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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主流学者围绕“到底是制衡还是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常见的战略行为”进行了激烈争论，至今仍未停歇。冷战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传统均势理论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力日显不足，于是“对冲”和“软制衡”等概念开始频现于国际关系学界。然而，国际关系学者、战略分析人士和外交决策者的制衡研究和对冲研究的对象往往局限于大国，主要研究第二梯队国家或次等大国针对系统领导者或主导国的制衡或对冲行为，致使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更广义范围内的制衡或对冲行为。例如，他们的理论既不能很好解释系统领导者对次等大国的制衡或对冲行为，更不能解释中小国家间及中小国家与大国之间的制衡或对冲行为。鉴于此，本书对制衡、对冲概念进行了适度扩展，将中等强国和小国之间的制衡、对冲也纳入制衡、对冲理论的逻辑范畴。
制衡是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大国战略的核心。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认为，所谓制衡旨在实现竞争中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力量平衡。 [1] 柯林·埃尔曼（Colin Elman）指出，制衡是一种通过改善军事行动能力，以威慑或击败另一个国家的抗衡政策。 [2]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制衡旨在通过内部动员或缔结联盟的方式促进军事力量的积累，进而阻止或威慑外部国家或者联盟对自己的领土占领、政治与军事控制。 [3] 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给出的定义是：制衡是指一国或联盟通过动员自己的实力资源来降低或抵消另一国或联盟的实力优势，从而在与对手抗衡中获得更好结果的一种行为。 [4] 苏珊·马丁（Susan B. Martin）对制衡的理解是：国家采取的抗衡一个外部威胁的行动。 [5] 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强调，制衡是与冲突之中的弱势一方联合。 [6]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制衡进行了类似界定，如：制衡被看作是国际无政府体系中国家的一种基本行为方式； [7] 制衡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通过增强相对实力来谋求安全的一种策略； [8] 制衡是一种国家外交行为或国家策略，而均势是体系或次体系层次的一种结果，具体指大国间实力均衡的一种状态。 [9]
本书认为，制衡是行为体为谋求更大的利益、安全或权力，而积极调动内外实力资源的手段、策略或战略，制衡本身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衡量一种行为是不是制衡行为，不仅要看行为体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效果，还要看制衡动机，毕竟制衡也并不总是一种成功的战略。
在认同与规范的力量尤为突出、民族与国家严重失衡的中东国际关系中，国家制衡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首先，根据制衡的主体或对象，可以将制衡划分为对称性制衡与不对称性制衡两类。制衡的目的是阻止大国谋求霸权，当这种制衡行为取得成功时，均势便可能随之出现。
[10]
因此，国家的制衡行为是生成均势状态的主要路径。
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制衡属于一种典型的国家行为。然而，在战后国际体系中，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美国的手中，再加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凸显，导致制衡的逻辑与类型发生了同经典均势理论不相符的变化。就制衡类型而言，除了均势理论主要关注的体系内大国之间的制衡即对称性制衡外，还包括不对称性制衡。
对称性制衡主要是指国家层面或国家之间的制衡，包括主要诉诸军事手段的“硬制衡”与侧重采取非军事手段的“软制衡”。大多数均势理论家将制衡的主体与对象限定为体系内的大国，分别把体系内的主要大国与潜在或实际的霸权国视为制衡方与被制衡方。根据均势理论，一般国家必然会制衡最强大的国家。 [11] 因此，体系内的次等大国尤其是潜在制衡者常常成为霸权国重点打压的对象。由于制衡可具体表现为抗衡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一种能力，因而严格意义上讲，制衡是一种大国现象，因为只有大国有能力阻止他们中的某个成员取得地缘政治优势。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制衡概念进行了扩展，将小国之间的制衡、强者对弱者的制衡也纳入制衡理论的逻辑范畴。
不对称性制衡是指国家进行的抗衡由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间接威胁的努力和非国家行为体及其幕后国家用恐怖主义等不对称方式挑战、削弱现有或既定国家的努力，而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缺乏常规军事能力或手段去挑战关键国家。 [12]
