教，1946 年赴美国留学，曾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1991 年 12 月获知云南省举办纪念熊庆来活动，特撰写《纪念迪师百龄诞辰》一文。该文收入由云南省纪念熊庆来先生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编，1992 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熊庆来纪念文集》一书中。

1939 年数学系共有教师 10 人，他们是熊庆来、姜立夫、王士魁、庄圻泰、徐贤修、张福华、陆子芬、朱德祥、尚学仁、戴良谟。

1940 年前，数学系不仅容易延揽师资，而且所聘的都是数学界有作为的杰出人物，但到 1940 年尤其是下半年数学系延揽师资的情况就不乐观了。其原因说来话长。

1938 年 9 月 28 日，日寇飞机第一次空袭昆明，炸死平民 74 人，伤 202人，炸毁民房 66 间。随后日机时来空袭，躲警报成为常态，严重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正在上课的师生一听到空袭警报，立即离开教室四处疏散。据当年的学生回忆：

一次何鲁先生正给我们上课，突然警报拉响，何鲁先生就忙着带学生疏散。我们穿过北城门，城墙外尽是乱坟堆，一片荒野之地。何先生带着大家边走边谈笑，竟忘记了敌机就要来投炸弹。我们继续走了几里路，见离城区已远，停下来席地而坐，学生围在何先生身旁，听何先生继续讲课。他把纸放在地上当黑板，边讲边在纸上写。我们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专心地记笔记。我们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的学习。由于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学校就把上课时间改在晚上，白天让同学自行疏散躲警报。

1940 年 10 月 13 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在这样严重威胁下，理学院奉令迁移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嵩明县，延聘教师受到影响。在数学系作兼职教师的西南联大教师不方便再兼职；专任讲师戴良谟又应邀回家乡，到江西国立中正大学任教；接受应聘任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柯召未到校而去了四川大学。柯召于 1933 年毕业清华大学算学系，后任教于南开大学。1935 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1937 年获博士学位。后来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他也是熊庆来的学生。这年，因空袭迁到路南办学的云大附中向熊庆来求援，望派一名数学教师，熊庆来不得不请朱德祥去附中任教。剩下教师仅有王士魁、庄圻泰、陆子芬、张福华、尚学仁 5 人。这年5 月，学校聘王士魁担任系主任，直至 1953 年离任；庄圻泰晋升为教授。

由于昆明不断遭到日机空袭，大后方也不安全了。已迁到昆明的大学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再次迁移。1940 年底同济大学停课，迁四川宜宾李庄镇；国立艺专迁到四川璧山；上海医学院迁往重庆；中正医学院迁往贵州镇宁县城。1938 年迁到澄江的中山大学也在 1940 年迁走。只有西南联大和中法大学以及迁至大理的华中大学留在云南。再次迁移使师生深感疲惫，拖儿带女的教师更是苦不堪言，有的不想再走。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何衍璿就是这样留了下来。他经同窗好友，时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推荐，1940 年 2月到云南大学数学系任教。

何衍璿于 1925 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后回国，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1926 年秋到中山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教材委员会成员。他在中山大学，培养了一些很有水平的学生，如学部委员李国平教授。何衍璿在云大被聘为教授兼理学院院长、教务长。他爱打网球，常与几个儿子在球场挥拍赛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为他一家摄制了《网球世家》的纪录片。另外，他象棋棋艺高超，20 世纪 30年已是广州的象棋名宿，蜚声全国，著有《开局与残局》等棋谱书。1949 年 7月，为接济来昆读书的广东、广西学子，两广同乡会举办一场人棋比赛。此风盛行于越南，以 32 人做棋子，广场做盘，纵横驰骋之间，滑稽紧张，较诸棋杆尤为悦目。两广同乡会请何衍璿为棋坛总指挥。

