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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一个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大清皇帝，一个是仰之鼻息、食其俸禄的小统领。世事无常，瞬息万变，未及几年，二人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一跃成为手握重兵、权倾四野的风云人物，另一个却失去江山、仅剩下一个“末代皇帝”的空头衔。他们就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末代皇帝溥仪。
早在张作霖千方百计接受清廷招抚起，便注定要与清廷皇室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而且张作霖内心是应该感谢行将末路的清王朝的，尽管该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但却让出身低微的张作霖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接受招抚之后，张作霖便以清廷的忠实子民自居，先是剿胡匪，后是剿蒙匪，出生入死换取了清统治者的奖赏与重用。由此也有了他与刚刚登基的溥仪的初次接轨。溥仪赏赐张作霖顶戴花翎，并以总兵记名，擢升为洮南镇守使。
辛亥革命之际，张作霖果断决策，保卫清廷，镇压革命。心机颇重的张作霖此时并非真心维护那个从未谋面的年幼皇帝，仅是将此作为他政治上崛起的一次有利契机。但此举却让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感激涕零，溥仪也再次对这位忠实护主的勇士进行破格升赏，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并再次赏戴花翎。
张作霖马上以“社稷之臣”的身份，联合33 名武将，给当时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拍电，表示要武装勤王。其电文说：“革命军酿成民乱，无视君主，徒逞其私利私愤，其行为殆与盗贼无异。朝廷只汲汲于大局之和平，虽有议和之议，但如斯缺乏诚意之和平，殊无讲求之必要，吾人所可取之途径，唯有武力而已。东三省与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誓当剿灭革命军，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
不仅如此，当直隶混成协统统领张怀芝来电约张作霖带兵进关“勤王”时，他“即电复允许，拟即自带巡防队数营赴直联合各军与民军交战”。只是由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认为张作霖在“保安会甚孚众望，恐一日离省人心浮动，故特挽留”，因而未能前往。否则，张作霖其时便有机会挺进关内。
但张作霖的出兵并不能挽腐朽的清廷于既倒，历史的车轮很快便进入了民国时期。
溥仪退位后，清室遗民不愿清廷走向终结，一直积极地进行复辟活动。曾沐浴着“浩荡皇恩”而爬上高官显位的张勋便是清廷的坚守者。纵观全国上下，张勋认为已升任为奉天省长的张作霖手握重兵，最主要是他深感张作霖对清廷的耿耿忠心，于是派人进行联络。张作霖欣然同意，并派代表副官长赵锡嘏参加了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策划复辟会议。由于在各省军阀中，“尤以张作霖与皖省长倪嗣冲赞成最力”，其代表赵锡嘏于徐州也备受优待。这时，张作霖的谋士袁金铠为他出谋划策：“冯德麟因你升为督军，时有不平之色。莫若令其入京，暗中参加复辟，事成大帅不失戴诩之功，不成以冯当之，卧榻前免去他人酣睡，亦调虎离山之计也。”张作霖对袁金铠的进言，“深以为然”。权衡利弊，不久前还举双手赞成的张作霖马上转为“高骑墙头”，“暂行观望”。
1917 年6 月7 日，张勋以13省军事同盟盟主身份，率“辫子军”北上，敲响了复辟的锣鼓，并于7 月1 日拥立溥仪为帝，重登宝座。顿时北京街头又高悬起清朝黄龙旗，不少人又戴上假辫，袍褂加身。紫禁城内重新热闹起来，并大加封官许愿，张作霖亦在其列：“任命执事为奉天巡抚，速向朝廷呈献贺表，并用宣统年号。”
