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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与土耳其、波斯和犹太等非阿拉伯民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恶经历，从而在彼此之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敌对认知和负向认同。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些民族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之后，这种负向认知与认同在彼此的恶性互动中得到反复再现、验证与强化，导致双方长期陷入猜忌之中，把对方视为自己制衡的主要对象，进而陷入“安全困境”和无休止的暴力循环。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便充分验证了这种负向认知和认同对双方之间持久制衡的影响。从地区角度看，尤其是冷战时期，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土耳其与以色列均认同西方文明价值观和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而阿拉伯国家则把伊斯兰文化作为自己进行价值判断和审视外部世界的棱镜，后者推崇的是阿拉伯规范与传统伊斯兰国际关系理念，这直接影响着二者之间的制衡行为，导致双方关系的不睦以致恶化。因此，从文化视角讲，现代的阿以冲突、阿土和阿波矛盾均不同程度属于一种文化冲突。
如前所述，知觉因素是个体或组织进行判断与决策的基础，尤其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个性与情感会形成不同的知觉，进而形成不同的判断与决策，最终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 [1] 只是在极端的外部环境消解了普遍个体认知能力的差异时，大部分人才会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的权力与利益等核心概念，本质上也都是认知的。认知这一个体的信仰与推理过程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其构成了所有政治行为的基础，以及形成了权力与利益如何理解的基础。 [2] 因此，认知也是行为体认同构建和制衡选择的某种基础。历史或者说民族经历本身特别是历史记忆在民族构建尤其是民族认同建构中起着核心要素的作用，这种认同属于根深蒂固的内生认同，构成后来行为体所有外生认同的基础。同时，历史上，阿拉伯民族与波斯和犹太等非阿拉伯民族之间均有过不友好乃至敌对的经历，这种历史经历塑造了彼此之间的敌对认知，并对后来双方之间的负向认同起到一定建构作用。因此，行为体基于历史形成的认知模式或取向，直接影响着彼此的身份认同。一般来讲，存在敌对认知经历的行为体会倾向于将对方视为制衡的重点对象。
就阿以双方来讲，虽有过友好交往的历史，但也有过交恶的历史，从而互相形成了某种敌对认知。早在公元 7 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后，阿拉伯半岛上的反伊斯兰势力犹太人与穆斯林阿拉伯人之间便发生了多次流血冲突，从而留下了仇恨的阴影。例如，《古兰经》中便有这样一段话：“你们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人和以物配主者（指多神教徒）。”
尽管伊斯兰政权在阿拉伯半岛巩固之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一度趋于缓和，但阿拉伯帝国时期作为被统治者的犹太人或多或少要受到统治者的一定压迫乃至歧视。尤其是到 19 世纪末以后，伴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再次陷入激烈的流血冲突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双方之间这种交恶的经历，犹太人多灾多难的历史也对当代以色列外交包括阿以之间的制衡产生了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在离散世界长达 2000 年之久的历史中，犹太人不断遭到主体社会的排斥、驱逐乃至屠杀。这种悲惨遭遇对犹太人构成了极为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一种深刻的历史记忆长存于犹太人的心中，致使犹太人常常以一种特有的不安与怀疑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甚至即便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取得了重大胜利和巨大优势，这种固有的不安和怀疑仍难以彻底消除。
长期以来，犹太人始终不曾忘记以犹太教中谆谆告诫以色列人要时刻承受苦难的教条去警醒自身，排犹作为犹太人历史上的惨痛遭遇，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大为强化了犹太文化对自身特性的坚守与保持，进一步拉大了犹太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差距，大大加深了犹太民族同其他民族包括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心理隔阂。同时，为了增进以色列民族认同，以色列学校在历史地理教学中，特地向小学生传授有关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而对于之后长达 2000 年的相关历史则基本不提。 [3] 而且，以色列官方绘制的地图也未显示 1949—1967 年间把以色列与西岸地区分隔开的“绿线”边界。 [4]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通过有选择的传授地理知识，以色列政府旨在把今天的以色列和《圣经》中的“上帝应许之地说”与历史遗迹建立某种联系，以凸显以色列国土的狭小，以及本国面临的恶劣地缘政治环境与战略威胁，进而强化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及“以色列要保持自身的战略优势就不得不保留更多的土地”这一观念，同时意在证明以色列不放弃阿拉伯国家领土的正当性。 [5] 然而，凡此种种都无助于阿以关系的正常发展，却显然有助于以色列把阿拉伯国家作为威胁和制衡的首要对象。