1941 年，云大数学系毕业生饶婉宜留校任助教，还聘有张善继为专任讲师。这年陆子芬晋升为副教授，张福华、朱德祥两位助教晋升为讲师。这年共有教师 9 人，他们是何衍璿、王士魁、庄圻泰、陆子芬、张善继、朱德祥、张福华、尚学仁、饶婉宜。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云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缅战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场。为打赢这场战争，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迁到昆明。1941 年 12 月 20 日，10 架日本飞机进犯昆明，“飞虎队”初战告捷。在首次对日空战中击落敌机 6架，一战成名。以后总是连战连捷，日机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空袭昆明。战争形势好转，给云大带来有利的办学环境，这年土木工程系和铁道管理系从会泽迁回昆明。虽然数学系仍在嵩明，但延揽教师却已较为容易。这年陈省身、华罗庚再次被聘为兼任讲师。西南联大毕业生严志达同意到云大数学做助教。

严志达于 1936 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41 年毕业。1942 年 9 月到云南大学任教。1946 年，他在云大任教期间考取中法留学生交流项目的公费留学生，次年秋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随C．埃里斯曼（Ehresmann）学习。1949年，严志达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2 年，严志达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在法的优厚待遇，应聘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至退休；199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2 年数学系有教师 8 人。他们是何衍璿、王士魁、庄圻泰、朱德祥、张福华、严志达、陈省身、华罗庚。

1943 年数学系有 10 名教师。他们是王士魁、庄圻泰、何衍璿、朱德祥、张福华、严志达、钱春深、苗华殿、简恩泽、何炳昌。其中王士魁、庄圻泰、何衍璿为专任教授。朱德祥、张福华为专任讲师。其余五人均是助教。

1944 年在飞虎队强有力的打击下，日机已无能力再来空袭昆明，人们的生产生活进入正常状态。7 月，疏散到嵩明马坊镇的理学院迁回昆明。这年新聘华罗庚为讲座教授。原在矿冶工程系任助教兼总务干事的白世俊（数学系 1939年毕业生）回数学系任助教。朱德祥在这年下半年被聘为西南联大数学系专任讲师，后改聘为云大数学系兼任讲师，负责讲授工学院的高等微积分等课程，直至 1946 年。 另聘西南联大教师钟开莱为兼任讲师。

1936 年钟开莱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之后留校任数学系助教。1945 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0 世纪 50 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60年代以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荣休教授，为世界公认的 20 世纪后半叶“概率学界学术教父”。

1944 年，数学系共有教师 12 人。他们是王士魁、庄圻泰、何衍璿、朱德祥、张福华、严志达、白世俊、钱春深、苗华殿、简恩泽、华罗庚、钟开莱。

1945 年在数学系任教是何衍璿、王士魁、庄圻泰、张福华、严志达、苗华殿、钱春深、白世俊、简恩泽、华罗庚、朱德祥、周经鸿共 12 人。专任教授何衍璿、王士魁、庄圻泰，专任讲师张福华，讲座教授华罗庚、兼任讲师朱德祥，助教严志达、苗华殿、钱春深、白世俊、简恩泽。

新聘兼职教授周鸿经 1922 年就读于国立东南大学算学系，师从熊庆来、何鲁、段子燮等，1937 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37 年秋受聘为中央大学数学系教授，并曾兼任数学系主任。1945 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48 年春辞司长职，任中央大学校长。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三校教师及疏散来昆的其他大学、研究院所教师离昆复员。1946 年上半年聘请的客座教授华罗庚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何衍璿、王士魁、庄圻泰、严志达等外省籍教师未随复员回乡人潮离开昆明。1946 年数学系在岗人数保持不变。在系任教的是王士魁、何衍璿、庄圻泰、张福华、白世俊、严志达、苗华殿、简恩泽、钱春深及兼任讲师朱德祥。但年底，庄圻泰应江泽涵教授之聘，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

