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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
本文开宗明义，一开首就提出鲜明的主题，可谓家喻户晓。作为教育者，从受教育者开始接受教育时就要给予其真、善、美的教育，进行正面引导。学生就好比田野的苗，在最初育种的时候你就要用情播种。种子入土后经园丁们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它肯定会生根发芽，一经成苗，就要施肥、锄草，正的使其更直，邪的将其扶正，使它茁壮成长，把它培养成参天的大树。如此一来，学生进入社会便如同清澈的支流汇入大海，个人之性善也随之扩展为全社会的共同氛围。在这人接受教育的最初阶段，你将他造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包括作为孩子第一任教师的父母们，乃至具备文化修养的各领域贤达，都应认识到这个大问题，从人的童蒙时期做起，给予其真、善、美的教育，抓住并奠定好人之初的思想基础。如果能这样，那么再继续建设文明大厦也就容易了。从人认识道理开始，就要奠定一个基点，就是使其能认识到心中人性向善的本性，并如同保护烛光一般在今后的人生中能充分保住这一份根植于心的光明。这样就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道德高尚、行为正直的人，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由己推及社会，一个真正的真、善、美的社会就一定能够建立，浩然正气就一定能够形成并长存，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就会昌盛，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世界有大的贡献。从这一点来看，《三字经》的作者立意是高远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话是本文的逻辑起点，从人生之初与生俱来的本性谈起，无疑抓住了塑造孩子的源头起点，让人们明白人性生来向善。若能在此阶段在其内心播下真、善、美的种子，相信将来也必定会结出相应的果实。
性相近，习相远。
此话告诉人们，能认识世界的这个内在的“本觉”都是一样纯然的，就是因为其后天学习的内容不一样，将那个生而平等的“本觉”染成了不同的色彩，于是才渐渐地离开本性，进而有了差距。这里蕴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人的生而向善的本性一致。其次是人先天而有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相近的，即你能看，我也能看；你能听，我也能听；依次推而广之，这个“能”亦是人人具备的。后来，人们之所以互相之间有了差距，是因为后天所受的教育造成的。这里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生长环境、生活习惯等在内的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育等，总而言之就是人出生之后的一切后天经历。由于所看、所听的不一样，于是就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才产生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之说。《三字经》的作者以高瞻远瞩的眼光论述问题，看得深刻且深远，抓住了人类发展的本质规律，并以此对人进行正面引导，以期最终达到社会普善的目标，在人之本性这张纯然的纸上去书写最好的文字，去描绘最美的图画。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涌现了很多具有大智慧的圣人，其中自然也包括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们。他们认识到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人们纯洁的心灵可能会染上这样或那样的不健康的东西，久而久之便会使人们本来具有的自由烂漫的习性走向滑坡与堕落，渐渐远离了人性向善的基点。历代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人们向外追求的这颗心一刻不停，如狂奔的野马。这种不停的追求之力，佛教哲学形容为“攀缘”，也就是人们的心念随着外境而转，一个接一个，奔腾不歇。这也反映出了教育之艰难。因此，教育者必定要付出辛勤的汗水、大量的时间，并运用智慧，尤其要达到佛教所谓的“刹那”之间的时间都不要放过，润物无声无形，从一点一滴入手，用理性教化人，以德性感化人。如果不这样，不随时教化人，那么人内在刚刚受到的一点正确的培育，却还没有成形的正确的正念就会因外在不明的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方向的信息而开始迁移变化。人的思想意识不可能是空白的，如果好的东西不去占领，那么不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如同细菌一样迅速繁殖增长。这是作者站在体悟并培育向善之人性的本然角度上对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所发出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认识到，不论在任何时代，教育下一代的基本原则都是相近的，将下一代教育好，是很重要的事。父母“望子成龙”之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与此同时，也要去反思是否真正去从事了与“成龙”相匹配的教化。最可贵、最有可能成功的就是一开始就以此理念去从事这样的教育，有条件要这样做，没有条件也要坚定不移地创造条件这样去做，使受教育者一直朝着老师、家长给他指出的正确思想道路前进，直至成功。如果老师、家长都能具备这样的学识与能力，推而广之，那么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便一定能够实现。