总之，学者们侧重研究国家之间的对称性制衡，更为强调制衡的平衡、均衡内涵。不过，从广义上讲，制衡也具有反对、抵抗的含义。本书主要从宽泛意义上使用制衡这一概念，并关注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制衡。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与均势主要用来描述体系中大国之间实力分布大体均衡的状态不同，制衡关注的是策略与行为。
其次，按照制衡手段的军事性和制衡强度，制衡可分为“硬制衡”（强制衡）与“软制衡”（弱制衡）。“硬制衡”主要通过采取加强军备（内部制衡）或缔结军事联盟（外部制衡）等方式，谋求变更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中的军事实力对比，以期达到实力均衡。例如，保罗认为，“硬制衡”是国家通过发展和提升本国军事能力或创建和保持军事联盟的方式，以平衡对手实力的一种战略。 [13] 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中的制衡概念均主要指的是“硬制衡”。“软制衡”是冷战后均势理论家为捍卫传统均势理论，针对次等大国未对美国的霸权采取“硬制衡”或采取的制衡强度不足，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软制衡”是传统制衡行为的变种，与传统“硬制衡”要努力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不同，“软制衡”有着较低的期望值，主要致力于增加强国行动的代价。也许正因为“软制衡”的目标存在较少野心，从而使其成为次等大国尤为青睐的外交政策工具。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的解释，“软制衡”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即通过国际制度、经济策略、严守中立等非军事手段拖延、阻挠和破坏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军事政策，而避免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 [14] “软制衡”另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保罗对“软制衡”的解释与佩普的界定类似，即在后冷战时代，在不损害与美国经济关系的情况下，次等大国日益倾向以“软制衡”来抗击美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和单边趋向。 [15] 保罗从宽泛的角度界定“软制衡”的内涵，将这种制衡行为视作旨在限制美国权力的制度或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 [16] 作为一种战略，例如通过外交协作，特别是利用联合国舞台，“软制衡”既可以约束美国权力，又不会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根据斯蒂芬·沃尔特的观点，“软制衡”战略并不寻求或期望改变能力的总体分配。 [17] 相反，它接受现状，但试图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好的结果。显然，持“软制衡”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体系下，“软制衡”是次等大国应对美国权力优势或霸权企图的重要甚至主导行为倾向，且在制衡手段、目标及逻辑上明显不同于传统“硬制衡”。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传统“硬制衡”之外的制衡，均纳入“软制衡”的范畴。例如，心理—文化制衡
[18]
、政治—外交制衡
[19]
等，不一而足。同时，本文认为，与传统“硬制衡”主要通过加强军备、缔结军事联盟等方式以达到力量均衡不同，“软制衡”是指国家行为体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非传统制衡手段，削弱、限制对手的权力和影响力，增加对手采取行动的成本和风险，避免发生直接对抗，以谋求更大的权力、安全或利益的战略、策略或手段。相较于“硬制衡”而言，“软制衡”对改变现实的权力结构尤其是潜在冲突中的军事力量对比目标期望值较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软制衡”作为一个新概念，在 21 世纪以后，才频现于国际关系学界，但其作为一种现象，则早已有之。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界主要从大国层面研究该现象，忽视了中小国家层面的制衡现象。实际上，“软制衡”现象早在纳赛尔时期的阿拉伯世界便较为普遍，下文将对此做具体分析。“软制衡”无论是在概念的精准度上，还是理论的成熟度上均存在不足，因而将难以避免地影响该理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而且，“软制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解读中东国际关系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再次，根据制衡的正、反两方面，分为积极制衡与消极制衡。所谓积极制衡，是指一国通过组建联盟和向盟友提供经济援助或加强自身军事力量的方式直接提升本国实力，以实现制衡对手的策略。相反，消极制衡则是指通过阻止敌对联盟的形成、终止敌对联盟，或者向“敌人的敌人”提供军事援助、战略不合作、经济禁运、制度限制或破坏对方国内政治稳定等削弱对手实力的方式，间接增强抗衡对方实力的行为、手段。
最后，根据制衡的实力资源，制衡分为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内部制衡指通过动员国内实力资源来增强自身军事力量，进而平衡对手实力的行为。与之相对，外部制衡则指通过动员外部实力资源来增强自身军事力量，进而平衡对手实力的行为。
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战略分析人士和外交决策者采用“对冲”这一术语。在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吴翠玲（Evelyn Goh）看来，对冲是“当国家无法在制衡、追随或中立等相对直接的替代性战略中作出选择的时候，而选择的旨在避免或因应此种情况的一系列策略”。