张勋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丑剧上演后，立即引起全国的一片声讨。张勋走投无路，与王士珍、陈宝琛等人商讨救急之策。他们一下就想起了奉天重兵在握的张作霖，于是马上拟旨，封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几天前还只授张作霖为奉天巡抚，如今用得上了，马上以高官相诱。写完上谕得加盖皇上的“法天立道”御宝才能生效，偏偏印盒钥匙在摄政王载沣手里。陈宝琛下令：砸锁取印。并命在北京参加复辟的奉军旅长张海鹏火速出关送信，请张作霖派兵救驾。张海鹏受命后便“化装从小路绕道热河一带逃回关外”。岂料，刚出京就被讨逆军截获，圣旨最终未能送到张作霖手中。
其实，即使圣旨如期送到，审时度势的张作霖也不会再来救驾的，他怎会担着与全国人为敌的风险为处于逆势的清廷张目。一见风头不对，张作霖马上命令其前往天津“观望风色的代表赵锡嘏，晋谒段总理，”表示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段祺瑞听了大喜：“不料张雨亭（张作霖字），他还赞成民国。”就这样，张作霖摇身一变，又成了反对复辟的“进步人士”了。
在这场复辟丑剧中，溥仪下台，张勋出走。一直观望的张作霖却趁机扳倒冯德麟（早年投身绿林，为张作霖前辈，后成为清朝左路巡防营统领。1916年与张作霖共同驱赶奉天都督段芝贵，把持东北大权），驱逐孟恩远（时任吉林督军），向着他东北王的宝座更近一步，成为一个大赢家。
复辟失败后，紫禁城里的溥仪和他的忠臣们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复辟活动。他们认识到：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握有重兵的军阀们。于是，溥仪开始在众多的军阀中物色他的支持者，首先他就选择了奉系军阀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张作霖之所以入选，其一，他是手中握有重兵的权势人物；其二，他对清廷有着一种莫名的“尊崇”，属可拉拢之人；其三，就在于他所统治的地区，是大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王室在那里还附有大批土地、皇产及庄园。对此，溥仪后来也曾承认说：“我记得这年（1919 年）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
对徒有虚名的溥仪抛来的橄榄枝，此时已登上东北王宝座的张作霖并没有无动于衷。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宣统皇帝虽然只剩下一个空名了，但其在满蒙地区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借助他“宣统皇帝”的名号增加自己统治上的光彩，为进一步夺取满蒙造势。就这样，两个各有所图的人开始了若即若离的交往。
1919 年，紫禁城突然收到一笔巨款，溥仪的父亲载沣打开一看，原来是奉天代售皇产庄园的钱款。那时候紫禁城的开销全靠民国政府的拨款，或偷偷盗卖文物国宝度日，现在意外地收到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自然对“总策划”张作霖感激不尽。随后，由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以载沣的名义，派三品专差唐铭盛前往奉天向张作霖面谢。
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人的交往很快为嗅觉灵敏的外文报纸所捕获，于是在这一年，诸如“张作霖正策划恢复帝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秋季，使那位年轻的皇帝在沈阳重登皇位”等相关报道渐次出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9月9 日，天津的《华北每日邮电》报，发了一篇题为《另一场复辟是否近在眼前？》的报道。到12 月27 日，《北京导报》更是直接披露：“最近几天，在当地的各个阶层中，尤其是在张作霖将军手下的军人中，盛传一种传闻，声称清朝的君主制度不久将在北京重新建立，以取代现存所谓的中国共和制政府……此次发起重建君主制的，是张作霖将军。”对于这些报道，溥仪甚感兴奋：“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对紫禁城那样热诚。”看到希望的溥仪更加紧了与张作霖的往来。