将基本的原则和理论说完，接着《三字经》的作者就通过经典的史实进行有力的佐证和说明。这些历史故事一直是脍炙人口的佳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这两个历史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前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孟子小时候他家最初居住在墓地附近，渐渐学了些哭丧之类的知识。他的母亲看到了这个细节，认为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搬家到集市旁边；之后孟子又渐渐学会了商家叫卖和屠宰之类的各种举动，于是孟母再次决定搬家，这次选择了搬到学宫旁边；这回孟子则学会了圣贤之道，孟母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后者是“断杼教子”的故事。儿时的孟子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见他便询问其当天的学习情况如何。孟子草草回答道：“跟过去一样。”孟母于是生气地用剪刀把织好的布剪断。孟子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总是好学以求名声，好问以求博闻，这样才能在静处的时候安定平和，做事的时候远离祸害。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将来就难免遭受苦役，难于逃离祸患。”孟子听进了心里，自此以后早晚勤学不辍，终于成了闻名古今的大学问家。
在谈到儿时孟子历史典故时，人们大多张口便来，可里面真正的道理却很少有人能说得透彻。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后来成为“亚圣”的孟子，一开始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平民百姓，但是孟子有一个伟大、智慧而又善良的母亲。孟子的母亲有一双能识人的慧眼。孟子小时候也很调皮，但母亲发现了他内在善良、深具大智慧的一面，深知这样的孩子如果不经良师教化，将来也许就会成为“魔头”，如经良师教化，他也许就会成为对大众、对历史有益的人。现在的教育理念也开始重视家长这一个重要环节了。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些教育界人士主张应重视兴办“家长学校”，这一理念可谓非常及时且完全必要。家长应进入“家长学校”去进修、去深造，这样才有东西教孩子，才知道怎么去教孩子，才能使孩子在家的感受如同在校一样。这里还告诉我们环境影响的重要性，环境虽然不是知识，却是构造心理与思想的重要外因条件。每一个家长或多或少都受过现代教育，如果自己认识问题、看待问题的能力连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普通母亲都不如，你的孩子将来又何谈能够成功呢？孟子的故事虽然家喻户晓，但有心的读者父母们应去体悟，并落实在行动上，不要仅仅当作历史故事来读。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此处的历史故事是五代时期的“五子登科”。窦燕山，原名窦禹钧，因其居住在燕山一带，故后人称其为窦燕山。他出身于富商家庭，起初为人心术不正，且坑蒙拐骗，以势压人，一直到 30岁还没有孩子。一天晚上，他梦见父亲对他进行忠告：“你品行不端，恶名已被天帝知晓。以后你命中无子且短寿。你要赶快悔过从善，广积阴德，广施方便于劳苦大众，如此才能改变命运。”窦燕山惊醒后出了一身冷汗，当即决定要重新做人。我们接着来看他的转变：一年元旦，窦禹钧到延庆寺拜佛，拾到了白银二百两、黄金三十两，就在寺中守候失主。等来失主后不仅将金银如数归还，还赠予其一笔路费；有个仆人偷了他的很多钱，之后自己写了卖女契约，系在幼女背上，想卖女以偿还所偷的钱。之后就逃得无影无踪。窦禹钧烧了契约并养育这个女孩，直到她出嫁。此外，他还慷慨地周济家乡的穷苦百姓，对自己的亲戚解囊相助。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开支外，全部用来救济别人。他还在家乡设立学堂，收集上千卷书，请有学问的老师来授课。附近上不起学的孩子都能免费到此学习。他自己的生活却节俭而朴素。
如此而为，窦禹钧积了大德。一天晚上，他又梦见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告诉他：“你现在阴功浩大，美名远扬，天帝已经知道了。以后你会有 5个儿子，个个能金榜题名，你自己也能活到八九十岁。”从此他更加修身养性，广做善事，不敢怠慢。后来他果然有了 5个儿子。同时由于自己注重礼仪，培养德行，且教子有方、家庭和睦，窦家也因此而发达。长子名仪，在后晋时中进士，入宋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是宋初的一代名臣。次子名俨，也是后晋进士，历仕汉、周，宋初任礼部侍郎。三子名侃，为后汉进士，曾任宋起居郎。四子名偁，为后汉进士，入宋任左谏议大夫。五子名僖，是后周进士，曾任宋左补阙。窦禹钧还有 8个孙子，也都很有出息。窦禹钧自己也官至谏议大夫，寿至 82岁，终其天年，含笑而逝。
看了窦禹钧的故事，我们不难体会到，他的处事原则是以利他为先，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严以律己，并且“推己及子”，在做好表率的前提下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成就了一门五子皆中进士的佳话。前面说的孟子的故事是一个平常的母亲教子成功的案例，这里又讲到一个平常的父亲，通过自己的学习实践，得到了学问并在孩子们身上得以验证，使孩子们都获得成功，在当时被人推崇和赞赏的故事。这里的“义方”就是通过自己的教导与教化而使自己的子女知书达理，进而由家庭推及社会，由自身推及群体。造福自身，便能造福自家，便进而能造福社会、民族、国家。这个“义方”就是说，如果想教人，自己必须先有正确而且成功的经验。