为稳定教师队伍，1947 年学校征得当时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同意，出台吸引省外学者的优惠措施，争取西南联大教师、研究生、本科毕业生来云大工作；聘请抗战时期迁西南的学校、科研院所、工厂、企事业及中学有专长的外省籍、滇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争取学成回国的青年才俊来云大；以及争取政府资助，送在校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后返校服务。 这些措施惠及数学系，使仍在数学系的任教外省籍教师何衍璿、王士魁等安心教学，又延揽到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硕士学位的张燮到数学系任副教授。张燮先生是西南联大高材生，以工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费留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造船，后因为爱好而改学数学。由于未经国内有关方面同意，被迫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回国。这一憾事影响张先生未能在数学上有更大的成就。 原南开大学数学系教师陈筼谷未随南开大学回天津，被聘为数学系讲师。陈先生讲话是标准的京腔，语言十分风趣，是系上一位教学效果很好的老师。 已在省立昆华高级工业学校担任数学专任教员的饶婉宜返回母校，被聘为助教。曾任昆华中学校长的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徐天祥被聘为讲师。这年严志达出国留学，兑现学校提高留滇外省学者待遇措施中的承诺。因此，1949 年的《国立云南大学近况》一文写道：“又本系严志达先生，前年教部公送法留学，专攻近世代数、近世几何、不久即可返国。”

1947 年，在系教师有王士魁、何衍璿、张燮、张福华、白世俊、陈筼谷、徐天祥、简恩泽、钱春深、饶婉宜共 10 人。

1948 年又新聘从法国回国的卫念祖为教授，数学系教师增至 11 人。

卫念祖 1934 年 9 月考入中法大学数学系。1938 年公费留学派往法国里昂大学。1941 年获数学硕士学位后，在里昂大学从事调和函数、Denjoy积分研究，跟随西尔教授作博士论文。他留法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政府投降德国，大片国土被德国军队占领，他经历了这一段十分艰苦的生活。1948 年卫念祖经云南大学航空系主任王绍曾推荐，带着妻儿来到云大。 这一年，白世俊、简恩泽、钱春深晋升为讲师。

1949 年在系教师是王士魁、何衍璿、卫念祖、张福华、张燮、陈筼谷、白世俊、徐天祥、钱春深、简恩泽、饶婉宜，共 11 人。是年，陈筼谷晋升为副教授。

数学系从 1937 年成立至 1949 年的 12 年间，每年的教授、副教授所占全系教师比例为：1937 年 60%，1938 年 50%，1939 年 40%，1940 年 40%，1941 年 33%，1942 年 62%，1943 年 30%，1944 年 25%，1945 年 41%，1946年 33%，1947 年 40%，1948 年 45%，1949 年 55%。先后在系任专任教师的归国学者是熊庆来、何鲁、何衍璿、王士魁、庄圻泰、戴良谟、张燮、卫念祖8 人。到系任专任教授时已是国内知名教授的分别是熊庆来、何鲁、何衍璿。1948 年中国第一次在全国推荐院士候选人，云南大学推荐何衍璿与刘文典参选。这 12 年，数学系教师在完成教学科究外，有不少教师还兼做学校其他工作。他们参与学校行政事务管理，保护师生安危，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做了不少工作。何衍璿、王士魁先后担任学校教务长，何衍璿兼任理学院院长，王士魁兼任昆明凤凰山天文台主任。白世俊兼校长室干事、钱春深协助学校做人事工作。1949 年 8 月，校长熊庆来奔赴法国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学校的主要工作落在身为教务长的王士魁肩上。9 月 9 日，他获悉国民党政府决定解散云大，宪兵部队在当天下午 6 点进驻云大，抓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王士魁深感事态严重，不顾个人安危于当天中午 12 点左右，亲笔书写：“今晚六点宪兵进驻本校，有共产党员嫌疑者迅速离校”的布告并张贴在学校一出口处。学校的中共党员及进步师生见到布告后及时把党组织的物资、宣传品转移，并安全撤离了学校，使宪兵进校抓人扑了空。宪兵团长气得火冒三丈，认为他私通共产党，要严加追究。 张福华是一位多才多艺、思想进步的学者，在读大学时参加过救亡话剧演出。1938 年 12 月学校成立以理学院学生为主的“云大抗战歌咏团”，他和理化系助教顾建中被聘为指导，帮助学生编排节目，宣传抗日。“顾建中、张福华来到云大后发挥了他们多方面的才华，成为学校里的骨干教师，实现了父亲（熊庆来）‘一人多用，精兵简政’的想法。”