从认知角度看，除阿以冲突之外，当今的阿伊矛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也可以视作是历史上敌对认识的惯性，是双方无法摆脱历史包袱的体现。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是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两个主要民族，历史上都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然而，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长期不睦，时而发生冲突乃至兵戎相见。早在前伊斯兰时代，波斯人便经常对尚处于游牧文明的阿拉伯人进行掠夺，而波斯人也不时受到放荡不羁的阿拉伯人的侵扰。其间，阿波双方发生了多次战役，其中公元 609 年的“祖·哥尔”（祖高尔）
战役在阿拉伯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次战役，多被阿拉伯诗人引为歌咏的资料。穆罕默德曾说：“这是阿拉伯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
这句话充分表达了阿拉伯人对过去波斯人的骄横傲慢是如何的愤愤不平。不过，最具代表性的是发生在 637 年的卡迪西叶战役，卡迪西叶战役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这次战役中，衣衫褴褛的阿拉伯人战胜了波斯大军。波斯人对这次战争耿耿于怀，将其视为是他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巨大灾难”。这次战争极大地强化了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仇恨，因此有人认为，即使波斯人忘记了所有入侵，也唯独不会忘记这次入侵。
到阿拉伯帝国时期，波斯人沦为被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受到阿拉伯人的奴役与压迫。被暴虐专横统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波斯人一度视入侵的阿拉伯人为救星，但阿拉比亚沙文主义很快便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致使波斯人的美好幻想最终破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严重伤害了曾有过辉煌灿烂历史且代表更高超和更古老文化的波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屈辱的地位和身份使他们十分愤慨，一心想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便把整个阿拉伯民族视为敌手。
总体上看，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反抗主要采取两种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温和派主要采取文斗的形式，表现在不遗余力地贬低阿拉伯人，从而抬高自己。他们不仅无情揭露阿拉伯人的缺点，而且对阿拉伯人的美德善行也进行诋毁或歪曲，还常常通过大书特书外族人的优点来贬低阿拉伯人。在波斯人中，很早便产生了反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舒欧比亚”
）。“舒欧比亚”这个名称在阿拔斯王朝前期才开始使用，是一种和当时盛行的阿拉伯人的贵族主义相抗衡的民族主义。它只代表一种观点，远非一种信仰。“舒欧比亚”贬低和轻视阿拉伯人的作用，采取伪信和叛教的形式来反对阿拉伯人。
另外，波斯人也通过从事波斯文化的复兴运动来表达对阿拉伯人的反抗，有时甚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从事隐蔽的波斯独立活动。“波斯加入阿拉伯帝国后，一直没有改奉伊斯兰教，过了 200 多年，才有人开始改教。”
伊朗民众最终虽然接受了伊斯兰教，却从未停止使用波斯语。“他们一直致力于保存波斯语、继续沿用伊朗习俗、重温非阿拉伯王朝时代列王传记的情景。”“这个大无畏的民族由于不甘心受阿拉伯人的统治和压迫，一直伺机复苏伊朗文化，并努力从事这一事业，直至在玛蒙哈里发时代终于获得了独立，于公元 821 年建立了塔黑里扬王朝。”
除了学术、文学和宗教方面的唇枪舌剑之外，激进派通常采取暴力的武装斗争方式，且常常使其披上什叶派这一合法的宗教外衣。从某种意义上讲，什叶派自身的成长、壮大过程就是特定历史时代波斯民族之魂的写照。对于不满阿拉伯人统治的人来说，什叶派不仅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而且是反抗现有秩序的代表。同主要产生一种隐性影响的温和派的活动相比，激进派的暴力活动所产生的显性影响对阿拉伯政权统治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到阿拔斯王朝中后期，随着王朝迅速走向衰落，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反抗逐渐取得成功，先后建立了许多地方小王朝。
阿拉伯帝国灭亡以后，摆脱异族压迫和列强奴役、争取国家或民族独立便成为阿拉伯和波斯两个民族的共同使命。在他们的民族意识还未被异族尤其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残酷剥削真正唤起和现代国家民族主义尚未形成之前，二者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被他们各自同异族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掩盖了。不过，土耳其人建立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之后，同波斯之间为争夺伊拉克等地区进行了长达数世纪的较量。虽然很难说双方这种争夺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民族冲突，但却带有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宗教之争的鲜明色彩，因而必然进一步强化两个教派之间的对立，进而为当代的阿伊冲突奠定了基础。总之，在现代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独立以前，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文斗和武斗不可避免地在两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致使彼此之间形成了敌对的形象和认知，从而为后来双方之间的制衡行为以及以色列与伊朗的联盟埋下伏笔。