[20]
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菲奥里（Antonio Fiori）和安德里亚·帕塞西（Andrea Passeri）认为，对冲就是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立场。
[21]
奥斯汀·腾斯强（Oystein Tunsjo）指出，对冲是融合了合作、竞争与敌对等元素的权变战略，对冲国通过向外界释放混合信号来管控风险、应对不确定性，避免其政策意图被他国片面地夸大。
[22]
布洛克·泰斯曼（Brock Tessman）和沃泰克·沃尔夫（Wojtek Wolfe）认为，战略对冲是关于国家竞争的结构理论，是有助于单极体系下国家应对不确定性的避险行为，是为防止国家陷入两种境地的保险策略，即防止对冲国与系统主导国关系恶化引发军事危机、防止系统主导国主动或自然而然地停止供给对冲国目前享有的公共物品。
[23]
埃文·梅代罗斯（Evan S. Medeiros）研究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对冲行为时指出，对冲是一种融合了接触等合作性机制与“硬制衡”等强制性机制的综合策略。
[24]
在郭清水（Cheng -Chwee Kuik）看来，对冲属于一种联盟形式，因其自身模糊的、混合的或相反的立场而明显不同于单纯的制衡或追随等联盟选择。
[25]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栋初步构建起一个关于国际关系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框架。在王栋看来，对冲是国家行为体面对不确定性采取的审慎保险策略，是混合了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战略手段与工具的策略组合，旨在减少或使战略风险最小化、维持或增加行动自由度、力图确保战略选项多元化并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
不过，和其他国内外学者一样，在对冲主体国家的案例选择上，王栋没有突破侧重亚太国家和大国的选择偏好，尽管他的理论并不仅限于解释亚太国家和大国的对冲行为。
不难发现，传统的均势理论忽视了非军事手段对于次等大国应对系统主导国威胁与挑战的作用，而对于次等大国来讲，在无法通过军事力量制衡主导国的情况下，非军事手段可能是最为有效的。 [26] “软制衡”融合了这些非军事手段，但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因而不能清楚解释权力平衡尤其是军事力量平衡的改变，其所描述的国家行为也很难同常规的外交摩擦等现象完全区分开来。针对“软制衡”理论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对冲的概念。与“软制衡”在制衡手段上的非军事性和体系结构上的非约束性特征不同，对冲涉及军事和非军事的策略组合，并与体系结构存在密切相关性，因此赋予对冲概念以更大的科学性与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冲理论是对传统均势理论的扩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冲与“软制衡”是两个对立的概念。 [27] 事实上，对冲实现了对“软制衡”的扬弃。
相比之下，对冲是一个界定更为清晰明确的概念。本文认为，对冲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和民主化背景下，为最大限度降低战略风险、谋求国家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混合了接触、防范、制衡等战略手段的复合策略。
根据对冲的强度和形态差异，可以划分为“硬对冲”与“软对冲”。“硬对冲”是指国家行为体采取防范、牵制、制衡等强制性战略工具的对冲战略；“软对冲”则是指国家行为体采取接触、网住或束缚等合作性战略工具的对冲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硬对冲，还是软对冲，其策略组合都同时包含强制性与合作性战略工具，只是侧重不同而已。
根据对冲对象数量差异，可以划分为单一对冲、双重对冲和多重对冲。单一对冲是指一个国家行为体只对一个对象国实施对冲；双重对冲是指一个国家行为体同时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对冲；多重对冲是指一个国家行为体同时针对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进行对冲。
根据对冲的具体手段，还可以将对冲划分为军事对冲、政治对冲和经济对冲。军事对冲是指通过缔结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的方式，力图使安全风险最小化，但并不直接针对或至少未明确指明针对任一国家；政治对冲是指通过维持或实现地缘政治力量均衡来最小化政治屈从的风险；经济对冲是指同对象国形成直接商业联系或同时与多国发展经济关系，通过经济相互依赖达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28]
可见，制衡与对冲在理论内涵上存在一定交集，比如“软制衡”同属于制衡与对冲的理论范畴。然而，两者又有着明显差别，制衡侧重对抗，后者侧重竞争。作为对冲战略的手段之一，制衡无论从威胁认知还是零和博弈程度来讲，都高于对冲，对冲的零和博弈程度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换句话讲，作为单一策略的制衡往往会带来高度竞争或对抗的战略关系，而作为复合策略的对冲则常常会产生以适度竞争或对抗为特征的战略关系。如果说制衡属于主动对抗，追随属于被动合作，对冲则介于二者之间，既有抗衡，也有合作；既有主动性，也有一定的被动应对特征。
[1] Robert A.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No. 1,2005,p. 36.
