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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是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旨在阻止大国谋求霸权，保持势力均衡，属于一种典型的国家行为，尤其是大国行为。不过，鉴于中东国际关系的鲜明区域特征和均势理论在解释力上的有限性，本文对制衡理论作了适当拓展：制衡的对象、主体和手段等均具有多样性；制衡除了具有平衡、均衡之意外，也具有反对、抵抗的含义。制衡现象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的联盟政治和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政策。虽然制衡现象在当代中东国际关系史上也屡见不鲜，但却少有问津。
西方学术界对于制衡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比较早，且成果丰硕。尽管早期著作中一般没有明确提到“制衡”这一概念，但许多现实主义代表作中均论及制衡思想。不过，西方学术界显然更注重研究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制衡行为。目前，国外学术界明确解释制衡行为的理论大致分为三种，即权力制衡论、威胁制衡论和利益制衡论，这三种理论均来自现实主义阵营。
第一，权力制衡论。多数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家把大国采取制衡行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体系的权力失衡。传统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制衡”的概念，但却表达了制衡的思想，指出国家为实现均势在外交上可能采取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加强军备和结盟等方式，这些方式都可以视作是制衡行为的具体表现。 [1] 结构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所著《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是体系层次的均势状态，但也论及国家的制衡行为，认为制衡是体系所诱导的行为，国家寻求权力的制衡而非权力的最大化，制衡包括内部制衡（加强军备）和外部制衡（军事联盟）两种主要方式。 [2]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研究了制衡、追随、推诿等多种国家行为，认为制衡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倾向，尤其在两极体系与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下，这种倾向更为强烈。 [3] 第二，威胁制衡论。威胁制衡论的集大成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其所著的《联盟的起源》一书中，对权力制衡论作了一定修正。作者在书中结合1955 年至 1979 年间中东地区的主要联盟实例，着重探究影响国家结盟行为的原因，提出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外部制衡）的关键在于“制衡威胁”而非“制衡权力”，威胁程度与制衡强度成正相关关系，并指出中东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衡而不是追随行为。同时，沃尔特还指出，阿拉伯世界盛行一种不同形式的制衡，即利用政治手段来针对对手的形象，从而达到制衡对手的目的。 [4] 但该理论主要考察了结盟这一外部制衡手段，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三，利益制衡论。利益制衡论的代表人物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在其所著的《严重失衡：三极格局与希特勒的征服世界战略》一书中指出，追随而非制衡是一种更加普遍的行为，制衡的动机是谋求更大的安全，而追随的动机是寻求更大的收益。 [5] 不过，由于他将国家区分为修正主义国家与维持现状国家，再据此解读国家行为，致使其理论具有循环论证之嫌。
以下著作尽管没有直接研究中东国家的制衡行为，但却论及影响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认同、规范等重要因素。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辟有专章重点考察了阿拉伯世界内部关系和美以关系中的不同事件，积极探求认同与联盟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认同会影响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进而影响联盟伙伴或制衡对象的选择。 [6] 柯蒂斯·莱恩（Curtis R. Ryan）所著《阿拉伯国家间联盟：政权安全与约旦外交》一书认为，中东国家同时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的“安全困境”，且这种双重“安全困境”往往导致恶性互动，致使各国政府为确保自身安全，纷纷致力于加强军备和组建联盟等制衡行为。 [7] 多夫·韦克斯曼（Dov Waxman）所著《寻求和平与以色列认同危机》专门研究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变化对阿以冲突的影响，尤其探讨了认同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两大方式，即通过塑造国家的利益观和限制决策者的外交选择范围来影响国家的外交行为。 [8] 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N. Barnett）撰写的《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对话：地区秩序的谈判》一书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此兴彼衰为主线，对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变迁作出了深度解读，认为正是阿拉伯国家围绕规范的争夺导致主权规范和泛阿拉伯规范的兴衰，这种兴衰直接影响到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合作与冲突，包括结盟等制衡行为，是研究阿拉伯国家“软制衡”行为的重要资料。 [9] 希伯利·泰尔哈米（Shibley Telhami）和米歇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主编的论文集《认同与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从认同视角分析了约旦、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六国在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书中指出，认同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借用现实主义或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而需要将各种理论观点重新整合，且由于各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不同，认同对外交政策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 [10] 路易斯·福西特（Louise Fawcett）所著《中东国际关系》认为，泛阿拉伯认同和规范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利益和认同二者之间具有互动性，国家认同影响国家利益的界定，国家利益也影响认同的建构，两者的互动影响着国家的制衡等行为。 [11]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著的《中东地区的多重认同》 [12] 、埃德·戴维沙（Adeed Dawisha）主编的《外交政策中的伊斯兰》 [13] ，以及吉尔·克劳斯（Jill Krause）和尼尔·伦威克（Neil Renwick）主编的《国际关系中的认同因素》 [14] 等著作均对中东国家的认同或某些中东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认同因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此外，由于冷战后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硬制衡”明显不足或缺席，许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理论与现实两个角度对传统均势理论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讨论。