由此可见，加强父母本身的思想、文化、道德、知识的建设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这样想、这样做，必将有利于大众，就能将整个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这里阐述的是养育孩子与教育孩子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养育孩子的身体，也要培育孩子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有前者而不注重后者，这是父母的过错。在学校教育中，教育孩子而不严格，这则是老师的怠惰。其实，很多父母在育儿理念上是模糊而矛盾的，将生孩子仅仅当作繁衍子孙的必需，认为孩子长大能够养家糊口、继续生儿育女便可。即便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也是寄希望于孩子长大后自己能突然变得有出息，很少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上梁不正却指望下梁正。此句告诉我们，既然生儿育女，就要负起责任，对孩子进行严格的道德教育，开发孩子的智慧。在身为父母的同时还应成为孩子的老师与朋友，兼具多个身份维度，让孩子在与你的相处中获得更多的滋养。人往往是从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中认识自己，因此父母如果能具备多元的身份维度，也能让孩子的成长更加健全完善。师长的职责便是传道、授业、解惑；朋友的职责就是当孩子有心里话时可以倾诉衷肠并得到理解与体谅；父母的职责便是为孩子提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保障。由此可见做一个合格父母所肩负的责任之重。有一句话说得好，“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必须兼具真、善、美的德行、智慧、方法与能力，成为自己的孩子学习的榜样，时时处处都能营造一个美好、幸福的氛围。如此一来，教子便没有不成功的。前人能做到的后人就也应能做到，前人做成功的后人照做便一定也能成功。要知道，古人与我们只是有时、空距离上的不同，并没有实质的差别。只不过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其表现方式有了差异，本质还是一样的。所以依着前人成功的经验，今人借鉴、努力，也一定能够成功。这里又引出一个方法与毅力的问题，教育的方法是严谨的、有逻辑的、科学的；教育的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的思想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利他。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个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想要做好这些就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毅力来自热心，热心来自觉悟。这两句话告诉人们，学生有问题，是因为父母、老师懒惰。也就是说，被教育者偏离正道，根源是教育者的偏差。中国有句俗话叫作“身教胜于言教”，父母、老师处处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处处都能以身作则，那么孩子、学生眼中看到的、耳中听到的、身上觉察到的都是这样，这个根就会在他脑海里扎得很深，那么出土之苗还会不壮吗？根深、苗壮，再加上辛勤浇水、施肥、锄草与保护，它还能长不成栋梁之材吗？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这句的主旨是劝孩子学习，孩子不学习是不应该的。如果儿时不去努力学习的话，那么以后能有什么作为呢？一个人如果在应当受教育的年龄错过了读书、学习的好时机，那么他就难以形成正确的理想、目标。即使他生来聪明，但不经教育，没有知识，一旦进入社会往往也是愚昧无知、懵懵懂懂的。就是干力气活人家也不会优先用他，因其是什么也不懂的人，思想无法沟通，对知识也无法理解。身为父母，应当让孩子在该上学的年龄上学，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只图自己轻松，而要为孩子的前途着想。不只是要培养他“会吃饭”，更主要的是要让他会学习、能创造、去奉献。一个人如果幼小时不去学习，更不用说有些父母甚至故意不让孩子学习，那么孩子就摆脱不了愚昧、无知而成为文盲。如果只是一家一人还不要紧，但是见微知著，如果这个错误的思想意识延及一族甚至整个国家呢，那就非常可怕了。相反，如果父母、老师都能为孩子的前途着想，使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长此以往，进行积累，使之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推而广之深之，我们的国家就会前途无量，国运无量。所以，抓住了人之初，就抓住了未来。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人得到了一块好玉，须经上乘匠人的切、磋、琢、磨，才能成为玉器，甚至成为价值连城的传家宝，以至如和氏璧那样的传国之宝。一块石头尚且需如此打造才能成材，何况一个生来就聪明的人呢？有这样一则北宋王安石亲身经历的故事：抚州金溪地方有一户方姓人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一家人加起来也不认识几个斗大的字，后来他们生了个小孩，名叫方仲永。仲永五岁那年，忽然哭着闹着要笔墨纸砚。他的父亲感到很奇怪，就到附近读书人家去借来一套。仲永趴在饭桌上，铺开大纸，挥笔写下了四句诗，还在下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诗的大意是孝养父母和维护宗族。一家人看得目瞪口呆，连忙请来一个乡下秀才。秀才将信将疑，又随便指着屋里的一件东西，叫仲永当场赋诗。仲永歪着小脑袋想了想，便饱蘸浓墨，挥手立就，而且诗句贴切，文气畅通。这一来，仲永“神童”的名声便在四乡播扬开来。乡里人都想见识一下“神童”，于是他家经常是车马盈门。有些富豪人家重金迎请，让他当堂赋诗。他的父亲见有利可图，就成天带着仲永四处释访同县的人，展示诗才，没有让他再去读书。