云大数学系这 12 年有学问湛深、经验宏富的教授熊庆来、何鲁、何衍璿；有初露锋芒的归国学者王士魁、庄圻泰；有才华出众的青年助教张福华、朱德祥、严志达；还有从西南联大到云大数学系作兼任教师的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等著名学者，可谓是人才济济，教师阵容相当强大，这也充分体现了熊庆来提出的“慎选师资”的办学思想。但由于缺少其他的办学条件，一路步履蹒跚。

三、在校生与毕业生

数学系 1937 年至 1949 年在校学生人数：1937 年 13 人，1938 年 23 人，1939 年 16 人，1940 年 8 人，1941 年 14 人，1942 年 10 人，1943 年 9 人，1944 年 5 人，1945 年 5 人，1946 年 6 人，1947 年 15 人，1948 年 19 人，1949年 13 人，共有在校生 156 人。 （详见表 1-1、表 1-2）在校生每年平均人数仅有 12 人。156 人中有因抗战爆发，从内地流亡来昆明的借读学生。

1939—1949 年，十二年只培养出毕业生 16 人，平均每年不到 1.5 人。今天听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当初数学系对此有过解释。1949 年所编的《国立云南大学近况》一文中，把招生人数少，归咎于“数学是一门纯粹理论的科学，因其抽象，所以愿学数学的人一向很少” 。就全校而言，数学系还不是毕业生最少的系，与数学系同时成立的生物系，1937 至 1946 的 9 年间仅有 7 名毕业生。其中 1941 年 4 人，1943 年 1 人，1945 年 2 人。数学系的 16 名毕业生中有 5 人留在高校任教，其他在中等学校任教或政府部门任职，实现了熊庆来提出的云南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之下，而为社会国家有用之人才”的目标。

四、教学地址及其逸闻

国立云南大学办学的 12 年岁月中，数学系曾在东陆园、嵩明县马坊镇及昆明东郊凤凰山天文台三处进行过教学活动。记下这三处地址所发生的逸闻可以加深对 12 年间办学艰难的认识。

第一则逸闻是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八十七神仙卷》被盗。1937 年数学系刚成立，因为人少也就没固定的系办公室。1938 年顾映秋捐资建成映秋院后，便把映秋院阁楼作为教学办公室。映秋院主体建筑是仿中国古典的四合院样式设计的两层楼房。在楼房西南转弯处加盖一层面积 10 多平方米的阁楼。这本是一间普通的房间，但因曾住过不平凡的人而使人们更加关注这个阁楼。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国大地，中国的部分土地已被日军占领。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向新加坡进攻。正在新加坡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只得匆忙离开回国。因回国通道大多被日军占领，绕道经海路到达缅甸，再从缅甸经保山来到昆明。在昆明，熊庆来校长盛情接待这位往日曾一同留法的同学。当了解到徐悲鸿为在昆明举办“劳军”画展，要在昆明住一段时间后，便邀请他住在云大，徐悲鸿允然接受。熊庆来便把数学系办公室腾出来，让给徐悲鸿住宿。这间办公室便是加盖的 10 多平方米的阁楼。在阁楼内，透过窗户近可观赏校园、翠湖，远可眺望西山、长虫山，徐悲鸿非常满意这个临时寝室兼画室，在阁楼住了近一年，直到离开昆明。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熊秉明、袁晓岑也趁此机会拜师学艺，常出入阁楼。1942 年 10 月，熊校长夫人姜菊缘女士募捐修建通往家乡弥勒息宰村的一座桥。徐悲鸿闻讯立马在阁楼作画，并与其他名人捐出杰作数十幅，于 10 月 10 日在谷风画社公开义卖。此事在当时昆明轰动一时，传为佳话。更为轰动的事件则是徐悲鸿收藏的一幅极具艺术价值的中国字画《八十七神仙卷》在阁楼被盗。这是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从一位德籍国人手中买下来的。徐悲鸿为这件流落外国人之手的国宝赎身，并使它回归祖国，认为这是他人生第一快意的事，因此在画面上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并重新装裱，加了题跋。一天，正当他在阁楼作画时，空袭警报响起，日军轰炸机结队而来。他匆忙跑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后，他回到阁楼，见房门被撬开，这幅画及其他三十多幅作品被盗。徐悲鸿心如刀割，虽报案仍杳无音讯。徐悲鸿忧心如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夜焦急地期待，他神经高度紧张和焦急，便病倒了。后来他的学生在成都发现这幅画，徐悲鸿花 20 万现款，加数十幅画，重新得到《八十七神仙卷》，只是画面上那“悲鸿生命”的印章已被挖去，题跋也被割掉。1948年，徐悲鸿将《八十七神仙卷》重新装裱，请张大千先生和谢稚柳先生重新写了跋。