面对外界的传闻，张作霖是置若罔闻，于次年的4 月17 日，再次托人给溥仪进呈了两棵东北人参。
此外，张作霖还于危难之际充当溥仪的“保护神”。1920 年7月12 日，直皖战争爆发。14 日，张作霖就派人入宫向溥仪通报军情，并一再声明要“巩卫皇室”。此举再次博得了溥仪的好感。
直奉战胜，紫禁城内得知张作霖马上要进京，异常兴奋，马上派出内务府大臣绍英前去迎接。当听说张作霖要入紫禁城内给“圣上请安”，整个紫禁城都为之沸腾了。甚至为了迎接张作霖并给他准备赐品，溥仪的近亲重臣们还特意到醇王府开了个小会，最后决定应加大对张作霖的赏赐力度，要在“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口宝刀”，对张作霖的礼遇有加可见一斑。但事务繁忙的张作霖并未晋见溥仪，这让精心准备的紫禁城大为失望。
1921 年春，寓居天津英租界的前总统黎元洪，在寓所接待《字林西报》驻北京特派员记者甘露德，就时局问题发表了谈话。事后，甘露德撰文发表于3 月14 日的《字林西报》上。文中指出：“据称，复辟帝制的计划已实行至这样的程度，那位满洲独裁者（张作霖）在中国各地的军界伙伴中的许多人都知道，在6 月之前，一定会发生一场支持清帝的公众示威活动。而且，这场示威在任何一天都可能爆发。”
之前的复辟之说并无根据，只是人们捕风捉影的猜测，所以张作霖也没有放在心上，但这一次不同了。因为这一消息是出于前总统黎元洪之口，极具权威性和煽动性。张作霖对黎元洪如此信口开河怒不可遏，马上拍电报质问黎元洪。已是江河末日的黎元洪，不敢招惹这位日益显赫的东北王，立即回电，矢口否认，“鄙人无此言论，详情已于天津《益世报》登载，声明无此事实。现将该报另信寄。希阅”。
除此之外，张作霖还在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进行辟谣：“作霖以爱国为天职，凡有破坏我共和政体者，将挺身而击之。”事实上，深谙政治的张作霖也不会逆历史潮流而上，为无权无势的落魄皇帝而丢了大好前途。
在复辟之说渐渐平息之后，张作霖没有拒绝与溥仪的往来。而溥仪也仍将其视为重登帝位的希望所在，两人之间来往不断。
1922 年3 月，张作霖做寿，溥仪特备两份厚礼送去。1922 年12月1 日，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盛典，张作霖马上派人送去大洋一万元“恭贺新禧”。1923 年初，张作霖嫁女，溥仪差人备了两份厚礼。到了3 月28 日张作霖生辰，溥仪又送了一份大礼。
随着奉军实力大增，溥仪感到张作霖已有雄霸关内的实力，于1924 年张作霖寿辰之际，花了血本送了重礼。此外，溥仪还于一星期后补送“万古英风”匾额一面，并福寿字及古玩等多件。数量之多、礼品之贵重，在溥仪的“送礼史”上恐怕也属罕见。
1924 年11 月5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并把他软禁在醇王府内。得知消息的张作霖很是愤怒，并马上进行斡旋。很快，驻守醇王府的国民军日渐撤离，门禁放宽。等到张作霖一进京，立刻撤换王府的大门卫队，解除监视，并派人慰问溥仪。
此次入京的张作霖，俨然是北京城内说一不二的人物。如果他愿意帮助溥仪恢复皇帝尊号，返回清宫居住，按其权力来说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奉天名儒世荣等53 人联合致电张作霖，要求“恢复原有优待皇室条件，以昭大信而服中外之人心”。
11 月26 日，张作霖派密使约溥仪身边的红人庄士敦到帅府一叙。溥仪让庄士敦带了两样东西交给张作霖：一张由溥仪亲手签名的照片，另一样则是一只镶满钻石的黄玉戒指。但是张作霖只收了照片。庄士敦与张作霖的这次密谈，带给溥仪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张作霖承诺将设法“帮助皇上并挽回残局”，恢复皇帝的特权。但要特别小心，不要因此“引起共和派猜疑”，以免复辟君主制度之嫌。
得到张作霖承诺的溥仪，马上命顾问罗振玉写了一份《赐张作霖诏》：“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备悉一切。”濒临绝境的溥仪“小朝廷”，由于张作霖的鼎力相救，不仅得以绝路逢生，而且重燃复辟希望。
