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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团结号召下，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并一度建立了庞大的阿拉伯帝国。这段黄金历史使阿拉伯人在现代阿拉伯国家建立以前，便形成了一种以真主主权、“乌玛”观、“圣战”思想、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为内涵的内生认同。与此同时，伴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先后瓦解，以及与异族和西方强国尤其是以色列互动中的一再受挫，阿拉伯人内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得以再现，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强调的团结、统一、联合反对以色列等国际规范也一度盛行。因此，同宗同族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远非那种仅仅重视权力与利益争夺的赤裸裸的国际政治，认同和规范的力量还为其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长期以来，在研究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很多学者强调其统一与多样的辩证统一特征。他们认为，地方利益与地缘政治力量导致昔日统一的阿拉伯民族最终分裂为多个独立的国家，但历史记忆、相同身份等因素又使这些国家彼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拉伯民族认同和伊斯兰认同等超国家纽带和现代民族国家边界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阿拉伯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始终并存的鲜明特征。正如著名中东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胡拉尼所注意到的，20 世纪任何关于阿拉伯地区政治的著述都必然强调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征。 [1]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主要从现实主义视角解读中东阿拉伯国家间政治，他们过于强调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冲突性，相对忽视其合作性。这些学者认为，敌意、冲突乃至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常态。由于安全是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关注点，因而超国家忠诚和“统一”口号对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显而易见，学者们在解读阿拉伯国家间政治的时候，或者强调阿拉伯国家个性与共性并存的辩证统一特征或泛阿拉伯主义的作用，或者强调无政府状态和权力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与以上两派学者的研究视角和观点不同，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巴尼特把阿拉伯国家间政治视作是阿拉伯国家围绕“理想的地区秩序”而开展的一系列对话和谈判。 [2] 在迈克尔·巴尼特看来，阿拉伯地区政治有鲜明的社会特征。
冷战结束后，伴随世界政治格局剧变、全球化进程加速及非国家行为体涌现，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解释力日渐式微，而认同、文化和规范等非物质变量却日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他们纷纷把这些因素整合到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之中，从而使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以及文化、认同研究的广泛兴起，并为解读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然而，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对于中东国际关系中的认同和规范等文化因素力量，却未给予足够重视。战后阿拉伯世界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盛行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地区政治中的认同与规范力量非常突出。
二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便围绕阿拉伯或伊斯兰规范问题进行持续争论。例如，阿拉伯国家能够与西方国家结盟吗？阿拉伯各国真的渴望实现统一吗？阿拉伯国家可以与以色列发展外交关系或进行政治谈判吗？关于所谓理想的地区秩序或规范，阿拉伯国家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虽然这种差别与各国秉持的信念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生存和政权稳定。不过，在规范问题上，阿拉伯国家也存在一定共识，即理想的阿拉伯规范应基于阿拉伯各国当时面临的最迫切需要或最重要事件，并要符合阿拉伯民族认同。作为一种结果，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通过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种种象征符号，竞相对政权利益、阿拉伯规范与“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或最重要的事件”之间的关联确定标准。
这种竞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阿拉伯各国通过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符号来构建阿拉伯规范，进而影响乃至控制对手的外交。虽然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强调国家影响力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但研究中东国际关系的学者往往承认阿拉伯地区政治的这种特征。例如，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强大号召力和设定阿拉伯世界政治议程的能力并非来自枪杆子，而是基于纳赛尔熟练操纵阿拉伯民族主义各种政治符号的能力。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盛行的时代，一旦流行的规范得以确定，便很少有哪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否定或公然违反这种流行的规范。
因此，阿拉伯国家围绕规范的定义进行的一系列互动，不仅表现为彼此间的恶言相向，也体现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声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政治或“硬制衡”逻辑，而有着强烈的认同和规范色彩。
阿拉伯地区政治中的认同和规范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首先在于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政权虚弱、政治安全脆弱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国家自独立伊始便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挑战。为了增强政治安全，阿拉伯各国往往诉诸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等超国家认同和规范的力量。然而，这种做法不仅会增加民族国家认同、主权规范与超国家认同和规范之间的张力，而且还将增强超国家认同和规范对本国外交政策的限定作用。
其次，作为主导伊斯兰国家、普通民众、社会信仰体系与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文化，是广大民众审视外部世界与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棱镜，伊斯兰文化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构成了阿拉伯国家外交决策的社会文化背景。而阿拉伯或伊斯兰认同和规范则限定了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选择范围，将各国外交框定在了伊斯兰原则和阿拉伯规范的框架当中。这种超国家认同和规范的存在，大大模糊了阿拉伯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界限，显著增强了各国国内政治和阿拉伯地区政治之间的关联。一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尽量符合当时流行的阿拉伯或伊斯兰认同与规范，否则，该国政府不仅会遭到国内民众的指责和抗议，还会招致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谴责乃至讨伐。
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阿拉伯国家个性与共性并存的微妙关系，致使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与规范对阿拉伯国家关系发挥着“双刃剑”的功能，它既可以充当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团结与统一的“开山斧”，也能成为加剧阿拉伯各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破门锤”。
可见，阿拉伯国家体系中的认同与规范力量一度十分强大，致使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作为维护体系平衡主要手段的军备竞赛和组建联盟在这里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在阿拉伯世界，对于一国的最大威胁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军事安全威胁，而是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安全挑战。在特定时期，一定意义上讲，阿拉伯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是政权安全或政治生存。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讲，阿拉伯国家间的竞争常常围绕定义与控制规范展开，致使阿拉伯认同和规范对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运作起到巨大的框定作用，加之，一些国家政治安全又极其脆弱，因而制衡对手的主要或更好的手段便是“软制衡”而非“硬制衡”。换句话讲，在阿拉伯世界，为了更好地打击或削弱对手，操纵对手形象的能力要比军事实力显得更为有效和重要。
[1]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 VI.
[2]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 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