第二则逸闻是数学系被迫迁移嵩明办学。1940 年 10 月 13 日，日寇出动30 余架飞机空袭昆明，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被炸，这是云南大学第一次遭受空袭。日机在云大校园内投下近 30 枚炸弹，炸毁房屋 141 间，围墙 80 丈，损毁图书 4270 册、仪器 4246 件、药品 2510 件，总价值达法币 1344131.90元。为此，云南大学给重庆军事委员会的电文写道：“有历史价值之至公堂（即本校现在大礼堂）中弹全毁，实验科学工作所在之科学馆崩裂不可复用，落成未久的医学院屋宇大部夷为平地，巍峨宏壮的会泽院屋檐亦中弹，并四面被炸损伤，其他各屋宇门窗多已残破。”这次轰炸还炸伤学校职员 1人，工友 2 人。

面对日本侵略者肆意轰炸，1940 年 10 月 29 日熊庆来校长在给教育部的电函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本校蒙省府累年之培育，中央近时之扶植与社会多方面之赞助，基础日趋稳固，规模渐形宏大。今顿遭摧残，疮痍满目，实足痛心。”为防范日机空袭，保护云大，同年 9 月云南防空疏散委员会致函云大，希望学校尽快疏散到郊县。函中写道：“查战况渐紧，不可忽视。贵校为我滇最高学府，望从速全部疏散，以期安全。”但学校处于种种原因一直未疏散。这次遭轰炸促使学校决定先将工学、理学两院迁往昭通，文法学院、医学院稍待再迁。省政府主席龙云获此消息，立即给学校来函称：“会泽县米粮不贵，地点宽敞，交通便利，较昭通为佳，迁会泽为宜。”学校便改变决定，迁往会泽。消息传出，教职工仍然顾虑重重。虽说会泽条件较昭通优越，然而到会泽办学一切从零开始，校舍均是租借当地民宅、寺庙，生活比在昆明时更为艰难，大多数师生不愿意疏散到会泽。为做好教师工作，学校想尽办法做工作，动员全体师生积极支持迁往会泽。10 月 21 日学校的公告中写道：“理工两学院迁往会泽，两院教员除在校本部有课应留昆明者外，均务希望迁往会泽共济艰难，庶本校基础不致动摇。”10 月 26 日，王士魁、赵雁来、陆子芬、顾建中、朱德祥、李如琚、张福华等部分教师与理、工学院的学生，组成步行团从昆明向会泽出发。11 月初，抵达目的地，受到当地士绅及各机关人员、中小学校师生热烈欢迎。但会泽是穷县，难于承受突然增加的几百人吃住行，迫使学校只有再寻觅新的办学地址。后数学系助教尚学仁建议迁往他的家乡嵩明县马坊镇顺龙桥。学校派人考察后认为适宜，于 12 月将理学院各年级学生及工、农两院一年级新生和先修班学生转移至马坊，组成以理学院为主的云大马坊镇分校，任命理学院长兼理化系主任赵雁来为分校主任。分校师生最多时达 200余人。赵主任还与当地绅耆合组“地方事业合作委员会”，以便对地方教育、农业、道路、卫生诸事宜有所推进。