但是，沉浸在美梦当中的溥仪很快发现，张作霖不过是“空言示好”，却并无实际举动。于是，溥仪潜往日本使馆。
得知溥仪出走的消息，张作霖大发雷霆。张作霖的不满，在再次会见庄士敦时得以宣泄。庄士敦受到了与第一次拜访时大相径庭的待遇。站在庄士敦面前的张作霖，已经“不再是一位温和、富于同情心、温文尔雅的中国将领，而是一个傲慢、举止粗鲁、暴躁的满洲土匪”。看到庄士敦进来，张作霖没有任何客套话，“他一开口就因把皇上带到使馆区而大加斥责”。庄士敦刚想解释，张作霖就粗鲁地打断他的话并厉声质问：“只要我张作霖在北京，难道还会在醇亲王府发生损害皇帝的事情吗？”
1925 年2 月后，溥仪转居天津，住进日本租界内的张园。从此，天津的张园，成为保皇复辟派的据点。
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
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溥仪到天津时，正值奉系占据天津，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志得意满的张作霖再次联系溥仪，先是由奉系将领、直隶督办李景林以地方官的身份拜访了溥仪，以示友好；又派亲信阎泽溥通过荣源（溥仪的岳父）给溥仪送了十万元钱，以解其经济拮据之苦，同时提出希望能在行馆里和溥仪见上一面。这一提议却遭到迂腐的清廷遗老们的坚决反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哪有屈尊去见一个民国将领之理？
张作霖锲而不舍，第二天派人亲自登门约请。溥仪力排众议，趁天黑之际前往曹家花园密见张作霖。
来到曹家花园，溥仪正往里走之际，身着便装的张作霖便快步迎了上来。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溥仪马上认出了他。正在溥仪为用什么样的仪式对待这个民国大人物而犯难的时候，张作霖却毫不迟疑地走到溥仪的面前，趴在地上就磕了一个响头，毕恭毕敬地道：“皇上好！”溥仪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给他磕头，受宠若惊之余，赶紧弯腰扶起张作霖，连说：“上将军好！”两人肩并肩地步入客厅坐下，亲热地攀谈起来。溥仪对张作霖夸奖一番，感谢他对祖宗宫庙山陵的费心保护。张作霖承诺，若溥仪愿意，可入住奉天宫殿。溥仪十分感动。
谈话结束，张作霖亲自将溥仪送到门口。这时，张作霖看见一个日本便衣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不用问，肯定是来监视溥仪的。张作霖故意大声说道：“要是日本小鬼子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1926 年，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派人取回藏于景山寿皇殿的数十轴清朝皇帝和皇后画像等珍贵文物。溥仪就此事向安国军总司令告了故宫博物院一状，说他们闯宫抢劫大清列祖列宗的“圣容”。张作霖当即“严电”北京卫戍总司令于珍和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拿办”，继而又派兵护送“圣容”安全运往天津，令溥仪十分感激。
张作霖虽然尊崇溥仪，但他最终是以利己为原则，不会甘心在“宣统皇帝”脚下称臣。溥仪最终也看清了这一点，还写了一段题为《张作霖记事一件》的游戏文字：“张大元帅作霖祭天于天坛之祈年殿；大元帅行誓师典礼于天安门，宣告讨伐共产军；大元帅受各将领觐贺大典于太和殿；大元帅移跸宫禁；大元帅升乾清宫御座受外国公使之入贺；大元帅以养心殿为行辕；大元帅受玺于文泰殿。”
后来，溥仪已不把全部希望完全放在张作霖身上了，而以大量古玩和现款直接笼络张作霖的部将，如张宗昌、许兰洲、李景林、马占山等人。
但张作霖毕竟对溥仪是有过帮助的，因而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殒命身亡后，溥仪还特意派人送去“御笔挽幛”，以尽悼念之意。
（责编/ 李唯 来源/《张作霖如何与退位后的溥仪交往：磕头“见驾”》，《通辽日报》2011 年7月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