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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平
1952年初秋的朝鲜战场上，我军正在英勇抗击侵朝美军发动的所谓“秋季攻势”。
一天，在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的掩蔽部里，崔伦处长向我交代：“第四十二军报告，他们捕获了一个侦窃我军通信的敌特分队。首长要我们派人去审讯。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今夜就出发。”我怀着极大的奇兴领受了任务。
当天黄昏，我即驱车登程，向第四十二军驻地急速驶去。途中，只见敌机沿着公路对我地面目标进行频繁攻击，忽远忽近的火光不时映入我的眼帘，机关炮和巨型炸弹的轰隆声不时传入我的耳中。但我的思绪，因受任务主宰，不由自主地沉入以往敌军侦窃我军通信的回忆中。
从1951年下半年敌我双方转为战略防御以来，多次发生我军通信被敌侦窃的事件，令人十分愤懑和不安。总参谋部某部曾多次向我们通报，从侵朝美军总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发现，我军不少电台的不少电报已被敌窃收。
一天，志司无线电第三区队李东祥区队长向我汇报：
“今天同驻朝大使馆联络，发生了奇怪的事。”
“什么奇怪的事？”我着急地问。
李东祥说：“上午会晤时间是10时整，我们守听呼叫至12时，完全无效。下午会晤时间是16时，沟通联络后，我台问他台上午10时至12时为何不来会晤。他台回答说：‘上午10时联络情况正常，我台曾发电你台，其号数××，字数× ××。’我台再三检查，并未收到他台所说的电报，这不奇怪？”
对此，我们怀疑大使馆台被敌冒充联络，故即向崔伦处长汇报。处长同意立即向大使馆发电，查明情况。
大使馆回电详细说明了上午10时联络“正常”的情况。特别说到“上午10时沟通联络后，你台说干扰很厉害，要我台改频到××MC。之后，我台即向你台发报……”
至此，我们完全肯定大使馆台被敌冒充联络了。此时，我们深深感觉到，敌人对我军通信已不单是旁窃电报，而已发展到冒充联络，破坏我军指挥了。为挫败敌人的阴谋，我们在无线电联络上采取了新的措施，使用一次性“敌我识别暗令”。这样，敌若不知我军的“敌我识别暗令”是无法冒充联络的。
通常，我对一线部队的联络情况比较注意，有时对在二线休整部队的联络情况注意不够。有一时期，第六十军在二线休整。一天，我查看志司各台的联络情况报告表，发现同第六十军已失去联络六天。我立即向崔伦处长汇报。我们分析，因已采用“敌我识别暗令”，估计被敌冒充联络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该军遭敌轰炸，电台被破坏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派通信科乔俊参谋携15瓦电台一部（三名报务员）前去查明情况。如果该军电台确遭破坏，就把所带电台留给该军，以恢复通信联络。
乔俊带领电台当夜登程出发。到达第六十军后，立即会晤该军通信科刘文波科长。
乔俊首先说明来意：“志司同你军已失联六天……”
刘文波非常诧异，立即打断乔俊的话，说：“没有啊！我们同志司联络一直很顺畅，现在正在联络呀！”
乔俊非常吃惊地说：“请您现在带我到电台去。”
他们一起来到电台。乔俊立即接过报务员的班，两次向对方拍发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均避而不答。乔俊紧张地校正了收发信机频率，重新呼叫志司台。沟通联络后，乔俊拍发了敌我识别暗令，对方也回答了相应的回令。此时乔俊对刘文波说：“六天来你们一直联络的是敌台。”他又指着耳机说：“这才是真正的志司台。今后每一次联络，都必须使用敌我识别暗令，否则就会被敌冒充联络，破坏我军的指挥。”刘文波科长也严肃地向报务员们强调了使用敌我识别暗令的重要性。
还有一次，志司通某兵团线路的维护哨，曾向我们报告，巡线时发现线路曾被人搭线，现场迹象表明，极可能是敌特搭线窃听。
我正在想着敌人一次又一次侦窃我军通信的事件，公路旁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防空枪，打断了我的思绪。敌机掠过后，我们又快速前进。此时我想，今年春夏我军电报通信已由无线电转为有线电，无线电已转为静默状态，我真想立即审讯这帮特务们，看他们又是怎样侦窃我军通信的！
黎明时分，我抵达在西海岸防御的第四十二军驻地。
第四十二军通信科张文华科长，先向我简要介绍了敌特分队的有关情况。
原来，这伙特务是两个星期前从西海岸秘密爬上来的，共11人，全部是朝鲜人民军打扮，伪装成一个中尉副中队长，带领一个分队的士兵，来执行某种任务。上岸后，一行人住在我第四十二军后勤部住的村子里。他们各方面都伪装得很逼真，白天像人民军那样出操上课，说夜间外出“巡逻”，同老百姓关系搞得很好，像人民军一样同志愿军人员谈笑自如，从无人对他们有任何怀疑。他们在这个村子住了两个星期之后，说奉上级命令，要去执行新的任务，就往别的地方转移了。
这伙特务中，有些人是人民军被俘人员中的变节分子。有一个年轻人，家在朝鲜，在转移中得机脱逃，向当地政府投案自首，并为我军带路，把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我在张文华科长陪同下，通过翻译开始对敌特进行审讯。