[2]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Introduction”,i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 Upper Saddle River ,NJ:Prentice Hall,2002,p. 8. Quoting Kai He and Huiyun Feng,“If Not Soft Balancing,then What?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 17,No. 2,2008,p. 371.
[3] Randal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No. 2,2004,p. 166. Quoting Kai He and Huiyun Feng,“If Not Soft Balancing,then What?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 17,No. 2,2008,p. 371.
[4] Robert J. Art,Stephen G. Brooks,William C. Wohlforth,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Correspondence: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No. 3,Winter 2005 /2006,pp. 183-184.
[5] Susan B. Martin,“From Balance of Power to Balancing Behaviour: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in Andrew K. Hanami, Perspectives on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p.61-82.转引自刘丰：《制衡的逻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7 页。
[6]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 152 -153.转引自刘丰：《制衡的逻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7 页。
[7] Kai He,“Dynamic Balancing:China's balancing Strateg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1949-200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No. 58,2009,pp. 115-116.
[8] Reuben Steff and Nicholas Khoo,“Hard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American Unipolarity:The Russian Response to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2001 -2008）”,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7,No. 2,2014,p. 227.
[9] T. V. Paul,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 2.
[10] T. V. Paul,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 2.
[11] Stephen M. Walt,“Keeping the World Off - Balance:Self - Restrai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in G.John Ikenberry,ed. America Unrivaled :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 124.
[12] T. V. Paul,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 3.
[13] T. V. Paul,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 3.
[14] Robert A.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No. 1,2005,p. 10.
[15] T. V. 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No. 1,2005,p. 70.
[16] T. V. 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No. 1,2005，第 58—59 页。
[17] Mordechai Chaziza,“Soft Balancing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Chinese and Russian Veto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Syria Crisis”, China Report ,Vol. 50,No. 3,2014,p.246 .
[18] 心理—文化制衡是指通过设置贸易壁垒等方式限制来自霸权国的文化输入，从而遏制霸权国文化影响力的行为。详见Josef Joffe,“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The United States as the‘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p. 172-174.
[19] 政治—外交制衡是指通过采取政治外交手段约束霸权国权力的行为。详见Josef Joffe,“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The United States as the‘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in G. John Ikenberry,ed. America Unrivaled :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p. 174-176.
[20]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 The U. S .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Washington D. 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2005,p. 2.
[21] Antonio Fiori and Andrea Passeri,“Hedging in Search of a New Age of Nonalignment:Myanm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8,No. 5,2015,p. 684.
[22] Oystein Tunsjo,“Hedging Against Oil Dependency: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No. 1,2010,p. 29.
[23] Brock Tessman and Wojtek Wolfe,“Great Powers and Strategic Hedging:The Case of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No. 2,2011,pp. 214-216.
[24] Evan S. Medeiros,“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 - 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No. 1,2005 /2006,p. 145.
[25] Cheng-Chwee Kuik,“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Unpacking ASEAN States’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No. 100,2016,p. 502.
[26] Brock Tessman and Wojtek Wolfe,“Great Powers and Strategic Hedging:The Case of Chinese EnergySecurit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No. 2,2011,p. 216.
[27] Brock Tessman and Wojtek Wolfe,“Great Powers and Strategic Hedging:The Case of Chinese EnergySecurit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No. 2,2011,p. 216.
[28] Cheng-Chwee Kuik,“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Unpacking ASEAN States’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No. 100,2016,p. 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