此外，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长期与土耳其保持密切关系乃至建立“准联盟”制衡前线阿拉伯国家，也与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的历史纠葛导致的恶性认知存有关联。在三四百年时间里，阿拉伯人作为被统治阶级饱受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土耳其人的种族歧视和封建压迫。同时，在土耳其人看来，一战时，“阿拉伯大起义”是阿拉伯人在背后捅了土耳其人一刀，土耳其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简言之，从认知的角度讲，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制衡一定程度上源于彼此基于历史交恶和现实矛盾产生的负向认知。
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制衡不仅受到彼此间负向认同的影响，也与双方推崇的不同规范存有关联。从地区视角看，以色列、土耳其及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均对西方文明有强烈认同，强调以领土完整、人民主权、国家主权等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理念。而阿拉伯国家（主要是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盛行的冷战时期）则推崇以真主主权、“乌玛”认同和“圣战”思想等为核心的传统伊斯兰国际关系理念，强调超国家的阿拉伯或伊斯兰认同与规范。可见，双方之间有着植根于不同文化和历史的相异的国际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这是导致双方外交差异和彼此关系长期不睦乃至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世界一度盛行的超国家认同与规范不仅在一定意义上约束和框定着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行为，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它们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非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土以两国的“外来者”身份认同。双方之间这种负向身份认同与规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彼此对地区形势和外部威胁的认知与看法，影响着彼此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及外交政策包括制衡对象与手段的选择。
相对而言，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军事安全因素是相对突出的，冷战时期更是如此。冷战时期，在中东国际舞台上存在两种冷战，即美苏之间的冷战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冷战。前者直接加剧了中东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后者在加剧阿拉伯世界内部争斗和“软制衡”现象的同时，也间接激化了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甚至诱发阿以战争。除了冷战之外，众所周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先后爆发了多次热战，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与冲突更是不胜枚举。冷战与热战的频发和持续导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均长期面临严峻的军事安全威胁，双方都高度关注自身的军事安全，而维护军事安全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制衡，即尽可能增强自身军事力量或组建联盟。然而，这种做法的结果显然并没有给双方带来真正的军事安全，反而致使双方陷入更大的不安，并使相互制衡的强度不减反增。
[1] Daniel Kahneman,Paul Slovic and Amos Tversky,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 116.
[2] Michael D. Young and Mark Schafer,“Is There Method in Our Madness?Ways of Assessing 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2,No. 1,1998,p.64.转引自尹继武：《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进步及其问题》，载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前沿与热点——2006 年博士论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93 页。
[3] Adriana Kemp,David Newman,Uri Ram and Oren Yiftachel, Israelis in Conflict : Hegemonies , Identities and Challenges ,Brighton and Portland:Sussex Academic Press,2004,p. 31.
[4] Adriana Kemp,David Newman,Uri Ram and Oren Yiftachel, Israelis in Conflict : Hegemonies , Identities and Challenges ,Brighton and Portland:Sussex Academic Press,2004,p. 31.
[5] Adriana Kemp,David Newman,Uri Ram and Oren Yiftachel, Israelis in Conflict : Hegemonies , Identities and Challenges ,Brighton and Portland:Sussex Academic Press,2004,p. 31.