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在其主编的《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一书中对国外学术界关于冷战后次等大国未对美国实施制衡的相关理论解释进行了综述。 [15] 约翰·瓦斯克斯（John A. Vasquez）与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在其合编的《现实主义和均势：一场新争论》一书中，对传统均势理论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16] 保罗（T. V. Paul）等主编的《均势：21 世纪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了均势理论的扩展，认为传统的“硬制衡”（表现为加强军备或组建联盟）只是制衡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除此之外，还有“软制衡”（通过有限的军备建设、区域或国际机构中的协调等手段增加强国行动的代价、限制霸权，而非极力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或直接对抗霸权）。保罗在书中还提到不对称性制衡的概念，即指国家进行的抗衡由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间接威胁的努力和非国家行为体及其幕后国家用恐怖主义等不对称方式挑战、削弱现有或既定国家的努力。 [17] 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J. Kaufman）等主编的《世界历史中的权力均衡》结合具体案例，重点对圣经时代的中东国际体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国家、美洲国际体系和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制衡和制衡失败或缺失现象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18]
显而易见，权力制衡论、威胁制衡论和利益制衡论这三种理论均片面强调制衡生成的某一或某些因素，而忽略综合体系和单元这两个层次的因素，且基本属于体系层面的宏观理论，主要研究大国的制衡行为，因而对于中东子体系或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来讲，不可避免地存在解释力不足和理论不适用情况。
国内学界对制衡理论和实践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相关成果基本产出于冷战后特别是 21 世纪初，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刘丰所著《制衡的逻辑》主要考察了拿破仑争霸时期、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代三个不同时段、不同国际体系状态的大国制衡行为，认为次等大国对霸权国采取制衡行为的强度主要取决于国家面临的结构压力的大小以及霸权正当性的高低。
肖斌所著《制衡威胁》结合前景理论和威胁制衡理论，着重探讨了二战后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战略，认为联盟是国家增强自身安全、制衡潜在威胁的一种惯常选择，风险是国家选择联盟战略（双边联盟和多边联盟）的一个间接指标。
孙德刚在《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一书中对国际关系中的“准联盟”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尤其指出，多元平衡而非权力平衡、威胁平衡或利益平衡，是“准联盟”关系形成的关键。
孙德刚所著《“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大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实证分析》进一步对“准联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书中全面考察了英法以（以色列）、美国与沙特、苏联与埃及、伊朗与叙利亚等“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动因、管理机制、绩效和生命力，认为“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受到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家利益与身份、领导人认知等因素的影响。书中也论及“准联盟”外交形成的制衡动机，指出冷战时期中东国家为制衡潜在的威胁，往往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积极构建战略协作关系，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合纵”与“连横”成为中东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主要态势。
余国庆所著《大国中东战略的比较研究》重点分析伊拉克战争后大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但也谈及美苏（俄）等大国在中东舞台上竞相采取的制衡行为。
俞新天主编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专辟一节探讨了伊斯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认为在阿拉伯国家关系中，规范的力量尤为突出，对于一个政权的最大威胁不是外部军事威胁，而是国内政权虚弱，因而传统的军备竞赛并不是维护体系平衡的主要手段，竞争是围绕定义与控制规范展开的。
另外，金宜久和吴云贵合著的《伊斯兰与国际热点》
、刘中民所著《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
、张骥和刘中民等著的《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
，以及刘月琴所著《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
等著作中，均辟有部分章节对中东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或认同因素作阐释，认为文化认同影响着外交决策者对敌友身份的建构，以及对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制衡选择。
可见，目前学界对制衡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大国，然而，与大多数均势理论者将制衡的主体与对象限定为大国不同，本书认为，制衡既是美苏（俄）等国实现在中东地区利益的行为偏好，也是中东国家自身相对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为。深入探讨中东国家制衡行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东地区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认识，丰富对中东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同时，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偏重体系或单元某一层面因素，过度套用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宏大理论缺乏从制衡视角对中东国际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
其一，理论意义。第一，有助于加深对错综复杂的中东国际关系的理解。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东国家的外交行为素以乖张著称，中东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然而，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中东国际关系也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定规律可循。其中，制衡便是中东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外交行为或策略，是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基于制衡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中东国家外交行为的规律和中东国际关系的特征，进而深入洞察错综复杂的中东国际关系。