分校为求管教合一，组成军训总队部，所有分校训练及军事管理等事项，均由总队部负其总责。赵雁来兼总队长，数学系主任王士魁、生物系主任崔之兰及军事教官魏巍任副总队长。学生除正常的上课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起床、就寝、外出活动等作息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理学院在马坊办学五个年头，直到 1944 年 7 月返回昆明。这次折腾，不仅耽误学生的课程，同时经费耗资巨大，有的教学仪器在迁移中损失。

师生在马坊镇远离都市的喧嚣，远离日机的骚扰，但办学条件差，生活也很困难。分校将镇上一个叫兴隆寺的寺庙作为办学地点，寺中的大殿作为理学院的大教室，厢房作办公室。其他房屋作为教室、实验室。有时教室不够用，就到田边地头上课，一次，王士魁甚至抱着初生的婴儿在旷野中向学生讲课。为了美化教学环境，学生将寺庙中的神像用硬纸板遮盖起来，把破损的窗户钉上纸板，免受风雨袭击。教室光线昏暗，常常要点燃汽灯照明。夜晚屋外伸手不见五指，同学们都集中在寺庙大殿的汽灯下看书做作业，教师则在借住的农户家的油灯下批改作业、备课。

马坊分校虽然缺乏办学条件，却有著名学者驻扎。他们在这里讲授高深的学问，指导学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赵雁来教授在主持分校行政事务的同时，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学术研究。他为理学院理化系编写教材，并主讲过“普通化学”“有机化学”“有机分析”“高等有机”“燃料化学”“国防化学”“酸碱工业”“化工物理”等课程。熊庆来的高足，留法归来学者庄圻泰博士负责分校的数学系以外学生的“微积分”课程。他教学的特点是每次讲课后布置的作业多达二十余题，学生每次交给庄先生的作业本都是一大摞，庄先生是每题必改，而且改得很仔细，有时改一道作业的批红要占作业本的大半页。他的严谨学风，给学生留下很深印象，使学生受益终身。著名的史学家尚钺于 1921 年在北大文学系读预科时，就开始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也是《莽原》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曾得到鲁迅好评。他于 1941年到分校任教，担任大一的国文课老师。一口河南腔的尚钺在讲课中，向学生介绍很多新文学知识。他仗义执言，痛骂执政当局全是些脑筋发了霉、从来不愿意吸收新思想的家伙。1943 年，中共中央派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到云南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因而改名林石斧到马坊分校任教。他接任尚钺的国文课程，而尚钺则改教先修班。华岗向学生讲授古代唯物主义者王充的《论衡》，还介绍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分析诗句中的深刻含义。教授物理课程的顾建中老师学术精湛，备课认真，几十年后，听过他的课的学生还记得在推导一个物理公式时，用微积分的方法比较简捷，但他听说该班学生还没有学过微积分证明方法时，立即换用解析函数的方法对该公式进行推导。生物系教授崔之兰用英文给学生讲授专业课，并要求学生用英语记笔记。听过她讲课的生物系 1937 级学生杨貌仙还保存着当年所做的课堂笔记。战争造成各行各业发展滞后，学校开出的课程，常常无法为学生提供教材，教师只好用在国外学习的课本来作教材，也没有经费给学生印发讲义，全靠课堂上教师传授知识。艰苦的学习和生活磨砺了学生的意志，使大家更加勤奋学习。一个老学长回忆说：“化学课没有教本，全靠听课时仔细听，勤记笔记，听完三节课就要记密密麻麻的十多页笔记。下课后整理笔记便成为加深课程内容学习的好方法，时间一长，学会速记，也就不在意上课没有教材的事。”