王安石在京城做官，很早就听说了仲永的名声。有一年，他回到娘舅家，看见仲永已经有十二三岁了。王安石很感兴趣，便叫他即景赋诗。仲永搔了许久脑勺，才勉强写出一首，与从前相比，显然逊色了不少。又过了七八年，王安石再次回到娘舅家，顺便问到仲永，娘舅对他说仲永已经不会作诗了，而且现在也不作了。王安石听到后，替仲永感到很惋惜。于是，就有了王安石著名的文章《伤仲永》，其中那句最后对仲永的评价，即“泯然众人矣”，足以为后人警钟长鸣。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让后代天生的“聪明”成长转变为“智慧”，“小用”变为“大用”，进而“私用”变为“公用”，最终利国利民，父母的教育观念很重要。要想让孩子有大用，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方法才行，不能如仲永的父母一般只顾眼前的风光和一时的利益。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为人子女者，从小就要亲近明师与善友，向他们学习。孩子稍微年长懂事时，父母更要继续正面引导。不仅父母的言谈举止很重要，周围的环境、交往的人都很重要。如果你身边相交的朋友都是有智慧的人，言谈交流之间探讨的都是滋养身心的内容，举止之间也都是尊师长、爱同辈、护后辈的事，那么孩子在这样的氛围里受到熏陶，他幼小的心灵里就会深深埋下种子，孩子对其父母的尊重与爱戴便会油然而生，并且将受到熏陶的思想实践于自己的为人处世当中。这里讲的都是人之初需要引起重视的事，强调了父母、老师要在孩子幼小且纯洁无瑕的心灵里种下真、善、美的种子。须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忽视不得。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这里连续讲了两个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历史故事。首先是黄香的故事。他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九岁时母亲便去世了，又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他和父亲相依为命。黄香除平时帮助父亲操持农活、料理家务外，冬天还会为父亲暖热被子，夏天为父亲扇凉席子，对父亲尽心尽孝。人们都夸他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的“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之语即是夸赞他的。这位出名的孝子后出任郎中、尚书郎、尚书左丞，又升任尚书令，任内勤于国事，一心为公，通晓熟悉边防事务，调度军政有方，受到汉和帝的恩宠。后出任魏郡太守，于水灾发生时以自己的俸禄赏赐来赈济灾民。其子黄琼、曾孙黄琬，都官至太尉，闻名于天下。其次是孔融，东汉时期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高祖父孔尚当过钜鹿太守，父亲是泰山都尉孔宙。李贤注解的《后汉书·孔融传》中的《融家传》说，孔融四岁的时候，和哥哥们一起吃梨，孔融总是拿小的吃。有大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说：“我年龄小，食量小，按道理应该拿小的。”由于孔融这么聪明早慧，很小就懂得这样的道理，宗族亲戚们认为他是个奇才。《三字经》对以上两个故事的评价认为，黄香孝亲的行为与孔融友爱兄长的表现，应当让孩子坚持，应当让孩子从小就明白。
中华文明强调“礼”的重要性，长幼有序，一切分明。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就是这个意思。礼的重要内容主要就是忠与孝。身为人子，尽孝的表现之一就是继承前辈的业绩，并将其继承与升华后继续传给后人。这里的前辈不仅仅限于自己的父母，也包括前辈先贤。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是最大的忠与孝。如果在人开始受教育之时就在他脑海中深深扎下优秀文化的根，抓住少时的德性教育，那么将来再进行各种知识的培养也就事半功倍且方向正确。这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体现。一气相连，一脉相承，万丈高楼由基础而起。如果没有扎实、牢固的基础，那么不用说万丈高楼，就是十丈也到不了便会轰然塌倒。这两句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在儿时接受了良好的德性教育，长大后必然会外化于行动，融于行动实践中，造福大众。只有小时候开始接受德育，明白孝悌之礼，长大后才能对社会有益。《三字经》举例很简，却生动形象且意蕴深远，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文字背后的意思，如身临其境而领会其教诲。两个鲜活的历史故事充分展现了关于孝的内容，那就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悌……我们总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实从更基础的角度来说，人更是家庭的细胞，这个细胞健康了，先对整个家庭有益，家庭健康了便会对社会有益，社会健康了还能对国家没有益吗？抓住了矛盾的根本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也就迎刃而解了。