第二，有利于进一步丰富现代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东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缺乏对中东国际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本书基于制衡视角，试图对中东国际关系史作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以期进一步丰富现代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东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第三，有助于弥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之间的裂缝。长期以来，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没有给予区域研究以足够重视，而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也未充分重视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结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似乎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对话。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从事这两种研究的学者之间开始有了对话。因此，本书有助于进一步缩小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距离促进双方之间的对话。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二者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取理论养料，相得益彰。具体就本书来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可以从中东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得到很多启示，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样，中东国际政治研究者也可以借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有成果，促进中东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其二，现实意义。中东既是古丝绸之路（陆路与海陆）文明交往最密集区域之一，也是围绕丝绸之路贸易的巨额利润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且当前中东国家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起着重要支点作用。与此同时，目前中国正在加大对中东国家的外交力度，与美国等全球性大国的关系也进入新的敏感期。因此，本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主要采取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将制衡理论放在制衡行为实例中加以检验，并尽力将各相关学科知识有机结合。具体包括：
其一，比较研究方法。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对阿拉伯国家、非阿拉伯国家的制衡行为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力求既反映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整体特征，也突出不同时期或不同民族属性的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特点。
其二，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历史学理论为主，结合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方法，对中东国家制衡行为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其三，个案研究方法。为更好地解读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制衡现象，本书分别考察了第三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以色列-土耳其-伊朗三边关系、叙利亚危机等案例中的制衡因素。
其四，定量研究方法。为总结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本书考察了二战后中东主要国家的制衡行为的实例，并借用统计数据进行归纳分析，概括出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基本特征与规律。
其一，采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在坚持批判继承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东西方相关理论，采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从制衡视角对中东国际关系进行宏观审视和微观分析，深化对该地区政治的理解。
其二，突破物质—意识、国内—国外二分法。综观国内外学界对中东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往往存在过度套用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宏大理论的不足，本书力图突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物质—意识、国内—国外二分法，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将影响制衡行为的权力、威胁、利益、规范、认同和认知等因素有机结合，注重分析影响中东国家外交行为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类因素，且关注这两个层面、两类因素的互动性影响，以期更好地解读中东国家制衡行为，弥补相关研究不足。
其一，从制衡视角对中东国际关系史进行系统的解读。国内外学术界均缺乏基于制衡视角对中东国际关系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几乎无人论及中东国际关系史中的制衡现象，而制衡恰恰是中东国家较为普遍的行为和策略。因此，本课题将基于制衡视角对中东国际关系史进行专门性研究。
其二，对传统制衡概念的内涵进行适度扩展。目前，学术界对制衡行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大国，然而，制衡既是美苏（俄）等大国实现在中东地区利益的行为偏好，也是中东国家相对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为。同时，除了传统的“硬制衡”“对称性制衡”之外，在中东舞台上还存在另类制衡，如“软制衡”和“不对称性制衡”。鉴此，为更好地解读中东国家的制衡行为和中东国际关系史，有必要对传统制衡概念的内涵作适度扩展，以增强理论解释力，使理论与实际相符。
其三，为构建系统的中东国际关系史理论添砖加瓦。在基于制衡视角全面解读中东国际关系史的同时，笔者对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动机、特征、类型、内涵，以及制衡与认知、认同、规范、利益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思考，力图构建一种更为适合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为构建适合中东地区的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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