马坊分校师生的生活艰苦，吃住条件简陋。庄圻泰教授住在寺庙一间黑暗又潮湿的屋子里，还得了一次疟疾。 师生都过得紧巴巴的，丝毫不敢有任何奢侈举动。顺龙桥至村寨有条不过百米的土路，是马坊镇的一条商贸街，每逢“赶街”，就有不少小吃摊，同学们约着出去打牙祭，在小吃摊吃上一碟凉白肉、一碗面条，是最大的生活享受。工学院一年级学生冉邦彦因家庭贫困，进入云大后仅靠贷学金维持生活，连吃饭的费用都不够。为节省开支，课本向图书馆借用，课堂笔记写在废纸背面，墨水用的是廉价的墨水粉自泡墨水，用蘸水笔书写，穿的是二姑穿过的旧衣服。马坊的冬天比昆明冷得多，她的那床又旧又薄的棉被，盖在身上无法抵御寒冷，晚上冷得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即便白天把棉被晒热，晚上稍微暖一点，还是睡不好。同寝室的两个同学实在看不下去，她们就两人合睡一张单人床，合盖两床棉被，腾出一件棉袍让给冉邦彦盖在棉被上。一次下大雨，冉邦彦的布鞋湿透了，她又没有换的鞋子，只好穿着湿鞋子去上课。先修班王遗珠见状非常同情，立即打开箱子，拿出一双新布鞋送给冉邦彦。从湖北来的学生赵旭初因无钱买衣裤，寒冷的天气造成他关节炎复发，疼痛难忍。同在马坊分校读书的同乡许高俊闻讯立即送来一条裤子，吕秀章教官也给他经济上的接济，使他能看病、吃药。

马坊分校成立时，正值物价飞涨，学生交的伙食费用往往不够开支，伙食越办越差，出钱吃不饱饭，引起大家不满。理学院 1943 级学生席淑芳自告奋勇帮厨做饭，以此减少厨房开支，提高伙食质量。但这个办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行一段时间就停止了。1943 级有的女同学发现，与男同学交同样的钱，男生饭量大，女生吃得少，不划算。她们提出单独开伙，既可节省开支，又可以填饱肚子，于是在村子里找到一位大嫂当厨师，开办分校第一个女生食堂。1942 年 1 月 29 日，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赴马坊分校视察，并勉励学生努力学习，以不负国家培养人才之苦心。

马坊环境优美，景色迷人。学生学习之余，散步在阡陌之间，一边倾听着农女欢歌，一边欣赏着美丽的晚霞。春季是花开的季节，走在田间小道上，嫩绿的麦苗、青青的豆叶一望无垠，油菜花香扑面而来，粉红的野蔷薇弥散着浓郁的香味。在兴隆寺附近有个池塘，水清澈见底，常有野鸭飞到池中戏水，被学生称作“鸳鸯湖”。学生饭后常去池塘边洗衣、游泳、约会。在去四营煤矿的驼马路半山涧，有一个环山怀抱的坝塘，面积比鸳鸯湖大，风景更优美，被学生称为“茵梦湖”。平时学生也爱去那里游泳，有时他们自带食品到湖边埋锅造饭，吃饵 蘸卤腐，进行野炊活动。莘莘学子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习，也不忘自找娱乐。1943 年考入矿冶系的丁醒华，学习基础好，聪明伶俐，理解能力强，老师布置的作业，别人要一个晚上做完，他只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学习比别人轻松多了。课余时间他常常拉手风琴演奏一首又一首西洋古典音乐，吸引不少学生和乡民们驻足倾听。师生的到来，也给当地带来新时尚。在偏僻的农村，人们看惯了穿着长衫马褂的先生，看见穿着一套长年不换的西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庄圻泰，总是带着好奇的眼光。