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首先要孝敬父母和敬爱兄弟，然后要见闻广博。还要知道基本的算术和高深的数学，提高文学修养。《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所以“首孝悌”三个字，可以理解为先要教和学“孝悌”，也可以理解为，做人最重要的是懂得“孝悌”，然后再学其他内容。中国古人把“孝悌”放在首要的位置，把知识技能放到“孝悌”甚至“见闻”之后。一、十、百、千，是教给孩子基本的数学知识，一到十是基本数字，十个十是一百，十个百是一千，十个千是一万……如此一直变化下去，以至无穷。我国是最早使用十进制记数法且认识到进位制的国家，我们当为我们的先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深层次的延伸解读，前文所述的道理就如自然数的排列那样。一后面的数字再多、再大，也都是从一开始的。这里通过自然数之理告诉人们“人之初”便接受德育的重要性。父母、师长想要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得开始从他的思想品德的培育上下功夫，先立德，次讲才。一个人只有将二者相结合，不偏废，才能成为德才兼备之人。但同时又告知我们“德”是第一位的，“才”是第二位的，在以德为先的前提下而德才兼备，方为合格人才。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光”指的是太阳、月亮、星星；三纲，就是君王与臣子的言行要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和顺相处。
受时代所限，在古人朴素的思想中，经观察、抽象后认识到的维系这个宇宙的根本的三个范畴，即“天、地、人”，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大地，抬头便能望见的广阔天空，以及生活于天地之间的人。能够驱走黑暗、带来光明的是太阳，夜晚则有月亮与点点繁星。改变这个自然界造福众生的是人类本身，他们与眼前的自然界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大到族群、国家，小到家庭，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如果先从根子上将这个“人之初”的主要矛盾解决了，人人都德才兼备，那么推而广之，排列组合，家庭无不是由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所组成；人类无不是由男与女组成。抓住了最基本的细胞组织，即每个人的“人之初”，便是抓住了矛盾的根本。君臣代表国家与人民，也就是大范围内的上与下；父子代表小范围的家庭中的上与下；夫妇代表左与右，即社会中的横向关系。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它们都是由一个个“人之初”所组成，抓住了“人之初”，那么家庭、社会、国家便能如同日月星一样运转自然而自如，达到君臣之间义、父子之间亲、夫妇之间顺，人们的生活将会安稳而幸福，国家将会安定而强大。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春、夏、秋、冬，称为四季，四时季节循环往复，永不停止；东、南、西、北，叫作“四方”，这四个方位，与“中”呼应。中国传统教育中，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常常是相互交融与相互印证的，“天人合一”即是很好的证明。春、夏、秋、冬四季属于自然科学教育，而人随天地之道而生活，即是人文道德教育的范畴。中国古人根据太阳一年内的位置变化以及所引起的地面气候的演变次序，把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的天数分成二十四段，分列在十二个月中，以反映四季、气温、物候等情况，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每月分为两段，月首叫“节气”，月中叫“中气”。因此，二十四节气又分为十二节气（节）与十二中气（气），每月有一“节”与一“气”区分，“节”为月之始，“气”的最后一日为月之终。四个季节依次开始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春天萌生，夏天滋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大自然的总规律，不顺应这个规律，则难以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这是中国古人根据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中国古人根据节气安排农事，根据日升月落、季节变化调整生活起居，进行修身养性。
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无穷无尽，东、西、南、北四方之广泛亦是无穷无尽。但无论四方与四时，时间与空间多么广大而不可测度，其间都有一个底色一样的东西，也就是必须有个中央位置对应，才能把各个方位定出来。这启示人们，真、善、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宇宙之真理，处于无限时空中的人们也都在追求并实现此真理。在此就是告诉天下父母与师长，要抓住“人之初”，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还要进行“才”的培养。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水、火、木、金、土五行是中国古人对自然世界的高度抽象。五行生克是代表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演化形式，是我们中国古代先哲的自然科学。“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中，其《洪范》篇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中的每一种状态，都包含着一个行列化的相同性或类似性的范畴，如水曰“润下”，代表柔和、流动、寒凉、滋润、向下运行；火曰“炎上”，代表消耗、爆发、温热、升腾、明亮；木曰“曲直”，代表生长、萌发、柔和、条达舒畅；金曰“从革”，代表安定、收敛、清洁、清肃；土曰“稼穑”，代表生化、承载、接纳。五行生克之理如今也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语言当中，流传至今，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即表达了土克水的道理。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不能混乱失则。“五常”对应自然界的“五行”，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备的五种德性，简明扼要来说，“仁”所表达的是，我所拥有的各种财富，能不能与他人分享。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谈到此处，会不会心有不舍；“义”所表达的是，我能代表多大范围的利益，是能代表一家、一国乃至全世界，还是只能代表你自己；“礼”所表达的是，在前述两种原则的基础上，在处理各种关系的时候不要自私，要学会换位思考，立足他人，比如父母对子女慈，子女对父母孝；“智”所表达的是，在实际处理各种关系的时候，往往不是一腔热血这么简单，要智慧地处理，而不能愚忠愚孝，和颜悦色不一定是为对方好，也许暴风骤雨才好；“信”所表达的是，对上述原则从内心中相信并在生活中忠实践行。