首先提审为首的那个“副中队长”。当我们宣布提罪犯后，只见一个全副镣铐面如土色，年约30岁左右的家伙，全身哆嗦地被押了进来。我命令他坐下，严肃地注视了他几秒钟，他低下了头。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部队的，你的职务是什么？”
特务战战兢兢有气无力地低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文光国，南韩光州人，是八〇四部队的少校副大队长。”
我问：“八〇四部队是什么部队，任务是什么？”
文答：“八〇四部队是专门执行电信侦察的谍报部队。战前是南韩军总部的一个单位，战争开始后划归美军驻南韩总部指挥，属美军的一部分，任务是专门侦窃贵军的情报。”
我问：“八〇四部队有哪些技术单位，任务是什么？”
文答：“八〇四部队有两个联队。一个是无线电联队，听说很多人是台湾来的，任务是侦窃贵军的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另一个是有线电联队，就是我所在的联队，也有懂中国话的人，任务是侦窃贵军的有线电报和电话。”
我问：“无线电联队有哪些业务技术部门，是怎样侦窃我军电报和电话的？”
文答：“我们联队间是互相保密的，具体情况我实在不知道。只听说过他们的侦窃比我们容易得多，没有危险，能侦窃贵军大量的电报。”
我估计文特说的是实情，没再就此追问，改题问：“有线电联队有几个什么大队，任务是什么？”
文答：“有线电联队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约500余人，都是侦窃贵军有线电话和电报的。第一大队，即我所在的大队，称‘敌后大队’，专门派往贵军纵深和后方侦窃。第二大队，称‘前线大队’，只派往我军前沿部队，用电磁技术器材侦窃贵军的电话，为前线师团提供情报。”
我问：“第二大队用的是什么电磁技术器材？”
文答：“是高灵敏度的音频收信机，音频的感应触感线作用距离可达两公里。”
我问：“你们大队派到我军纵深和后方的侦窃分队大约有多少批次？搞到了我方一些什么重要情报？”
文答：“多少批次我记不清了，反正经常派，有时一次就派出几个分队，主要是在贵军发动攻势之前。多数弄回来了情报，也有失踪未回来的。情报是否重要，上司不说，我们不知道。”
我问：“你潜入我方几次了？”
文答：“我没有来过，这是第一次，是上司派我来的。”
我问：“上司为什么派你来？任务目的是什么？”
文答：“上司说，第一联队的无线电已搞不到贵军的情报。为了获得贵军高级指挥部对我军秋季攻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情报，只有在贵军总部通北京的有线电线路上侦窃一个办法。美军总部急需这个情报，所以联队长说八〇四部队长官下令要我亲自执行这个任务。”
我问：“你们这个分队是怎样侦窃我军情报的？”
文答：“我们这个分队分三个组，一是有线电话侦听组，四个人，其中有两人懂中国话；一是电报侦收组，三个人；一是电台送信组，三个人；加上我共11个人。使用美式特工15瓦电台。”
“电话侦听组使用的器材是感应音频收信机和录音机。它的线路接触器的夹子，是带绝缘的，既能听到贵军讲话，又不会被贵军发觉。情报录音带，不紧急的交地方特工人员转回南韩；紧急的，就译成密电由电台发回南韩。电报侦收组使用的器材，是按贵军电报信号的特点，临时摹制的电报收信机。侦收到的电报，上司要求全部用电台发回南韩。”
我问：“你搞到我军一些什么情报？”
文答：“我们上司说，贵军总部通北京的有线电线路，经过安州一带，要我们在安州一带寻线侦收。我们登陆后每晚都在安州一带活动，但是我们为了安全，每晚只能活动两个多小时，已活动了两个礼拜，始终没有找到所需要的线路。遇到的，都是贵军高射炮部队的电话线路。对这些线路的通话，我们录了音，音带已缴贵军。”
我问：“你们的大队长、联队长、八〇四部队的长官叫什么名字？”
文答：“他们都是美国人，都受过高等特工训练。大队长克拉克，联队长罗伯特，八〇四部队长官史密斯。”
接着，我对其他九名特务逐一进行了审讯，对投诚者也进行了讯问。他们所供的情况，基本上都在文光国的供词范围以内。
此外，我验证了敌特的录音带，都是我军高射炮部队的空情报告。之后，我要特务们用他们的器材，在特设线路上进行现场表演。结果表明，确实能不被觉察地侦窃到我们的电话和电报。
我的审特任务，主要是查明敌人侦窃我军通信的有关情况，因此对敌特的审讯到此结束。
审讯结束后，我和张文华科长议论：一方面，我们暗暗庆幸，我军电报通信已改为有线电传输，志司通北京的有线电线路由于及早作了改变，使敌军无法获得我高级指挥机关对敌“秋季攻势”发展形势估计和对策的情报；另一方面，我们仿佛这时才真正明白通信保密的重要意义，才明白有线电通信保密性虽好，只是同无线电通信比较而言，只要有电磁辐射，它就有被侦窃的可能。
我返部后，把审讯结果向处长做了全面的口头汇报。根据处长指示，我向司令部首长写了书面汇报，在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有线电通信保密的建议，建议在有线电线路上进行武装巡逻。解方参谋长批示通信处：“志愿军各位首长对此事非常重视，对我军通信保密非常关心，同意你们的报告，请你们将此报告以志司名义通报全军。”
敌人的“秋季攻势”，以其惨重的伤亡而告失败。我军仍然像祖国雄伟的长城一样，巍然屹立在38度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