马坊分校师生们的生活情形、学习风貌及学术精神，尤如熊庆来在《国立云南大学二十七年纪念特刊》上发表的《本校之学术生命与精神》中所说：“因时局之剧变，财力艰难，物价狂涨，待遇调整远不能适应需要，同仁物质生活每濒绝境，然弦歌从未中辍，而课外之研究工作，继续推动者仍复不少。一般同学读书情绪至佳，清晨傍晚，于田间林下，均时闻其吟诵之声，且因省外大学生来此寄读者，联翩而至，全校学生人数剧增至一千五百人，更加厚学校之弦诵空气。唯校舍缺之，茅屋陋室亦皆充分利用，然同人以此西南学府之生命力得以加强，精神得以提高，反觉不改其乐，而使学校蔚成一健全学府，庶其存在不致动摇，其学术生命与精神之意义，得发扬光大，以适应时代之要求也。”1944 年 6 月 25 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参观云南大学后，在至公堂发表演说，对云大师生在日本侵略者飞机不断轰炸下仍弦诵不辍表示钦佩。

第三则逸闻是数学系管理凤凰山天文台。1938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所因战局从南京迁至昆明，在东郊大麻苴村附近的凤凰山建立天文台。1946 年天文所迁回南京，打算卖掉留下的台址及建盖的三栋土木结构房屋。因台址离城较远又在山头上，不通水电，很难成交，便以留下台址及房屋为条件，提出与云南大学合办凤凰山天文台。云南大学获悉，正中下怀。云南大学一直希望将数学与天文结合起来办学，早在 1938 年 5 月 9 日制订的《国立云南大学设置扩充计划》，即拟定的四年计划中就有将原有之算学系改为天算系，俾于学理应用得以兼顾的打算。在 1940 年 11 月编写的《国立云南大学要览》“草订六年计划”中写道：“在第三年，于数学系增置天文组（可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所谋合作）。”当天文所主动提出合办凤凰山天文台，云大立马与天文所签署合办协议。协议规定凤凰山天文台之一切费用，如经常支出、房屋修缮等均由双方平均负担之；观测记录或研究结果用天文台名义公布之；在天文未扩充以前，暂由双方各聘职员一人、公役一人担任观测等工作，云大数学系或物理系主任兼任天文台主任，负责处理一切台务。5 月 18 日，天文所所长张钰哲与云大校长熊庆来共同署名聘请王士魁任台主任。 实际是把天文台“送”给了云南大学。

虽然天文所只留下一台变星赤道仪、三间土木房，一条通往凤凰山顶的崎岖不平的小道，职工衣食起居不便，要到山脚挑水，山上时有野兽出没，生活相当艰难。但对数学系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对学科建设大为有利。在人手少教学任务重的情况下，仍然指派教师简恩泽常驻凤凰山天文台，每晚用天文仪器观测记录太阳黑子和变星的运动数据，编写观测报告，并与世界各国著名天文台取得联系，收集各天文台期刊杂志、观测报告。王士魁常带学生到凤凰山实地观察星空，进行教学实习，开展天文学研究。天文台也成为理学院的后花园，每到节假日师生结伴而行，从西站乘火车到天文台举行活动。

1948 年 10 月，数学系邀约在昆数理界学者在凤凰山天文台开一次研讨会，并由卫念祖先生讲述国际数学发展的趋势。

凤凰山天文台于 1957 年脱离云南大学，划归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管辖。

撰写以上三则逸闻是为让读者对数学系曾经的办学地址加深印象，学习前辈在动荡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立云南大学这 12 年，还流传不少数学系师生的逸闻趣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数学系从1937 年的基础未固，一切设备均待充实起步，经过参加创办的师生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到 1949 年基础已固，规模已具，这为数学系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根基。期间，熊庆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作为数学系的创始人，以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延揽师资，尤其是聘请到“学问湛深，经验宏富”的知名学者到系任教，以及按他的办学思想制定学校管理制度。没有这样一位一心敬恭桑梓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 ，学校顺利地进行办学也是难以实现的。 4+8pPHANtfWjmFZUaAqmT5ej2pHt1dMYPCrPl9iqrSoI7iYTDxov+zjkuTAPVr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