中国古代先贤将物质世界抽象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发现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并指出这些道理来源于运数，进而将此规律加以运用而为人类服务，自然就是得心应手的。这说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与物质相对应的是精神方面的品德，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讲求的仁、义、礼、智、信，这是精神方面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也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方面是维持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精神方面是维系人们道德水准的要素，二者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两者对立统一，共同维系着人类的前程命脉。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其理运用得和顺，教化有方，国家就会昌盛，中华民族就会强大；反之，国家就会衰败，中华民族也会陷入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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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绪是每个普通人都有的。关于七情六欲的具体内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记·礼运》所载的“七情六欲”，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和生、死、耳、目、口、鼻六欲。另外一种是中医上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和佛典所指的凡人对异性所具有的六种欲望：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相欲；或指眼、耳、鼻、舌、身、意对其所对应的六尘境界的贪着。现在我们所用的“七情六欲”一语，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中华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人对七情六欲应节制而收敛，不能让其盖过了理性的中和冷静。《中庸》开头就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作“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作“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要遵循的原则，可以说“中和”是一个人最佳的状态。倘若超过“中和”的界限，就可能会出问题，即孔子所批评的“过犹不及”。从中医学角度来看，《素问·举痛论》就指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中医认为正常情况下，喜为心志，怒为肝志，思为脾志，悲（忧）为肺志，恐（惊）为肾志。情志太过之时，则损伤五脏，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忧伤肺，恐惊伤肾。
作为人来说，具备以上的七情，知道这些便明白了人之常情。推及教育，作为一个教育者，应该观察学生即受教育者的感情变化，并加以正确引导。喜时，使他不骄不躁，不要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应该认识到胜利以后还会有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怒时，教育他遇到不顺心的事要容得人，看得开，不能生气，更不能动肝火，最忌一时怒而成千古恨。哀时，教育他在困难、贫穷之时要鼓起勇气，发奋图强，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干出想不开的事来，要振作，要前进。惧时，教育他做人要光明磊落，坦荡自若，如果做了错误的事时，要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不应回避。爱时，教育他树立从爱自己开始到爱家人，再至爱周围的人，到爱更多、更广、更远的人，直至爱天下人。如果人人都能爱天下人如爱自己、爱家人，那么人与人之间便不会有隔阂与矛盾。恶时，教育他损人利己的事做不得，也不应该做。愚蠢的人不知此理，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害人开始到害己告终。无论你逞凶多久，最后的下场也是如此。欲时，教育他对于什么样的习惯、爱好要节制，要适合于自己，不能太过与不及，否则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比如，我们都知道人参是大补药材，但如果食用过量，必然会鼻子流血，头发脱落，反成毒药。所以，要欲而不贪，适当即可。作为一个教育者能掌握被教育者这七情而行教化，循循善诱，那便没有教化不了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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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
