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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阿以冲突在中东地区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和石油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阿拉伯国家内部关系很少吸引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注意。然而，作为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制衡行为关乎中东地区的战争与和平。相较于其他地区，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盟更具有易变性。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盟基本属于松散的、非正式的联盟形式，联盟成员国彼此会表达相互给予政治、经济支持的意愿，但不一定承诺提供军事或安全方面的支持，未必涉及彼此提供防御支持的内容。 [1]
对于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制衡联盟是国家应对国内和国外安全挑战的一种方式，具体的联盟选择往往取决于特定时间内国家（统治政权）面临的最迫切需要。不可否认，传统安全问题是影响国家联盟选择或制衡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支持等因素也并非不重要。因此，制衡联盟既可能是一国应对外部安全挑战的选择，也可能是一国对内部安全威胁的回应。外部的制衡联盟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必要的经济或军事资源，用于稳定国内经济、加强国家安全部门力量或者安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或选区，进而应对国内安全威胁。
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长期面临的内部安全问题往往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强大的认同和规范力量赋予中东国际关系以突出的区域特征。例如，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出于增强地区声誉和影响力的目的，围绕集体认同和规范的定义展开了持续纷争，俨然在进行一场竞相证明谁更加反以色列、谁更好地维护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谁更多地承担了阿拉伯集体认同和规范的责任的游戏。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阿拉伯冷战”，尤其是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到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也称“六日战争”）爆发前这段时期，中东舞台上，出现了泛阿拉伯主义、以色列扩张主义、复兴党民族主义等激进思潮，意识形态成为这一时期阿拉伯内部互动的重大驱动因素，“阿拉伯冷战”愈演愈烈。
革命的政权与保守的政权间的猜疑和冲突致使阿拉伯世界处于动荡状态。到 1962 年，中东已分裂为以纳赛尔为首的激进的共和制国家与沙特领导下的保守的君主制国家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分歧充分体现在对待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态度上。激进的共和制国家把反西方帝国主义等同于反对以色列，而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则认为发展与西方的友好关系同反对以色列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冲突。 [2]
因此，“阿拉伯冷战”与美苏冷战、阿以问题相互交织。这种冷战既表现为激进阵营内部纳赛尔与复兴党等对手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为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科威特、约旦等）与激进阵营国家（包括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之间的对抗。 [3] 这种竞争和对抗往往围绕定义与控制阿拉伯或伊斯兰规范展开，这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一种针对对手形象而利用政治手段实现制衡的现象。
[1] Curtis R. Ryan, Inter - Arab Alliances : Regime Security and Jordanian Foreign Policy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9,pp. 5-6.
[2] Samir A. Mutawi, Jordan in the 1967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46.
[3] Curtis R. Ryan,“The Odd Couple:Ending the Jordanian-Syrian‘Cold War’”,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0,No. 1,2006,p.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