由高祖父生曾祖父，曾祖父生祖父，祖父生父亲，父亲生我本身，我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由自己的儿子、孙子再接下去，就是曾孙和玄孙。从高祖父到玄孙称为“九族”，这“九族”代表着人的长幼尊卑秩序和家族血统的承续关系。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宗族观念，重视长幼尊卑秩序和家族血统传承。对于长辈和祖先敬重，对于晚辈和后代关爱，是人自然而然所应具备和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行为。中国人喜欢续家谱、建家庙、修祖坟，都是这种宗族观念的具体表现，归根结底是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家”的观念，家族成员有出息，也往往会被形容为“光宗耀祖”，奋斗一生后往往也会倾向于“落叶归根”。
从人类的繁衍过程来看，从祖、父、子，一直往下，永远无穷无尽。我们不要看某一时、某一代的教育没有搞好，就觉得没有希望了，须知人是一代一代延续的，就从现在开始，抓住“人之初”，就抓住了根本。如果我们明白了道理，就不要因为自己力量弱小而没有信心，明白了道理而不去实践便等于“无”。要从自己开始，从当下开始。任何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都应当抛弃。道理一经觉悟，就要不遗余力地去实践。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
父子之间重恩情，夫妻之间讲究相互随顺，兄对弟要友爱，弟对兄要尊敬。年长的和年幼的交往有次序；朋友相处要讲信用。国君要礼敬大臣，大臣则要忠于国家。这十义，是人人都应遵守的，一定不能违背。此处的十义，与《礼记·礼运》里的十义是一致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是要求做父母的要慈爱，做子女的要孝敬，做兄长的要友善，做弟弟的要恭敬，做丈夫的要仗义，做妻子的要顺和，年长的要关怀年幼的，年幼的要顺从年长的，做国君的要尊重大臣，做大臣的要忠于国君。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在于“关系”之中，在此世之中，每个人所要践行的道德品质都是在对待他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比如，子女尽孝，孝的对象是父母，在孝当中实现了子女人生价值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同于西方文化，他们则需要在这些道德属性背后寻求一个超越世间的依据，即一神“上帝”，在上帝面前整个社会被打散了，几乎没有了“家”的维度；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则有着“家”的情怀。中华传统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根”的文化。什么是根呢？就是由人组成的各种关系，包括前述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延伸到社会团体、整个国家的上下有序、左右和睦。无论这个国家人口多么众多，社会结构如何复杂，他们的组成部分却是那么的简单，一目了然。只要抓住了根本，那干、枝、梢便同时带动，一荣俱荣，从根上解决问题。找到了“根”，就要往其中输送养料，也就是实行人文文化的教育和培养。中国有句俗话叫作“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即是说明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在人之常伦上的亲情关系是直接且最亲近的。父母即是子女的榜样，子女眼中首先看的就是父母。所以，父母的言行非常重要，在子女面前的一举一动都是关键。为人父母者也同样有自己的父母，你对父母承事恭敬、尊重孝养，便会直接影响子女的言行。社会、国家就是由人与人、家与家组成的，还是那句话，抓住根本进行德育教化，就能取得一顺百顺的效果。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老师在教导刚入学儿童的时候，必须把每个字都讲清楚，把每个句子都解释明白，并让学童知道如何断句。作为学习者必须把求学初期的基础打牢。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中，人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开始传授书本知识的时候，要从识字读经开始。就以《三字经》来说，先要学会读诵，后要学会识别、书写文字，进一步听老师讲解每个字的字形、字义、读音，乃至字形、字义、字音的源流变化等文化基础。孩子正处于吸收知识的关键时期，因此这样的学习方式往往内容系统且掌握牢固。这里特别强调启蒙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每一个细节都要十分重视。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义、读音以及诵读过程中的节奏等，都要准确教授。“人之初”的教学非常重要，往往关系到人的一生。如果一开始教错了，后面要纠正过来很不容易，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里讲的就是培养人的顺序，从“人之初”的总原则过渡到“学之初”，开始填补内容，从识字断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